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可以做什么

                       人民可以做什么

 

        2006年夏天回到国内，见报载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因犯受贿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1年。侯副书记从被双规到拘留再到判刑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又见高官被判刑，确实显示了中共中央反腐的决心。

          原因呢，报纸上讲，侯伍杰是因为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邵建伟想要提一提，给时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的侯送了88万人民币的财物。邵副局长的官是如愿扶正了，虽然是异地，本来这事也就了了。正像CCTV名嘴讲的，官们的“道德底线”是收了钱就要给办事。但后来邵副局长回收投资太着急自己出了事，在“双规”中咬出了当时已升为省委副书记的侯伍杰。应该说，买官的邵副局长在反腐中立了新功，如果受审的话，大约是可以减刑的。

        但是太原城街头的百姓们却不买这个账，说侯伍杰才贪88万，简直是笑话，加个零都还少。不过法律可只认事实，不管侯副书记府上家资有多少，据说光房产在全国各地就有三十多处，但在案头上确认的只有这88万，我们得尊重法律。

        但有目共睹的是领导干部们首先富起来了。中央自从下令官员们从煤矿撤股以来，经过好几个月的清查，查出了一大批，可以说几乎没有那个煤矿没有官员入股的，共撤资上亿元。入股的少则几万，多到几百万。中央还规定了一个期限，明令在此之前撤出的可保无事。这也让百姓们困惑：官们月入千元，哪来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入股分红？要真正查清是不可能的，七大姑八大姨可以顶着，说是借的不就完了吗。这跟保险公司的大保分散一样，各个公司的风险也就随之降低了。有的官员的钱实在太多，分也分不散怎么办？没问题，中国的法律还规定了一个十分温情脉脉的罪叫巨额财产说不清，法律上叫“来源不明”，贪官们有此铁卷天书，至多判个二三年而已。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的镇长，中共党员李为民涉嫌挪用公款一亿多，其中九千多万被他赌博输光。事发后在一审庭上，李镇长拍着胸膛对法官说：“相信我的家产变卖后可以还清”。一个镇长，数年之内拥有亿万家私，这财产说得清吗？估计李镇长也判不了多少年，因为广东开平中国银行行长余振东搞走4.6亿逃到美国，引渡之后只判了12年，乃前车之鉴。

         翻翻近年来的资料，贪官落马者不少，沈阳慕马案是被国家安全局无意中查获的，胡长清是因为他擅离云南世博会代表团驻地前往广东会情妇时被查的，成克杰是为了和情妇今后的美好生活而栽下马的，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也是栽在情妇手中的，而贵州政协副主席胡方瑜则是栽在小偷手中的。于是各种说法都有，《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更是以《靠情妇来帮我们反腐败？》为题作了评论。

        共产党经常教育我们，“要依靠人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接受人民的监督”等等。那么，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民到底做了什么，人民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腐败面前，人民是痛恨的、不满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只要有人扯起反腐的旗帜，人民就会起来响应和支持呢。一九八九年的所谓“政治风波”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吗？但另一方面，人民却是太微弱了、太无助了，又几乎不能做些什么。

        好容易才查到一个公民叫李文娟，她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的工作人员，她实名向国家税务局举报本单位的腐败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局不仅不查处，反而向鞍山市国税局通报情况。致使李文娟在四年的举报过程中两次被单位辞退，并且被公安机关劳教一年。此外，举报山东省济宁市原副市长李信的公民李玉春，被判入狱五年，而李信至今判决不明；举报过沈阳慕绥新、马向东的公民周伟被拘留数百天，开除党籍；举报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公民郭光允，被劳教两年，开除党籍，至今未恢复；举报原中共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公民吕净一因此被歹徒刺伤，至今未愈，其妻则被害。

        这就是人民反腐败的下场。

        这样的案例远不止这些。那么，人民——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在反腐的过程中，为什么不能参与、不能有所作为呢？这是有客观原因的。

        首先是人民不知情。中国各个单位的运转状况是不公开的。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公开透明，但有那一家做到了这一点？不公开，老百姓就无权去查，即使当权者劣迹斑斑，你没有证据，法律怎么能认可呢？所以，中国几十年的反腐败，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真正靠人民群众揭发出来的很少。我们可以看到，反腐的生力军是上级查处、情妇反目、贪官内讧、盗贼带出、事故牵连等等。

        只有一个陕西公民叫刘亮，由于幸运买到了宝马的体育彩票，西安体彩中心的官员不怪自己失误却反赖账不给，诬刘亮拿的是假彩票，逼得刘亮一怒之下爬上了高高的广告牌振臂高呼，这才震动了社会。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于是从陕西体彩中心到西安体彩中心一大串的官们进了局子。老百姓这才明白，原来国家卖的彩票也是假的。这是一例人民反腐。但据说刘亮后来的下场也不好。

        中国到底有多少贪官，老百姓都知道，但老百姓没法反，因为他们没有证据。

        其次，人民不能反腐是因为人民怕官，而官却不怕人民。因为我们的官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所以他不会对人民负责，当然也就不怕人民。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坦言：“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人能管了”。深圳原市委书记厉有为在深为官多年，其子竟放言：深圳的公、检、法，还不都是“咱家开的”。有个政治寓言说，当年克林顿访华，首站西安，在欢迎的人群中抱起一个小女孩，问她：“你知道我是谁？”小女孩说：“美国总统。”克林顿又问：“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什么的吗？”女孩说：“是管美国人民的。”据说当时克林顿沉思了一下，回答说：“不，正好相反。”连我们的小孩子都知道官是管人民的，可见官不畏民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了。

        相反，人民怕官的例子却屡见不鲜。除了前面提到的公民，还有很多。从冤死的张志新、遇罗克到孙志刚死于收容、城管武装截击小贩。试想人民看见官就害怕，敢反吗？他们可有多少代价能够献出呢？

        第三，真名不敢举报，匿名又不管用。真名举报，有受报机关国家税务局将举报人李文娟的情况返送回被举报单位的事例。国家高层机关尚且如此，中层和基层怎么做就不敢想象了。举报材料一旦到了被举报人手里，那还不是你死我活？前面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若用匿名，一般机关是不查的，丢到纸篓里了事。写了又有什么用？侯伍杰就是一边被举报一边升官，黎民百姓如何受得这等压迫，只好选择放弃。

        这样看来，在现行体制下，人们这个国家可怜的主人实在是不能够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唯有可编民谣唱于市井之间，实在连说也不敢说的时候，只能“道路以目”耳。

        要使人民真正享有主人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政改，不能以人民“素质低”来延缓政改，更不能动辄以“动乱”或“反对改革”的帽子来镇压人民。不走真正的民主道路，消灭不了腐败，不走真正的民主道路，救不了中国。

        好像中央已经下了决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反腐败。作者写本文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立案审查，正表明了中央的决心。中国的贪官还有很多很多，政治体制改革正是防止官员腐败的最佳良药。人民希望国家兴旺，希望官员廉洁，不希望把我们的衙门搞成像古人柳湘莲刺贾宝玉的话：“你们荣宁二府，只有门前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

          

                                                             2006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