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普遍忽略了：达尔文进化论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被普遍忽略了：达尔文进化论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中青在线

几乎从我们接受教育的年代起，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像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样被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了。我们所接受的所谓进化论，实际上无非是“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无非是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但是，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全部内容吗？否。这只是达尔文进化论内容的一部分，它所揭示的，也仅仅是生物界存在现象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内容与之完全相反的部分，却被人们普遍忽略了。这就是达尔文关于“爱”和道德的理论。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十分强调生物与环境之间矛盾和斗争的一面，而没有注意或很少注意到生物与自然环境和谐的一面。公平地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不应过分夸大。如果过分夸大，就看不到不同生物之间协作共生的一面，相反相成的一面；而环境也就无所谓生命性，无所谓生机活力，更看不到环境的“灵性”。因此才导致了达尔文进化论过分强调生存竞争，而忘记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就包括生物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不同种群之间的和谐（生物群落），种群与环境背景之间的和谐。
因此，在后达尔文主义者中，有人开始注意达尔文理论中的另一面，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大卫.洛耶所著《达尔文.爱的理论》。他根据达尔文晚年的著作《人类的由来》，而企图极力纠正人们对达尔文理论的误解，那就是我们通过大众传媒和一般教育所接受的达尔文进化论，仅仅强调生存竞争的一面。为了生存竞争而不择手段，这就与人类的道德原则相冲突。达尔文晚年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才花大力气写出了《人类的由来》一书，企图纠正这种理论偏失。但是这样一来，达尔文理论就是断裂的，前后矛盾和不统一的。

生存竞争理论是在达尔文年轻时代形成的，《物种起源》一书成书于达尔文的中年时代，而其思想，却早在青年时代已经形成。但无论是青年时代的达尔文，所强调的基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还是晚年达尔文基于道德考虑的《人类的由来》一书，强调道德因素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性；都与他的生存理念和人生态度有关。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对宇宙人生的感悟是不一样的。青年时代注重生存竞争而忽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这就难免于偏颇；晚年智慧成熟而比较全面，就会产生高一层次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大卫.洛耶认为青年达尔文已经具有了晚年时写作《人类的由来》一书的道德境界，或出于道德因素的考虑，我觉得是对达尔文的过分美化。达尔文不是圣人，而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传承者，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承者，西方文化中本身具有的竞争精神，在青年达尔文思想中不能没有反映。而基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就是这种反应的表现。

但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化的集中反映。正是因为现世惨烈的的生存竞争，才更需要超越生存境界的彼岸世界与之平衡，否则生命就要崩溃。青年时代的达尔文与基督教神学精神相对抗，而强调人的现世的生存，这反映到生物进化论中，便是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理论。晚年他注意到这种理论的片面，而企图纠正，基于西方文化传统，也就只能把上帝爱人的道德说教再版于他的进化论中。

这使人想起经济学家对人的本质的看法。经济学家认为，所有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这是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所有经济规律和经济规则都是基于这一前提的。但问题时，是否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经济活动，一切活动是否都是功利的，还有没有非功利的人类活动？比如审美活动、艺术活动、宗教活动等？他们都是基于人性自私的考虑吗？这样理解人和人性，显然是片面的。

但是，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从宗教的考虑出发，毕竟比局限于世俗生存的层面更深一层，人性是复杂的。对于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也不能光看到生存竞争。在更深的层面，自然界有一种“生生”之气，而无情竞争，只是一种杀气而已。宇宙自然中的“生生”之气，类似于古希腊哲人的所谓宇宙中的“至善”，它是至高无上的。

但基于基督教文化的局限，达尔文只是注意到人类社会道德因素的重要性，而不可能看到，在整个宇宙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善”。而这对于中国的《易经》和老子的《道德经》来说，就是“生生”原则，发展到后来，就有儒家“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它强调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体，人的生存也就是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生存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无限生机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天地万物一体联系的。

把人的生命和天地万物的生存以及生机活力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实际上正是把宇宙自然看作一个生命过程，宇宙自然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发展到现在，就必须赋予宇宙自然以生命，这就是我的宇宙观。我的生命进化意识决定论就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却总是游离的甚至对立的，这是由它的理性样式决定的（见我的《人类理性论》）。这种理性也是自然观的体现，这种自然观就决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导致生存竞争。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至于达尔文晚年的《人类的由来》，试图用道德因素来纠正生存竞争理论的偏失，那就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西方人的生存过分物质化的追求，而把超越物质生存的理想寄托于天国的彼岸世界的努力。在西方，社会道德是由宗教信仰决定的，所以达尔文晚年强调道德因素的重要性，实际是晚年达尔文向宗教信仰的方向靠拢，以弥合人类生存境界的片面和偏失。这种弥合可谓用心良苦，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却与先前的生存竞争理论前后断裂，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出现这种矛盾和前后断裂并不奇怪。因为西方人的世界观就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理性也是与信仰对立的。在人的生存世界，需要理性以指导人的活动；而在信仰的世界，理性不得问津。理性与信仰断裂，人与自然分离，这就是西方文化传统。但是西方有识之士却已经意识到这种文化传统的局限，并开始努力克服这局限，例如在新道家的发起人，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等人那里，已经在努力克服这种局限，而试图发展一种新文化观。

不能否认，生物界中存在着生存竞争的现象。但是，正如克鲁鲍特金在《互助论》中所强调的，生物界除了生存竞争之外，还更广泛地存在着相互依赖、互助互益、生死相依的一面。因为生物一旦面临着异己的生存环境，环境的压力就会把不同的生物甚至生物群体凝聚起来，而这种凝聚必须通过信息传达，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意识传感而实现。这就凸现了意识因素对于生物的生存和进化的重要性。

在生物进化中，以往人们过分注意到物质因素，这种对生命的理解，是基于唯物主义的理解，它把生命理解为物质运动而不是有意识、有灵性的存在，意识和灵性，在生存竞争中被忽略了。而意识因素在生物演化和进化中的重要性，也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正是新的进化论所必须纠正的。

为什么人或动物在航天飞机或宇宙飞船中会感到强烈的孤独？因为在宇宙太空中失去了原来的生存环境，失去了自然环境中与万物合一的意识场，生命被迫从环境中孤立出来，失去了原有的与环境意识的共鸣，在心理上已经被孤立了。所以，心理素质不好的、意志力不够强大的，是不能飞上太空的，那样会造成一生的心理创伤。生物尤其是高级生物在太空中的心理反映说明，生命存在绝不是孤立现象，他还有对环境的强烈依赖，这种依赖，就包括心理意识上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