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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常熟那天，还去参观了翁同龢故居。翁是咸丰年间状元，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更是同治和光绪两代帝师，在朝四十年。但他处帝师之尊，枢臣之重，却一生严于律己，忠诚孝悌，勤政清廉。后因支持维新改良，触犯慈禧，老遭罢黜。回归故藉时两袖清风，先赁屋而居，后筑庐隐居终老，曾有“叹息无家老逐臣，祗余两膝拄孤身”句自叹。临终回忆一生，留下了“六十年间事，伤心到盖棺”的诗句，令人不胜唏嘘。
现在位于翁家巷内的故居，是他罢黜前的老家，已经修缮。入门有翁氏家训，第一条就是綵衣堂前的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故居拱门庭院，粉墙墨瓦，橘树山石，是典型的江南庭院。有綵衣堂，知止斋，其中楹联字画，殊堪品赏。翁家除翁同龢外，他侄子后来也中了状元。现代人为增其荣耀，巷口建有大牌楼，上书状元坊。故居内又列了解元，会元，状元三座牌楼，如此炫耀，似有违翁氏“读书当悟其大者远者，得一科名不足为重也”的家训。
该故居现已被辟为反腐倡廉的教育基地。里面介绍的内容，也侧重于翁氏忠君爱国，正人律己，举贤荐才的风怀。强调他“居乡则为端人正士，出仕则为良吏忠臣”的为人为官的准则。綵衣堂前的走廊上，列有一排带照片的光荣榜，表彰现代的廉洁官员。可惜故居参观者寥寥，那天除我们外，未见他人。各馆灯大半都关着，馆内服务员独自饮茶，楼梯上猫在打盹，足见现在反腐倡廉之难也。感而作七律一首。
《访翁同龢故居有感》
翁氏门庭清气酣，綵衣堂上见深涵。
借来两代君师格，欲挽三朝腐不堪。
律已倡廉空振振；揽财湎色各眈眈。
可怜此巷来人少，今世为官哪不贪？
（13覃韵）
节日快到了，寒砚来祝曲师、师母及家人圣诞、新年快乐如意！
今天的中国，已经向战争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随着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第二次洋务运动即将走向终点。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晚清的翁同龢与李鸿章之争，他们之间争的到底是什么呢？（以下为转贴）
正如所知，封建社会，官员，绅士，士大夫，学者，这四者常常是一个东西，互相的身份交叉，士大夫体现的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封建王朝的官员是大有区别的，大致分正途和非正途两种。正途士大夫要经过科举严格考试，考举人，中进士，而能再进一步点翰林，才是正途里的精英之辈。
翁同龢应该是晚清官员中正途中的正宗，精英中的精华。这么说起码有几条依据。他本人27岁以一甲第一进士及第，也就是状元，清朝269年，会试112次，全国两年出一个状元，可见珍稀。翁是两代帝师，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父子两代都是帝师，其父翁心存，咸丰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帝师，翁父子两代人当过帝师。二是翁同龢在同治四年，接过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帝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翁同龢又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是两代皇帝的老师。特别是作为光绪的老师从始至终，几乎从幼儿园教到大学毕业，光绪尚幼，授课之时碰上雷雨，小皇帝都要藏于翁师傅怀中，光绪亲政，翁仍伴之于旁，情同父子，圣眷隆厚，感情深，依赖重。三是满清朝状元入阁拜相，官至大学士，并荣膺太傅太保头衔的仅三人，作为状元出身的汉族大臣得以位列枢垣、权参机要的也只三人，翁同龢便是其中之一。
状元宰相，帝师权臣，无疑使翁同龢成为晚清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是，就其历史地位，他也是很难评价的人。作为太平宰相，他是合格的，他先后任职翰林院，国子监，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典馆正总裁、国史馆副总裁等。他做官基本中规中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清末著名的“杨乃武和小白菜”奇案，正是他任职刑部的政绩，正如所评“立朝数十年，矢诚矢敬，有古大臣风”。
早期掌握大权的慈禧对他也很满意，为皇家亲信骨干。作为士大夫官僚集团领袖，他也是合格的，翁同龢贵为帝师，其古典经史的学问是被认可的，书法一流，知识渊博，特别是他多次出任科举考试的考官之职，在朝廷形成一个私人性很强的政治团体。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关系是维系精英士大夫团体重要交谊关系。通常科考后，当科所中的进士，将本科考官视为座师，拜见致谢。形成座师与门生的合法关系。那些出任多次考官的大员，很容易门生遍天下，成为天然官僚阶层的领袖人物。翁同龢，不仅自己是帝师，状元，从1858年到1894，他出任近10次读卷官，副考官和主考官的职位考官之职，自然门生，故吏遍天下。通过这种门生关系，产生以翁自己的名士官员集团。如晚清的盛昱，文廷式，张蹇，沈曾植兄弟，黄绍箕兄弟等，这些人不是状元，榜眼，就是翰林，而且多为学术上的名流。他们和翁同龢多少都在科举的大树上建立枝蔓联系，依赖翁同龢与光绪帝的亲密关系，在光绪亲政时期，一度被称为“帝党”，形成强大政治势力集团。
如果放在世界变化格局，以士大夫精英集团领袖的标准衡量，翁同龢就多有不配，综而言之，在晚清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中，翁同龢属于后知后觉，阴差阳错地沦为误国罪臣。翁同龢咸丰朝即出仕为官，由于家庭背景和条件所限，在思想上属于保守顽固之列，对西方各种新事物有天然的敌对。当时保守士大夫的名流，多是他交游的圈子，而对曾国藩，李鸿章等具有重洋务思想的官员，也产生极大敌意，特别是李鸿章和翁同龢，形成晚清政治上有代表性的政敌之争。对李鸿章等从事学习西方技术的各种洋务活动起到制肘，阻碍作用。我们知道，当时帝师，大学士倭仁，仇视西方，因为派他参与到总理衙门见洋人，竟不惜成心从马上跌落，躲避会见，对他来说，于洋人交往是奇耻大辱。和翁同龢一起当光绪帝师的徐桐，曾在自己东交民巷的住宅门口贴出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羞辱西人。翁同龢虽有温和之名誉，但对西方的态度也好不到那去，在他的日记中，很多用挖苦，刻薄的语言讽刺贬损西方人，形容西人或曰：“嗫嚅浮伪，最可恶”，或骂之“陋而狡”，连著名洋务官员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外宾周旋也被他损成“作夷语，啁啾不已”，在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总理衙门举行新年宴会，各国公使前来拜年，翁记下如下记载：
“邸及诸公先在，堂中设果席二，左右设果席八。午初起，殊形怛制者陆续至，凡八国，而来者不止八人，有参赞、有翻译官也。每国不过一二刻，后者至则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中二席，邸陪坐，总署诸公环坐，通事等或佥坐或否，余等两旁坐，始终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而另一次他把某次外交活动写成“午正各国公使来拜。一群鹅鸭杂遝而已”。对西方人这样的语气，在其日记中前后贯穿十几年，不外是排斥、憎恶、不以为然。而他自认为自己正襟危坐，面无表情，高高在上的风度是一种美德，高尚，以不屑刻薄的词汇贬低对方，他傲视的资本不过是那些华而不实的书法，诗词，经学而已，在时代的背景下，这种中国精英透露了何其愚昧和可笑。
在晚清有一种奇异现象，中西思想冲突下，通常学问越大，学问越高，越不容易接受西方思想，越爱国，越爱惜传统，越抵触西方思想，结果在历史的检验下越愚蠢，越有害国家。他们高深的国学，对传统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都走向悖论，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虽然在社会舆论和现实中，这些精英士大夫能赢得极大尊敬，表面正义，实质却是最落后，最保守，所作所为最不利于国家利益。根本原因是跟不上时代前进，他们坚守的是一种陈腐思想体系，骄傲自大的抱残守缺，力量越大，效果越坏。这不能不说是个中国知识学界的悲剧，一代代知识精英陷入思想泥泞，无所适从。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被证明和承认的正途士大夫精英阶层，由于被长期浸沉于中国传统学说，天然以西方新思想为敌，只有很少人能冲破网罗。你越热爱自己国家，你越热爱自己文化，越坚守传统立场，越是保守，起的作用越坏，最后导致国家更落后，更衰落，直至被淘汰。从近代思想史来看，这种知识学界的思潮一步步走了极端，从极端顽固保守到破坏一切的极端革命。在这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始终难于找到一条所谓中西相融平和的路。
甲午战争前，翁同龢是上述保守士大夫很典型的代表，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一力主战的立场，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变化的蔑视，无知，在爱国的旗下造成中国近代最惨痛挫败，以爱国的名义害了国家。甲午战争前，翁同龢以他的显赫地位和能量，不仅重信于光绪皇帝，而且占据中枢，任职军机处，是朝廷最重要的主战决策人物。甲午战争是由于日本在朝鲜挑衅而起，但是由清首先宣战而起。面对日本的挑衅，李鸿章等权臣是采取不可轻开衅端的方针。李鸿章的这种政策建立在对世界局势比较深刻认识前提下形成，对日本现代军事发展的了解，对双方实力研判后的冷静分析。而翁同龢等主战的立场，则是建立在对外缺乏基本认识和了解，盲目自大为基点。洋务派20余年所做的进化中国经济，军事的活动，处处受到翁等保守派的干扰，而临战又只能依赖这些很不成熟的实力，书生的浅薄，愚蠢暴露无疑。
他本人高调主战，作为一个权责重大的官员，罪责尤其深重。如果一般士大夫对世界变化局势不甚了解，主战含有爱国情绪可以理解，翁在他的位置上，知识界的领袖，宦海经验丰富的重臣，年轻皇帝仰仗的权臣，尤不可原谅。可以这样讲，近代以来，中国在鸦片战争如同被打了一记耳光，二次鸦片战争踢了一脚，中法战争互有损伤，甲午战争则是打断了脊梁骨。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中国赔偿日本白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湾。中国思想政局急剧震荡，国运日衰，外强环逼，内部混乱，国家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马关条约后，翁同龢在日记中曾记下“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他感到了其危害，并且有些‘奉职无状’的反省。但是，积几十年政治经验，素以贤达开明聪慧的恭亲王奕訢断言；聚九州之铁难铸此大错的正是翁同龢。
近代历史书中，常把中日甲午战败的罪责加在李鸿章头上，以我之见，最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