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一份报告称，阿富汗今年的鸦片产量将达到创纪录的6100吨，较去年增加49%，占全世界供应量的92%。 阿富汗，一个饱经200多年战乱的国家，正在用向世界提供毒品的方式，威胁远它于万里之外的国家。
“金新月”毗邻中国新疆边境，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的交界地带，因地域形状近似新月，又因盛产利润极高的毒品鸦片，故得此名。
毒品在阿富汗被称为“绿色金子”，农民可以从学校学到种植鸦片的技术。藏匿在阿巴边境大山中的塔利班武装控制着毒品种植区，他们从农民和毒贩手中获得美元和黄金，购买武器，提供高于政府军的军饷招募士兵。从有关部门得到的信息是，进入2006年以来，境内外的毒贩正急于打开新疆和全国的“阿富汗烟”市场。
一名警察说：“从2005年以来，金新月毒品在中国呈迅速上升的势头，大都是通过货运渠道从中亚国家进来的。乌市是一个中转站，广州、上海、香港、北京等大城市才是最后的市场。”
阿富汗烟取道新疆
乌鲁木齐的吸毒者称：“2004年夏天，有人在山西巷子里给了我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洛因”。“那条巷子里，有可能蹲在墙角晒太阳的人就是毒品贩子”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繁华新兴的东部城区驱车驶出，穿过一片尚未开发的荒原，当一个煤矿大矸山迎面而来，突然像是进入了上世纪中期。六道湾，一个因毒品而著名于乌鲁木齐市的地方，一个矿区，一个因多年经济没落而成为贫民聚居的城郊社区。
阿买提江从一个下岗职工再就业市场里走了过来。轻轻抬了下手，算是打了招呼。他往前面径直走去，拐入一个低矮的门面，冲一位说着河南话的中年女人寒暄了几句。“我的小商店是疾控中心下设的针具交换点，他是这个点的工作人员，”中年女人拿出了两瓶啤酒递给阿买提江，“他必须喝酒，用酒精压住毒瘾。”
阿买提江接过啤酒，拉起衣袖，指指胳膊：“昨天，我扎了一针，没办法，受不了啊！”中年女人说，他曾经努力戒毒，但是总不能最后成功。“最多时能戒两三个月，不过，比以前吸毒少多了，现在是实在受不了时才会扎一次。”他喝了一小口啤酒，好像还在回味昨天萦绕在脑际的那份飘飘然的快感。
小商店的墙上张贴着“远离毒品，拒绝爱滋”的宣传海报，一个影星从海报里露出灿烂笑脸，凝视着这个每天都会有数十上百吸毒者交换针具的小小房间。阿买提江是六道湾社区一个公开的吸毒者，在小商店里进进出出的人并不避讳他，冲他打着招呼，他也跟人家开着玩笑。一名皮肤黝黑的女孩儿进来时，他的啤酒已经喝光了一瓶。女孩古丽是针具交换点的另一位工作人员。
“我很久没K过了，现在即使想了，也用美沙酮替代。”古丽说，K有几层意思，快乐，吸食毒品的动作等。古丽25岁，却已有十年左右的吸毒史，她已经忘记了第一次吸毒的感觉和准确时间，十年来，她说似乎在混沌中度过的。
“她学好了，变成好孩子了，”中年女人拍了拍古丽，“她很勤快，四处找六道湾的吸毒人员，动员他们来这里交换针具，给他们讲预防爱滋病的知识。”古丽的工作每月可以从设立针具交换点的项目官员那里得到三百元的工资。“能有点钱，她就不出去做坏事，在这里，基本上够生活了。”中年女人说，如果她的毒瘾实在犯了，就会从这里得到够注射一次的美沙酮。
乌鲁木齐市疾病控制中心(简称乌市CDC)的项目官员说，每一次注射的美沙酮量为十元钱，比起海洛因，价格低廉得多。“按照有关规定，应该是免费的，但是在这里太特殊。”他说的特殊是指吸毒的人数太多，如果实行完全免费政策，可能会使项目难以承受并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吸毒。这位官员在六道湾的集贸市场门口，指了指附近的居民楼房：“仅这一带，至少有两百多人在吸毒。”
38岁的阿买提江终于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他缓了一口气，像是把18年的毒瘾驱逐干净了，顿时有了精神：“2004年夏天，有人在山西巷子里给了我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洛因。”
山西巷子是乌鲁木齐著名的二道桥市场附近的一条老街道。“那条巷子里，有可能蹲在墙角晒太阳的人就是毒品贩子。”乌市CDC的项目官员说。
阿富汗来的海洛因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亚地区进入到中国的毒品正呈上升趋势。“2000年，公安部门估计乌市每年消耗的海洛因数量为一吨，而现在的估计是七吨。”
关永生做了多年的乌鲁木齐吸毒者和毒品市场调查，作为乌市CDC中美合作项目的执行官员，他需要及时掌握市场动向，为此，他调查了全市1600多名吸毒人员，并和其中的多数建立了长期联系。“我曾经很多次很多次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阿买提江说的那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洛因，关永生还没有见过。“我从警方得到的信息是，去年，乌市曾缴获过16公斤。”这就是从阿富汗过来的海洛因，“以前的感觉是这种毒品多是从新疆和乌市过境，很少流入本地市场，在乌市市场上消费的大多还是金三角过来的。”
关永生因工作关系，和警方多次沟通后了解到的情况是，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亚地区进入到中国的毒品正呈上升趋势。“新疆有十几个陆路口岸，几千公里边境线，想堵是没那么容易的。”他估计查获的毒品数量不及走私入境的10%，绝大部分中亚毒品通过取道新疆，转而销售到了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的地下市场。
当然，也有一部分中亚毒品在新疆境内消化了。“比如，有些老巴(巴基斯坦人)乘坐国际航班，体内带毒先到乌鲁木齐市，在宾馆内把毒品排出，分装后转道销售到伊犁、喀什、阿勒泰等地。”关永生了解到在一个边境口岸处，有一个边疆宾馆，那里住着一个从内地去的老板，一个小伙子跟着他一边做生意，一边帮他卖毒品。
关永生认为，以前，中亚毒品不能在新疆就地销售的一个问题是技术瓶颈。“毒贩带进来的都是纯海洛因，没有经过加工的，如果要分销给下层毒贩，要掺进一些药片等磨碎的粉剂。”每克走私入境的高纯度海洛因被分成二十小包，由更低级的毒贩销售给吸毒者，“一般每一小包的价格是五十元，在六道湾四十元也能买到。”
作为中美合作项目的执行官员，关永生注意到了吸毒人群在新疆的增长和因共用针具导致的HIV人群的扩大。“截至今年6月，全疆统计出来的HIV感染者是16000人，因吸毒感染的是12000人，这对于全疆1800万人口来说，感染比例远高于国内其他省市区。”
而在乌鲁木齐，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近一万，绝大部分为吸食、注射海洛因。关永生更为忧心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金新月毒品进入新疆并在本地销售，会诱使更多的大麻吸食者转向海洛因。“尤其是南疆，有吸食大麻的传统，那里的大麻质量仅次于印度。”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等南疆河流两侧，生长着一种麻，人们习惯将麻制成绳子，将麻籽炒熟拌进抓饭里吃，久而久之，很多人便抽上了大麻。从大麻到海洛因，是很短的一段距离。
“2000年，公安部门估计乌市每年消耗的海洛因数量为一吨，而现在的估计是七吨。”数字的增长是惊人的。虽然关永生认为，大部分的金新月毒品只是取道新疆，但在疆内消化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弥补了市场空缺。
“黄粉”来袭
“一包阿富汗烟抵四包金三角的。”吸毒者把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海洛因称为“阿富汗烟”、“黄粉”。进入2006年以来，境内外的毒贩正急于打开新疆和全国的“阿富汗烟”市场阿买提江从山西巷子里得到的是一种黄色、颜色发暗的海洛因。“我从来没有见过，感觉很脏。”已经吸毒贩毒16年的他接货后不敢注射，但有了第一次的尝试之后，他就对来自金三角地区的白粉嗤之以鼻了：“一包阿富汗烟抵四包金三角的，太舒服了。”几乎新疆所有的吸毒者都把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海洛因称为“阿富汗烟”、“黄粉”。在他眼里，对金三角的海洛因的不屑，似乎将之看做和面粉差不多。
两年前，阿买提江接触到“阿富汗烟”，这和关永生估计的时间差不多。“那时，还只是少数吸毒者能搞到，很多毒贩弄来后都是留给自己抽，不会轻易卖出去的。”阿买提江还认为，在那时贩卖“阿富汗烟”获利的空间没有卖金三角毒品大，他曾往外倒卖过几次，但并不是很赚钱。“从金三角弄来的白粉掺些头疼粉、糖就可以分出去卖，‘阿富汗烟’是黄色，不好掺”，除了加工难度大之外，价格也是一个因素，“六百元一克能搞到手，分成二十小包，每小包卖四五十元，赚不了多少钱啊。”而同样的金三角白粉，每克四百元就可以搞到，分成同样的二十小包，当然要多赚两百元钱。
另一位吸毒16年的35岁女人艾依拜丽提供的信息，使关永生意识到自进入2006年以来，境内外的毒贩正急于打开新疆和全国的“阿富汗烟”市场。“几个月前了，那天，我从CDC出来，碰见了一个好久没见的毒友，”艾依拜丽也是中美项目的志愿者，“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想不想抽阿富汗烟？”之前，她从未听说过“阿富汗烟”。
艾依拜丽跟随那人来到山西巷子，从一个卖毒品的人手里拿到了一个小包。“我在那里见到一个人拿到后当场注射，当时就不行了，那烟的劲儿太大了。”好在艾依拜丽等人吸毒时间长，有了抢救的经验，才算为那个吸毒者抢了一条命。艾依拜丽从山西巷子得到的这包赠送的“阿富汗烟”让她尝到了甜头：“比金三角的白粉K多了，我毒瘾大了，每次注射1克没有加工的白粉才行。”但一小包“阿富汗烟”已经让她感觉很“K”。
第二次，她用一百元买到了三小包，这比六道湾的价格还要便宜。但是，这三小包却差点要了她的命。“我以为一克白粉都没事，这三小包不在话下，那天想使劲儿K一次，就一次把三小包全注射了”，艾依拜丽领教了“阿富汗烟”的纯度和劲头，“像死了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老公和孩子一起掐我人中好久才缓过劲儿，我躺了三天，靠老公每天喂一点奶粉才活过来。”
尝到了“阿富汗烟”的威力，艾依拜丽也品尝了前所未有的滋味。“我后来又多次找那人买阿富汗烟，也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去买，看着吧，用不了多久，这种烟在全国就流行开了。”多年购买、贩卖毒品的经验告诉艾依拜丽，“阿富汗烟”之所以突然以低于金三角白粉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那是因为下级毒贩得到了上层的信息，低价放货，扩大市场。
“两个月前，我去了深圳，那里的朋友给过我‘阿富汗烟’”，古丽第一次品尝“阿富汗烟”竟然是在万里之外的深圳，来自金新月的毒品在中国的波及范围之广已渐露端倪。
金新月危害
“从2005年以来，金新月毒品在中国呈迅速上升的势头，大都是通过货运渠道从中亚国家进来的”。“乌市是一个中转站，广州、上海、香港、北京等大城市才是最后的市场”。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禁毒大队一位副队长说：“公开的我可以给你说，没公开的我不能说”，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请不要透露我的名字，因为对金新月毒品的打击方案还在制定中。”这是10月的一天，阿买提江又一次注射了毒品之后的第三天。
“从2005年以来，金新月毒品在中国呈迅速上升的势头，大都是通过货运渠道从中亚国家进来的。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已经有几位领导人批示，要求公安部门密切关注，”这位副队长说，“可以说，金新月毒品对中国已经从威胁变成了危害。”
他透露了一个数字：今年前九个月，乌市已经破获十五六起金新月毒品案，缴获毒品二十多公斤。而在去年，全自治区查获的同类案件为十起。就在今年5月29日，乌市天山区破获了一起携毒1210克的案件，抓获三名犯罪嫌疑人。
2006年6月22日，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存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新月”地区特别是阿富汗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罂粟种植和鸦片产地，其生产的海洛因向我国渗透的情形不断加剧。
巴基斯坦禁毒部队官员舒卡特曾向中国媒体透露说，从巴方掌握的情况来看，跨国贩毒集团从巴基斯坦向中国贩毒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从机场乘航班携毒出境，躲避禁毒部门的检查；雇佣不同国籍的运毒人员，俗称“骡子”，每次雇佣多名，分散携带；通过邮寄包裹。
除了通过新疆上千公里与八个国家接壤的边境线上17个口岸向中国渗透毒品之外，乌市机场的国际航班正在成为一条毒品“空中走廊”。仅在2005年5月14日、6月4日、6月8日、6月29日，乌市机场公安局竟先后四次在机场截获毒品，共计5941克，抓获八名犯罪嫌疑人。
对于人体藏毒的毒贩来说，航班无疑是最快捷、安全的了，相比于陆路上的时间长、关卡多，航班的风险小了许多，而乌市地窝铺机场的国际航线可以直飞金新月毒源地国家和一些毒品消费区，因此，乌市西北郊的地窝铺机场，很受中外毒贩的青睐。“新疆原来有一批在云南贩毒的人，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回来了，参与到了金新月毒品犯罪活动”，那位副队长说，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分析，盘踞在金新月的外国贩毒集团不仅雇佣了非洲人、中亚人进行毒品贩卖，一些新疆籍人也正在被他们雇佣，有些人甚至成了控制货源的大毒贩。
由于“地利”之便，新疆成了金新月毒品向外渗透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地区之一。“乌市是一个中转站，广州、上海、香港、北京等大城市才是最后的市场，”那位副队长说，“当然，也有一部分毒品继续往北走，进入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和地区。”
中巴公路“毒品通道”
每天，往返于中巴公路的大型货运车辆往来不绝。中巴交界处、海拔4800米的红其拉甫口岸，从阿富汗走私进入中国的毒品多从该口岸进入
阿买提江在“以贩养吸”的18年时光里，曾多次前往南疆的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区提取货物，乘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将毒品贩卖到乌鲁木齐。相比于飞机，如果不是体内藏毒，在他看来，火车和汽车等陆上交通工具的安全性要更高。“要大麻吗？”喀什著名的其尼瓦克宾馆咖啡厅的年轻服务生突然这样招呼一位客人，这是一家以外国游客、内地背包客为主要客源的宾馆，“许多外国人到这里来是要买大麻的，如果你要海洛因，也很容易买到。”当地最好的一种大麻的牌子是“东北虎”，海洛因当然是来自直线距离百多公里之外阿富汗的“黄粉”。
喀什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等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地理的概念相比乌市更为“首当其冲”。2006年3月14日，在喀什一处与吉尔吉斯边境接壤的口岸，新疆边防查获了一起金新月毒品案，将外籍毒贩抓获。
“你要去苏斯特？那里到处是毒品！”在中巴交界处、海拔4800米的红其拉甫山口巴方一侧，巴基斯坦警察瓦西列拦下记者乘坐的汽车，“他就是苏斯特人。”瓦西列指着身边一位穿着长裙、拿着DV拍摄的小伙子说。“还有七十公里远，再向西走就是白沙瓦，那里有毒品，也有枪。”小伙子说，“这里到阿富汗很近，他们人过不来，但是，毒品可以。”
苏斯特是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边境口岸，也是一个只有少数不多住民的小镇。白沙瓦曾是巴基斯坦旅游胜地，为人称道的“万花之城”，成名于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基地恐怖组织打击之后，成为恐怖分子中转、藏身之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有人注射毒品。”据到过那里的喀什人讲，早在美军对阿富汗动武之前，毒品和枪支走私已将“万花之城”摧残得面目全非。
出喀什南行，渐次翻越帕米尔高原的座座山峦，阅尽3座叫得上名字海拔7000多米的雪山之后，为一次军事演习而新修刚数月的中巴公路延伸到塔什库尔干县城。中巴公路正成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每天，往返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大型货运车辆往来不绝。过塔什库尔干县城，通往边境的一个岔道指向明铁盖达坂、瓦罕走廊，那是正在施工的中国通向阿富汗的公路。每天，来往于喀什与白沙瓦、苏斯特等中外城市间的国际客运巴士，搭载着持不同国家护照的人在此过境。
中阿交界的瓦罕走廊一带人迹罕至，几户塔吉克牧民正在那里转场。“这里的山海拔一般在五千米以上，很难翻越。”哨卡设在距边境还有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边防武警曾抓获过在此偷渡的“东突分子”，至于毒贩是否会在此冒险，中方武警说尚未发现：
“骑着毛驴可以过。”红其拉甫口岸虽然海拔4800米，但有公路通往，要比瓦罕走廊容易走得多，因此，从阿富汗走私进入中国的毒品也多从该口岸进入。“我们也查获过从中国往巴方走私的用于加工毒品的化学物质。”红其拉甫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说，早在1997年，化学品走私已有发案。
“我们查到的金新月毒品大部分从白沙瓦方向来。”乌市禁毒大队的那位副队长说，据中国警方掌握的情况分析，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海拔四千多米高山中的小镇兰迪高图，几乎是金新月毒品流向全世界的“始发站”。一路经巴基斯坦、印度，流向日本、北美国家，一路向西经伊朗等海湾国家和土耳其，流向西欧，一路向北经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流向俄罗斯和东欧，东方亦正成为金新月新的通途。
“
阿富汗烟”贩运之路
“加卡尔国际贩毒集团”控制着走私到中国来的“阿富汗烟”，通常沿着伊斯兰堡——沙瓦——苏斯特——中国喀什——乌市——香港——印尼雅加达的固定路线走私毒品。有一部分毒品在运输过程中，直接在中国境内消化了
“2005年9月，我从几位东乡人手里买到过‘阿富汗烟’。”斯特尔是关永生的志愿者，“我基本戒毒了。”他说，“东乡人从乌苏市来，他们在一起用东乡话说，我能听懂一些，他们说的意思好像是从喀什、伊犁拿货，还有一些是从阿勒泰拿的，外国贩毒的人把毒品送到边境线上，约好地方，他们去取。”斯特尔从东乡人手里买到“阿富汗烟”的价格为550——600元/克。
中国东乡人主要聚居地为甘肃省临夏州，曾是金三角、中国云南地区活跃的一支“贩毒大军”，在临夏州三甲集镇，几乎全民贩毒。“我们掌握的情报表明，东乡人正大量西移，参与金新月毒品的走私活动。”那位禁毒大队的副队长说，这些人甚至和潜伏在境外的“东突分子”搭上了线，和国际贩毒集团也有勾结。
“加卡尔国际贩毒集团”控制着从巴基斯坦苏斯特口岸走私到中国来的“阿富汗烟”，该集团总部设在印尼，成员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这条线上的毒贩通常沿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吉尔吉特-白沙瓦-苏斯特-中国喀什-乌市-香港-印尼雅加达固定路线走私毒品，漫长的贩运过程也是毒品一次次加工、稀释的过程，最后流入吸毒者手中。有一部分毒品在运输过程中，直接在中国境内消化了。
“加卡尔集团”直接从阿富汗大宗购买毒品，雇佣“骡子”通过“体内藏毒”方式以一千克为单位运输，“骡子”成功一次可以获得4500美元的劳务费。“以前‘骡子’多是非洲人、巴基斯坦人，现在我们发现有中国人参与。”乌市警方于今年6月破获的一起案件中，中国籍毒贩在巴基斯坦直接购买大宗毒品，“为了获利更大，中国毒贩和外国犯罪集团合作的规模在扩大。”
艾依拜丽在10月的一个午后，突然说：“我的毒瘾被勾起来了。”她迫不及待地想得到海洛因，“去阿奶家，她那里肯定有‘阿富汗烟’。”
阿奶是一位八十多岁的汉族老太太，从7岁开始吸食大麻，后染上海洛因，她的几个儿子也都染上毒瘾，全家人“以贩养吸”，是乌市吸毒人群中出名的人物。“我已经一个月没有拿到‘阿富汗烟’了，”阿奶的儿子老四告诉艾依拜丽，“一个多月前，我从艾买提手里拿到过一些，很快就卖出去了，那东西确实好，就是我们不好搞。”老四说，他目前卖的毒品还是金三角的次品，“我们和他们是两条线。”他们是指贩卖“阿富汗烟”的人。
艾依拜丽认识艾买提，她很快了解到，乌市有五条上线控制着“阿富烟”，他们又放货给下面三条线，最后才分销给最低级的毒贩。
“金新月”毗邻中国新疆边境，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的交界地带，因地域形状近似新月，又因盛产利润极高的毒品鸦片，故得此名。
毒品在阿富汗被称为“绿色金子”，农民可以从学校学到种植鸦片的技术。藏匿在阿巴边境大山中的塔利班武装控制着毒品种植区，他们从农民和毒贩手中获得美元和黄金，购买武器，提供高于政府军的军饷招募士兵。从有关部门得到的信息是，进入2006年以来，境内外的毒贩正急于打开新疆和全国的“阿富汗烟”市场。
一名警察说：“从2005年以来，金新月毒品在中国呈迅速上升的势头，大都是通过货运渠道从中亚国家进来的。乌市是一个中转站，广州、上海、香港、北京等大城市才是最后的市场。”
阿富汗烟取道新疆
乌鲁木齐的吸毒者称：“2004年夏天，有人在山西巷子里给了我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洛因”。“那条巷子里，有可能蹲在墙角晒太阳的人就是毒品贩子”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繁华新兴的东部城区驱车驶出，穿过一片尚未开发的荒原，当一个煤矿大矸山迎面而来，突然像是进入了上世纪中期。六道湾，一个因毒品而著名于乌鲁木齐市的地方，一个矿区，一个因多年经济没落而成为贫民聚居的城郊社区。
阿买提江从一个下岗职工再就业市场里走了过来。轻轻抬了下手，算是打了招呼。他往前面径直走去，拐入一个低矮的门面，冲一位说着河南话的中年女人寒暄了几句。“我的小商店是疾控中心下设的针具交换点，他是这个点的工作人员，”中年女人拿出了两瓶啤酒递给阿买提江，“他必须喝酒，用酒精压住毒瘾。”
阿买提江接过啤酒，拉起衣袖，指指胳膊：“昨天，我扎了一针，没办法，受不了啊！”中年女人说，他曾经努力戒毒，但是总不能最后成功。“最多时能戒两三个月，不过，比以前吸毒少多了，现在是实在受不了时才会扎一次。”他喝了一小口啤酒，好像还在回味昨天萦绕在脑际的那份飘飘然的快感。
小商店的墙上张贴着“远离毒品，拒绝爱滋”的宣传海报，一个影星从海报里露出灿烂笑脸，凝视着这个每天都会有数十上百吸毒者交换针具的小小房间。阿买提江是六道湾社区一个公开的吸毒者，在小商店里进进出出的人并不避讳他，冲他打着招呼，他也跟人家开着玩笑。一名皮肤黝黑的女孩儿进来时，他的啤酒已经喝光了一瓶。女孩古丽是针具交换点的另一位工作人员。
“我很久没K过了，现在即使想了，也用美沙酮替代。”古丽说，K有几层意思，快乐，吸食毒品的动作等。古丽25岁，却已有十年左右的吸毒史，她已经忘记了第一次吸毒的感觉和准确时间，十年来，她说似乎在混沌中度过的。
“她学好了，变成好孩子了，”中年女人拍了拍古丽，“她很勤快，四处找六道湾的吸毒人员，动员他们来这里交换针具，给他们讲预防爱滋病的知识。”古丽的工作每月可以从设立针具交换点的项目官员那里得到三百元的工资。“能有点钱，她就不出去做坏事，在这里，基本上够生活了。”中年女人说，如果她的毒瘾实在犯了，就会从这里得到够注射一次的美沙酮。
乌鲁木齐市疾病控制中心(简称乌市CDC)的项目官员说，每一次注射的美沙酮量为十元钱，比起海洛因，价格低廉得多。“按照有关规定，应该是免费的，但是在这里太特殊。”他说的特殊是指吸毒的人数太多，如果实行完全免费政策，可能会使项目难以承受并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吸毒。这位官员在六道湾的集贸市场门口，指了指附近的居民楼房：“仅这一带，至少有两百多人在吸毒。”
38岁的阿买提江终于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他缓了一口气，像是把18年的毒瘾驱逐干净了，顿时有了精神：“2004年夏天，有人在山西巷子里给了我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洛因。”
山西巷子是乌鲁木齐著名的二道桥市场附近的一条老街道。“那条巷子里，有可能蹲在墙角晒太阳的人就是毒品贩子。”乌市CDC的项目官员说。
阿富汗来的海洛因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亚地区进入到中国的毒品正呈上升趋势。“2000年，公安部门估计乌市每年消耗的海洛因数量为一吨，而现在的估计是七吨。”
关永生做了多年的乌鲁木齐吸毒者和毒品市场调查，作为乌市CDC中美合作项目的执行官员，他需要及时掌握市场动向，为此，他调查了全市1600多名吸毒人员，并和其中的多数建立了长期联系。“我曾经很多次很多次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阿买提江说的那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洛因，关永生还没有见过。“我从警方得到的信息是，去年，乌市曾缴获过16公斤。”这就是从阿富汗过来的海洛因，“以前的感觉是这种毒品多是从新疆和乌市过境，很少流入本地市场，在乌市市场上消费的大多还是金三角过来的。”
关永生因工作关系，和警方多次沟通后了解到的情况是，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亚地区进入到中国的毒品正呈上升趋势。“新疆有十几个陆路口岸，几千公里边境线，想堵是没那么容易的。”他估计查获的毒品数量不及走私入境的10%，绝大部分中亚毒品通过取道新疆，转而销售到了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的地下市场。
当然，也有一部分中亚毒品在新疆境内消化了。“比如，有些老巴(巴基斯坦人)乘坐国际航班，体内带毒先到乌鲁木齐市，在宾馆内把毒品排出，分装后转道销售到伊犁、喀什、阿勒泰等地。”关永生了解到在一个边境口岸处，有一个边疆宾馆，那里住着一个从内地去的老板，一个小伙子跟着他一边做生意，一边帮他卖毒品。
关永生认为，以前，中亚毒品不能在新疆就地销售的一个问题是技术瓶颈。“毒贩带进来的都是纯海洛因，没有经过加工的，如果要分销给下层毒贩，要掺进一些药片等磨碎的粉剂。”每克走私入境的高纯度海洛因被分成二十小包，由更低级的毒贩销售给吸毒者，“一般每一小包的价格是五十元，在六道湾四十元也能买到。”
作为中美合作项目的执行官员，关永生注意到了吸毒人群在新疆的增长和因共用针具导致的HIV人群的扩大。“截至今年6月，全疆统计出来的HIV感染者是16000人，因吸毒感染的是12000人，这对于全疆1800万人口来说，感染比例远高于国内其他省市区。”
而在乌鲁木齐，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近一万，绝大部分为吸食、注射海洛因。关永生更为忧心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金新月毒品进入新疆并在本地销售，会诱使更多的大麻吸食者转向海洛因。“尤其是南疆，有吸食大麻的传统，那里的大麻质量仅次于印度。”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等南疆河流两侧，生长着一种麻，人们习惯将麻制成绳子，将麻籽炒熟拌进抓饭里吃，久而久之，很多人便抽上了大麻。从大麻到海洛因，是很短的一段距离。
“2000年，公安部门估计乌市每年消耗的海洛因数量为一吨，而现在的估计是七吨。”数字的增长是惊人的。虽然关永生认为，大部分的金新月毒品只是取道新疆，但在疆内消化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弥补了市场空缺。
“黄粉”来袭
“一包阿富汗烟抵四包金三角的。”吸毒者把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海洛因称为“阿富汗烟”、“黄粉”。进入2006年以来，境内外的毒贩正急于打开新疆和全国的“阿富汗烟”市场阿买提江从山西巷子里得到的是一种黄色、颜色发暗的海洛因。“我从来没有见过，感觉很脏。”已经吸毒贩毒16年的他接货后不敢注射，但有了第一次的尝试之后，他就对来自金三角地区的白粉嗤之以鼻了：“一包阿富汗烟抵四包金三角的，太舒服了。”几乎新疆所有的吸毒者都把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海洛因称为“阿富汗烟”、“黄粉”。在他眼里，对金三角的海洛因的不屑，似乎将之看做和面粉差不多。
两年前，阿买提江接触到“阿富汗烟”，这和关永生估计的时间差不多。“那时，还只是少数吸毒者能搞到，很多毒贩弄来后都是留给自己抽，不会轻易卖出去的。”阿买提江还认为，在那时贩卖“阿富汗烟”获利的空间没有卖金三角毒品大，他曾往外倒卖过几次，但并不是很赚钱。“从金三角弄来的白粉掺些头疼粉、糖就可以分出去卖，‘阿富汗烟’是黄色，不好掺”，除了加工难度大之外，价格也是一个因素，“六百元一克能搞到手，分成二十小包，每小包卖四五十元，赚不了多少钱啊。”而同样的金三角白粉，每克四百元就可以搞到，分成同样的二十小包，当然要多赚两百元钱。
另一位吸毒16年的35岁女人艾依拜丽提供的信息，使关永生意识到自进入2006年以来，境内外的毒贩正急于打开新疆和全国的“阿富汗烟”市场。“几个月前了，那天，我从CDC出来，碰见了一个好久没见的毒友，”艾依拜丽也是中美项目的志愿者，“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想不想抽阿富汗烟？”之前，她从未听说过“阿富汗烟”。
艾依拜丽跟随那人来到山西巷子，从一个卖毒品的人手里拿到了一个小包。“我在那里见到一个人拿到后当场注射，当时就不行了，那烟的劲儿太大了。”好在艾依拜丽等人吸毒时间长，有了抢救的经验，才算为那个吸毒者抢了一条命。艾依拜丽从山西巷子得到的这包赠送的“阿富汗烟”让她尝到了甜头：“比金三角的白粉K多了，我毒瘾大了，每次注射1克没有加工的白粉才行。”但一小包“阿富汗烟”已经让她感觉很“K”。
第二次，她用一百元买到了三小包，这比六道湾的价格还要便宜。但是，这三小包却差点要了她的命。“我以为一克白粉都没事，这三小包不在话下，那天想使劲儿K一次，就一次把三小包全注射了”，艾依拜丽领教了“阿富汗烟”的纯度和劲头，“像死了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老公和孩子一起掐我人中好久才缓过劲儿，我躺了三天，靠老公每天喂一点奶粉才活过来。”
尝到了“阿富汗烟”的威力，艾依拜丽也品尝了前所未有的滋味。“我后来又多次找那人买阿富汗烟，也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去买，看着吧，用不了多久，这种烟在全国就流行开了。”多年购买、贩卖毒品的经验告诉艾依拜丽，“阿富汗烟”之所以突然以低于金三角白粉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那是因为下级毒贩得到了上层的信息，低价放货，扩大市场。
“两个月前，我去了深圳，那里的朋友给过我‘阿富汗烟’”，古丽第一次品尝“阿富汗烟”竟然是在万里之外的深圳，来自金新月的毒品在中国的波及范围之广已渐露端倪。
金新月危害
“从2005年以来，金新月毒品在中国呈迅速上升的势头，大都是通过货运渠道从中亚国家进来的”。“乌市是一个中转站，广州、上海、香港、北京等大城市才是最后的市场”。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禁毒大队一位副队长说：“公开的我可以给你说，没公开的我不能说”，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请不要透露我的名字，因为对金新月毒品的打击方案还在制定中。”这是10月的一天，阿买提江又一次注射了毒品之后的第三天。
“从2005年以来，金新月毒品在中国呈迅速上升的势头，大都是通过货运渠道从中亚国家进来的。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已经有几位领导人批示，要求公安部门密切关注，”这位副队长说，“可以说，金新月毒品对中国已经从威胁变成了危害。”
他透露了一个数字：今年前九个月，乌市已经破获十五六起金新月毒品案，缴获毒品二十多公斤。而在去年，全自治区查获的同类案件为十起。就在今年5月29日，乌市天山区破获了一起携毒1210克的案件，抓获三名犯罪嫌疑人。
2006年6月22日，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存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新月”地区特别是阿富汗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罂粟种植和鸦片产地，其生产的海洛因向我国渗透的情形不断加剧。
巴基斯坦禁毒部队官员舒卡特曾向中国媒体透露说，从巴方掌握的情况来看，跨国贩毒集团从巴基斯坦向中国贩毒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从机场乘航班携毒出境，躲避禁毒部门的检查；雇佣不同国籍的运毒人员，俗称“骡子”，每次雇佣多名，分散携带；通过邮寄包裹。
除了通过新疆上千公里与八个国家接壤的边境线上17个口岸向中国渗透毒品之外，乌市机场的国际航班正在成为一条毒品“空中走廊”。仅在2005年5月14日、6月4日、6月8日、6月29日，乌市机场公安局竟先后四次在机场截获毒品，共计5941克，抓获八名犯罪嫌疑人。
对于人体藏毒的毒贩来说，航班无疑是最快捷、安全的了，相比于陆路上的时间长、关卡多，航班的风险小了许多，而乌市地窝铺机场的国际航线可以直飞金新月毒源地国家和一些毒品消费区，因此，乌市西北郊的地窝铺机场，很受中外毒贩的青睐。“新疆原来有一批在云南贩毒的人，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回来了，参与到了金新月毒品犯罪活动”，那位副队长说，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分析，盘踞在金新月的外国贩毒集团不仅雇佣了非洲人、中亚人进行毒品贩卖，一些新疆籍人也正在被他们雇佣，有些人甚至成了控制货源的大毒贩。
由于“地利”之便，新疆成了金新月毒品向外渗透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地区之一。“乌市是一个中转站，广州、上海、香港、北京等大城市才是最后的市场，”那位副队长说，“当然，也有一部分毒品继续往北走，进入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和地区。”
中巴公路“毒品通道”
每天，往返于中巴公路的大型货运车辆往来不绝。中巴交界处、海拔4800米的红其拉甫口岸，从阿富汗走私进入中国的毒品多从该口岸进入
阿买提江在“以贩养吸”的18年时光里，曾多次前往南疆的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区提取货物，乘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将毒品贩卖到乌鲁木齐。相比于飞机，如果不是体内藏毒，在他看来，火车和汽车等陆上交通工具的安全性要更高。“要大麻吗？”喀什著名的其尼瓦克宾馆咖啡厅的年轻服务生突然这样招呼一位客人，这是一家以外国游客、内地背包客为主要客源的宾馆，“许多外国人到这里来是要买大麻的，如果你要海洛因，也很容易买到。”当地最好的一种大麻的牌子是“东北虎”，海洛因当然是来自直线距离百多公里之外阿富汗的“黄粉”。
喀什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等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地理的概念相比乌市更为“首当其冲”。2006年3月14日，在喀什一处与吉尔吉斯边境接壤的口岸，新疆边防查获了一起金新月毒品案，将外籍毒贩抓获。
“你要去苏斯特？那里到处是毒品！”在中巴交界处、海拔4800米的红其拉甫山口巴方一侧，巴基斯坦警察瓦西列拦下记者乘坐的汽车，“他就是苏斯特人。”瓦西列指着身边一位穿着长裙、拿着DV拍摄的小伙子说。“还有七十公里远，再向西走就是白沙瓦，那里有毒品，也有枪。”小伙子说，“这里到阿富汗很近，他们人过不来，但是，毒品可以。”
苏斯特是巴基斯坦控制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边境口岸，也是一个只有少数不多住民的小镇。白沙瓦曾是巴基斯坦旅游胜地，为人称道的“万花之城”，成名于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基地恐怖组织打击之后，成为恐怖分子中转、藏身之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有人注射毒品。”据到过那里的喀什人讲，早在美军对阿富汗动武之前，毒品和枪支走私已将“万花之城”摧残得面目全非。
出喀什南行，渐次翻越帕米尔高原的座座山峦，阅尽3座叫得上名字海拔7000多米的雪山之后，为一次军事演习而新修刚数月的中巴公路延伸到塔什库尔干县城。中巴公路正成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每天，往返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大型货运车辆往来不绝。过塔什库尔干县城，通往边境的一个岔道指向明铁盖达坂、瓦罕走廊，那是正在施工的中国通向阿富汗的公路。每天，来往于喀什与白沙瓦、苏斯特等中外城市间的国际客运巴士，搭载着持不同国家护照的人在此过境。
中阿交界的瓦罕走廊一带人迹罕至，几户塔吉克牧民正在那里转场。“这里的山海拔一般在五千米以上，很难翻越。”哨卡设在距边境还有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边防武警曾抓获过在此偷渡的“东突分子”，至于毒贩是否会在此冒险，中方武警说尚未发现：
“骑着毛驴可以过。”红其拉甫口岸虽然海拔4800米，但有公路通往，要比瓦罕走廊容易走得多，因此，从阿富汗走私进入中国的毒品也多从该口岸进入。“我们也查获过从中国往巴方走私的用于加工毒品的化学物质。”红其拉甫海关一位工作人员说，早在1997年，化学品走私已有发案。
“我们查到的金新月毒品大部分从白沙瓦方向来。”乌市禁毒大队的那位副队长说，据中国警方掌握的情况分析，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处海拔四千多米高山中的小镇兰迪高图，几乎是金新月毒品流向全世界的“始发站”。一路经巴基斯坦、印度，流向日本、北美国家，一路向西经伊朗等海湾国家和土耳其，流向西欧，一路向北经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流向俄罗斯和东欧，东方亦正成为金新月新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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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烟”贩运之路
“加卡尔国际贩毒集团”控制着走私到中国来的“阿富汗烟”，通常沿着伊斯兰堡——沙瓦——苏斯特——中国喀什——乌市——香港——印尼雅加达的固定路线走私毒品。有一部分毒品在运输过程中，直接在中国境内消化了
“2005年9月，我从几位东乡人手里买到过‘阿富汗烟’。”斯特尔是关永生的志愿者，“我基本戒毒了。”他说，“东乡人从乌苏市来，他们在一起用东乡话说，我能听懂一些，他们说的意思好像是从喀什、伊犁拿货，还有一些是从阿勒泰拿的，外国贩毒的人把毒品送到边境线上，约好地方，他们去取。”斯特尔从东乡人手里买到“阿富汗烟”的价格为550——600元/克。
中国东乡人主要聚居地为甘肃省临夏州，曾是金三角、中国云南地区活跃的一支“贩毒大军”，在临夏州三甲集镇，几乎全民贩毒。“我们掌握的情报表明，东乡人正大量西移，参与金新月毒品的走私活动。”那位禁毒大队的副队长说，这些人甚至和潜伏在境外的“东突分子”搭上了线，和国际贩毒集团也有勾结。
“加卡尔国际贩毒集团”控制着从巴基斯坦苏斯特口岸走私到中国来的“阿富汗烟”，该集团总部设在印尼，成员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这条线上的毒贩通常沿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吉尔吉特-白沙瓦-苏斯特-中国喀什-乌市-香港-印尼雅加达固定路线走私毒品，漫长的贩运过程也是毒品一次次加工、稀释的过程，最后流入吸毒者手中。有一部分毒品在运输过程中，直接在中国境内消化了。
“加卡尔集团”直接从阿富汗大宗购买毒品，雇佣“骡子”通过“体内藏毒”方式以一千克为单位运输，“骡子”成功一次可以获得4500美元的劳务费。“以前‘骡子’多是非洲人、巴基斯坦人，现在我们发现有中国人参与。”乌市警方于今年6月破获的一起案件中，中国籍毒贩在巴基斯坦直接购买大宗毒品，“为了获利更大，中国毒贩和外国犯罪集团合作的规模在扩大。”
艾依拜丽在10月的一个午后，突然说：“我的毒瘾被勾起来了。”她迫不及待地想得到海洛因，“去阿奶家，她那里肯定有‘阿富汗烟’。”
阿奶是一位八十多岁的汉族老太太，从7岁开始吸食大麻，后染上海洛因，她的几个儿子也都染上毒瘾，全家人“以贩养吸”，是乌市吸毒人群中出名的人物。“我已经一个月没有拿到‘阿富汗烟’了，”阿奶的儿子老四告诉艾依拜丽，“一个多月前，我从艾买提手里拿到过一些，很快就卖出去了，那东西确实好，就是我们不好搞。”老四说，他目前卖的毒品还是金三角的次品，“我们和他们是两条线。”他们是指贩卖“阿富汗烟”的人。
艾依拜丽认识艾买提，她很快了解到，乌市有五条上线控制着“阿富烟”，他们又放货给下面三条线，最后才分销给最低级的毒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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