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印记之失语

　　他就在我的面前，我的心中有千百个的问题要问于他，却终是选择了沉默，只在我们共同进入镜头的时候，他轻轻地拽我一下，说一声：我们可以更亲密一些，不用隔这么远。才让我觉得在身体上我们近了，而在心理上我们依旧远着。对他，我投注的是仰望的目光，因为希望着这目光能是始终向上的，为着一些精神的不再倒塌。

　　他是摩罗，他说他处于失语状态。我自然无法和这个思想者去对比。但是，这样的失语又岂是一个思想者才独有的境地？作家们在这个年代的集体退席，又是谁的悲哀？也许，我还应该说，思想者的失语本身就是对社会现状的嘲讽，一种抗争。作家们的集体退席本身就是对这个时代最佳的创作，留白总强过留下不知所云的涂鸦更让人感觉畅快。

　　我不该把木子美，芙蓉姐姐放在这里，但是却还是忍不住拿她们来说事。木子美们芙蓉姐姐们尚且有把低俗演绎到极致的无畏，而为什么思想者作家们却连说出真话的勇气都丧失了？

　　这是一个注定产生不出大师的年代吗？我不停否定，又不停地找寻一些闪烁的微弱光辉。我曾经渴望余杰作一个并不冷静的批判者，可是，他从不冷静，变成了完全的浮躁，于是当初还曾让人欣喜万分的光芒逐渐被他的一些相互矛盾，又相互消磨的言论渐渐地褪去。也许他还是激昂的，但是他曾经的太监中国那让我拍案叫绝的激动却再也找寻不到了，当他逐渐被自己阉割的时候，我也就没有了起身站立的冲动，只想这样静静地躺着，做一个睁着眼睛睡觉的人。

　　思想家和作家相互指责的时候，其实都在忘记着自己的职责，都没有把镜子先在自己的身上仔细地对照。

　　余杰最终是否能成索尔仁尼琴我不得而知，至少在现在，还有我可预见的未来，我已经没有抱着会读到一本中国式的《古格拉群岛》的念想了。

　　思想者首先该是苦难与忧患的承担者，他们比作家不幸，因为作家可以堂而皇之地选择逃逸，而思想者却不能，没有对苦难最深刻的体验，对社会最沉痛的思索，任何的思想都是苍白无力的，作家可以在梦幻的世界中对现实不闻不问，可以为所欲为的放肆，可以捏造，可以杜撰，可以毫无根据的哭泣，也可以没有理由的大笑，即便隐逸如陶渊明者，人们还可在他的桃源中陶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之情，寻得一份理想之外的奢想，也可以沉糜如晏几道不闻世间事，沉醉花潮酒肆中，换一把“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清泪。却没多少人会真切地去触摸他们内心的痛和伤。可是思想者不能，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现实最直接的发问和回答，脱离了现实，思想不如一片面包能解除饥饿。

　　那个喊着：“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在骗人”的摩罗终于失语的，我甚至没有勇气去发问这失语背后的问题。他神情冷峻地沉默，如若不是当我们走近时他嘴角露出的那抹微笑，我都怕这些沉俊的冷漠会让他失去人间的热度。于是，我也适当地保持着沉默，甚至我不想去打破这沉默，尽管，在他说失语的那刻，我有一个“为什么”如鲠在喉，我还是没有站起来，就如我看着余杰在继续的慷慨激昂，却没有了丝毫继续关注的兴致。

　　也许他还在思考着，只是没有了适当的表达方式，也许他真的觉得一个精神的斗士远远没有一个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更有价值，我不去细想了，因为我也是如此迷茫着，就如我很渴望去表达，却往往钝于笔力，在思想还是空白的时候，或许沉默也是一种姿态和方式。

　　心灵有多宽广，自由就有多大，当失语来临的时候，我却不知道是否是自由的彻底丧失与精神的背叛。是否，我们终究是要做奴隶的，不在于我们的意志是否选择。如摩罗在《中国文人》中所说：我的灵魂早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要完全摒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与他现在的失语连在一起，我后脊冰凉，我们被奴役着，也在妄图奴役着别人，我们只是在做被更少的人奴役的努力而以。

　　思想者和作家相同之处就在于不断地思索探求，走前人未走之路，唯一的不同是，作家可以枕着鲜花入梦，背着阳光前行，思想者却是踩踏着荆棘到达没有尽头的路，趟着不知道深浅的河到达没有停靠的岸。

　　我只希望这失语不会太久，我只希望在黑夜中行走，当需要一盏路灯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