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州科技大学的枪声已经平息了近一个月，然而，校园的丧钟却在人们的心中久久地回荡。痛定思痛，人们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赵承熙的内心世界。有人认为赵承熙有精神或心理疾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病。如果把英语中的“疾病”一词分开来解释（ｄｉｓ－ｅａｓｅ），就是一种“不自在”。世界上只有大彻大悟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而我们这些俗人每时每刻都被恐惧和欲望所驱使，难免会造作罪业。古人云：“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借助三十三条生命的烛光，我们不妨探讨一下人生的一些误区。
１．长与短
造成赵承熙心理扭曲的一个直接诱因是语言障碍。其实，从后来播放的录像中我们看到，他的语言障碍并不十分严重。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自己的弱点。毋须置疑，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对一些“显弱点”我们十分敏感，就象身上未愈合的伤口，虽然只是皮肤之患，一旦触及就疼痛难忍。然而，对于自身的绝大多数 “隐弱点”我们却不以为然，殊不知有些无痛无痒的疾患却是致命的。其实，所谓的强与弱，有时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判据，这个标准往往是自己定的。
一个人所能支配的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人们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其关键就在于对注意力的控制能力和哪些东西对我们有吸引力。一般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身体上（佛家将其贬称为“色壳子”），所以，身体上的缺陷往往是人们十分敏感的“显弱点”。赵承熙的语言障碍给他带来了巨大痛苦，其中既有先天的因，也有后天的缘。其实，人们的弱点与身上的创伤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把它捂得越严实，结果就越恶化。本人高中时的一位同学有面部肌肉萎缩的疾病，刚上大学时有很多人对他投来好奇的目光。这位同学就干脆经常站在校门口或食堂门口让来来往往的人看个够，没过多久人们就“见怪不怪”了，有位女生被他的精神所感动而最终成为了恋人。
在美国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没有胳膊，可是他并不怨天尤人，而是用脚来练习做各种事。结果，他不仅生活能够自理，而且还可以用脚来开车并考取了驾驶执照。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胳膊，算不上残疾。真正的残疾人是在思想上有障碍。”所以，赵承熙的痛苦主要是错误的观念造成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这些肢体和机能健全的人实际上都是“残疾人”。无论是读圣经还是读佛经道藏，我们都觉得圣人的大能不可思议。可是，释迦牟尼佛开悟时说，俗人和圣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我们只不过是受到了“妄想”和“执着”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障碍消除，人人都能得到内心的自在和外在的能力。
２．富与贫
在遗书中赵承熙发泄了对富家子弟的憎恶和怨恨，其中有现实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偏见。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第一代移民苦干，第二代移民灿烂，第三代移民懒汉”。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弱势群体：一点五代移民，也就是那些随父母移民来的中小学生。如果他（她）们的年龄再小一点（学龄前儿童），此时的自我意识还很弱，到了美国这一儿童的乐园则很容易适应。如果他（她）们的年龄再大一点（大学生和研究生），那时人们的心理调节能力已经比较成熟了，而且，在出国之前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然而，一点五代小移民的处境就相当严峻，他（她）们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学校里有同学欺负，在家里又得不到为谋生而疲于奔命的父母的关心爱护。此外，与美国家庭相比，第一代移民的生活十分贫困。这一点我们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当年读书时带孩子去百货商店，小孩子眼巴巴地在玩具区流连忘返，可是在我们那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下，二十美元的玩具也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逢年过节时，只好带孩子去折旧商店买五美元以下的旧玩具。俗话说，往事不堪回首。当年周围都是一帮穷学生，而且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苦日子中长大的，因此过拮据的日子也没有什么失落感。如今，回过头来以孩子的角度来体验那种生活，贫困的阴影看来是印象深刻的。所以，本人窃以为赵承熙所提到的奔驰车实际上是邻居家小朋友的玩具车的变形，他所说的金项链可能是商店里一件童装的化身。否则，赵承熙有什么理由“仇富”？他们家所缴的税根本不够他们姐弟俩上中小学的教育费用，况且他本人所在的州立大学也要由州政府支付很大一部分经费，更不用说他姐姐上普林斯顿的学费了。他们所享受的这些“福利”大部分都来自富人和中产阶层所缴的税，这一点赵承熙应该是清楚的。
造成人们贫困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社会因素，其二是个人因素。在美国虽然不能说人们的机会绝对平等，但是，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充裕的发展空间。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是致富，其实，在美国致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首先可以研究一下“贫富”这两个字，“贫”的意思是把宝贝分了，当然每个人的财富就少了；“富”的意思是家里头只有一个人消费，却有很多生产资料。所以，要想致富就不能结婚，如果已经结了婚就不能要孩子。可是，有些单身汉也是很穷，那时因为对“贫”字的理解不够深。什么是贫字中的“贝”？浅层的理解是“钱财”，深层的理解是“注意力”。如果一个美国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赚钱上，如果还不能发点小财，那简直天理不容。古人云：“置心一处，无事不办”。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其实，人与人的最大差别就在这点。在中国小学生是用苹果香蕉之类的东西来学加减乘除的，而在美国的小学算术课是从数钱开始的，而且堂而煌之地说，因为有了数钱的需要人们才发明了数学。刚到美国来时的确觉得美国人对钱看得太重了，时间长了才发现，其实美国早已经过了那个历史阶段，如今美国人真正追求的是钱所换来的幸福感觉。所以说，在美国致富太容易了，只要能满足人们对幸福的追求，美国人就会将大把的钱塞进阁下的口袋里。等我们的口袋被钱塞满了以后，就会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会把钱再塞进别人的口袋里。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有一个美国人从小立志要成为百万富翁，结果就勤奋工作，过俭朴的生活，当然，也不结婚。苍天不负有心人，不到四十岁就如愿以偿。志得意满几天以后，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结果买了把枪自杀了。还是比尔盖茨聪明，前半生敛财，后半生散财。其实，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从佛法来看，这种人有智慧，知道散财积福，下辈子还是会大富大贵。中国人就没这个传统，总想把财富留给后代，结果毁了两代人。如果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收益最高的投资是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到了自己百年以后，利用这个善缘再投生到人间，而且拥有优秀的父母。
３．荣与辱
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的荣辱观要强烈得多。赵承熙的痛苦主要来自于耻辱的感觉。荣辱也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其一是外界的评价，其二是自我的感觉。这两者之间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未成年人，外界的刺激会直接引发内心的反应。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赵承熙的遭遇：小时候因口齿不清，一定受到父母不少责骂；上小学时读课文发音别扭，又受到同学的耻笑；上了中学，由于怕受伤害，不敢交朋友，开始自我封闭；上高中时，姐姐上了普林斯顿，相比之下一定感到十分自卑。上了大学，想交女朋友，又遭到无情的拒绝。这一连串的打击，超越了赵承熙的承受能力。其实，任何人在一生中都会有“走麦城”的经历，如果与良师益友经常交流一番，心中的结是可以解开的。此外，如果多阅读一些经史，也会对“荣辱”逐渐淡薄起来。历史上有很多人先荣后辱，也有很多人先辱后荣，荣辱其实无常。在这一点中国人比较“幸运”，几十年内就看到历史在那里翻云覆雨地折腾，邓小平的一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如果把社会比喻为一个舞台，我们每个人就是这出戏的演员，当聚光灯打到一个人身上，此人就会“荣辱”一番；等灯光移开，“荣辱”也就变成了历史。其实，那灯光很刺眼的，所以老子说 “宠辱若惊”。人们之所以被“荣辱”所束缚，就是因为把演戏当真了。我们不妨做一个“假想实验”，让一对同卵双胞胎来演戏，一个演英雄，一个演坏蛋。在台上两人对比强烈，下台以后卸了装两人还是一模一样。可是，如果一个人总是演英雄，而另一个人总是演坏蛋，几年以后两个人的行为举止就会很不一样了。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按照佛教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资深演员”，身上沾满了“角色”的习气。在善于观人的大师面前，从我们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中，他（她）们就能看出我们所习惯表演的“角色”。习惯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如果一个“角色”表演得很出色，下一出戏“导演”就会还让我们表演同一个“角色”，最终就会真的“进入角色”了。众生真是悲惨，一降生就稀里糊涂地上了舞台，一辈子被“角色”的模式所牵引，演出结束又迷迷糊糊地下了台。休息了一会又上了台，而且一场比一场更加疯狂。有人在演出中间突然醒悟过来，跟大家说：“这太累了，咱们下去喝杯茶吧！”结果，大家都还未尽兴，依旧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把戏台当故乡。”
４．是与非
提起赵承熙，人们常常会想到卢刚。这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很不一样，但是，他们在性格上相同的一点是黑白分明，或者说自认为是非分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教育理念的大问题。世界太复杂了，各种因缘交织在一起，远远超过了常人所能理解的水平。可是，为了教育和管理所有的人，只好用一些十分简单的规则来解释和规范这个极为复杂的世界。一条规则就象一把尺子，借助于它，长度的测量就变得易如反掌。可是，我们有时也会被尺子所欺骗，而认为它是绝对可靠的。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们逐渐领悟到，原来每个人手中的尺子都不太一样，特别是在人文艺术和社科等领域。如果标准都不一样，那么所谓的“是非分明”又有什么意义？
有些“尺子”十分诱人，“平等”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等级观念”无处不在，因此人们的“平等”意识并不强。然而，在美国一旦有人说“这不公平”，大家的神经马上就会紧张起来。赵承熙认为整个社会对他太不公平，因此他别无选择地对社会进行报复，以维护“正义”。卢刚也认为导师和学校领导对自己不公平，最终走投无路地采取谋杀来解决问题。其实，他们所说的事情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我们也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肇事者身上，当今的社会的确存在着各种不公正现象。但是，在社会上任何一个人都会在某种场合下受到不公平待遇，与其耿耿于怀，不如泰然处之。不过，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关键也要从观念转变入手，而不能只讲一个“忍”字。强忍的后果只有两种，其一是卢刚和赵承熙的所作所为，当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就象炸弹一样爆发出来；其二是向内爆发而得癌症，就象《红灯记》中李铁梅唱的那样：“仇恨入心要发芽”。所以，当我们心里有了疙瘩，千万别忍。首先，要用智慧把它化解掉；如果修养不够，有限度的发发火也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就象压力容器上的安全阀一样。
达摩祖师在“二入四行观”里有一条叫“报冤行”：因为我们以前伤害过其他生命体，所以，我们此时的遭遇只不过是果报。举例来说，如果歹徒抢走了我们一万块钱，我们可能会十分生气；可是，如果我们还了曾经借别人的一万块钱，心里反而有一种解脱感。本人小时候由于没有什么玩具，就以捕捉和残害小动物开心，现在想起来脊梁骨都发凉。将来有了“宿命通”，把前世的旧账都翻出来，还不定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即使把以前的罪业都一笔勾销，我们如今的生活也是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上的。例如，在美国买的廉价商品，大部分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的“血汗工厂”里的产品；我们所消耗的石油，里面不知有多少阿拉伯人的鲜血，当然也有几滴美国人的血；即使是电路板上的集成电路模块，也是多少技术人员呕心沥血的结晶。当听到惨案发生在工程楼里时，人们会很容易联想到可能是紧张的师生关系所致。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无疑是一个弱势群体，特别是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大龄留学生。不仅是学位，就连一家老小的饭碗都被控制在导师手里头，那时候还谈什么“平等”？如果与导师有矛盾，学校是绝对为导师撑腰的。不管导师让你一星期干多少小时的活，你都没有办法申诉，因为学校认为你在为自己攻读学位。此外，导师也可以无限期地卡学生，因为博士毕业没有硬指标，只有导师的标准算数。如果中国人不是从小就生长在师道尊严的环境里，那就不只出现一个卢刚了。尽管大家口头上都谴责卢刚，可是从心里很多人都佩服他，因为他给整个受压迫的留学生阶层出了一口恶气，也煞了煞那些自命不凡的教授们的威风。
话虽这么说，其实归根结蒂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我们没有经济上的限制，也没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大家根本没有必要争先恐后地到美国来“接受剥削”。既然是我们自愿来的，而且随时都可以离开，所有的不公平待遇都有我们自己的因素。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就应该把“公平”和“平等”这些“尺子”统统抛弃。其实，很多学校的运作就象一部机器，教师就象加工用的模具或刀具，学生入校时就象毛坯，毕业时变为成品。从这种观点来看，在被加工过程中产生痛苦是难免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学生痛苦的程度也与“质地”的坚硬程度密切相关。一些性格比较柔顺的学生，在学校里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痛苦，而那些性格倔强的学生就会感觉痛苦万分。人才与材料看来有很多相似之处：塑料很容易成型，但是不够坚固；玻璃和陶瓷很坚硬，但是易破碎；金属同时具有坚和韧两种特性，所以其用途广泛。人才也是一样，毕业几十年后人们发现偏偏是那些不服管教的“坏学生”能够干出一番事业，而那些听话的“好学生”往往碌碌无为。当然，平凡的工作也是伟大的。
如果我们抛开情绪化的思维，就会发现绝大部分教授也并不是故意和学生过不去，他（她）们只不过在坚持其自身的标准。当学生毕业时就会发现：“我已经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其实，有些教授们的日子比学生还焦头烂额，处在这种状态的人脾气往往就十分恶劣。现在是千军万马搞科研，申请科研经费变得十分艰难和痛苦。如果进行心理分析，人们就会发现很多工学院的教授是处在一种心理扭曲的状态。不过，话说回来，只有心理稍微有点变态的人，才能做出杰出的成就。如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对于很多大学教授来说专心做学问已经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本事都用在搞钱和管学生，也就是从科学家变成了项目经理。所以，大学教授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了；上面有领导压，下面有学生骂，中间还要和同行进行激烈竞争。如果看一下统计资料就会发现，在工学院里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教授，美国人的比例都在逐年下降，而且本科生的数量也在滑坡。由于学费的收入减少了，教授们只好向外去搞经费，这就导致了他（她）们更加忽视教学工作，结果本科生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由于科研基金的总量这些年来徘徊不前，结果就形成了越难申请就越多申请的恶性循环。处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如何生存和发展？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追求 “双赢”，也就是与导师建立起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对抗的关系。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与导师和谐相处，学生的收益是很大的。即使在毕业以后，导师的推荐信对申请工作和绿卡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际关系也要讲“缘分”，如果实在合不来，也可以考虑换导师或转学。最难相处的教授主要是 “金型”和“木型”的人，可在工学院偏偏这两种人最多。“金型”的教授就是我们所推崇的“严师”，本人就有幸遇到了一位。例如，有一次导师让我写一篇论文，写好以后导师字斟句酌地修改了很多地方，然后让我重写。如此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十几个回合，最终才投出去，结果还被审稿人给毙了。西方人的这种严格认真的精神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在做事上的确有模糊和随意的弱点。“木型”的教授更可怕，在美国这种人被称为“奴隶主”（ｓｌａｖｅ－ｄｒｉｖｅｒ 这词翻成中文就走味了，其原意是那些手里挥舞着鞭子驱赶奴隶干活的人）。找导师跟找配偶差不多，要考虑相生相克的问题。如果与导师性格一致，这种关系矛盾最少，不过收益也不大。而矛盾比较小而收益比较大的是“相生”的关系；例如，对于一个反应快而精力旺盛的“火型”学生，找一个“木型”的导师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５．真与幻
人们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造成的。在电视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贫穷和动乱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们照样高高兴兴地玩。另外，现在我们习惯于每天洗澡，可是在国内时每星期洗一次澡也没觉得怎样；如果到了缺水的山区，那里的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和去世），他（她）们根本就不觉得难受。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动物世界，那就更加悲惨。例如，在阿拉斯加的麋鹿，在夏季每天都要被成群的蚊子吸走半升血，可麋鹿不也照样生存繁衍。所以，幸福和痛苦并不完全是由环境来决定的，而是跟我们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避免痛苦和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因此有些人就找到了一条“捷径”：做白日梦来自娱自慰。
做白日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陌生的事，在幼年时小朋友经常在一起玩“假想游戏”，如过家家。到了青少年时代，很多人都是理想主义者，人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记得大学毕业时，一位老师对我们说过，一个人成熟的过程就是在逐渐摆脱不切实际的梦想中进行的。当时，我们并不以为然；如今回首往事，真是“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与美好的梦想相比，现实是惨淡的，有时是丑陋的，甚至是残酷的，但也是无奈的，谁也不能否认现实的存在。鲁迅先生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沥的鲜血”。
赵承熙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了很多苦难，结果就用白日梦来抚慰自己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可是，白日梦就象毒品一样，一旦上了瘾则会越陷越深而无法自拔。到了一定程度，则变成了“假亦真来真亦假”，现实与梦幻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逐渐进入了神经错乱的状态。从赵承熙做案过程的周密计划和实施来看，他还没有发展到精神病的阶段。但是，做白日梦使他对现实生活更加厌倦，最终到了无法生活下去的程度。大部分人到此阶段往往走上自我了解之路，可是赵承熙受了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最终以滥杀无辜的疯狂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过，文学创作工作者造的业很大。有些作家把自己的罪恶想法投射到作品的人物中去，结果有些观众就通过对其模仿而付诸实践。世间的法律不会制裁这些作家，但是，他（她）们逃不脱因果报应。金庸看来知道这个道理，在其晚年的作品中加入了佛教的成分，而不再局限于恩恩怨怨和打打杀杀。他老人家真是看破了人生：“得失随缘，心无增减”。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现实”也仍旧是“幻境”。白居易在一首诗中写道：“梦中说梦两重虚”。等我们醒悟过来以后，就走上了成佛之路。佛者，觉也。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恶梦，在梦中紧张得要死，害怕得要命。可是，醒来以后觉得好冤枉，原来是自己吓唬自己。那么人们到底怕什么呢？说到底怕的是“损失”，它包括失去生命或健康，失去亲人，丢面子，财产损失，等等。反过来，人们所追求的都是“获得”。得失的核心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的。大乘佛教的一个观念是“无我”（它包括人无我和法无我），所以也就无所谓得与失，因此也就无有恐怖，人生就能够得到自在和安乐。这是个大问题，以后有机缘再和朋友们一起讨论。
人们说，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此次惨案的发生不仅仅是赵承熙个人的问题，它也反应出社会矛盾和文化危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赵承熙的身影。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