美国“迪克西”使团

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和美国这两位世界巨人之间的关系，才开始步入正确的轨道。然而，早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一些年轻有识的美国人就在中国黄土高原上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政府发出了报告，认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将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不能重新来过，但当我们了解了那段历史后仍然会情不自禁地假设：如果年轻观察员的建议得到执行，也许第一位去中国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握手的美国总统该是艾森豪威尔甚至杜鲁门了。美好的契机与人们擦肩而过，而历史也因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963天，几乎就迈向了通途。事实上，是美国政府失去了他们在中国的机会……

　　□1944年7月22日，一架灰色的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向北方飞去，两架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战斗机为这架运输机护航。它们的目的地是中共首脑的所在地———延安。

　　运输机上的乘客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9名成员，他们代表美国军方和政府，肩负着进驻延安、开辟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通道的使命。

　　中午时分，这架美军运输机终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运输机在一条群山之间的黄土跑道上顺利降落并开始滑行，为了给后面那两架护航的战斗机让出跑道，运输机在跑道尽头转了弯，不料飞机的左起落架陷进了跑道边上的一个坟坑里。

　　观察组的职业军人和职业外交官们很快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在组长包瑞德的带领下走出飞机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面对周恩来的问候，包瑞德微笑着用流利的中国话引用了一句《论语》作为回答。他说，“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说没有关系，人没有受伤，这是最好的。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在1944年跨越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把这些“中国通”们派到延安来呢？大约4年前，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中日交战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海军为打破战争僵局，彻底扫清南进路途上的障碍，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第二天，美英等西方盟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也向日本正式宣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了。此时美国是仓促应战，中国由于牵制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在美国反法西斯战略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为了更有效地协同作战，美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也对不断开辟敌后战场、捷报频传的共产党武装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希望与共产党领导人直接接触。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凌青介绍说：当时在太平洋上美国是逐岛作战，虽然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损失很大，日本人抵抗得也很强烈，而当时在中国大陆日本军队的主力还基本没动，如果美国要打到日本本土还要有一场苦战。为了减少损失，美国想到要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当时贪污腐败，特别是豫湘贵战役，日本人从长沙一下子打到桂林，国民党溃不成军，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

　　□1944年1月，两位年轻的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通过不同渠道同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正式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

　　重庆红岩村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山城连绵不断的雨水总是把这座半山腰上的房子、以及通向它的长长的石阶洗刷得一尘不染。这里是中国共产党设在陪都重庆的一扇窗口。40年代初，经常到访的不仅有大后方的军政要员和各界代表，许多国际友人也都是这里的座上客。

　　经常到访红岩村的客人中，有两位年轻的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戴维斯和谢伟思都出生在中国四川，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成长的经历，不仅让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也使他们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

　　1944年1月，戴维斯和谢伟思通过不同渠道，同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正式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

　　戴维斯和谢伟思的两份内容相似的报告，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谢伟思的报告被美国国务院一位头头批上“荒谬、可笑”等字眼后退回。戴维斯的报告则被直接呈递给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霍普金斯，霍立即将戴维斯的报告上交给罗斯福。由于戴维斯的报告有效地启动了美军观察组的准备工作，戴维斯被一些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军观察组之父”。

　　6月份，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他是美国建国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在职官员。21日，华莱士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向延安派遣美国使团是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的压力下，有求于美国的蒋介石不得不退让了，于是华莱士提出这个使团要尽早成行。

　　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各州。美军观察组成员西蒙·希契之子詹姆斯·希契回忆说：“我父亲说是戴维斯或谢伟思为它起了‘迪克西’这个名字，因为说起来共产党当时也是造反者，就像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是造反者，所以观察组就有了‘迪克西使团’这个代号。”

　　□史迪威将军提出，组长的人选必须是一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接受和尊重的、最好能说流利中国话的美国军官。52岁的包瑞德上校成为最佳人选并得到了最终批准。

　　包瑞德来自以大峡谷闻名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来到中国。担任美军观察组组长之前，包瑞德曾在美国大使馆和美军多支部队任职，对外交军事都不外行。在以后的日子中，他得到了几乎所有观察组的年轻成员们的敬重。

　　观察组成员名单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约翰·谢伟思，当年35岁，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谢伟思出生在四川成都，父母都是美国传教士，后来他回美国读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去报考外交官，因为他有在中国成长的经历，结果顺利通过了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资格考试，并于1933年起派驻中国。抗战爆发后，谢伟思在中国大后方的许多地方进行了多次深入考察，并向美国政府递交了很多有影响的报告，由此受到史迪威的器重。在美军观察组组建时，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思一致认为，由谢伟思担任观察组的政治顾问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不仅能成为一个敏锐的政治观察家，也将是一个忠实客观的记录人。

　　整个美军观察组由18人组成，他们来自美国外交系统和海陆空三军，并代表了军医、情报等部门和许多技术兵种。年轻的美国人都将是第一次去延安。延安在普通美国人眼中是神秘的，一方面，埃德加·斯诺等进步美国记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度报道已经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多年的反共宣传使有些人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非常落后的，他们把进驻延安看作是一次探险。

　　□自从接到美军延安观察组即将成行的正式通知后，中共中央就开始了积极准备。6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美国军事使团来延安和即将开始的国共谈判问题。

　　会议还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担任组长的是杨尚昆。史迪威研究中心教授敖依昌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力量上处于相对弱的一方，而且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历史上有些斗争，如果说美国的调停及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直接建立联系，就等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认，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一个外交上的突破。

　　7月22日上午，载着美军观察组第一批9名成员的C47运输机终于从重庆起飞了。这次航行比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30年。约翰·谢伟思之子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美国政府与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建立正常关系的第一次努力。

　　4天后，毛泽东在他的窑洞中为观察组成员举行了正式晚宴，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也参加了宴请。面对这群远道而来的美国年轻人，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多重要吗？你们的副总统都要亲自来中国说服委员长为你们放行呢。毛泽东的幽默打消了美国客人一时的拘谨，他们争着向毛泽东和朱德敬酒。

　　观察组成员全部是第一次到延安。与躁热和多雾的重庆相比，延安厚实的黄土和清澈的蓝天让美军成员们耳目一新，然而延安与大后方更大的不同在于人们的心情与氛围，许多观察组成员感到，他们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状况比美军观察组的期望要高得多。当时边区政府的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元老林伯渠，副主席由民主人士李鼎铭担任。边区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左派代表和中间派各占政府领导成员的三分之一。包瑞德回忆说，他在国统区亲眼看到捆成一串的老百姓被抓去当兵，但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在边区，参加18集团军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由于运送第一批观察组成员的飞机受到损坏，美军第14航空队成员一周后才调出另一架运输机运送第二批9名成员，他们中有观察组中惟一的海军军官希契。和第一批成员一样，他们在机场上也受到了热烈欢迎。

　　美军观察组到齐了，各个成员按照他们预定的职责，迅速进入了角色。包瑞德上校治军严格，他要求不管前一天晚上大家忙到多晚，第二天必须6点半起床出操。因此，在充满朝气的延安，这些美国人也保持了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

　　许多年后，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谢伟思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些美国人在延安见证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国，我们认识到，美国人和中国人可以也必须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