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张那朵尘埃里开出的花

■枯荷（中国）/图文

　　“现实像一个后花园，从种植开花到凋零，演绎在一双眼眸里”，曾想怎样玲珑剔透的心才能把这现实堪透收敛于自己的眼眸，怎样锦绣之手才能书就那样惊世骇俗的文字隔了几十年还不能叫人遗忘。当时摸着这话，便是惊了又惊，这样的淡然却又惊起壮阔的波澜，那开谢之间，是一生一世。
　　
　　张爱玲死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是1995年的中秋才过，就从大洋彼岸传来了张爱玲中秋节卒于洛杉矶公寓的新闻。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怔了半晌没有回过神来的，以为她都是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了，这么多年，我都从小女孩子长成二十岁的姑娘了，她怎么可能突然冒出来，而冒出来却是死亡的消息，这太叫人惊奇了。如同第一次阅读到她的文字，第一次知晓她的生平故事一样，她只是不断叫人这样瞠目结舌的。
　　
　　读她的时候，还是懵懂年少的花般季节，记得父亲说，小女孩还是不要读张爱玲的书好，于是从他的书架上把她的书统统锁进了箱子里，不读她我倒并未有遗憾，因那时有太多的书让我翻阅，一个民国女子的书是难以让我有兴趣的，倒是父亲的举动让我颇为好奇。
　　
　　心中存了这样的心思，又怎可放过到手的机会。许是父亲忘记了，许是故意而为，他再次离开家去远方工作的时候，把钥匙放在了书架上，这样，我偷读“禁书”的日子到来了。
　　
　　箱子里放着许多父亲禁止那时我阅读的书，而我却只先挑了这张爱玲的书来，一读之下，便是中毒终身。
　　
　　倘若第一部是《倾城之恋》，或者也就仅仅止于欣赏，偏偏读的却是那被傅雷先生赞誉成“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从此沉溺于她的文字难以自拔。
　　
　　文字的毒药莫过于此，她深入你的骨髓，让你欲罢不能，只能任由其摆弄乱了你的心性，总还是那话，书还是少读为好，性情总不会因你读了多少的书就如何好起来，却可能因你读了很多的书而变得坏起来，书能乱性，这原也该是真理罢。这是潜移默化的，是不自觉地对文字的妥协直至投降。从前我是不承认，人怎会成了文字的奴隶，若此那么文字便该是彻底放弃的，却又不肯这么放弃，偏要自己心甘情愿去被她所左右。
　　
　　大抵人都说张爱玲的文字有惊艳之感，惊艳这词用给张爱玲多少是庸俗了，却转念思之，她不正是那大俗至雅的女子吗。胡兰成在他的《今生今世之民国女子》中说：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做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亦不是那种艳法，惊亦不是那种惊法。
　　
　　且不论这胡兰成存了多少的真情真意在此文中，只这句话，想来张爱玲曾那般爱过此人，也并不枉然。只看那些文字的名，就让人觉着一份稀罕：《流言》，《张看》，《沉香屑》，《琉璃瓦》，《花凋》。这几年看时下那些不着边际的书名看得有几分厌倦了，人的思维与创造力萎缩到这样的田地，也难怪张爱玲会说：我们下一代同我们比较起来，损失的比收获得多。例如：他们不能欣赏《红楼梦》。
　　
　　每一个女子都有自己的气息，也一直迷惑于张爱玲的气息。她不算美女却有一份寂寞的气质，这寂寞如同那个时代一件极其美丽的事被定格在一幅旧窗子里，除非刻意去观赏，否则就如同蒙上了一层青灰，左看右看都成了朦胧的画。
　　
　　总想，那样一个乱世，因着她们这样的女子而有了离世的寂寞与出尘的美丽。否则如那般混乱张扬，那般破碎流离，该是怎样凄惨悲凉。
　　
　　时间总是一个好的好东西，可以在等待中让一些被遮蔽去的事物与人重新回到我们视野。急不得，它总要择机而现，就好比两个相爱的男女，早不成晚不成，总是要在“千万年之中，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正好碰上了”，原来你就在这里。所以不管她的小说被隐没了多久，只要她确乎是有价值的，而我们又有足够的耐心等待，那么总是会在时间的漫长流逝中浮现出来。也无需理会曾经那么多的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与毫无容情的禁闭，那些曾经捧着这些书漫度了幽暗的沦陷区岁月的人，如何能翻脸无情对一个给他们这般惨淡的日子带来抚慰与快乐的书与作者这样的境遇，我并不想去做过多的探究，在一个向来以大义与大仁乃至其他一切冠冕堂皇由头下的民族，对个体的生命向来是漠视的，可以置于这一切以下。
　　
　　所以读到张爱玲自己对这种文学创作的话“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哀弦，急景凋年倒已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就会没有理由地为她惋惜，一个天才的终结，其盛世年华却只能在我们这个民族最不堪的年月里短暂的绽放，都说不清这是悲还是哀。我们究竟在扼杀什么？这样的一个大的中国，却给不了一个只是用文字谋生的女子一个容身之地，这算什么抗战的胜利？胜利后就是用一种方式去剥夺另一部分人文字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无论她们是否是真的奸佞之徒，只是因为她们没有在历史的洪流中为这个民族的大义承担一个自古以来文人貌似天然的责任。殉节守节，好似不如此，便算不得一个有骨气的人，而骨气的展现须得是以命抵命的。
　　
　　当然，中国的文人们自有一股子不知从何年月承袭下的传统，对死亡有一种莫名的崇拜，而文人必要死得有节操，这在文人们看来是鼎鼎重要的，是比老婆孩子的命还要紧的，他们从来不看文人们自有文化之说以来，便从来就没得意过，不是被御用为奴才就是被驱逐流放，不是被享受牢狱之苦便是拿出他们头颅祭祀。这还不算，又因不得意，往往穷困潦倒，饿死了不知多少文人，再加战乱，文人又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别说杀人，便是被杀也是不能有多少挣扎的。可是文人并不觉得自己命运之惨，还要自相残杀，用他们的笔墨，用那仅有的才华去杀人，杀那些他们认为没有操守的文人，于是文字也是可以杀人的，稍有那心理承受弱的，便不得不投降，不是悔过自新，便是羞愧自尽，于此就合了天下人的意了。
　　
　　文人的灵魂被供奉在神坛久了，便是文人也不得不装腔作势起来，拿捏起姿态来。其实，一样都是苟活于世的普通生命，没有谁的脖子能挺得过钢刀的一抹，也没有谁能抵挡过子弹穿心的那刻。做了人杰的自然是可以被人景仰的，做不得人杰的也还有偷生的权利吧？当我们死的自由被所有的道德良知这样沉重的包袱层层叠压的时候，原来死是比生还要不自由的一件事情。
　　
　　张爱玲不是自己非要在战乱时期做文章，一个正在香港大学读着书的妙龄女子，忽然校园被轰炸了，从此停学了，回到上海，没有经济来源了，那她该怎么活？如果是要结婚嫁人从此没有负担，她原是不必付出那么多努力读书的，也不必背叛自己的父亲离家出走的，以她的家世即便没落了，找一个好的人家嫁了不愁吃穿用度想来问题不是很大，谁叫她有一个曾外祖父叫李鸿章，有一个祖父叫张佩纶呢。可是她偏也是倔强的人，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挣钱的，因为她从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里没有体会到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所能感受到的那些尊重与温暖，那些关爱与自由。她是断然不会再过那种低眉顺眼的生活，成为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将来再成一个熬成婆的老女人。
　　
　　她还有一个好的榜样，就是她的母亲。尽管母亲并没有给她多少关爱，却总是在最关键处对她产生影响。母亲对婚姻的不满，使得她坚决离开那个沉闷阴郁的家庭，而远渡重洋，学习绘画艺术，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在张爱玲学业上，她的母亲果断的为她作出了选择，就是无论多饥饿与节俭，书是一定要读完的，这是一个女孩子将来能不再依附于男人的重要基础。所以尽管她自己也并不富裕，还需要变卖一箱从娘家陪嫁的古董来支付张爱玲的学杂费，她对女儿的学业从来没动摇过。很多人说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对女儿很淡漠，我想是不对的。只是她的表现不是传统东方女性的那种温情脉脉，艰难的世道，多年的颠沛，她早就阅尽沧桑，而一个受到西方思潮严重影响的新女性又强调人格的完全独立与自强，还喜欢着完全的自由不受约束，对女儿可想也不会慈母疼爱了。但是从她对张爱玲的言传身教看，我以为是很负责的。
　　
　　张爱玲对母亲也并没有多少抱怨，这从很多人说张爱玲对那些糜烂的旧式生活留恋着迷，那些小说都是对那个时代的挽歌的误读可以看出，他们并不了解张爱玲与母亲之间那种相互独立又彼此紧密相连的关系。张爱玲原本是可以做一个张家大小姐的，可是她喜欢七八岁时母亲从海外归来给她带回来的那些新世界的气息，她对那样一个活泼的新鲜的明媚世界充满了向往，她要和母亲一样，要自己去读书，去自立，去挣钱的，做一个如母亲一样独立自由的女人。这些向往导致了她与父亲的冲突，造成了张爱玲对旧家庭的生死反抗，她是宁肯被父亲关闭在空屋子中死去，也是不肯和旧生活妥协的。因此，尽管她的父亲张廷重这个有着诸多恶习的遗少，对她却也是曾经很怜惜疼爱的，张爱玲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都得益于父亲自小打下的坚实基础，她的父亲尽管无所成，但是生为李鸿章的外孙，其母李菊耦给这个儿子打下的基础却是其他的人难以望及的。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是无所用。但是张爱玲又如何能否定，她的生花妙笔，那些琳琅满目绚烂多姿的文字不是父亲亲手栽培出来的，再是天才，也是需要有人培育浇灌的。但是张爱玲对新生活的向往超越了曾经的父女情深，那些亲密而默契的过往，甚至忘记了父亲如何当宝贝一样保存着她发表过的那些稚嫩的文字，手把手地教她诗文。她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充满了敌视，叛逆，即便是显见的好，在她也是毫不领情的，在她的眼睛里“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她的内心只有一个，逃离这个家园，去母亲的新世界。
　　
　　张爱玲对母亲是有潜意识的崇拜的，她喜欢母亲的一切，小时候看着母亲在镜子前面给绿短袄别上翡翠胸针，就羡慕万分，这应该是张爱玲对于穿着最初的喜欢吧。张爱玲对于父亲的填房前总理孙宝琦之女孙用蕃这个后母从开始就是排斥的，因为母亲这个角色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何况母亲的新女性与孙用蕃这样的一个旧贵族小姐是那么不同，所以即便孙用蕃用足了心思想讨好这个女儿，也不能得偿所愿，对一个八岁要梳爱司头，十岁要穿高跟鞋的张爱玲看来，孙用蕃的一箱婚前的穿的旧衣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的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那简直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哪里会看上眼。这种先天的抵触情绪叫她们的关系到了冰点，更叫张爱玲对这个家庭没有一丝温暖的留恋。她想像鸟儿一样挣脱这个鸟笼子自由飞翔，哪怕母亲之前严厉警告与她生活在一起是要吃苦的，是没有好衣服穿的。
　　
　　在被父亲禁闭了大半年后的一个夜晚，张爱玲逃脱了这个家庭，“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她对金钱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喜爱，却并不留恋于原来自己熟悉过的那种旧式生活。她锱铢必较，却从来不贪图别人的便宜，要的钱都是来路正大的自己挣的钱，用得也理直气壮。张爱玲在美国的好友、大学教授刘绍铭先生认为：“张爱玲在钱财方面是讲原则的，是她的，她坚决争取；不是她的，她坚决不要。”并举了一例为张爱玲鸣冤：“电影《哀乐中年》历来被认为是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又一经典名片。1990年，台北《联合报》副刊在连载《哀乐中年》剧本时，署名为张爱玲，并要寄稿费给她。然而张爱玲回信给编辑苏伟贞写：“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只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
　　
　　张爱玲也不去花男人的钱，更不会因为钱而喜欢一个男人，比如第一个丈夫胡兰成，比如最后一个丈夫赖雅，都是穷酸文人，还需要张爱玲的稿费支撑生计。这点看，张爱玲对爱情婚姻是不掺杂那些世俗的铜臭的，她对感情还是有相当意义上的洁癖。用胡兰成看完她十四岁写的《摩登红楼梦》后的话说就是“真有理性的清洁”。这些怕也承自母亲，黄逸梵离婚后找的男朋友就都没有钱，她一直靠着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以她的才华与美貌兑换一个衣食无忧的婚姻也不该很难。
　　
　　母亲尽管不是温情的，没有给张爱玲带来多少幼时所存的那些罗曼蒂克的幻想，却也把她重新带回了人间，人间是没有避风港的，是没有一处可以收留自己灵魂的港湾的，即便是母亲，也并不是可以完全依赖的，她给了张爱玲更为苛刻的训练和要求，而这与张爱玲的心性差之千里，根本无法成为母亲要塑造的那个人。
　　
　　这些影响了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她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没有天堂与地狱，也没有黑与白的泾渭分明，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脆弱，却又这样坚不可摧，而它又是这样可憎又可爱。“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人生充斥的不是那些大悲大喜，大爱与大恨，这只是生命过程中偶然激起的浪花，而是那些小小的烦恼，流于肌肤表层的那些瘙痒，无法带来彻骨的疼痛，却时不时的叫你烦恼，这才是生命过程中无法迈越的河流，平缓而泛起微澜。那富丽堂皇，流光溢彩的社会气象下，谁解谁的悲凉?
　　
　　在赖雅的现存日记中记载，黄逸梵在伦敦辞世，张爱玲伤心得生了场大病，一直到两个月后才有勇气整理母亲的遗物。那时整间屋子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息。可见，张爱玲对母亲一直是爱着的，也是她的精神支撑。
　　
　　她的小说内容，也不是不想去写其他的，正如她自己说的，只能写自己熟悉的那些生活，身边的那些人和事，所以她不可能去写那时火热的革命生活，因为她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也并不愿意做一个革命者。而一个每日生活在防空警报下惶恐度日的人，谁又肯在文字间一遍遍把这种不安与恐惧写出来，实际生活还不够叫人苦恼，倒还要字里行间也要充斥这消弭不去的烟火。而她写的那些生活，也不是她留恋的生活，她的母亲毅然离开，她也绝然而去，因为她们都嗅到了那死亡的气息，那陈腐的古屋旧宅中，是不断的死亡，继续的死亡。这些生活，是她记忆中的刺痛，是她一直反抗的生活，当脱离那种旧式家庭后，她用她天生的敏锐和感知把这些记忆中的刺痛一层层铺展开，用她艺术家的想象力赋予这些生活和角色以新的色彩与形式。做为跳出那种环境的女人，她有着深刻的洞察和透彻的领悟，能以更客观与冷静对她所熟悉的那些女人进行更为深刻的描述。她知道她们的所有弱点，知道她们所有苦难，也知道这种悲剧的所在。她不会学其他的严肃作家一样对那种万恶的旧社会来一番痛诉，批判就万事大吉，仿若这些悲剧只要推之于一个毫无具象的东西，既得到民众的欢呼，也就理所当然承担了多少道义与责任。张爱玲因为对这些女性的透彻感知，所以她把悲剧之源具体到女性自身，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对女性的发现与关注。而这些却被一些道貌岸然者批之为狭隘与浅薄，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她自觉的，并且是很坚决的把文学创作和政治分离，而当时的文坛，这样的一群人，如沈从文，朱光潜都是革命洪流之外的异己，他们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却对这场战争熟视无睹一般。“时代、国家、革命等一切的大题目都被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社会的波澜壮阔是遥远而短暂的，长久的是那些平凡男女的平凡的悲欢”，他们坚持着文学的艺术性，不为外界所动。
　　
　　战争之于众多的平民百姓而言，只是一个无比壮阔的背景，而这个背景之下，人的七情六欲依旧在年复一年的循环。战争了，总也是要吃饭的吧？战争了总不能不睡觉吧？战争了，就可以撇掉那些积年累月沉淀的人性的丑恶与卑微吗？张爱玲正是一个捕捉了这个特殊时期，沦陷的孤岛上男男女女的生活细节的人。
　　
　　沦陷区的人也是要生活的，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中国人。那些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人究竟是拯救自己还是拯救他人，倘若这是他们要来拯救的人，为何却不给他们以宽松的活路？那么在这日本统辖下的文学生活，张爱玲没有去阿谀奉承，没有承日本的文化意图，本就是一个文人在夹缝中难得的一种姿态。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的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张爱玲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叛逆，她脱离了轨道，她淹没于人群，隐匿于她们斤斤计较的生活，在家长里短中浅描细画，浓妆淡彩总相宜。正如她不喜欢小提琴水般地像是把人生紧紧把握与贴恋的一切都流去，她喜欢胡琴咿咿呀呀，虽苍凉，却“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读她的小说便是在人间的感觉，没有童话，没有那些不着边际的理想与浪漫，它们现实得你能从字里行间触摸到属于自己生命中的那些疼痛与悲凉，还有那些轻轻的欢愉。
　　
　　张爱玲说人生的意义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情上，所以她拒绝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把文字结结实实落在生活的点滴。她以为上苍只吝啬的给人“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便该如翩舞的蝶儿在短春之中尽情酣足，“一旦春尽花残，便爽爽快快的殉着春光化去”，她原也只是尽情的书写，原就不关心政治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东西，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着：“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的，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行。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的落脚点只是市井生活，只是凡俗人生，她的孤傲不落俗也在于对自己小市民的情调不以为意，而以之为喜，在那些政治的主流文学之外独自俏然绽放，这该是多叫人惊喜与炫目的一幅景致，而不该禁锢于我们的千百年仁义道德文章中，本该有鲜活与新鲜的东西哪怕只是点缀着也是叫人欣喜的。何况，她还张扬成了极致，成了不可复制的绝唱。后来者的模仿只徒有其表的悲悲切切，却从来没有蚀骨的苍凉，没有数着那些小人物睫毛上的泪水，掰着他们的手指写字的细腻与准确。张爱玲在高处俯瞰芸芸众生，然后深深地扎进红尘去开出花来，由不得你的拒绝，那般顽强与倔强。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总不自觉在想着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用来形容张爱玲小说中绝大部分的女性是恰如其分的，这些女性自身的弱点，导致了她们的命运结局最终落在咎由自取上。就好比《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忧悒的紫色屏风上，织锦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死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这种陈尸一样的姿态已经千百年了，从她们的出生开始，便是要循着前人的旧迹去嫁人，然后就是漫长等待的岁月中走向死亡。腐烂的，朽掉的，这些没有生气的女人，这些自私与贪婪的女人，无论过程有多少的不同，最终都无法逃掉悲剧的命运。张爱玲更愿意从人这个角度去看这些女性，而不是站在历史的大处，以一种救世主的慈悲，对这些女性以同情与怜悯，对主题进行刻意的升华与拔高。张爱玲看不见她们的出路，也不能给她们未来一盏明灯。张爱玲的文字是冷的，冷到如一枚手术刀，犀利而没有迟疑，快速剖解，把女性所有的不堪统统刮肠一般裸露在外，看着她们最肮脏最恶心最血淋淋的一面，而不再赋予她们传统意义上的温情与圣洁。彻底打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女性贤淑温婉的神话，她们或许面目可憎，却是如此真实。甚至原本血浓于水的亲情，家庭观念，也被张爱玲撕得粉碎，在她文字下土崩瓦解，人的自私性无法在这种血缘亲情中被掩藏，它们总是会在金钱与欲望的冲突中残酷地凸显出来，然后变成我们措手不及的迷茫无奈与苍凉。而她把这些剥光的女性袒露出来不是为了唾弃她们，而是她理解，“她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
　　
　　正如她说的，这些小说人物是她没有的人生，所以她很羡慕她们很爱她们，“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正是这样的恋慕，她对她笔下的人物都是精雕细刻从来马虎不得，倘使不爱这些角色，也不用这样费心竭力去写，也写不出这些小人物的悲凉与小小的欢愉。她们的委屈，她们为了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夹缝生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中的碰撞挣扎，她们迫不得已的小奸与小坏，她们身上那些零零碎碎的小毛病，无不是用她最精美与精准的语言去构筑，仿佛细致的描画，丝丝入扣，栩栩如生。
　　
　　所以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可爱的女人实在是真可爱。在某种范围内，可爱的人品与风韵是可以用人工培养出来的。女人取悦与人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趣。”
　　
　　她的小说没有挣扎，也没有追问，和其他主流小说截然不同，不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也不去做教育别人的机器，她只是要“日常生活的况味” 、“通常人生的回声”和“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张爱玲《红楼梦魇》）。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都是对传统的批判，她的批判也很尖锐，但是绝非是鲁迅式的救赎式批判，而是无奈，无能为力的苍凉一叹，没有结果，没有未来，只有那似痛非痛的当下。因为这些女性的命运是千百年来就如此的，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一种永恒存在的烦恼，只要女性的这些特质存在，无论历经怎样的年代，这些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张爱玲不报以希望，并不是她有多少预见性，而是她心底的悲哀。即便到了今天，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女性的命运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观。而社会呢？并不因改换了年月就改换了本质，并没有走向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除了物质上的进步，再也没有其他。
　　
　　张爱玲自己曾经这样说，她之所以去写这些故事的原则是“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在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拋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最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
　　
　　张爱玲的小说是给一部分人读的，另一部分人根本不必去读，所以不喜欢她小说的人可以继续不喜欢，而喜欢她小说的人也大可光明正大的喜欢，而不必被那些小女人文学，那些幽闭文学这样字眼压得抬不起头来了。一个连小女人情结都不能容忍的文坛，何以谈大气？我是无法想像的。而一个失去了女性特质的文坛，怕也只是男人意淫的场地了。他们在政治上无法得意，便借予文字挥斥方遒。好一派浩然景象，不如此不足以显示他们的悲天悯人，他们的运筹帷幄，他们的与天地苍生的同悲歌，惟恐埋汰了他们的那些激扬文字，那些死而后已的赤胆忠心，怕只有捧出一颗鲜血淋淋的心才没有遗憾了。张爱玲勇敢地从那时笔战硝烟中逃遁，她不要那些左与右，那些主义与追求，她要的只是每日电车里混杂的香粉与菰气，弄堂里女人摇曳而过的裙裾，牌桌上稀里哗啦的麻将，七大姑八大姨你一句我一句的舌根乱嚼，那些生动的面孔，那些千奇百怪的神情。
　　
　　人们痴迷张爱玲的小说，不是她的错，她只是写出来，而买账的是那些读者。如果大男人们广阔的视角，火热的生活，革命的热情，救市的情怀得不到社会上热烈的回应，这笔官司是不能落到张爱玲头上的。写作与阅读的自由，不是谁强制干涉便可以成功的，就如文革中八个样板戏的一统天下，我们是多么的痛心疾首。这样不得人心的艺术强制最终是土崩瓦解的。
　　
　　男人对女人的认识往往流于浅薄，聪明相知如胡兰成，也还在《皂隶、清客与来者》中晓以大义，一边赞美着张爱玲的《封锁》的洗练而精致，一边又说“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所以即便大家手笔如傅雷说出“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这样话语，最后还是不得免俗落在时政民生之类的说教上，这种气节或许也就落在了最后文革自杀的命运上。而对英雄情结不感冒的张爱玲宁肯孤独客死异国没有一个人知晓，也是不会这样英雄般结束生命的。而胡兰成也因为汉奸之名彻底做了那个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人物，只是不是英雄。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英雄是异数，不是生命的常态。而平凡如我们这样的百姓一生中也未必能成为那种跨越时代或者时代的英雄，哪怕是大奸大恶之徒也是少数人的事，我们只是扮演着自己生命日子里的每一个角色，儿女，妻子丈夫，父亲母亲，如此而已，有的只是人世间的光怪陆离。我也并不是在否定革命的英雄主义，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不能缺少的优良品性，而我们的文艺作品又向来不缺乏这样的大气与厚重的时代旋律。我对这样作品又向来是夺路而逃的，生怕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低垂着头颅做敬慕状。而我们这样俗气的人也是要生活的，也是要过一种阅读生活的，不能脱离在文字之外的。所以张爱玲成了我们不多的选择，成了我们业余时分打磨无聊时光仅有的那点文字乐趣。文艺作品能够活分，绝非是板着面孔说教的，这样的面孔我们是时常见的罢，冷冰冰而僵硬得没有一丝生气。傅雷先生的话或许在所有赞誉中是最贴切的：“您的小说是写在针尖、刀尖和舌尖上的，犀利，爽亮，细碎，嘈切。您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向您致敬！”
　　
　　而那些严肃端正的作家们私底下的生活是比张爱玲要富有色彩的。所以看了那些正气凛然，那些冠冕堂皇，再看那些文字背后的龌龊，由不得犯恶心。张爱玲的生活是封闭的，即便是轰动文坛的张胡恋也是不带多少妩媚的。他们的爱情干净得只剩余文字，没有世俗的名份，撕扯，纠缠，聚散都是如风的来临与逝去，这样干净，也那样彻底。
　　
　　王小波批判了张爱玲的幽闭文学不值一读，他再幽默诙谐，可自己的满纸文字中充盈的不也是绝望复绝望吗？小女人的绝望与大男人的绝望又有什么高低贵贱呢？不过是读者的喜欢与不喜欢罢了。没有读者的作者才是真正的绝望到了顶点，便也没有这些争执，这些吵闹，一切归于平静与平淡。
　　
　　我最喜欢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书与画像》说：“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那些气量宽宏胸怀天下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他能把他们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的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敏锐。”而文学史上诸多优秀杰出的女性作家无不具有这样的特性。如乔治艾略特也并不是把触角延伸到自己生活之外的作家，都是街坊市集上的平凡人，而夏洛蒂勃朗特更是在自己的方圆之地里写她自己的生活，她们的笔下都没有那种波澜壮阔的社会长卷，只是细致入微的凡俗生活。简奥斯汀就说，浪漫传奇，冒险故事，政治内幕，都比不上她所熟悉的乡间生活，比不上那些发生在楼梯间里的小事，所以她断然拒绝了英国王乔治四世要她写历史小说的要求。我亦不想评判她们是否走向社会的更广阔的天地会否有一番新成就，但是能肯定的是，在这些她们熟知的角落里，她们写出了叫世人称叹的作品。而能恒久打动不同时代人内心的，是作品能展示的生活细节。
　　
　　作家，能做到博而精的极少，能够在自己拿手而熟悉的题材风格上做得最好，我以为就是对读者最大的负责。张爱玲后来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按照严肃文学批评家们的标准去衡量，是极好的小说，但是，我以为，这样的小说便是其他的优秀严肃作家们也能写出来的，而不是非要张爱玲去完成的，她只是这沧海中的水滴，不缺少这样两部，也并不能彰显其独特的价值。因为这些小说失去了张爱玲的味道，张爱玲的气息，张爱玲一个人才有的苍凉。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家都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上烙上自己的印记的，这印记别人模仿不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否则就成了连锁店，不同的人卖着同样货色的东西。
　　
　　胡兰成说她的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张爱玲是脱离不掉色彩的，也拒绝没有色彩的文字与生活，因为她的底色已经如此灰暗。所以她极尽所能把那些幽暗发霉的破落故事用极浓的色彩绘制，于是你能看见那些色彩斑斓的各种长裙小袄，宝蓝缎心，玫瑰紫夹袍，银红小袖袄，织金牡丹盆景竹根青杭宁绸棉袄。不同的女人配着不同的色彩，如“她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衣服似乎做得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份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她是一个天生的色彩学家，把这种色彩糅合于文字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效果，画面感之强仿若亲历了一场精彩的电影。什么都有了，连色彩的喜怒哀乐都是这样的叫人赞叹不觉。
　　
　　色彩之于她，是绚烂至极，是灰暗极甚，再艳丽的红花绿柳搭配其身，是掩盖不住的凄冷与哀婉，再黯然无味的低调隐匿，是倾泻而出的高贵与典雅。她总能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色泽糅合得恰到好处，于是忍不住地沉浸在她营造的生前死后的世界里，于是忍不住在扑朔迷离的流光溢彩之外截取一分温与暖，冷与冰。
　　
　　相比较张爱玲备受推崇的小说，我更偏爱她的散文，这倒不是我一直写散文读散文爱散文之故。如果她的小说还被一些主流派的作家评论家们批评为目光短浅，视野狭窄，题材单一的话，她的散文便真的是可以叫这些陈词滥调统统扫进垃圾堆中去了。
　　
　　“淡极始知花更艳”，张爱玲的散文便是疏淡到了一种清雅，深邃，与诚恳。如果小说带着浓郁的古旧色，那么散文则是郁结了一晚的风情清晨吐出的甘露。充盈着活泼的气息，生活的质感。如在《公寓生活记趣》中这样描述“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如此清新干净的文字，再比如“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像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罢？”，真叫人忍俊不禁，实在是苦中作乐的谐趣之作。
　　
　　张爱玲对生命对社会的深刻洞悉与反思在她的散文中更是随手可触。比如那篇《造人》，尽管是应和好友苏青而作，却也是难得的有真知灼见的佳作。生命的优化，是对生命最大的敬畏，生命不是我们可以不负责任随意制造的垃圾。张爱玲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和看法我以为即便是今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即生命仅仅是一种繁衍，还是一种进步。当我们为着自己的欢愉而制造一个自己毫无承担或者没有做好心理去承担的生命时，我们是否对生命负责？她认为，孩子并不是我们的玩偶，不像我们成年人所想的那么无知，孩子对父母乃至成年人的行为有着更直接的穿透力。如果只是“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那么是对不起这样的天使降临人间的，对不起“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张爱玲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并不赞赏那种自我牺牲的母爱，她认为“当然哪，环境越艰难，越显出父母之爱的伟大。父母子女之间，处处需要牺牲，因而养成了克己的美德。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尽管在观点上因为张爱玲自身的经历所带来的偏激显而易见，却也警示我们，生命不是无休止的浪费，总是要在有用处着色。
　　
　　张爱玲与赖雅成婚之前怀孕了，她也并不是不想做母亲的，但是综合考量了自己和赖雅的实际情况，她选择了放弃做母亲的权利。这未免于我们看来是极遗憾的事，但是在张爱玲来说未尝不是正确与无奈的选择。当客观环境并不允许自己去享受一个母亲的快乐时，放弃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孩子的负责。
　　
　　她的文字是有一种美感的，如同能够听出婉转叮咚的音乐，有着叫人著迷的韵律。胡兰成说的：“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文字极其讲究，把中国文字之美发挥到了极致，所创作的语句，可以随意抽取，都隽永而耐人回味的。如一些凋零的花朵，被风裹卷着枯颜，也还兀自跳着最后的舞蹈，在空气中留下一尾淡然的幽香。
　　
　　端着咖啡，捧一本张爱玲的书，这怕是所谓的小资罢，怨不得时下人把她奉为了小资的经典。小资是什么，其实我现在也未可知。曾有朋友说，小资就是当身上还剩一块钱的时候，也要吃的有品位。这让我不自觉地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来：他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
　　
　　是否小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是否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张爱玲，一如她文字中描述的：她生命里顶完美的一瞬，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了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于是她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人生，就连死也便是绝然而去的，唯一的遗憾怕也就是那胡兰成了。想来，我也并不是对的，胡兰成之于她未尝不算得是圆满，因这段爱情，张爱玲有了她文学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两年，而这两年恰恰是与胡兰成在一起的。之后的传奇，谁又能说，脱离得了这段红尘中滚滚而来的爱恨情仇。
　　
　　她的生命充满了一种诡谲荼糜的别样生动的神气，她的爱情总在人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爱情早不得，晚不得，总要刚刚好的两个人那么相遇，然后相爱。中国，她在全民抗日的年代与汉奸结为夫妻，美国，她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与共产主义分子结合。总是这样的惊世骇俗，却并不是为了所谓的叛逆。她只是，刚刚好，在那个时候遇见了走进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个男人，她便再也不顾那人何种身份地位，这样的爱纯粹得没有一点的尘埃，干净得让人不能用所谓世俗的道德规范去玷污。
　　
　　胡兰成，张爱玲爱过的那个男人，人生总有一些悲哀是避之不去的，没有谁能为这样的男人粉饰，即便他有那么漂亮的文字，他说：张爱玲是使人初看她诸般不顺眼，她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张爱玲迎合于他的委屈，在文字中让人心疼。读了胡兰成的这话，更觉这委屈之深尤甚于前。
　　
　　钱钟书先生说真正聪明的女子从不把自己打扮成才女的样子。可能张爱玲还是不够聪明，至少在爱情上，她糊涂得是一个孩子样的，只给了胡兰成一副绝世才女的情致。
　　
　　 “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如果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便是萎谢了，她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去爱呢？
　　
　　或许还是会的，要么她也便不是她了，这个依从自己内心的女子，又怎会因他的背弃而否决自己倾心之恋呢。他是汉奸也好，是负心汉也罢，都是自己曾用生命去爱的那个人，那么落难之时，又怎会冷眼旁观，用自己的稿费按时支持着他的生活，而彼时，张爱玲自己却因胡兰成而倍受牵连。。那么孤傲的一个女子，肯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内心滚烫的热情又岂是寻常人能明了的。也许是因为那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也许是因为“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道义不过是披给他人的嫁衣裳，听从内心的召唤，才是张爱玲这样的女子去做的。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认识张爱玲时他38岁，而张爱玲是24岁。他没有张爱玲那厚实的家底，是一个家境贫寒的穷小子。他和张爱玲都是受到过磨难的人，也都世俗到极点，又因天生的文人气质，便又能相投到一处。
　　
　　原本我是对胡兰成极其反感的，也是为张爱玲之于他所受的种种不公愤愤。
　　
　　后来忘记在哪里读了胡兰成借钱葬妻的事，对这个男子不由得从心底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段事在他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可见，那以后他已经是一个没有多少真情的人了，人世间凡俗的情感在他都是那么的无足轻重了，即便是遇上张爱玲这样叫他惊艳的绝世才女，也挽不回他早已经飘零天际的心。他对爱情是玩世不恭的，没有一个女人能长久留住他那颗漂移不定的浪子之情，他对社会也没有责任与未来，因为他觉得这个社会对他是不公的，也没有从这个社会体味到温情，一切都是冰冷的叫人心寒，政治的肮脏更叫他对这一切充斥着不屑。文人天生的懦弱与他本身遭受的那些待遇，使得他成为汉奸，便显得不那么违背常理了。因为他也是一个脑子清楚得如明镜的，就如他曾写了文章说日本必败，汪政权会倒一样。可是他也并没有因为这些清楚的知道抽身而去。
　　
　　胡兰成千般的不好，在一刻他对张爱玲的真心还是有的，便是在1944年去武汉主持《大楚报》上班途中遭遇空袭，他绝望之中喊出的名字是“爱玲”。这至少是能宽慰张爱玲那颗受伤的心，即便已经是被捅破得千疮百孔。女人总是这样脆弱，脆弱到男人一点微薄的感动，就忘记了那些不好与可恶。胡兰成是从来不缺少桃花运的，也总有源源不断的女子肯投怀送抱。这种风流成性，也或许是天性，也或许如别人所说，他对每一个女人都是真心的，只是怜惜的都是眼前人。
　　
　　她不信那些天长地久，也不信胡兰成是一个专一情深的男人，所以她曾一度享受着与胡兰成当下的爱而不顾其他，她早就预料到了结局，还是并不心甘，所以才会奔赴温州寻胡兰成要一个结果，尽管那结果是她早知道的，没有“岁月静好，现实安稳”，只是无论如何总是要他亲口说了才会心死，尽管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过：“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胡兰成的心里住着的何止是白玫瑰红玫瑰，那是万千红紫都是住着的，而张爱玲却只在心灵的城堡中为胡兰成一个人留守。她终究是做不到的，她要一座大海，却无端得到的是雨露，还未及酣畅就已经衰竭。
　　
　　我有限的记忆中，张爱玲只留过三次泪，一次是与父亲的反目，而嚎啕大哭，一次是假期炎樱离开香港没有等她而伤心痛哭，还有一次便是为了胡兰成：“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这是她爱情的无可奈何的死去，她太纯粹了，纯粹到不肯和任何其他世俗的女人一样去为一份珍视的感情争取。而只是看着它如流水的远去，这样的无力，这样的凄凉。“所有的惟有空虚，怅惯；怅惘自己的黄金时代的遗失。” 张爱玲的创作黄金期也如这段感情一样短暂。自此后，她真的变得平淡与自然了，直至全然的淡出所有的视线。因为她的文学敏锐的触觉都被那场无疾而终的爱情吞噬殆尽，如花凋谢。而她也再没有在门的缝隙处偷看他的那些安宁与幸福：“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1947年6月，张爱玲终于为这段爱情画上了句号“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张爱玲的情谊便也在此，没有对胡兰成落井下石，而是等他逃过劫难，安顿下来之后，才说这样的决绝之语，那是彻底断了自己的念想，不再为这样的一个男人伤神，“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而随信附上的30万元稿费，也是对这个男人尽的最后一点心意。娶妻当娶张爱玲，这是男人几世修来的福分，却没有去好好珍惜。
　　
　　记得早前读亦舒，并不曾为她的文字多叫好，却因《胡兰成的下作》而大喊痛快。我因爱着张爱玲之故，对胡兰成总也不忍用不堪之词，但是却很解气亦舒的文字：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人家的丈夫。
　　
　　这话几乎道尽张爱玲悲剧的人生，她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托付的丈夫，即便是那个美国末流作家的赖雅。她那么喜欢钱，那么喜欢物质带来的乐趣与享受，却一生也没大富大贵过，反而艰难拮据时居多，所以往往不得不为生活四处奔波，写一些应景的稿子。想来总是生命中得不到的却去苦苦追求与执着，如金钱，如爱情。赖雅死后，她几乎就是在不停搬家，后半生都在不停的搬家中度过了，为着疑心那些不知名的小虫的咬啮，她备受折磨。荒废了写作，也荒废了生活，整个人都是与世隔绝的，仿佛和这个世界再无联系。女人，就算再强，也还是要有人可以依靠的，就算再清绝傲骨，也还是要一个可心疼的男人的。张爱玲终其一生，无所得，只握着满手的苍凉，枯倦的花朵，绝尘而去。
　　
　　女子的幸福多靠男子维系，孤标如张爱玲亦不能免俗。只是文章再好，不过悦的是他人，心底的哀与怨，喜与乐却向谁说。那么做一个张爱玲式的女人算不得幸福，女人的幸福也不会像她《谈女人》中那般吧：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
　　
　　再惊艳的传奇，也就这般辛酸落幕。
　　
　　把世俗的气概演绎成飞扬的冷艳，把落魄的情怀描绘成传世的神奇，俯瞰人世间林林种种，涂抹成文字里意象万千，盛名之下，谁挽一地的苍凉，“成名要趁早”，那么她是否有悔名之所累，终不及一个里弄街巷小妇人唇角之边那抹浅浅的微笑。随意揉捏而就的文字，冰凉刺骨的忧伤，孤欢寡合的性情，是否只是为了印证：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选择了决绝的姿态，遗世独立尘世间，把那些关爱与关怀隔离在心之外，任由别人蜚短流长，只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要她去做的，这份坚持与坚守，是人类最高贵的品性，被张爱玲独自演绎成了上个世纪的经典，用细碎而犀利的笔触，把人生的悲情凉意字字穿透，把世人的残损缺憾娓娓道来，那些虚伪中的真实，那些浮华中的朴素，勾勒着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文学是艺术化的历史。那个寂寞而又不寂寞着的文坛，她是一枚凄迷绝丽的罂粟，那样恣意而开，那样颠倒着众生的意乱情迷。
　　
　　捧着那朵尘埃里开出的花朵，但愿得冷落了天涯的春花秋月，温暖了心底的沧海桑田。
　　
　　看着看着，眼睛就变老了。杯子里的菊花都沉了底，我们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