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社 会 的 说 谎 机 制

中国的说谎运动
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斯大林用谎言杀人，无辜的公民被说成间谍、阶级敌人，遭到监禁、流放、处决，受害者达一千六百万人之多。四十多年中，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规模的说谎运动。苏联的说谎运动的受害者还有据可查，而中国的说谎运动的受害者就无从统计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把帮助共产党整风而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说谎运动。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把铁渣说成钢材、低产说成高产的说谎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说谎运动达到登峰造极。大批忠良被说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连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都被说成“叛徒、内奸、工贼”。一九七九年时，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外交使节会上公布，“文化大革命”後的统计，各种冤、假、错案约四千万人。以四口之家计，株连所及就是一亿六千万人，相当于欧洲好几个大国的人口的总和。“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林彪却说：“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官方的一套策略，“文化大革命”中在民间普及了。两派打“派仗”，流行一个口号，叫做“政治上无诚实可言”，这就彻底暴露了不该暴露的说谎运动的隐秘。
邓小平一旦大权在握，又步毛泽东之後尘，说谎运动重新开张。迫于时势，邓小平也大谈改革开放。口号是新的，方法是旧的。邓小平、陈云等人毕竟是毛泽东孵出的一窝小鸡，小鸡跟着老母鸡啄食，惯于走同一条路线。毛泽东的优点，邓小平没有；毛泽东的缺点，邓小平有过之无不及。在天安门广场这同一地点所发生的两次镇压人民的流血事件，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导演的这一出比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导演的那一出更为野蛮、残忍。毛泽东导演的那一出把邓小平说成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後台。邓小平如法炮制，他导演的这一出又把赵紫阳说成是“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魁祸首。鲁迅在《端午节》这篇文章中写道，看到当兵的打拉车的总是愤愤然；後来一想，倘若拉车的当了兵，当兵的拉了车，大抵还是照旧那样打。因小见大，鲁迅看到了社会上人压迫人的必然性。邓小平在说谎运动中挨了打，又在说谎运动中打别人，可见当今中国社会中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社会的说谎机制
说谎可以是纯粹的个人现象，但也有一种社会机制强迫人说谎。
社会的说谎机制表现在：
第一，一个时期，许多人说同样的谎，不说不行。作为个人现象，说谎者总是人群中的极少数；作为社会机制，说谎就成了普遍现象。
第二，人们彼此知道是谎言，不信不行。说谎者都担心谎言被揭穿。由于社会机制产生的谎言则不必担心，即使谎言被揭穿，还得相信。
第三，说谎可以畅行无阻，受到赞扬，不吹不行。人群中的说谎者是谴责对象；存在着说谎机制的社会，说谎的反对者却成了打击对象。
社会的说谎机制就在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人们说谎，谎言从每个人的嘴理说出来，又并非仅仅是个人的罪孽。那只看不见的手长在强权的躯体上。有说谎的政府才会培养出说谎的人民。代表政府的高贵的说谎者说起谎来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欺骗了人民还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像北京“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就是一位典型的官方说谎专家。政府对人民说谎，就是把人民看作诚实可欺，只许政府说谎而不许人民说谎。但当需要人民用谎言来对政府表示热烈拥护时，政府就鼓励人民说谎。谁要是讲出不拥护政府的真话就会大祸临头。政府又要求人民说谎而不许不说谎。所以面对着说谎政府，人民总是无所适从。
说谎机制还有一系列伴生现象。
在中国，“小道消息”十分流行。因为“大道”的消息缺乏、消息失真，消息不得不转入“小道”。起初，官方机构总是斥责“小道消息”为“谣言”。事态的发展又渐渐证实“小道消息”是真言，官方的“大道消息”倒是谎言。因此，人们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得不到处打听“小道消息”，报纸发布的公报、电台广播的新闻反而成了“参考消息”。毛泽东曾承认：“小广播之所以发达，因为大广播不发达。”他终其一生也没有使“大广播”发达起来。
中国开放以後，“小道消息”又大为延伸，变成“出口转内销”。中国人要从外国的新闻媒介来获得关于自己国家的真实消息，以至出现“美国之音”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收听率还要高的怪现象，这也是北京的说谎政府痛恨“美国之音”的真正原因。只有在民主运动中出现了三天新闻自由，老百姓可以从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中得到真实消息，收听“美国之音”就不是十分必要了。
在中国，人格分裂非常普遍。由于说谎机制起作用，人们在官方社会、公众场合不得不讲假话，只有回到家里，关起门来，才讲真话。私下大骂邓小平，公开表示却又是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更有甚者，如有敢于和政府唱反调的，必遭群起而攻之；而某些批判别人的人，内心深处往往和被评判者的想法是一样的。存在着说谎机制的社会，必然造就一大批两重人格的人。
在中国，有一门学问特别发达，叫做“关系学”。“关系学”者，乃瞒上欺下、左右逢源、广开门路、四通八达之学，赖说谎机制应运而生、随机而长。“关系学”的一种具体应用是“表态术”。上面有甚么号召，下面就层层表态、人人表态。表态也是有讲究的。有时要抢先表态，独占鳌头；有时要拖延表态，观察动静。有时用开门见山法；有时用五里迷雾法。有时需唱高调；有时需唱低调。如此等等。毛泽东去世後，各省官员都给江青写“效忠信”，这是一种表态；江青被抓起来後，他们摇身一变，拥护粉碎“四人帮”，这又是一种表态。每次表态都能讲出道理来，而且总是“心情激动”。毛泽东曾痛斥某些人“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後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风派”是可恶而又可鄙的。但毛泽东没有觉悟到“风”是从他那里刮起来的，造就“风派”的正是他自己。“风派”对于中国社会的弊病颇有研究。他们并非不学无术，相反，倒是勤学有术，只是仅仅精于“关系学”和“表态术”。
说谎机制的运作
说谎机制一旦转动起来，也是不以说谎者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说一次谎很容易，但只说一次谎很困难。说了一次谎，就会引出再次说谎来堵第一次说谎的漏洞；第二次谎的漏洞又需要第三次谎来堵；依此类推。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是谎言；多产粮要多征购，完不成征购任务只好用谎言来搪塞；多征购就缺余粮，饿死了人又用谎言来粉饰。一旦走上说谎的道路，说谎似乎变得越来越必要了。越来越依赖于谎言摆脱困境，谎言就越说越多。这是说谎机制的“滚雪球”效应。
第一次说谎很胆怯，说了多次就没有顾忌了，越说越勇敢，也就越说越荒唐，总有一天要破产。“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大寨是全国的典范，粮食年年增产。但当年的粮食究竟产多少，不是看从大寨土地上收获多少，而是取决于远在北京当副总理的“永贵大叔”（陈永贵）的拍板。加一成还是加两成，由陈永贵根据形势的需要说了算。年年累加，越加越多，与实际产量的距离越来越远，终于吹炸。这是说谎机制的“肥皂泡”效应。
说谎是为了掩盖真相。多大的真相可以翻作多大的谎言；多大的谎言也可以暗示多大真相。谎言和真相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其实它们是等值的。领导人刚说过“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胡耀邦下台了；领导人再次重申“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赵紫阳又出事了。可见，正因为党中央出现了不团结、不一致，才需要大谈“党中央团结一致”。老百姓已经学会从领导人发出的信息的反面去理解问题。江泽民、李鹏说“中国的社会稳定、政局稳定、经济稳定”，想必是由于东欧的变革的冲击，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江泽民、李鹏说“出国留学的政策不变”，那就肯定要变，果然不久就变了。循着谎言的相反的方向找，不难发现真相。从真相到谎言，从谎言到真相，可以往返流动。这是说谎机制的“打秋千”效应。
说谎机制运作的结果，总是走向反面，它本身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
谎言的价值在于它混杂在真话之中冒充真话。即使是十足的骗子也不可能完全说谎；每句话都是谎言就不会有人相信。十句话中有一句谎言，欺骗值较大；十句话中有九句谎言，欺骗值就很小。说谎机制的“滚雪球”效应使谎言越来越多而欺骗值越来越小，直至于零。 谎言的作用在于掩盖真相而不能被识破。但世界上没有牢不可破的谎言，说谎总是冒风险的。说谎机制的“肥皂泡”效应使谎言越来越光辉灿烂而风险系数越来越大，终于破产。
谎言的目的在于使人相信，受骗者信以为真而并不觉察受骗，说谎者就达到了目的。欺骗别人而对象不信，发出虚假的信息而导致人们追求事实的真相，这就违反了说谎者的本意。说谎机制的“打秋千”效应使说谎者越来越捉襟见肘而受骗者越来越清醒自如。
说谎者搬起石头砸别人，最後总是重重地砸在自己脚上，害人反害己。
说谎机制的後果
人有思想、有语言，可以进行交往协作，也可以使人受骗上当。人高于动物的优点往往又变成了缺点。在动物世界，虽然有弱肉强食，但没有一种动物会欺骗、谋害自己的同类。用谎言骗人，不仅损害别人，首先是糟蹋自己。说谎，辱没了人的尊严。失去了人的尊严，生命只剩下了一个躯壳。死亡可以消灭人的肉体，维护人的尊严将使灵魂永生。诚实显示了人的尊严，是通向伟大人格的第一个路标。因诚实而吃亏的人，身後更令人敬仰；因说谎而得益的人，逃不脱永世的谴责。宗教“启示录”把说谎者与狗列在一起，规定不得进入天国。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把骗子安排在地狱的第八层加以折磨。这些都是表达世人对说谎者的痛恨，在无可奈何之际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受惩罚。
说谎本是人性的溃疡，由此又有一系列消极後果影从响应。
个人与个人的交往，诚实是维护信誉的基本条件，社会与个人、政府与人民的交往同样如此。在一个诚实的社会中，面对诚实的政府，不诚实的人就会受到冷淡、疏远、遗弃。在一个不诚实的社会中，不诚实的政府，对诚实的人来说就会失去凝聚力、向心力。说谎机制不断分泌出社会的腐蚀剂。每个人天生不愿受骗，谁都痛恨欺骗自己的人。受骗而後醒悟的人是甚么心态？请看“文化大革命”以後产生的“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信心危机”——对共产党失去信任、对马列主义失去信仰、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曾经狂热地追随共产党奋不顾身进行斗争的人们，最後得到的是贫穷落後的苦果。回顾过去，心中沉淀着懊丧；展望未来，眼前弥漫着怀疑。当人民拥护共产党的时候，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离间；人民转而以背相向，那是共产党咎由自取，无药可救。现在，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之流把一切的危机归之于“帝国主义的渗透和颠覆”，不过是企图用新的谎言来拯救已经破产的谎言。这样做，表明他们不通情理、不思悔改，人们从他们身上也就看不到会有甚么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