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丛书（1）：《货币战争》连载一

按：近几个月的空余时间，除了网上潜水阅览时事新闻外很少在论坛冒泡发贴。在此期间潜心拜读了几本好书，收益非浅。我将一一贴上与诸君分享，同时在我的博客开辟一个“战争丛书专栏”。《货币战争》就是其中一本。此书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和内幕。读了这些书后真为现在的中国银行 系统 和金融市场捏一把汗，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正悄然无形地对中国展开。西方国家通过股控 各中国国有银行。通过他们在中国代理人：一些崇拜西方而失去辨别能力或是被收买“中国精英”“经济杀手” 无孔不入渗透到中国 金融界。如果中国政府再不重视和反击。中国将危唉！

　货币战争

　　作者：宋鸿兵

　　目 录

　　前 言 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么？／IX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道无形”的世界首富／1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3
　　罗斯柴尔德起家的时代背景／6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9
　　内森主宰伦敦金融城／12
　　詹姆斯征服法兰西／15
　　所罗门问鼎奥地利／17
　　罗斯柴尔德盾徽下的德国和意大利／19
　　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20
　　第二章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总统的百年战争／25
　　刺杀林肯总统／27
　　货币发行权与美国独立战争／29
　　国际银行家的第一次战役：美国第一银行（1791～1811）／32
　　国际银行家卷土重来：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2）／34
　　“银行想要杀了我，但我将杀死银行”／35
　　新的战线：独立财政系统／37
　　国际银行家再度出手:“1857年恐慌”／40
　　美国内战的起因：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41
　　林肯的货币新政／43
　　林肯的俄国同盟者／46
　　谁是刺杀林肯的真凶？／47
　　致命的妥协：1863年《国家银行法》／48
　　第三章 美联储：私有的中央银行／55
　　神秘的哲基尔岛：美联储的策源地／57
　　华尔街七巨头：美联储的幕后推动者／60
　　策立美联储的前哨战：1907年银行危机／67
　　从金本位到法定货币：银行家世界观的大转变／69
　　1912年大选烽烟／71
　　B计划／73
　　《美联储法案》过关，银行家美梦成真／74
　　谁拥有美联储？／77
　　美联储第一届董事会／80
　　不为人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81
　　真相何在／82
　　第四章 一战与大衰退：国际银行家的“丰收时节”／85
　　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87
　　斯特朗操纵下的战时美联储／90
　　“为了民主和道德原则”，威尔逊走入战争／91
　　大发战争财的银行家们／93
　　《凡尔赛和约》：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96
　　“剪羊毛”与美国1921年农业衰退／97
　　国际银行家的1927年密谋／99
　　1929年泡沫破裂：又一次“剪羊毛”行动／101
　　策划大衰退的真正图谋／104
　　第五章 廉价货币的“新政”／109
　　凯恩斯的 “廉价货币”／111
　　1932年总统大选／114
　　谁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16
　　废除金本位：银行家赋予罗斯福的历史使命／119
　　“风险投资”选中希特勒／122
　　华尔街资助下的纳粹德国／125
　　昂贵的战争与廉价的货币／128
　　第六章 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131
　　“精神教父”豪斯上校与外交协会／133
　　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家的银行／13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143
　　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148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150
　　三边委员会／152
　　第七章 诚实货币的最后抗争／157
　　总统令11110号：肯尼迪的死亡证书／159
　　白银美元的历史地位／162
　　银本位的终结／166
　　黄金互助基金／169
　　特别提款权／174
　　废除黄金货币的总攻／175
　　“经济刺客”与石油美元回流／177
　　里根遇刺：粉碎金本位的最后希望／179
　　第八章 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185
　　1973年中东战争：美元反击战／187
　　保罗·沃尔克：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190
　　世界环保银行：要圈地球30%的陆地／193
　　金融核弹：目标东京／198
　　索罗斯：国际银行家的金融黑客／202
　　狙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206
　　亚洲货币绞杀战／209
　　中国未来的寓言／215
　　第九章 美元死穴与黄金一阳指／217
　　部分储备金体系： 通货膨胀的策源地／219
　　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222
　　美国的“债务悬河”与亚洲人民的“白条”／225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霸盘生意”／229
　　政府特许机构：“第二美联储”／232
　　黄金：被软禁的货币之王／237
　　一级警报：2004年罗斯柴尔德退出黄金定价／244
　　美元泡沫经济的死穴／246
　　第十章 谋万世者／251
　　货币：经济世界的度量衡／253
　　金银：价格动荡的定海神针／256
　　债务货币脂肪与GDP减肥／258
　　金融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军”／260
　　未来的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264
　　迈向世界储备货币之路／266
　　后记 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几点看法／271

　　前 言

　　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么？
　　—写在中国加入WTO五周年、金融全面对外资开放之际
　　赵煜

　　2006年，美国财长保尔森在访华前夕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频道CNBC访问时指出，作为经济大国，“他们已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世界其他国家不会再给他们很多时间”。毫无疑问，这个“他们”，就是中国。
　　显然，今天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将自己变成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和迹象都表明，庞大的中国经济航母，已经起程。
　　如果说，三年前政治局请几位学者进京讲授大国崛起的历史，还只是在为中国可以预见的发展做准备，那么从“崛起”到“发展”提法上的变化，就足以看出中国自信心的调整，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中央电视台那部叫做《大国崛起》的纪录片的拍摄速度。
　　全世界都把目光对准中国：“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204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赶超美国”，类似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已成定局。
　　然而，起航的中国经济航母，会一帆风顺么？在未来至关重要的50年内，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有的“航速”，勇往直前么？可能影响航向、航线、航程的不可测因素又有哪些呢？
　　按常规分析，中国这艘巨型航母未来数十年最为险峻的航程是能否平安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在东亚相关海域能否获得制海权。但是，笔者认为，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经济真正强国的最主要隐患，更有可能来自于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即潜在的“金融大战”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危险度，随着中国加入WTO五年届满、金融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而日益加剧。
　　即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业，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包括实战经验，来防范金融衍生工具等一系列金融手段的“远程精确打击”么？
　　以海战作比：十年前，中国潜艇逼退美“尼米兹号”航母，2006年10月底，中国“宋级”潜艇再次贴近至美军“小鹰号”战斗群五英里。中国在军力暂时无法与美军抗衡的现实情况下，制订出凭借潜艇战术特性遏制美军航母群的相应战略。同样，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根本无法保证，某些认为中国强大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国家不会在经济领域，以金融战争的“核潜艇”，攻击中国这艘已经起航的经济航母，令中国经济发展改变航向和航程。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强国目前只是常规性的预测，并没有包括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可能造成的破坏与阻挠的评估，比如金融战。
　　金融对外资开放，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因为军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几乎不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命脉的彻底损伤。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的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
　　历史和现实同样严峻：苏联的解体、卢布的贬值；亚洲金融风暴、“四小龙”们偃旗息鼓；日本经济仿佛被灌了迷魂药似的一蹶不振。我们是否仔细想过：这一切难道只是偶然或者巧合？如果不是，谁是幕后发力的真正推手？谁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暗算的目标？最近几个月来，前苏联的特工和能源大亨、欧洲的银行家接二连三被暗杀，这和前苏联的垮台有没有联系呢？决定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改革还是金融打击？
　　这不能不令人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防御能力担忧，进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前途担忧。即便暂且搁置人民币汇率和1万亿外汇储备不谈，那么国家层面的、国与国之间游离于正常金融秩序视线之外的政治热钱的博弈，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态势，这不能不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中华文明的善良隐忍，中国反复表达的“和平发展”的理念，能够抵御一贯具有颠覆性和攻击性的“新罗马帝国”的金融入侵么？在现实层面，中国目前是否具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储备，足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攻击呢？如果遭遇隐形的金融“核讹诈”甚至“核攻击”，分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中国“海龟”中，会出现钱学森和邓稼先这样的国家栋梁么？
　　保尔森将到中国进行一项“战略性经济对话”，伯南克也将随行。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同时抵达北京，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除了人民币汇率，国与国之间还有怎样不为外界所知的“较量”呢？保尔森在接受CNBC访问时强调，为期两天的对话将集中于讨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带来的长期挑战。
　　那么，这种所谓“长期挑战”，是否包括可能的“金融大战”呢？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18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
　　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

　　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道无形”世界首富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订法律。[1]梅耶·罗斯柴尔德本章导读当国际媒体成天炒作身家5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蝉联世界首富宝座的时候，如果你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因为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富豪排行榜上，你根本找不到“大道无形”的超级富豪们的身影，因为他们早已严密地控制了西方主要的媒体。
　　所谓“大隐隐于朝”。如今，罗斯柴尔德家族仍在经营着银行业务，但是如果我们随机在北京或上海的街头问100个中国人，其中可能有99个知道美国花旗银行，而不见得有1个知道罗斯柴尔德银行。
　　究竟谁是罗斯柴尔德？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研究物理学的人不知道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奇怪却并不意外的是，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它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罗斯柴尔德家族究竟拥有多少财富？这是一个世界之迷。保守的估计是50万亿美元！[2]罗斯柴尔德家族到底是怎样赚到如此惊人的财富的？这就是本章要告诉你的故事。
　　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以及基于这一切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和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旋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

　　内森是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个儿子，也是五兄弟中最具胆识的一个。1798年，他被父亲从法兰克福派到英国开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内森是一个城府极深、行事果决的银行家，从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凭着惊人的金融天赋和神鬼莫测的手段，到1815年，他已成为伦敦首屈一指的银行寡头。
　　内森的大哥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打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大本营（M.A.Rothschild and Sons），他的二哥所罗门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建立了家族的另一分支银行（S.M. Rothschild and Sons），他的四弟卡尔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了另一个银行，他的五弟詹姆斯在法国巴黎也有一个银行（Messieus de Rothschild Freres）。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银行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银行集团。此时五兄弟正密切地注视着1815年的欧洲战况。
　　这是一场关系着欧洲大陆命运和前途的重要战争。如果拿破仑取得了最终胜利，法国将不容置疑地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如果威灵顿勋爵打垮了法军，那英国将主导欧洲的大国均势。
　　早在战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非常具有远见地建立了自己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快递系统。他们构建起数量庞大的秘密代理人网络，这些类似战略情报间谍的人被称为“孩子们”。这些人被派驻欧洲所有的首都、各大城市、重要的交易中心和商业中心，各种商业、政治和其他情报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往来穿梭。这个情报系统的效率、速度和准确度都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官方信息网络的速度，其他商业竞争对手更是难以望其项背。这一切使得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3]
　　“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马车奔驰在（欧洲各地的）公路上，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船穿梭于海峡之间，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间谍们遍布（欧洲的）城市街道，他们揣着大量现金、债券、信件和消息，他们最新的独家消息在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中被迅速地传播着，但所有的消息都没有滑铁卢战役的结果更为宝贵。”[4]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赌博，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滑铁卢战役的最终结果。如果英国败了，英国公债（Consols）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冲上云霄。
　　正当两支狭路相逢的大军进行着殊死战斗时，罗斯柴尔德的间谍们也在紧张地从两军内部收集着尽可能准确的各种战况进展的情报。更多的间谍们随时负责把最新战况转送到离战场最近的罗斯柴尔德情报中转站。到傍晚时分，拿破仑的败局已定，一个名叫罗斯伍兹的罗斯柴尔德快信传递员亲眼目睹了战况，他立刻骑快马奔向布鲁塞尔，然后转往奥斯坦德港。当罗斯伍兹跳上了一艘具有特别通行证的罗斯柴尔德快船时，已经是深夜时分。这时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高，在付了2 000法郎的费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水手连夜帮他渡过了海峡[5]。当他于6月19日清晨到达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时，内森·罗斯柴尔德亲自等候在那里。内森快速打开信封，浏览了战报标题，然后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
　　当内森快步进入股票交易所时，正在等待战报的焦急而激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内森那张毫无表情、高深莫测的脸。这时，内森放慢了脚步，走到自己的被称为“罗斯柴尔德支柱”的宝座上。此时他脸上的肌肉仿佛石雕一般没有丝毫情绪浮动。这时的交易大厅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富贵荣辱寄托在内森的眼神上。稍事片刻，内森冲着环伺在身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易员们递了一个深邃的眼色，大家立即一声不响地冲向交易台，开始抛售英国公债。大厅里立时一阵骚动，有些人开始交头接耳，更多的人仍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这时，相当于数十万美元的英国公债被猛然抛向市场，公债价格开始下滑，然后更大的抛单像海潮一般一波比一波猛烈，公债的价格开始崩溃。
　　这时的内森依然毫无表情地靠在他的宝座上。交易大厅里终于有人发出惊叫：“罗斯柴尔德知道了！”“罗斯柴尔德知道了！”“威灵顿战败了！”所有的人立刻像触电一般回过味来，抛售终于变成了恐慌。人在猛然失去理智的时候，跟随别人的行为成了一种自我强制性行为。每个人都想立刻抛掉手中已经毫无价值的英国公债，尽可能地留住一些所剩无几的财富。经过几个小时的狂抛，英国公债已成为一堆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6]此时的内森像一开始一样，仍然是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他的眼睛以一种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绝不可能读懂的眼神轻微地闪动了一下，但这次的信号却完全不同。他身边的众多交易员立即扑向各自的交易台，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
　　6月21日晚11点，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亨利·珀西终于到达了伦敦，消息是拿破仑大军在8个小时的苦战后被彻底打败了，损失了1/3的士兵，法国完了！
　　这个消息比内森的情报晚了整整一天！而内森在这一天之内，狂赚了20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7]滑铁卢一战使内森一举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从而主导了英国日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被内森所控制。英国的公债就是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向政府缴纳各种税赋的义务，变成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向全民变相征税。英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筹集的，换句话说，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货币发行权而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花，而且要支付8%左右的利息，所有本息都是以金币结算。当内森手里攥着具有压倒性优势数量的英国公债的时候，他实际上操控着公债的价格，左右着整个英国的货币供应量，英国的经济命脉被紧紧地捏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志得意满的内森毫不掩饰他征服了大英帝国的骄傲：我不在乎什么样的英格兰傀儡被放在王位上来统治这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而这个人就是我！[8]

　　罗斯柴尔德起家的时代背景

　　少数能理解这个系统（支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人，要么是对这个系统所产生的利润非常感兴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系统的施舍（政治家），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反对我们的。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人民在智力上不足以理解基于这个系统所衍生出的资本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他们将承受压迫而且毫无怨言，甚至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个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9]
　　罗斯柴尔德兄弟，1863年
　　老罗斯柴尔德生长在工业革命在欧洲迅猛发展、金融业空前繁荣的时代，全新的金融实践和思想从荷兰和英国向全欧洲辐射开来。随着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成立，一个远较过去复杂得多的金钱的概念和实践被一大批富于冒险精神的银行家创造出来。
　　在17世纪的100年中，金钱的概念和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694年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时，人类历史上银行发行的纸币量第一次超过了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总量[10]。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对铁路、矿山、造船、机械、纺织、军工、能源等新兴行业空前巨大的融资需求，与传统金匠银行的古老低效和极为有限的融资能力之间产生了日益强烈的矛盾。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新兴银行家，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重要机遇，以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全面主导了现代金融业的历史走向，而所有其他人的命运则不得不或毫无知觉地被这种制度所决定。
　　1625年以来的两次内战和政局动荡使英国国库空虚，1689年威廉一世入主英国（由于娶了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才得到的王位）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再加上他与法王路易十四正在进行的战争，使得威廉一世四处求钱，几近饥不择食的程度。这时，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为首的银行家向国王提出一个从荷兰学来的新概念：建立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来为国王庞大的开支进行融资。
　　这家私有银行向政府提供120万英镑的现金作为政府的“永久债务”（Perpetual Loan），年息8%，每年的管理费为4 000英镑，这样每年政府只要花10万英镑就可以立刻筹到120万英镑的现金，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本钱！当然政府还要提供更多的“好处”，那就是允许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国家认可的银行券（Bank Note）[11]。
　　长久以来人们就知道金匠银行家（Goldsmith Banker）最有利可图的就是发行银行券，这些银行券其实就是储户存放在金匠那里保管的金币的收据。由于携带大量金币非常不便，大家就开始用金币的收据进行交易，然后再从金匠那里兑换相应的金币。时间长了，人们觉得没必要总是到金匠那里存取金币，后来这些收据逐渐成了货币。聪明的金匠银行家们渐渐发现每天只有很少的人来取金币，他们就开始悄悄地增发一些收据来放贷给需要钱的人并收取利息，当借债的人连本带息地还清借据上的欠款，金匠银行家们就收回借据再悄悄地销毁，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但利息却稳稳地装进了自己的钱袋。一个金匠银行的收据流通范围越广，接受程度越高，利润就越大。而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流通范围和接受程度，是其他银行远远无法比拟的，这些得到国家认可的银行券就是国家货币。
　　英格兰银行的现金股本向社会招募，认购2 000英镑以上的人，有资格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董事（Governor）。一共有1 330人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股东，14人成为银行董事，包括威廉·帕特森[12]。
　　1694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皇家特许执照（Royal Charter），第一个现代银行就这样诞生了。
　　英格兰银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国家的永久债务，用全民税收做抵押，由英格兰银行来发行基于债务的国家货币。这样一来，国王有钱打仗或享受了，政府有钱做自己爱做的事了，银行家放出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巨额贷款并得到了可观的利息收入，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只有人民的税收成了被抵押品。由于有了这样强大的新的金融工具，英国政府的赤字直线上升，从1670年到1685年，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 480万英镑。从1685年到1700年，政府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5 570万英镑，但英国政府从英格兰银行的借贷从1685年到1700年暴涨了17倍多，从80万英镑涨到了1 380万英镑。[13]
　　更妙的是，这个设计把国家货币的发行和永久国债死锁在一起。要新增货币就必须增加国债，而还清国债就等于摧毁了国家货币，市场上将没有货币流通，所以政府也就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由于偿还利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导致对货币更大的需求，这些钱还得向银行借债，所以国债只会永远不断地增加，而这些债务的利息收入全部落入银行家的钱袋，利息支出则由人民的税收来负担！
　　果然，从此以后，英国政府就再也没有还清债务，到2005年年底，英国政府的欠债从1694年的120万英镑增加到了5 259亿英镑，占英国GDP的42.8%。[14]如此看来，为了这样大的一笔巨款，如果有谁胆敢挡了私有化的国家银行之路，砍掉个把国王的头，或刺杀若干个总统的风险，实在是值得冒一下。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桶金

　　1744年2月23日，梅耶·A·鲍尔出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聚居区，他的父亲摩西是一个流动的金匠和放贷人，常年在东欧一带谋生。当梅耶出生以后，摩西决定在法兰克福定居下来。梅耶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智商，父亲对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悉心调教，系统地教授他关于金钱和借贷的商业知识。几年以后，摩西去世了，年仅13岁的梅耶在亲戚的鼓励下，来到汉诺威的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银行学徒[15]。
　　梅耶以其过人的悟性和勤奋迅速掌握了银行运作的各类专门技能，在整整七年的岁月里，他像海绵吸水一般吸收并消化着从英国传来的种种金融业的奇思妙想。由于工作出色，梅耶被提拔为初级合伙人。在银行工作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一些很有背景的客户，其中包括对他日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冯·伊斯托弗将军。正是在这里，梅耶意识到把钱贷给政府和国王要比贷给个人的利润和保险系数高得多，不仅贷款数额大得多，更有政府税收做抵押。这种来自英国的全新的金融理念使梅耶的头脑焕然一新。
　　几年以后，年轻的梅耶回到了法兰克福，继续他父亲的放贷生意。他还将自己的姓氏改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Rot是德文的红色，Schild是德文中盾的意思）。当梅耶得知冯·伊斯托弗将军也回到法兰克福并在威廉王子的宫廷中做事时，立刻想到要好好利用一下这层关系。当冯·伊斯托弗将军再次见到梅耶时，也非常高兴。将军本人是一名钱币收藏家，而梅耶对钱币的研究更是几代祖传的，谈起古代的各种钱币是如数家珍，直听得将军眉飞色舞。更让将军欣喜的是，梅耶愿意以很低的折扣卖几枚罕见的金币给将军，很快冯·伊斯托弗将军就把梅耶当做知己。工于心计的梅耶很快和宫廷的重要人物熟稔起来。终于有一天，经冯·伊斯托弗将军引见，威廉王子召见了梅耶，原来王子本人也是金币收藏家，梅耶用同样的手段很快就让王子对他青睐有加。
　　在几次以低价卖给王子稀世罕见的金币之后，王子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问梅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梅耶不失时机地提出想要成为宫廷正式代理人，他终于如愿以偿了。1769年9月21日，梅耶在自己的招牌上镶上王室盾徽，旁边用金字写上：“M·A·罗斯柴尔德，威廉王子殿下指定代理人”[16]。一时间，梅耶的信誉大涨，生意越来越红火。
　　威廉王子本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在18世纪的欧洲以“租借军队”给别的国家来“维护和平”而出名。他和欧洲各个王室都关系密切，尤其喜欢和英国王室做生意—英国由于有很多海外利益，经常需要用兵，而自己的军队数量不敷使用，英国出的钱较多，也很少拖欠，所以和威廉王子一拍即合。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华盛顿对付的德国士兵比英国的还要多。威廉王子由此积攒下了欧洲历史上王室最大的一笔遗产，大约相当于2亿美元。难怪人们称他是“欧洲最冷血的贷款鲨鱼”。[17]
　　投身于威廉王子的帐下后，梅耶尽心竭力地把每件差事都办得尽善尽美，因此深得王子信任。不久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1799）爆发，革命的浪潮从法国逐渐向周边的君主制国家蔓延。威廉王子开始焦虑不安起来，他越来越担心革命会在德国产生共鸣，暴徒们会洗劫他的财富。与王子的想法相反，梅耶却对法国革命非常高兴，因为恐慌导致他的金币生意量大涨。当革命的矛头指向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德国与英国的贸易中断了，进口货的价格飞涨，从英国贩运商品到德国贩卖使梅耶狠赚了一笔。
　　梅耶一直是犹太社区非常活跃的领袖人物。“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当犹太教堂的礼拜结束之后，梅耶总是会邀请一些最具智慧的犹太学者到他的家里，他们聚拢在一起，一边慢慢地喝着葡萄酒，一边详细地讨论做一些事的顺序直到深夜。”[18]
　　梅耶有句名言：“在一起祈祷的家庭将凝聚在一起。”后来的人们始终闹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力量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这样执著于征服与权力。
　　到1800年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成为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梅耶还在这一年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的“帝国皇家代理”的称号。这个称号使他能通行帝国的各个地区，免除了加在其他犹太人身上的各种赋税，他的公司人员还可以配备武器。
　　1803年，梅耶和威廉王子的关系日益密切，使梅耶的势力大大地跃上一个台阶。事情是这样的，威廉王子的一位表兄是丹麦国王，他向威廉王子提出想借一笔款子，威廉王子怕露富就不愿答应。当梅耶得知此事以后，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就向王子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由王子出钱，梅耶出面协商，以罗斯柴尔德的的名义给丹麦国王贷款，利息梅耶可以提成。王子仔细想了想，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既能放贷收钱又不会露富。对于梅耶来说，放贷给国王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不仅能得到稳定的回报，更是提高声誉的绝好机会。结果贷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紧接着，又有六笔丹麦王室的贷款通过梅耶成交。罗斯柴尔德声名鹊起，尤其是他与皇室的密切联系在欧洲开始为人所知。
　　拿破仑当政以后，曾经试图将威廉王子拉到自己一边，威廉王子首鼠两端，不愿在形势明朗之前选边站队，最后拿破仑宣布“要把赫思－凯瑟（威廉王子家族）从欧洲的统治者名单中清除出去”，随即法军大兵压境，威廉王子仓皇流亡到丹麦，出逃之前，将一笔价值300万美元的现金交给梅耶保管[19]。就是这300万美元的现金为梅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成为梅耶铸造其金融帝国的第一桶金。
　　梅耶有比建立一个英格兰银行要大得多的雄心！当他得到了威廉王子这笔巨款的时候，他就开始点兵遣将了。他的五个儿子像五支利箭射向欧洲的五个心脏地区。老大阿姆斯洛镇守法兰克福总部，老二所罗门到维也纳开辟新战场，老三内森被派往英国主持大局，老四卡尔奔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根据地，并作为兄弟之间的信使往来穿梭，老五詹姆斯执掌巴黎业务。
　　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帝国揭开了帷幕。

　　内森主宰伦敦金融城

　　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世界金钱市场的主宰，当然也就是几乎所有一切其他事物的主宰。他们实际上拥有以整个南意大利地区的财政收入做抵押的资产，（欧洲）所有国家的国王和部长都在聆听他们的教诲。[20]
　　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首相，1844年
　　伦敦金融城是大伦敦地区中心的一块占地仅2.6平方公里的地区，18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它拥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与梵蒂冈很类似，颇像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弹丸之地云集着包括英格兰银行总部在内的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创造了当今英国GDP的1/6。谁主宰着伦敦金融城，谁就主宰着英国。
　　内森初到英国正值法英对峙，互相封锁。英国货在欧洲价格卖得很高，内森开始与在法国的弟弟詹姆斯联手把货物从英国偷运到法国转手，从中赚了很多钱。后来内森结识了英国财政部的官员约翰·哈里斯，打听到英军在西班牙的困境。当时威灵顿公爵所统帅的英军已经做好了进攻法军的准备，唯一的难题就是缺少军饷。威灵顿公爵尽管有英国政府的担保，但他磨破了嘴皮子也难以说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银行家接受他拿出的银行券，威灵顿公爵的大军迫切需要黄金[21]。
　　内森灵机一动，决心要在此事上大捞一笔。他四处打听黄金的货源，正好东印度公司有一批黄金刚从印度运来，准备出售，而英国政府也想购买，只是觉得价格太高，想等黄金价格降下来再购进。内森摸准了情况，立即将他带到英国打天下的威廉王子的300万美元现金和自己走私英国货物赚来的大笔资金全部押上，抢先与东印度公司成交，购买了80万英镑的黄金[22]，然后立刻抬高黄金价格。英国政府眼见黄金价格降不下来，前方军情又十万火急，只有从内森手中以高价购进。这一笔交易让内森赚得盆满钵满。
　　但内森继续施展连环计，他又提出要护送这批黄金到威灵顿公爵的军中。当时法国对英国进行严密的陆上封锁，此行风险极大，英国政府愿意付很高的价钱来运送这批黄金。拿到这个差事之后，内森让他年仅19岁的弟弟詹姆斯通知法国政府，内森想运送黄金到法国，英国政府可能会对此非常愤怒，因为黄金流到法国会大大削弱英国的财政能力。法国方面一听有这样的大好事，岂有不大力支持的道理，立即下令法国警察沿途保护，一路放行。个别瞧出名堂的法国官员也被重金贿赂，装聋作哑。
　　于是内森等人押送的黄金，得到了英法两国政府的支持，浩浩荡荡、大摇大摆地进入巴黎的银行，内森一面参加法国政府的欢迎宴会，一面悄悄派人把黄金兑换成威灵顿公爵能够接受的金币，再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罗斯柴尔德的运输网络运到了西班牙的英军手中。其手法之高妙直追现代好莱坞的电影情节。
　　一位普鲁士驻英国的外交官这样说道：“罗斯柴尔德对这里（伦敦）的金融事务的影响力大得惊人。他们完全左右着伦敦金融城的外汇交易价格。作为银行家，他们的权力令人瞠目。当内森发怒时，英格兰银行都在颤抖。”
　　有一次，内森拿着他哥哥阿姆斯洛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开的支票到英格兰银行要求兑换现金，银行以只兑换本银行支票为由加以拒绝。内森勃然大怒，第二天一早，他领着自己的九名银行职员，带着大批英格兰银行的支票要求兑现黄金，只一天就使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明显下降。第二天，内森带来更多的支票，一名银行的高级主管颤声问内森还要兑换几天，内森冷冷地回答：“英格兰银行拒绝接受我的支票，我干吗要它的？”英格兰银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然后银行的高级主管非常客气地告诉内森，英格兰银行今后将荣幸地兑换所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支票。
　　内森在滑铁卢战役中一举夺得伦敦金融城的主导权，从而掌握了英国的经济命脉。从此，包括货币发行和黄金价格等至关重要的决定权，一直把持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中。

　　詹姆斯征服法兰西

　　当一个政府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掌握着局势的便是银行家，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23]
　　拿破仑，1815年
　　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五个儿子詹姆斯在拿破仑执政时期，主要来往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建立家族运输网络来走私英国货。在帮助威灵顿运送黄金和英国国债收购战之后，詹姆斯在法国名声大噪。他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并暗地里资助西班牙革命。
　　1817年，滑铁卢战败之后，法国丧失了拿破仑战争中得来的大片领土，政治上限于被围堵的境地，国民经济也日益凋敝。路易十八的政府四处贷款，希望在财政上逐渐站稳脚跟。一家法国银行和英国的巴林银行得到了数目庞大的政府融资项目，而声名显赫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却名落孙山，詹姆斯为此愤愤不平。
　　到了1818年，由于前一年发行的政府债券在巴黎和其他欧洲城市都行情见涨，法国政府尝到了甜头，想再向这两家银行融资。罗斯柴尔德兄弟费尽心机也得不到半点利益。原来，法国贵族们自恃出身显赫，血统高贵，觉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是一群乡巴佬暴发户，不愿意和他们做生意。尽管詹姆斯在巴黎财大气粗，豪宅华服，但社会地位并不高，法国贵族的高傲令詹姆斯恼羞成怒。
　　詹姆斯立即和其他几个兄弟开始策划制服法国贵族们的计划。而法国的贵族们高傲却不聪明，更低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方面出类拔萃的战略战术，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并不低于拿破仑在军事上的造诣。
　　1818年11月5日，一向稳健升值的法国公债突然开始颇不寻常地跌价。很快，政府的其他债券也开始受到影响，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市场上的投资者开始议论纷纷。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24]。交易所里的议论逐渐演变成流言四起，有人说拿破仑可能再次上台，也有人说政府财政税收不足以偿还利息，还有人担心爆发新的战争。
　　路易十八的宫廷内部气氛也相当紧张，债券如果继续大幅下滑，政府以后的开支将无从筹集。高傲的贵族们的脸上也堆满了愁容，每个人都在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只有两个人在一边冷眼旁观，他们就是詹姆斯和他的哥哥卡尔。
　　由于有英国的前车之鉴，慢慢地有人开始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操纵公债市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从1818年的10月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以其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在欧洲各大城市悄悄吃进法国债券，法国债券渐渐升值。然后，从11月5日开始，他们突然在欧洲各地同时放量抛售法国债券，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恐慌。
　　眼看着自己的债券价格像自由落体一般滑向深渊，路易十八觉得自己的王冠也随之而去了。此时，宫廷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向国王进言，为什么不让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试试挽救局面呢？心神不定的路易十八再也顾不上皇家的身份地位了，马上召见詹姆斯兄弟。爱丽舍宫的氛围为之一变，被冷落许久的詹姆斯兄弟处处被笑脸和尊敬包围着。
　　果然，詹姆斯兄弟一出手就制止了债券的崩溃，他们成了法国上下瞩目的中心，在法国军事战败之后，是他们从经济危机中拯救了法国！赞美和鲜花令詹姆斯兄弟陶醉不已，连他们的衣服款式也成了流行的时装样式。他们的银行成了人们竞相求贷的地方。
　　由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控制了法国金融。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财富达到了6亿法郎。在法国只有一个人的财富比他多，那就是法国国王，他的财富是8亿法郎。法国其他所有银行家的财富加在一起仍然比詹姆斯少1.5亿法郎。这样的财富自然赋予了他不可名状的权力，甚至到了随时可以让政府内阁垮台的程度。比如，众所周知的梯也尔政府就是被他推翻的。”[25]

　　所罗门问鼎奥地利

　　在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口号和宣言，也没有牺牲或荣誉，他们忽略了这些迷惑世人眼睛的东西。他们的眼中只有垫脚石。威廉王子是一个，下一个就是梅特涅。[26]
　　弗雷德里克·默顿
　　所罗门是罗斯柴尔德家的老二，常年穿梭于欧洲各大城市之间，担任家族各个银行之间的协调人角色。他在几个兄弟中具有过人的外交才能，说话措辞考究，巧于恭维。一位和所罗门打过交道的银行家曾评论道：“没有人离开他时不是神清气爽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弟兄们公推他到维也纳开拓欧洲心脏地区的银行业务。
　　维也纳是当时欧洲的政治中心，几乎所有的欧洲王室都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哈布斯堡王朝作为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解体）的王室，统治着包括现在的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北部、瑞士、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捷克、斯洛文尼亚以及法国东部地区长达400余年，是欧洲最古老、最正宗的王室血脉。
　　拿破仑战争虽然打垮了神圣罗马帝国，但它的继承者奥地利仍然以中欧的龙头自居，傲视其他的王室。加之其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与英法等新教盛行的国家相比要僵化不少，和这样的高贵家族打交道，要比与威廉王子交往高贵得多。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去曾经几次想和哈布斯堡建立商业关系，结果始终被王室挡在圈子之外，不得其门而入。
　　当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所罗门再次叩响维也纳的大门时，情势已经全然不同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已成为名噪一时的望族，挟征服英法之锐气，底气足了不少。尽管这样，所罗门也不敢造次去直接和哈布斯堡的人谈生意，而是找到了一块“垫脚石”，他就是名震19世纪欧洲政坛的奥地利外长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拿破仑战败之后的欧洲，由梅特涅牵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维系了19世纪欧洲最长的和平时期。梅特涅在奥地利日渐衰落而强敌环伺的不利态势下，把制衡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他利用哈布斯堡在欧洲残存的皇家正统号召力，拉住邻国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神圣同盟，既遏制了法国的东山再起，又牵制了俄国扩张的躁动，还形成了联合压制境内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浪潮的机制，确保了奥地利境内多民族分裂势力不致失控。
　　1818年的亚琛会议是讨论拿破仑战败后欧洲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来自英、俄、奥、普、法等国代表决定了法国的战争赔款和同盟国撤军等问题。所罗门和他的弟弟卡尔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梅特涅的左右手金斯（Gentz）引荐，所罗门结识了梅特涅，并很快地与梅特涅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一方面所罗门巧妙而得当的赞美让梅特涅极为受用，另一方面，梅特涅也很想借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雄厚财势，两人一拍即合，所罗门和金斯更是铁得不分彼此。
　　在梅特涅和金斯的极力推荐下，加之罗斯柴尔德与威廉王子和丹麦王室密切的商业关系，哈布斯堡高大的围墙终于被所罗门越过了。王室开始固定和频繁地向所罗门的银行贷款和融资，所罗门很快就成了“圈里人”。1822年，哈布斯堡王室授予罗斯柴尔德四兄弟（内森除外）男爵封号。
　　在所罗门的大力资助之下，梅特涅开始扩张奥地利的影响力，四处派出军队去麻烦地区“保卫和平”，使原本国力日衰的奥地利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泥潭，从而更加依赖所罗门的银箱。1814～1848年的欧洲被称为“梅特涅时代”，而实际上控制着梅特涅的是背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
　　1822年，梅特涅、金斯和所罗门、詹姆斯、卡尔三兄弟参加了重要的维罗纳会议（Verona Congress）。会后，罗斯柴尔德银行得到了利益丰厚的资助第一条中欧铁路的项目。奥地利人越来越感受到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人们开始笑言“奥地利有一个斐迪南皇帝和一个所罗门国王”。1843年，所罗门收购了V抰kovice联合矿业公司和奥地利－匈牙利冶炼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名列当时世界十家最大的重工业公司。
　　到1848年，所罗门已成为奥地利金融和经济的主宰者。

　　罗斯柴尔德盾徽下的德国和意大利

　　自从拿破仑从德国撤军之后，德国由过去300多个松散的封建小国合并成30多个较大的国家，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留守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老大阿姆斯洛被任命为德意志的首届财政部长，1822年被奥地利皇帝加封为男爵。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成为德国金融的中心。由于阿姆斯洛膝下无子，引为终生憾事，所以对后起之秀倾心扶持。其中一位深得阿姆斯洛喜爱的年轻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现代史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阿姆斯洛与俾斯麦情同父子，阿姆斯洛去世后，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俾斯麦背后的银行家布雷克劳德（Samuel Bleichroder）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27]。
　　老四卡尔是罗斯柴尔德五兄弟中最平庸的一个，担任家族的主要信使，往来欧洲各地传递信息和协助其他兄弟。帮助五弟在法国1818年国债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之后，卡尔被执掌家门的三哥内森派往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银行。他在意大利却展露了超出其他兄弟预期的能力。卡尔不仅资助了梅特涅派往意大利镇压革命的军队，而且以出色的政治手腕迫使意大利当地政府承担了占领军的费用。他还帮朋友麦迪奇策划并夺回了那不勒斯财政大臣的要职。卡尔逐渐地成为意大利宫廷的财政支柱，影响力遍及意大利半岛。他还与梵蒂冈教廷建立了商业往来，当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见到他时，破例伸出手让卡尔亲吻，而不是像惯常那样伸出脚来。

　　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

　　只要你们兄弟凝聚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能够与你们竞争、伤害你们，或是从你们身上渔利。你们合在一起将拥有比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都要大的威力。[28]
　　戴维森给内森的信，1814年6月24日
　　老罗斯柴尔德在1812年去世之前，立下了森严的遗嘱：
　　（1）所有的家族银行中的要职必须由家族内部人员担任，绝不用外人。只有男性家族人员能够参与家族商业活动。
　　（2）家族通婚只能在表亲之间进行，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这一规定在前期被严格执行，后来放宽到可以与其他犹太银行家族通婚。）
　　（3）绝对不准对外公布财产情况。
　　（4）在财产继承上，绝对不准律师介入。
　　（5）每家的长子作为各家首领，只有家族一致同意，才能另选次子接班。
　　任何违反遗嘱的人，将失去一切财产继承权[29]。
　　中国有句俗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家族内部通婚严格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在100多年里，家族内部通婚18次，其中16次是在第一表亲（堂兄妹）之间。
　　据估计，1850年左右，罗斯柴尔德家族总共积累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财富，如果以6%的回报率计算，在15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家族的资产至少超过了50万亿美元。
　　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以及基于这一切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和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旋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到20世纪初，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控制的财富估计达到了当时世界总财富的一半。[30]
　　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遍及欧洲主要城市，他们拥有自己的情报收集和快速传递系统，甚至欧洲国家的王室和贵族在需要迅速和秘密地传递各种信息时，都是通过他们的系统进行。他们还首创了国际金融清算系统，利用其对世界黄金市场的控制，他们在家族银行体系中首先建立起不用实物黄金运输的账目清算系统。
　　在这个世界上，只怕没有其他人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能深刻理解黄金的真正意义。当2004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定价系统时，他们正在悄悄地远离未来世界空前的金融风暴的中心，撇清他们与黄金价格之间的关系。负债累累的美元经济和危机四伏的世界法定货币体系，以及世界外汇储备体系很有可能将面临一场清算，只拥有微不足道的黄金储备的亚洲国家积累多年的财富，将被“重新分配”给未来的赢家。对冲基金将再次发动攻击，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将不再是英镑和亚洲货币，而是世界经济的支柱—美元。
　　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和平时期缓慢折旧的各种昂贵设施和物品，会在战争中顷刻之间灰飞烟灭，交战各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胜利，到战争结束时，政府无论输赢都将深深地陷入银行的债务陷阱之中。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21年时间里（1694～1815），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之中，剩下的一半时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
　　策动和资助战争符合银行家的根本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例外，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所有近代战争的背后，几乎都闪动着他们的影子。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老罗斯柴尔德的夫人（Gutle Schnaper）在去世之前说道：“如果我的儿子们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会有人热爱战争了。”
　　到19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大权均落入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控制之中，“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此时，大西洋彼岸美丽繁荣富庶的美利坚大陆早已落入了他们的视野。
　　注 释
　　[1] G. Edward Griffin,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 Westlake Village, CA 2002), p218.
　　[2] Note: Morton (1962) noted that the Rothschild wealth was estimated at over $6 billion US in 1850. Not a significant amount in today誷 dollars; however, consider the potential future value compounded over 156 (2006) years!
　　Taking $6 billion (and assuming no erosion of the wealth base) and compounding that figure at various returns on investment (a conservative range of 4% to 8%) would suggest the following net worth of the Rothschild family enterprise:
　　$2.7 trillion US (@ 4%)
　　$12.1 trillion US (@ 5%)
　　$53.2 trillion US (@ 6%)
　　$230.2 trillion US (@ 7%)
　　$982.3 trillion US (@ 8%)
　　[3]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 Chapter 5.
　　[4]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 p94.
　　[5]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Chapter 5.
　　[6]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 Chapter 5.
　　[7] Ignatius Balla, The Romance of the Rothschilds, (Everleigh Nash, London, 1913).
　　Not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1915 reported that in 1914, Baron Nathan Mayer de Rothschild went to court to suppress Ignatius Balla book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Waterloo story about his grandfather was untrue and libelous. The court ruled that the story was true, dismissed Rothschild誷 suit, and ordered him to pay all costs.
　　[8]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Chapter 5.
　　[9] The Rothschild Brothers of London in a letter sent in 1863 to New York Bankers in support of the then proposed National Banking Act.
　　[10] Glyn Davi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257, p258.
　　[11]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Chapter 5.
　　[12] Ibid.
　　[13] Glyn Davi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239.
　　[14] UK National Statistics (http://www.statistics.gov.uk/ CCI/nugget.asp?ID=277).
　　[15]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 Chapter 5.
　　[16] Ibid.
　　[17] Frederic Morton, The Rothschilds (Fawcett Books, 1961), p40.
　　[18] Ibid., p31.
　　[19]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 Chapter 5.
　　[20] Benjamin Disraeli, Coningsb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and in 1844), p225 .
　　[21] G. Edward Griffin,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 Westlake Village, CA 2002), p224.
　　[22] Frederic Morton, The Rothschilds (Fawcett Books, 1961), p45.
　　[23] R. McNair Wilson, Monarchy or Money Power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Ltd., 1933), p68.
　　[24]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 Chapter 5.
　　[25] David Druck, 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 (Privately printed), N.Y. 1850.
　　[26] Frederic Morton, The Rothschilds (Fawcett Books, 1961).
　　[27]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 Chapter 5.
　　[28] Lord Rothschild, The Shadow of a Great Man. London: 1982, p.6.
　　[29]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1980), Chapter 5.
　　[30] Ted Flynn, Hope of the Wicked (MaxKol Communication, Inc, 2000), p38

　　林肯，美国第16届总统

　　本章导读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围绕着政治权力斗争而展开，不理解帝王心术就无法洞察中国历史的精髓，那么西方近代史则是沿着金钱角逐而进化的，不明了金钱的机谋就不能把握西方历史的脉络。
　　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斥着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而却最不为人所知。
　　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几乎是全神贯注地防范封建专制势力的威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对金钱权力这一新生的、致命的病毒，却没有可靠的免疫力。
　　新生的民主制度对于“国际银行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权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一战略主攻方向的判断和防御出现了重大漏洞。“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七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随着中国金融的全面开放，国际银行家将大举深入中国的金融腹地，昨天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今天会在中国重演吗？

　　刺杀林肯总统

　　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艰难困苦和重重危机中度过了四年残酷内战的林肯总统，终于在五天前迎来了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向北方格兰特将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总统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兴致颇高地来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表演。10点15分，凶手潜入没有守卫的总统包厢，在距离林肯不到两英尺的后方，用一把大口径手枪向总统的头部开枪，林肯中弹后倒向前方。第二天凌晨，林肯总统去世。
　　凶手是一个名叫布斯（John Wilkes Booth）的颇有名气的演员。他在刺杀林肯之后仓皇出逃，据说4月26日凶手在逃亡途中被击毙。在凶手的马车里，发现了很多用密码写成的信件和一些犹大·本杰明的私人物品，这个犹大是当时南方政府的战争部长和后来的国务卿，也是南方金融方面的实权人物，因为他和欧洲的大银行家们过从甚密。他后来逃到了英国。刺杀林肯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大规模的阴谋。参与阴谋的可能有林肯的内阁成员、纽约和费城的银行家、南方的政府高官、纽约的报纸出版商和北方的激进分子。
　　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是，布斯并没有被杀死，而是被放走了，后来埋葬的尸体是他同谋的。当时手握重权的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掩盖了事实真相。乍听之下，这又是一个荒谬的阴谋论说法。但是，当战争部长的大量秘密文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解密之后，历史学家吃惊地发现，真相竟和民间传说高度吻合。
　　第一个深入研究这些惊人史料的是历史学家奥托·爱森斯默（Otto Eisenschiml），他发表的《为什么林肯被刺杀？》震动了当时的史学界。后来，西奥多·罗斯科（Theodore Roscoe）出版了影响更广泛的研究结果，他指出：
　　19世纪大量有关刺杀林肯事件的历史研究，对福特剧院的悲剧描述更像是在展示一部大型歌剧……只有少数人将其作为一个谋杀事件来看待：林肯死于一个鲁莽的罪犯手中……罪犯得到了经典的法律惩罚；阴谋论被扼杀了；美德最终取得了胜利，林肯也“属于过去”了。
　　但是，刺杀事件的解释既不能使人满意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表明，林肯之死的相关罪犯一直逍遥法外。[2]
　　凶手的孙女伊左拉（Izola Forrester）在她的回忆录《这个疯狂的行动》（This One Mad Act）中提到，她发现“金色圆圈骑士”（K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的秘密记录被政府小心地收藏在一个文件库里，并被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列为机密材料。林肯遇刺后，任何人都不允许接触这些文件。由于伊左拉与布斯的血缘关系，以及她作为专业作家的身份，她最终成为第一个获准查阅这些材料的学者。她在书中说道：
　　这些神秘的旧文件包，被隐藏在存放“阴谋审判”的遗迹和展览的房间角落的一个保险箱里。如果不是五年前，我偶然跪在（那个房间的）地上翻阅资料时看到了保险箱的一侧，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它们（秘密文件）。
　　这里（的文件）与我祖父有关。我知道他曾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就是由比克利（Bickley）建立的“金色圆圈骑士”。我有一张他（祖父）的照片，是和他们一起照的，他们全都穿着全套的制服，这张照片是从我祖母的《圣经》中发现的……我还记得祖母曾说过她的丈夫（布斯）是“别人的工具”。[3]
　　“金色圆圈骑士”和纽约的金融势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林肯政府内部有多少人卷入了刺杀林肯的阴谋？对林肯遇刺的研究怎么会长期系统性地偏离正确方向？林肯的遇刺和一百年后的肯尼迪遇刺颇为相似，同样都是大规模的组织协调，全方位的证据封杀，系统性的调查误导，真相始终隐藏在一片浓厚的历史迷雾之中。
　　要理解刺杀林肯的真正动机和图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历史纵深来审视美国立国以来，民选政府和金钱权力在控制货币发行权这一国家战略制高点上的反复与殊死较量。

　　货币发行权与美国独立战争

　　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分析的历史课本，比较多地采取了全面地和抽象地论述大的原则和意义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将从另一个视角，去阐述这场革命的金融背景及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最早到美洲大陆谋生的人大多是非常穷困的贫民，他们除了随身的简单行李，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和金钱。当时的北美还没有发现大型的金矿和银矿，所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极为短缺。加之与母国英国的严重贸易逆差使得大量金银货币流向英国，更加剧了流通货币的稀缺[4]。
　　北美的新移民通过辛勤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和服务，由于流通货币短缺而无法进行充分和有效的交换，从而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应对这个难题，人们不得不使用各种替代货币进行商品交易。诸如动物的皮毛、贝壳、烟草、大米、小麦、玉米等接受程度较高的物品被各地用来当钱使。仅在北卡罗来纳州，1715年时就有多达17种不同的物品被当做法定货币（Legal Tender），政府和民间可用这些物品进行税务缴纳、公私债务偿还和商品服务买卖。当时所有这一切替代货币都以英镑、先令作为会计结算标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物品由于成色、规格、接受度和可保存性都相差很大，难以进行标准计量，所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没有货币的燃眉之急，但仍然构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5]
　　长期的金属货币奇缺和替代实物货币应用的不便，促使当地政府跳出传统思维，开始了一种崭新的尝试，那就是由政府印刷和发行纸币（Colonial Script）来作为统一和标准的法币。这种纸币和欧洲流行的银行券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金银实物做抵押，是一种完全的政府信用货币。社会上的所有人都需要向政府交税，而只要政府接受这种纸币作为缴税的凭证，它便具备了在市场上流通的基本要素。
　　新的货币果然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贸易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英国的亚当·斯密也注意到了北美殖民地政府这一新的货币尝试，他相当清楚这种纸币所带来的对商业的巨大刺激作用，特别是对于缺少金属货币的北美地区，“基于信用的买和卖，使得商家可以每月或每年定期结算相互之间的信用余额，这将减少（交易的）不便。一个管理良好的纸币系统，不仅不会产生任何不便，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更多的优势”。[6]
　　但是，一种没有抵押的货币是银行家的天敌，因为没有政府债务做抵押，政府就不需要向银行借当时最为稀缺的金属货币，银行家手上最大的砝码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力。
　　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3年访问英国时，英格兰银行的主管问他新大陆的殖民地如此兴旺发达的原因，富兰克林回答：“这很简单。在殖民地，我们发行自己的货币，名叫‘殖民券’。我们按照商业和工业的需要来发行等比例的货币，这样，产品就很容易地从生产者那里传递到消费者手中。用这种方式创造我们自己的纸货币，并保证它的购买力，我们（的政府）不需要向任何人支付利息。”[7]
　　这种新的纸货币必然会导致美洲殖民地脱离英格兰银行的控制。
　　愤怒的英国银行家们立刻行动起来，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英国议会于1764年通过《货币法案》（Currency Act），严厉禁止美洲殖民地各州印发自己的纸币，并强迫当地政府必须使用黄金和白银来支付全部向英国政府缴纳的税收。
　　富兰克林痛苦地描述这个法案给殖民地各州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只一年的时间，（殖民地的）情况就完全逆转了，繁荣时代结束了，经济严重衰退到大街小巷都站满了失业的人群。[8]
　　“如果英格兰不剥夺殖民地的发币权，殖民地人民是乐意支付茶叶和其他商品作为额外的少量税赋的。这个法案造成了失业和不满。殖民地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从而将无法永久地摆脱国王乔治三世和国际银行家的控制，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最主要的原因。”[9]
　　美国的开国奠基者们对于英格兰银行对英国政治的控制和对人民的不公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年仅33岁就完成了万古流芳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也是美国第三届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句警世名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10]两百多年后再来聆听1791年杰斐逊的这一段话时，我们不禁惊叹他的预见惊人的准确。今天，美国私有银行果然发行了国家货币流通量的97%，美国人民也果然欠着银行4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般的债务，他们也许真的有一天一觉醒来就会失去家园和财产，就像1929年发生过的一样。
　　当美利坚的伟大先驱们用他们智慧和深邃的目光审视着历史和未来时，他们在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开宗明义地写下：“国会拥有货币的制造和价值设定的权利。”[11]

　　国际银行家的第一次战役：美国第一银

　　行（1791～1811）我坚信银行机构对我们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他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金钱贵族阶级，并且藐视政府。（货币的）发行权应该从银行手中夺回来，它应该属于它正当的主人—人民。[12]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一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密切联系的重量级人物。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在隐瞒了他的年龄、真名和出生地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并与纽约望族的女儿成亲。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付款收据显示，汉密尔顿接受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13]1789年，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始终是美国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推动者。1790年，面对独立战争之后严重的经济困境和债务危机，他强烈建议国会成立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以彻底履行发行货币的职责。他的主要思路是：中央银行由私人拥有，总部设在费城，各地设立分支银行，政府的货币和税收必须放在这个银行系统中，该银行负责发行国家货币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向美国政府贷款并收取利息。该银行总股本为1 000万美元，私人拥有80%的股份，美国政府拥有剩余的20%。25人所组成的董事会中的20人由股东推举，5人由政府任命。
　　汉密尔顿代表着精英阶级的利益，他曾经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分成极少数和大多数人群。前者出身良好而富有，后者则是普罗大众。大众是动荡和变化的，他们很少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而杰斐逊则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利益，对于汉密尔顿的观点，他的回应是：“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问题上，双方也是针锋相对。
　　汉密尔顿认为，“如果不把社会上有钱的个人的利益和财富信用集中起来，这个社会不可能成功。”[14]“国家的债务，如果不是过多，应该是我们国家的福祉。”[15]杰斐逊反驳道，“一个私有的中央银行发行人民的公共货币，这对人民自由的威胁比敌人的军队更严重。”[16]“我们不能容忍统治者将永久债务强加在人民的身上。”[17]1791年12月，当汉密尔顿的方案被提交国会讨论时，立即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争论。最终，参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这项提案，而在众议院也以39对20票过关。此时，被严重的债务危机压得喘不过气的总统华盛顿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他征询了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意见，他们明确表示这个提案明显与宪法冲突。宪法授权国会发行货币，但绝没有授权国会转让发币权给任何私人银行。华盛顿显然被深深地触动了，他甚至已决心要否决该法案。
　　得知这个消息后，汉密尔顿立刻跑来游说华盛顿，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账本似乎更有说服力，那就是如果不成立中央银行以得到外国资金入股，政府将很快垮台。最终，迫在眉睫的危机压倒了对未来长远的顾虑，华盛顿总统于1791年2月25日签署了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的授权，有效期20年。[18]国际银行家终于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到1811年，外国资本占到了1 000万股本中的700万，英格兰银行和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美国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The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主要股东。[19]汉密尔顿最终成为巨富。第一银行后来与亚伦·波成立的纽约曼哈顿公司成为了华尔街的第一家银行，它在1955年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合并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
　　对金钱极度渴望的政府，与热烈期盼政府债务的私有中央银行一拍即合，从中央银行成立的1791年到1796年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债务就增加了820万美元。
　　杰斐逊在1798年懊恼地说：“我真希望我们能增加哪怕一条宪法修正案，取消联邦政府借钱的权力。”[20]当杰斐逊当选美国第三届总统（1801～1809）之后，他不遗余力地试图废除美国第一银行，到1811年银行有效期满的时候，双方的角力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众议院以65对64仅一票否决了银行授权延期的提案，而参议院是17对17票打平。这次由副总统乔治·克林顿打破僵局投下关键的否决票，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3月3日关门大吉。[21]这时坐镇伦敦的内森·罗斯柴尔德闻讯大发雷霆，他威胁道：“要么给（美国第一）银行授权延期，要么美国将会面对一场最具灾难性的战争。”结果美国政府不为所动，内森立刻回应：“给这些放肆无理的美国人一次教训，把他们打回到殖民地时代。”
　　结果几个月之后，爆发了英美之间的1812年战争。战争持续了三年，罗斯柴尔德的目的非常明确，要打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屈膝投降，让他们掌握的中央银行继续运作为止。结果，美国政府的债务从4 500万美元增加到12 700万美元，美国政府最终在1815年屈服了，麦迪逊总统在1815年12月5日提出成立第二家中央银行，结果是1816年诞生了美国第二银行（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国际银行家卷土重来：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2）

　　银行机构所拥有的对人民意识的支配必须被打破，否则这种支配将打破我们（的国家）。[22]
　　杰斐逊1815年写给门罗（美国第5届总统）的信
　　美国第二银行得到了20年的营业授权，这次总股本提高到3 500万美元，仍然是80%由私人占有，剩下的20%属于政府[23]。和第一银行一样，罗斯柴尔德牢牢地把握了第二银行的权力。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参加了总统竞选，在一次面对银行家发表演讲时，他假以颜色地说道：
　　“你们是一群毒蛇。我打算把你们连根拔掉，以上帝的名义，我一定会将你们连根拔掉。如果人民知道我们的货币和银行系统是何等的不公正，在明天天亮之前就会发生革命。”
　　当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年当选总统后，他决心废除第二银行。他指出：“如果宪法授权国会发行货币，那是让国会自己行使这个权力，而不是让国会授权给任何个人或公司。”在11 000人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中，他解雇了2 000多名与银行相关的人员。
　　1832年是杰克逊总统竞选连任的年头，如果他连任，第二银行的有效期将于1836年（他的下一届任期内）结束。大家都知道总统对第二银行的观感，为了避免夜长梦多，银行想在大选年趁乱提前再延续20年的经营特许权。与此同时，银行家以300万美元的重金不惜血本地资助杰克逊的竞争对手亨利·克雷（Henry Clay），而杰克逊的竞选口号是“要杰克逊，不要银行”。最后杰克逊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银行经营权延期的提案在参议院以28对20票获得通过，在众议院以167对85票也成功过关[24]，第二银行主席比德尔自恃有欧洲强大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做后援，没有将总统放在眼里。当人们议论杰克逊可能会否决提案时，比德尔毫不退让地表示：“如果杰克逊否决提案，我将否决他。”
　　杰克逊总统当然毫无疑问地否决了第二银行延期的提案，他还下令财政部长将所有政府储蓄从第二银行账户上立即取走，转存进各州银行。1835年1月8日，杰克逊总统还清了最后一笔国债，这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唯一的一次将国债降到了0，并且产生了3 500万美元的盈余。历史学家评论这一伟大成就为“这是总统最为灿烂的荣誉，也是他为这个国家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波士顿邮报》把这一成就和耶稣将放贷者（Money Changers）赶出神庙相提并论。

　　“银行想要杀了我，但我将杀死银行”

　　1835年1月30日，美国第7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来到国会山参加一位国会议员的葬礼。一位来自英国的失业油漆匠理查德·劳伦斯悄悄地跟随着杰克逊总统，在他的口袋里有两把装着上好子弹的手枪。
　　当总统进入葬礼仪式的房间时，劳伦斯距离总统距离较远，他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仪式结束后，劳伦斯守候在两根柱子之间，那里是总统的必经之地。就在总统经过的一刹那，劳伦斯冲了出来，在距离总统不到两米的地方开了枪，但是手枪炸了膛，子弹没有射出。这时，周围所有人都惊呆了。此时，戎马一生的67岁的杰克逊总统并没有惊慌失措，面对穷凶极恶的杀手，他本能地举起手杖自卫。这时，凶手已掏出第二把手枪开了火，结果仍然是个臭弹。福大命大的杰克逊险些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刺杀的总统，而两把手枪都发臭弹的概率据说仅为1/125 000。
　　这位32岁的刺杀者号称自己是英国国王的合法继承人，美国总统杀死了他的父亲，还拒绝让他得到一大笔钱。后来，法庭经过仅仅五分钟的审理就断定此人有精神病，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
　　从此以后，精神病就成为各种谋杀凶手最合适的借口了。
　　1835年1月8日，杰克逊总统还清了最后一笔国债，1月30日就发生了刺杀事件。关于凶手理查德·劳伦斯，格里芬在他的书中写道：“那个刺客要么是真的疯了，要么是假装疯了来逃避严厉的惩罚。后来，他向别人夸口说他和欧洲有权势的人有联系，他得到许诺，如果被抓住将会得到保护。”[25]
　　1845年6月8日，杰克逊总统去世。他的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
　　美国中央银行的再度被废，招致英国方面的严厉报复，英国立刻停止了对美国的各种贷款，尤其厉害的撒手锏是收紧美国的黄金货币供应量。当时的英国金融体系在罗斯柴尔德的运作下，拥有最大规模的黄金货币流通量，通过贷款和美国中央银行的运作，完全控制了美国的货币供应。
　　当美国第二银行的延期申请遭到总统否决之后，第二银行主席比德尔对总统的“否决”启动了。第二银行宣布立即召回所有贷款，停止一切新贷款的发行。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把持的欧洲主要银行也同时收紧了美国银根，美国陷入了严重的“人为”货币流通量剧减的境地，最终引发了“1837年恐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长达五年之久，其破坏力之大前所未见，直追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
　　“1837年恐慌”以及后来的“1857年恐慌”、“1907年恐慌”，再次印证了罗斯柴尔德的一句名言：“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订法律。”
　　1850年7月4日，泰勒总统参加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的国庆活动。当天的天气非常炎热，泰勒喝了些冰镇牛奶，又吃了几颗樱桃，结果有些闹肚子，到7月9日，这位健康魁梧的总统又神秘地死去了。
　　如此区区小病害得两位军人出身的总统死得不明不白，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史学界为此争论达百年之久。1991年，在征得泰勒总统后人的同意后，他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总统的指甲和头发经过化验，结果果然发现了砒霜，但当局很快下了少量的砒霜不足以致命的结论，然后匆匆结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总统的体内会有这些砒霜。

　　国际银行家再度出手：“1857年恐慌”

　　由于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的关闭而导致国际银行家突然出手，猛抽美国流通的金属货币，造成了美国持续五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虽然在1841年，国际银行家的代理人曾两次试图恢复私有中央银行体系，但都没有成功，双方陷入僵局，美国的货币紧缩状态直到1848年才开始得到缓解。
　　情况开始好转的原因当然不是由于国际银行家大发慈悲，而是由于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了巨大的金矿—旧金山。
　　从1848年开始，持续九年美国的黄金供应量空前增长，仅加州就生产出价值5亿美元的金币。1851年澳大利亚也发现了大量金矿，世界范围内的黄金供应量由1851年的1.44亿先令猛增到1861年的3.76亿先令。而美国国内的金属货币流量从1840年的8 300万美元猛增到1860年的2.53亿美元[28]。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大发现打破了欧洲金融家对黄金供应量的绝对控制。被紧紧扼住货币供应量的美国政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大量优质货币的供应大大增强了市场信心，银行重新开始大规模扩张信贷，美国许多重要的工业、矿山、交通、机械等国家财富最重要的基础都是在这一段黄金般的岁月里确立的。
　　眼看金融遏制难以奏效，国际银行家早已有了新的对策。那就是，金融上控制，政治上分化。
　　早在危机结束之前，他们已经开始着手低廉地吸纳美国的优质资产，到1853年美国经济蒸蒸日上时，外国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已经拥有了美国联邦国债的46%，各州债券的58%，美国铁路债券的26%[29]，从而再度给美国经济套上了笼头，中央银行制度一旦就位，美国经济就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被银行家们所控制了。
　　国际银行家再度施展他们的绝技，先使劲发放信贷，把泡沫吹起来，让人民和其他行业拼命创造财富，然后突然猛踩信贷刹车，使得大量企业和人民破产，银行家们就又有了一个好收成。果然，当看到收获的季节到了，国际银行家和他们在美国的代理人携手再度收紧信贷，造成了“1857年恐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此时的美国国力已非20年前可比，“1857年恐慌”并没有重创美国经济，仅一年就恢复了元气。
　　当看到美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金融越来越难以操控时，挑动内战、分裂美国就成了国际银行家的当务之急。

　　美国内战的起因：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

　　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
　　俾斯麦
　　美国的成长历程充满了国际势力的干预和阴谋，其中尤以国际金融势力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最令人惊心动魄，却最不为人所知。
　　美国历史上发生在其本土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当属南北战争。这场历时四年的血腥战争，南北双方参战人数多达30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0%，其中60万人战死，无数人员受伤，大量财产毁于战火，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到1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平复。
　　今天，关于南北战争起源的争论大多围绕着战争的道义问题，即废除奴隶制的正当性，恰如希特尼所说：“如果没有奴隶制，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没有对奴隶制的道德谴责，就不会有战争。”[30]
　　其实，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是经济利益第一，道德问题第二。当时的南方经济支柱就是棉花种植产业和奴隶制，如果废除奴隶制，农场主就不得不按白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支付工资给原来的奴隶，那么整个产业就会陷入亏损，社会经济结构势必崩溃。
　　如果说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那么政治利益冲突的背后正是经济利益的较量。这种经济利益的较量表面上体现为南北方的经济利益差异，但其实质是国际金融势力为分裂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而玩弄“分而制之”（Divide And Conquer）的策略。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着极深渊源的德国首相俾斯麦说得透彻：“毫无疑问，把美国分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
　　其实“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轴心”的银行家们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幕后黑手。
　　为了挑起美国内战，国际银行家们进行了长期缜密而周详的策划。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的纺织工业和美国南方的奴隶主阶层逐渐建立起密切的商业联系，欧洲的金融家们瞧准了这一机会，乘势秘密发展起一个将来可以挑起南北冲突的人脉网络。在当时的南方，到处都是英国金融家的各类代理人，他们和当地的政治势力共同策划脱离联邦的阴谋并炮制各种新闻和舆论。他们巧妙地利用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经济利益冲突，不断地强化、突出和引爆这一原本并非热门的话题，并最终成功地把奴隶制问题催化成南北双方水火不容的尖锐矛盾。
　　国际银行家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就等战争开打，然后大发战争横财。他们在策动战争的过程中，惯用打法是两面下注，无论谁胜谁负，巨额的战争开支所导致的政府巨额债务都是银行家们最丰盛的美餐。
　　1859年秋，法国著名银行家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之子）以旅游者的身份从巴黎来到美国，他是所有计划的总协调人。他在美国南北奔走，广泛接触当地政界、金融界要人，不断地把收集到的情报反馈给坐镇英国伦敦的堂兄纳萨尼尔·罗斯柴尔德。所罗门在与当地人士的会谈中，公开表示将在金融方面大力支持南方，并表示将尽全力帮助独立的南方取得欧洲大国的承认。[31]
　　国际银行家在北方的代理人，是号称纽约“第五大道之王”（The King of Fifth Avenue）的犹太银行家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他是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代理人，也是该家族的姻亲。1829年，年仅15岁的奥古斯特就开始了银行家生涯，他起初为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很快便显露了出类拔萃的金融天赋。1832年，他被提拔到那不勒斯的一家银行工作以便历练他国际金融业务的经验。他精通德、英、法、意大利语。他在1837年被派往纽约，由于大手笔吃进政府债券，很快便成为纽约金融界的领袖级人物，并被总统任命为金融顾问。奥古斯特代表英国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表态，愿意从金融上支持北方的林肯。
　　为了增大对北方的军事压力，1861年年底英国增兵8 000人到加拿大，随时准备策应南军的进攻，从北部边界威胁林肯政府。1862年，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军在墨西哥港口登陆，在美国南方边境地区完成集结，必要时将进入美国南方直接与北方开战。1863年10月3日，法军将领耶列又增兵三万，并占领了墨西哥城。
　　在战争爆发初期，南方的军事进攻节节胜利，英法等欧洲列强又强敌环伺，林肯陷入了极大的困境。银行家们算准了此时的林肯政府国库空虚，不进行巨额融资战争将难以为继。自1812与英国的战争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库收入连年赤字，到林肯主政之前，美国政府预算的赤字都是以债券形式卖给银行，再由银行转卖到英国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巴林银行，美国政府需要支付高额利息，多年积累下来的债务已使政府举步维艰。
　　银行家们向林肯总统提出了一揽子融资计划并开出了条件，当听到银行家们开出的利息要求高达24%～36%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的林肯总统立即指着门让银行家们离开。这是一个彻底陷美国政府于破产境地的狠招，林肯深知美国人民将永远无法偿还这笔天文数字的债务。

　　林肯的货币新政

　　没有钱就无法进行战争，而向国际银行家借钱无疑是把绞索往自己脖子上套。林肯苦思冥想解决方案。这时，他在芝加哥的老友迪克·泰勒给林肯出了一个主意—政府自己发行货币！
　　“让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财政部印发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货币，支付士兵工资，然后去赢得你的战争。”林肯问美国人民是否会接受这种新货币，迪克说：“所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将别无选择，只要你使这种新货币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政府赋予它们完全的支持，它们将会和真正的钱一样通用，因为宪法授予国会发行和设定货币价值的权力。”
　　林肯听了这个建议后，大喜过望，立即让迪克筹划此事。这个石破天惊的办法打破了政府必须向私人银行借钱并付高额利息的惯例。这种新货币使用绿色的图案以区别于其他的银行货币（Bank Note），史称“绿币”（Greenback）。这种新货币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金银等货币金属做抵押，并在20年里提供5%的利息。
　　在内战期间，由于这种货币的发行，政府克服了在战争初期严重缺乏货币的状况，极大和高效地调动了美国北方的各种资源，为最终战胜南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这种低成本的货币依法成为北方银行的储备货币，北方的银行信贷得以大幅扩张，军事工业、铁路建设、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支持。
　　1848年以来的黄金大发现，使美国的金融逐渐摆脱了完全被欧洲银行家控制的极端不利的局面，也正是由于有大量的优质货币作为信心基础，林肯的新币才能够广为人民接受，为赢得南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金融基础。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林肯发行的新币并没有造成类似独立战争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从1861年内战爆发到1865年战争结束，整个北方的物价指数仅仅温和地从100增长到216。考虑到战争的规模和破坏程度的严重，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同等规模的战争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金融奇迹。相反，南方也采用了纸币流通方式，但效果真是天壤之别，南方物价指数在同期从100飙升到2 776。[32]
　　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政府一共发行了4.5亿美元的新货币。这种新的货币机制运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林肯总统非常认真地考虑要把这种无债货币（Debt Free Money）的发行长期化和法制化。而这一点深深地刺痛了国际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如果所有政府都不用向银行借钱而“悍然”自己发行货币，银行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将不复存在，银行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
　　难怪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代表英国银行家的《伦敦时报》立即发表声明：
　　如果源于美国的这种令人厌恶的新的财政政策（林肯绿币）得以永久化，那么政府就可以没有成本地发行自己的货币。它将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并且不再欠债，它将获得所有必要的货币来发展商业，它将变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国家，世界上的优秀人才和所有的财富将涌向北美。这个国家必须被摧毁，否则它将摧毁世界上每一个君主制国家。
　　英国政府和纽约银行协会（New York Associations of Banks）愤怒地表示要实施报复。1861年12月28日，他们宣布停止向林肯政府支付金属货币。纽约的一些银行还阻止了黄金储蓄者提取黄金，并宣布撤销用黄金购买政府债券的承诺。美国各地银行纷纷响应，他们跑到华盛顿向林肯总统提出变通方案，建议仍然采取过去的做法，把高利息的债券卖给欧洲银行家们；把美国政府的黄金存到私人银行作为信贷发放的储备，银行家好大发其财；美国政府向工业部门和人民征税去支持战争。
　　林肯总统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了银行家们这个完全不合常理的要求。他的政策深得民心，美国人民踊跃购买了全部债券，并根据法律把它们当做现金使用。
　　银行家们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发现国会发行林肯新币的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国债利息的支付是否使用黄金，于是和国会议员达成了一项妥协，即允许用林肯新币购买国债，但利息部分要用金币支付。这是一个完整计划的第一步，先把美国国内的林肯新币和黄金的价值挂钩，而作为当时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系统的欧洲银行家们，拥有远远多于美国的黄金货币。美国银行家和国会的妥协，使国际金融势力利用对美国黄金进出口总量的控制，间接达到了操纵美国货币价值的效果。

　　林肯的俄国同盟者

　　在欧洲的国王们于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后向美洲大量派兵准备分裂美国的最危险的时刻，林肯立刻想到了欧洲君主们的宿敌—俄国。林肯派出特使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求救。当沙皇收到林肯的信，他并没有立刻打开，只是在手上掂了掂，然后说道：“在我打开这封信或知道它的内容之前，我将事先同意它所提出的任何要求。”[33]
　　沙皇准备军事介入美国内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唇亡齿寒的担忧，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横扫欧洲的国际金融势力已经叩响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银行家们强烈要求比照欧洲“先进”金融国家的经验，成立私有的中央银行，沙皇早已瞧破了其中的秘密，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看到岌岌可危的另一个反对国际金融势力的林肯总统陷入危险境地时，亚历山大二世如不出手相助，只怕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1861年3月3日，亚历山大二世宣布了解放农奴的法律，在废除奴隶制方面，双方有些同仇敌忾，惺惺相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俄国刚在1856年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之手，亚历山大二世雪耻之心未泯。
　　未经宣战，俄国的舰队在里维斯基（Liviski）将军的率领下，在1863年9月24日开进了纽约港。波波夫将军所统领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在10月12日到达旧金山。对于俄国的行为，基丁·威尔士评论道：“他们是在南方正处于高潮而北方处于低潮时来到的，他们的出现造成了英国和法国的犹豫不决，最终给林肯扭转局面赢得了时间。”
　　内战结束以后，为了支付俄国舰队总计720万美元的费用，美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宪法没有授权总统支付外国政府的战争费用，当时的总统约翰逊与俄国达成了以购买俄国阿拉斯加的土地来支付战争费用的协议。这件事在历史上称为“西华德的蠢事”（Seward誷 Folly），西华德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人们强烈批评他不应该花720万美元去买当时看起来不值一文的荒地。
　　由于同样的原因，亚历山大二世在1867年被行刺，但没有成功。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还是死于刺客之手。

　　谁是刺杀林肯的真凶？

　　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金融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
　　林肯在解放了黑奴、统一了南方以后，立即宣布南方在战争中所负的债务全部一笔勾销。在战争中一直为南方提供巨额金融支持的国际银行家们损失惨重。为了报复林肯，更是为了颠覆林肯的货币新政，他们纠集了对林肯总统不满的各种势力，严密策划了刺杀行动。最后发现，指派几个行刺的狂热分子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林肯遇刺后，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操纵下，国会宣布废除林肯的新币政策，冻结林肯新币的发行上限为不超过4亿美元。
　　1972年，有人问美国财政部，林肯发行的4.5亿美元的新币到底节省了多少利息。经过认真计算，几个星期之后财政部的回答是：因为林肯发行美国政府自己的货币，一共为美国政府节省了40亿美元的利息。[34]
　　美国的南北战争，从根本上看，是国际金融势力及其代理人与美国政府激烈争夺美国国家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利益之争。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双方在美国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这个金融制高点上进行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七位美国总统因此被刺杀，多位国会议员丧命。直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成立，最终标志着国际银行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诚如俾斯麦所言：
　　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致命的妥协：1863年《国家银行法》(1)

　　我在催生《国家银行法》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财政错误。它（《国家银行法》）所产生的（货币供应）垄断将影响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方面。它应该被废除，但是在此之前，国家将会分裂成两边，人民在一边，而银行家在另一边，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
　　所罗门·切斯，美国财政部长（1861～1864）
　　南北战争爆发以后，林肯拒绝了罗斯柴尔德及其美国代理人利息高达24%～36%的金融绞索，转而授权财政部发行自己的“美国政府券”（United States Notes），又称绿币。1862年2月通过的《法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绿币，随后又于1862年7月和1863年3月，再度授权财政部发行1.5亿绿币。在内战期间，绿币总共发行了4.5亿。
　　林肯绿币的发行就像捅了国际银行业的马蜂窝，银行家们对此深恶痛绝，相反，普通人民和其他工业部门则对绿币持非常欢迎的态度，林肯绿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一直流通到1994年。
　　1863年，当战争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林肯需要更多的绿币去赢得战争，他为了获得第三次绿币发行的授权，不得不向国会的银行家势力低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妥协，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该法案授权政府批准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发行统一标准的银行券（除了发行银行的名称不同），这些银行实际上将发行美国的国家货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银行以美国政府债券（Government Bond）作为发行银行券的储备金，实际上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和政府债务死锁在一起，政府将永远不可能还清债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结束以后的许多年里，联邦政府财政每年都获得了大量盈余。但是，它却无法还清它的债务，清偿发售出的政府债券，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没有债券去做国家货币的抵押。还清债务就等于摧毁了货币流通。”
　　国际银行家把英格兰银行模式复制到美国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从此偿还美国政府永久的和永远增加的债务利息，就像一根绞索牢牢地套在美国人民的脖子上，越挣扎越紧。到2006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欠下8.6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的债务，平均每一个四口之家，要摊上11.2万美元的国债，而且国债总额正以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对国债利息的支出仅次于健康医疗和国防。
　　从1864年开始，银行家们可以世世代代享用国债利息这一美餐。仅仅是由于政府直接发行货币还是政府发行债券而银行发行货币这一点看似不起眼的差别，就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公平。人民被迫向银行家间接缴税，为了原本是他们血汗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货币！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由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为此而节省下来的巨额利息开支是中国能够高速长期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人提出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人民银行必须用政府的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就需要当心了。
　　林肯并非不知道这个永久的威胁，只是迫于眼前的危机不得不做出权宜之计。
　　林肯本来打算在1865年获得连任之后废除该法案，结果他在大选获胜之后仅41天就被刺杀。银行家们在国会的势力乘胜追击，必除掉林肯的绿币而后快。1866年4月12日，国会通过了《紧缩法案》（Contraction Act），试图召回所有流通中的绿币，兑换成金币，然后把绿币踢出货币流通领域，恢复国际银行家占绝对优势的金本位体系。
　　在一个刚刚经过空前战争浩劫百废待兴的国家，没有比实施紧缩货币更为荒谬的政策了。货币流通量从1866年的18亿美元（每人50.46美元），降到1867年的13亿美元（每人44.00美元），1876年的6亿美元（每人14.6美元），最后降到1886年的4亿美元（每人6.67美元），在美国战争创伤亟待医治，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同时人口大量增加的时期，却人为造成货币供应严重短缺。大多数人民总是觉得繁荣和衰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但事实上操纵在国际银行家手中的货币供应时紧时松才是问题的根源。
　　1872年冬，国际银行家们派出欧内斯特·塞德（Ernest Seyd）带着大笔金钱从英国来到美国，通过贿赂促成了1873年《硬币法案》（Coinage Act），史称“1873年恶法”（Crime of 1873），欧内斯特本人起草了法案全文，该法案把银币从货币流通中踢了出去，金币成为了货币中唯一的主宰。这一法案无疑对本已严重短缺的货币流通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应。事后，欧内斯特本人扬扬自得地说：“我1872年冬去了一趟美国，确保了废除银币的硬币法案的通过。我所代表的是英格兰银行董事们的利益。到1873年，金币成为了唯一的金属货币。”
　　事实上，废除银币在国际货币流通领域的作用，是为了确保国际银行家们对世界货币供应量的绝对控制力。相对于越来越多的银矿发掘，金矿的勘探和产量要稀有得多，在完全掌握了世界金矿开采之后，国际银行家当然不希望难以控制的银币流通量来影响他们主宰世界金融的霸权地位。所以从1871年开始，白银在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被普遍废除，导致各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大幅紧缩，从而引发了欧洲长达20年的严重经济大衰退（Long Depression，1873～1896）。
　　在美国，《紧缩法案》和《硬币法案》直接触发了1873～1879年的经济大衰退。在三年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高达30%，美国人民强烈要求回到林肯绿币和银币共同构成货币的时代。美国民众自发成立了白银委员会（US Silver Commission）、绿币党（Greenback Party）等组织，推动全国恢复银币和金币双轨制，重新发行受到人民欢迎的林肯绿币。
　　美国白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黑暗的中世纪时代正是由于货币短缺和价格下降所造成。没有货币，文明就不可能发生，货币供应减少，文明必将消亡。在罗马的基督徒时代，帝国共有相当于18亿美元的金属货币流通，到了15世纪末，（欧洲的）金属货币流通量只剩下了2亿美元。历史表明，没有任何灾难性的变化能够与从罗马帝国坠入黑暗的中世纪相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银行家协会（Th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的态度。该协会在发给所有会员的信中指出：
　　我们建议你们竭尽全力去支持著名的日报和周刊，特别是农业和宗教方面的媒体，坚决反对政府发行绿币，你们要停止资助那些不愿表示反对政府发行绿币的候选人。废除银行发行国家货币或恢复政府发行绿币都将使（国家）能够向人民提供货币，这将严重损害我们作为银行家和放贷者的利润。立刻去约见你们地区的国会议员，要求他们保护我们的利益，这样我们就能够控制立法。[35]
　　1881年，在一片经济萧条之中上台的美国第20届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已经明确地把握了问题的要害，他说道：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当你明白整个（货币）系统非常容易地由极少数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控制时，你就不用别人告诉你通货膨胀和紧缩的根源了。
　　这番话落地才几个星期，加菲尔德总统就被另一个“精神病患者”查尔斯·吉托于1881年7月2日行刺。总统被击中了两枪，最后在9月19日去世。
　　国际银行家们在整个19世纪中，成功地在欧洲“以神圣的金权取代了神圣的王权”，在美国，“神圣的金权也逐步瓦解了神圣的民权”。国际银行家在与美国民选政府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激烈较量之后，已经完全占了上风。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美国总统的伤亡率比美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当银行家们踌躇满志地手握1863年《国家银行法》时，他们距离最终的目标—在美国完全复制一个英格兰银行的计划只剩一步之遥。一个完全控制美国货币发行的私有的中央银行，一个银行家的银行已经出现在美利坚的地平线上。
　　注 释
　　[1] Abraham Lincoln, letter to William Elkins, Nov 21, 1864 (just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debt causing National Bank Act [June 3, 1864], right before assassination).
　　[2] G. Edward Griffin,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 Westlake Village, CA 2002) p393.
　　[3] Izola Forrester, This One Mad Act (Boston: Hale, Cushman & Flint, 1937), p359.
　　[4] Glyn Davi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58.
　　[5] Ibid., p459.
　　[6]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1776, book IV Chapter one.
　　[7] Congressman Charles G. Binderup, How Benjamin Franklin Made New England Prosperous, 1941. .
　　Note: Radio address given by Congressman Charles G. Binderup of Nebraska, and was reprinted in Unrobing the Ghosts of Wall Street.
　　[8] Ibid……
　　[9] Ibid.
　　[10] In 1787, whe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met to adopt the replacement to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which would become the Constitution, Jefferson誷 address regarding a central banking system.
　　[11] US Constitution Article I Section 8.
　　[12]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Albert Gallatin (1802).
　　[13] Allan Hamilton, The Intimate Life of Alexander Hamilton (Charles Scribner Sons 1910).
　　[14] Quoted by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45), p6-7.
　　[15] Written on April 30, 1781, to his mentor, Robert Morris. Quoted by John H. Makin, The Global Debt Crisis: America誷 Growing Involv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246.
　　[16]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G.P.Putnam & Sons, 1899), Vol. X, p31.
　　[17] The Basic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Willey Book Company, 1944), p749.
　　[18]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74.
　　[19] Ibid., p475.
　　[20]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John Taylor of Caroline, 26 November 1798; reproduced i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v. 10, editted by Lipscomb and Bergh.
　　[21]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75-476.
　　[22]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James Monroe, January 1, 1815.
　　[23]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76.
　　[24] Ibid., p479.
　　[25] G. Edward Griffin,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American Media, Westlake Village, CA 2002).
　　[26] Inaugural Address of President William Henry Harrison March 4, 1841.
　　[27] Michael F. Hol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 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 (1999). p272.
　　[28]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84.
　　[29] Ibid., p486.
　　[30] Sydney E. Ahlstrom, 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on p. 649.
　　[31] Jewish History in Civil War, Jewish-American History Documentation Foundation, Inc. 2006.
　　[32]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489.
　　[33] Des Griffin, Descent into Slavery (Emissary Publications, 1980).
　　[34] Abraham Lincoln and John F. Kennedy by Melvin Sickler.
　　[35] From a circular issued by authority of the Associated Bankers of New York, Philadelphia, and Boston signed by one James Buel, secretary, sent out from 247 Broadway, New York in 1877, to the bankers in all of the States.

　　美联储：私有的中央银行

　　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于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运作）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无孔不入、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的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1]
　　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届总统
　　本章导读
　　不算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经济学家知道美联储其实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所谓“联邦储备银行”，其实既不是“联邦”，更没有“储备”，也算不上“银行”。
　　多数中国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政府发行着美元，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货币发行权！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
　　美联储的性质和来历在美国的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中，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禁区”。媒体每天可以长篇累牍地辩论“同性恋婚姻”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而对到底谁控制着货币发行这样一个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分钱收入、每一项贷款利息支付的“利益攸关”的问题，几乎只字不提。
　　读到这里，如果你有吃惊的感觉，说明这一问题是重要的，而你居然不知道。这一章将讲述被美国主流媒体刻意“过滤掉”的美联储成立的秘密，当我们拿着放大镜，用慢镜头回放这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最后关头时，事件发展将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
　　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

　　神秘的哲基尔岛：美联储的策源地

　　1910年11月22日夜，纽约城外一节完全密封的火车车厢里，所有的车窗全部被窗帘严密地遮挡住，列车缓缓向南驶去。车厢里坐着的全是美国最重要的银行家，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列车的终点是数百英里之外的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
　　佐治亚州的哲基尔岛是一群美国超级富豪拥有的冬季度假胜地。以J.P.摩根为首的大腕们成立了一个哲基尔岛打猎俱乐部，地球上1/6的财富聚集在这个俱乐部会员的手中，会员身份只能继承，不可转让。此时，该俱乐部得到通知，有人要使用俱乐部场所大约两个星期，所有会员不能在这段时间内使用会所。会所的所有服务人员全部从大陆调来，对所有到达会所的客人一律只称呼名字，而绝对不能使用姓氏。会所周围50英里的范围内被确保不会出现任何记者。
　　当一切准备就绪，客人们出现在会所中。参加这个绝密会议的有：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参议员，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尼尔森·洛克菲勒的外祖父派亚特·安德鲁（A. Piatt Andrew），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总裁亨利·戴维森（Henry P. Davison），J.P.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查尔斯·诺顿（Charles D. Norton），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J.P.摩根的左膀右臂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德国犹太移民，1901年到美国，库恩雷波公司（Kuhn Loeb and Company）的高级合伙人，英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第一任美联储董事这些重要人物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岛，对来此打猎毫无兴趣，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
　　保罗·沃伯格是银行运作方面的高手，精通几乎所有的银行运作细节。当其他人提出各类问题时，保罗不仅耐心解答，更是滔滔不绝地讲解每一个细节概念的历史渊源。所有的人无不为他在银行方面的渊博知识所折服。保罗自然成为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和解释者。
　　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是所有人中唯一的外行，他负责使文件内容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能够在国会被接受。其他人则代表不同的银行集团的利益，他们围绕着保罗提出的方案细节进行了长达九天的激烈争论，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
　　由于1907年银行危机以来，银行家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太差，以至于国会议员中没有人胆敢公开支持由银行家参与制订的法案，所以这些人不远千里从纽约躲到这个僻静的小岛来起草这个文件。另外，中央银行这个名称过于树大招风，自杰斐逊总统以来，中央银行的名称始终与英国的国际银行家阴谋联系过密，所以保罗建议用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名称来遮人耳目。但是，它具有一切中央银行的职能，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被设计成私人拥有股份，并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与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不同的是，美联储的股份构成中，原来20%的政府股份被拿掉了，它将成为一个“纯粹”的私有中央银行。
　　为了使联邦储备系统更有欺骗性，在谁控制美联储的问题上，保罗巧妙地提出：“国会控制美联储，政府在董事会中拥有代表，但是董事会的多数成员由银行协会直接或间接控制。”
　　后来，保罗把最后的版本改为“董事会成员由美国总统任命”，但是董事会的真正功能由联邦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Council）所控制，联邦咨询委员会与董事会定期开会“讨论”工作。联邦咨询委员会成员将由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决定，这一点被有意地向公众隐瞒了。
　　另一个保罗要应付的难题是，如何隐藏纽约的银行家将主导美联储这个事实。19世纪以来，美国中西部广大中小商人、农场主饱受银行危机的浩劫，对东部银行家深恶痛绝，这些地区的议员不可能支持纽约银行家占主导的中央银行。保罗为此设计了一套由12家美联储地区银行构成整个系统的天才解决方案。在银行圈子之外，很少有人明白，在美国货币和信贷发放高度集中于纽约地区这一基本前提下，提议建立各地区联储银行，只不过是给人造成中央银行的业务并没有集中在纽约的假象罢了。
　　还有一个体现保罗深谋远虑之处的就是将美联储总部设在政治首都华盛顿，而有意远离它真正接受指令的金融之都纽约，以进一步分散公众对纽约银行家的顾虑。
　　保罗的第四个困扰是如何产生12家美联储地区银行的管理人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国会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他指出中西部的议员普遍对纽约银行家有敌意，为了避免失控现象，所有地区银行的董事应该由总统任命，而不要由国会插手。但是这造成了一个法律漏洞，《宪法》第一章第八节明确规定由国会负责发行管理货币，将国会排除在外，意味着美联储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宪法》。后来这一点果然成为了很多议员攻击美联储的靶子。
　　在经过这一番颇具匠心的安排以后，该法案俨然以模拟美国宪法分权与制衡的面目出现。总统任命，国会审核，独立人士任董事，银行家做顾问，真是滴水不漏的设计！

　　华尔街七巨头：美联储的幕后推动者

　　华尔街的七个人现在控制了美国大部分基础工业和资源。其中J.P.摩根、詹姆斯·希尔、乔治·贝克（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属于所谓摩根集团；其余四人，约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国家城市银行总裁）、雅各布·希夫（库恩雷波公司），属于标准石油城市银行集团。他们所构成的资本的核心枢纽控制着美国。[2]
　　约翰·穆迪，穆迪投资评估体系创始人，1911年
　　华尔街的七位大腕是建立美联储的真正幕后推动者。他们之间及其与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协调，最终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在美国的翻版。
　　摩根家族的兴起
　　摩根银行的前身是不太为人所知的英国乔治·皮博迪公司（George Peabody and Company）。乔治·皮博迪原是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个干货商，在发了一些小财之后，于1835年来到英国伦敦闯世界。他瞧准了金融行业是个发财的行业，就开始在伦敦和一些商人一起做起承兑银行（Merchant Bank）的生意，这是当时一种非常时髦的“高级金融”（High Finance）业务，客户主要包括政府、大公司和大富豪们。他们提供国际贸易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经营大宗商品，这就是现代投资银行的前身。
　　乔治·皮博迪通过巴尔的摩的布朗兄弟公司在英国分号的引荐，很快打入了英国的金融圈子。不久，乔治·皮博迪非常吃惊地收到内森·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邀请前去做客。诚惶诚恐的乔治·皮博迪觉得能被名震世界银行界的内森请去做客，就好像天主教徒被教皇接见一般荣幸。
　　内森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乔治·皮博迪帮他一个忙，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公关代理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由于在欧洲巧取豪夺，虽然家财万贯，可也被很多人痛恨和鄙视。伦敦的贵族阶级就不屑于与内森为伍，屡次拒绝内森的邀请，虽然罗斯柴尔德在英国势力很大，但始终有些被贵族孤立的感觉。内森看中乔治·皮博迪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为人谦和，人缘颇佳，又是美国人，日后还可以派上大用场。
　　乔治·皮博迪对内森的提议自然是满口应承，所有公关开销全由内森买单，乔治·皮博迪的公司很快就成为伦敦著名的社交中心。特别是每年7月4日在乔治·皮博迪家举办的美国独立节宴会，更是伦敦贵族圈子里的一件盛事[2]。客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富丽堂皇和气派奢华的招待开销，岂是一个几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商人所能负担得起的。
　　直到1854年，乔治·皮博迪还只是一个百万英镑级别的银行家，在短短的六年之内，他却发了一笔近2 000万英镑的横财，一举成为美国重量级的银行家。原来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策动的美国1857年经济危机中，乔治·皮博迪由于大量投资于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当英国的银行家突然狂抛和美国沾边儿的一切债券时，乔治·皮博迪也被深度套牢。奇怪的是，英格兰银行在他濒临破产边缘的时候，仿佛天使从天而降，紧急提供了80万英镑的信用额度，不仅把他从死神身边夺了回来，更鬼使神差般地使一贯极端谨慎和早已失魂落魄的乔治·皮博迪赌上全部身家，大笔吃进被惊恐万状的美国债券投资者当做垃圾抛售的各类债券。1857年的危机全然不同于1837年的十年萧条，仅一年时间，美国的经济就完全走出衰退的阴影，结果，乔治·皮博迪手中的美国债券使他很快成为超级富豪，这与1815年内森的英国国债战役惊人的相似。在没有内线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刚从破产噩梦中惊醒过来的乔治·皮博迪，是断然不敢大量吃进美国债券的。
　　乔治·皮博迪一生没有子嗣，庞大的产业无人继承，他为此煞费苦心，终于决定邀请年轻的朱尼厄斯·摩根（Junius Morgan）入伙。在乔治·皮博迪退休以后，朱尼厄斯·摩根接掌了全部生意，并将公司改名为朱尼厄斯·摩根公司（Junius S. Morgan and Company），仍然设在伦敦。后来，朱尼厄斯的儿子J.P. 摩根接掌了公司，后来他将美国的分支改名为J.P.摩根公司。1869年，J.P.摩根和佐格索（Drexel）在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会面，摩根家族完全继承了乔治·皮博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并将这种合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1880年，J. P. 摩根开始大量资助重组铁路公司的商业活动。
　　1891年2月5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的其他一些银行家成立了秘密组织“圆桌会议集团”，美国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牵头的就是摩根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圆桌会议集团”更名为“外交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英国的改为“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美英两国政府的许多重要官员就是从这两个协会中被挑选出来的。
　　1899年，J.P.摩根和佐格索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银行家大会。当他们回来时，J.P.摩根已经被指派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利益的首席代理人。伦敦会议的结果就是，纽约的J.P.摩根公司，费城的佐格索公司，伦敦的格伦费尔（Grenfell）公司，巴黎的摩根·哈杰斯·希公司（Morgan Harjes Cie），德国和美国的沃伯格公司（M. M. Warburg Company），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完全联系在一起了。[3]
　　1901年，J.P.摩根以5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卡内基的钢铁公司，并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巨无霸—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J.P.摩根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据国家临时经济委员会（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Committee）的报告，他仅拥有自己公司 9%的股份。看来，声明赫赫的摩根还只是一个前台人物。
　　洛克菲勒：石油大王
　　老约翰·洛克菲勒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被人们冠以“最冷酷无情的人”。他的名字自然和大名鼎鼎的标准石油公司密不可分。
　　洛克菲勒的石油生涯开始于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直到1870年他成立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时，生意做得仍然属于一般水准。自从得到克里夫兰国家城市银行的一批种子贷款后，他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尤其是在恶意竞争方面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在他非常看好的石油精炼行业中，他很早就悟出石油精炼虽然短期利润极高，但由于缺乏控制的激烈竞争，终将陷入自杀般的恶性竞争。办法只有一个，毫不留情地消灭竞争对手，为此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具体方法是，首先由受其控制但不为人所知的中间公司提出用现金低价收购竞争对手，如果遭到拒绝，竞争对手将面临惨烈的价格战，直到对方屈服或破产。如果还不奏效，洛克菲勒最后将使出撒手锏：暴力破坏。殴打竞争对手的工人，放火焚烧对手厂房等，几个回合下来，幸存者寥寥无几。如此霸道的垄断行为，虽然引起了同行的公愤，但也招来了纽约银行家的浓厚兴趣。酷爱垄断的银行家非常欣赏洛克菲勒实现垄断的高度执行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煞费苦心想控制日益强大的美国，但屡屡失手。控制一个欧洲的国王比控制一个民选政府要简单得多。美国内战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部署控制美国的计划。在金融业，有摩根银行和库恩雷波公司，在工业界，他们还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代理人选，洛克菲勒的所作所为，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眼前一亮。如果在金融方面给予大量输血，洛克菲勒的实力会远远超出小小的克里夫兰地区。
　　罗斯柴尔德家族派出他们在美国最重要的金融战略家库恩雷波公司的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1875年，希夫亲赴克里夫兰去指点洛克菲勒下一步的扩张计划。希夫带来了洛克菲勒想都不敢想的空前支持，由于罗斯柴尔德此时通过摩根银行和库恩雷波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95%的铁路运力，希夫拟定了一个由影子公司（South Improvement Company）出面，给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提供非常低廉的运费折扣，在这个运费折扣压力之下，没有几家炼油公司还能够继续生存。洛克菲勒很快就完全垄断了美国石油行业，成了名副其实的“石油大王”。
　　雅各布·希夫：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战略家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希夫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上溯到1785年，当老罗斯柴尔德举家搬到法兰克福的一幢五层楼房时，与希夫家族合住了多年。同为德国犹太银行家，两家有长达百年的情谊。
　　1865年，年仅18岁的雅各布·希夫在英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见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来到美国。在林肯总统被刺杀之后，雅各布协调在美国的欧洲银行家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共同推动建立美国的私有中央银行制度。他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发现、培养欧洲银行的代理人，并将他们输送到政府、法院、银行、工业、新闻等各种重要的位置上，以待时机。
　　1875年1月1日，雅各布加盟库恩雷波公司，并从此成为公司的核心。在强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之下，库恩雷波公司最终成为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著名的投资银行之一。
　　詹姆斯·希尔：铁路大王
　　铁路的建设是严重依赖金融支持的重要基础建设，美国庞大的铁路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市场的金钱才得以实现的。控制美国铁路债券在欧洲的发行，就成为掌握美国铁路工业命脉的直接手段。
　　1873年，由于国际银行家们对美国突然实施金融紧缩，狂抛美国债券，美国铁路债券也未能幸免。到危机结束的1879年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成为美国铁路最大的债权人，只要他们高兴，可以随时掐断任何美国铁路公司的金融命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靠汽船运输和煤矿起家的詹姆斯·希尔必须投靠在金融家的旗下，才可能在铁路行业惨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壮大，摩根正是他背后的金融靠山。在摩根的大力扶持下，利用1873年危机后大量铁路公司倒闭的机会，詹姆斯·希尔实现了迅速兼并和扩张的计划。
　　到1893年，詹姆斯·希尔拥有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争夺中西部铁路（Chicago，Burlington and Quincy Railroad）控制权时，詹姆斯·希尔遇到了强大的对手，由洛克菲勒财团支持的太平洋联合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向他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总裁哈里曼开始秘密收购詹姆斯·希尔控制的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的股票，当詹姆斯·希尔惊觉即将失去控制权时，哈里曼还差4万股就大功告成了。詹姆斯·希尔立即向正在欧洲度假的后台老板摩根紧急求救，摩根马上指令手下反击洛克菲勒的挑战。一时间华尔街烽烟四起，对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每股价格一度达到1 000美元的天价。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最后国际银行家们不得不出面调停，达成的最终结果是成立一家新的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两强共同控制美国北方的铁路运输。在公司成立当天，麦金利总统被刺杀，副总统老罗斯福继任。在老罗斯福的强力反对下，北方证券公司被美国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强制解体。受挫之后，詹姆斯·希尔的发展方向掉头向南，收购了从科罗拉多直抵得克萨斯的铁路。到1916年去世时，詹姆斯·希尔积累了5 300万美元的财产。
　　沃伯格兄弟
　　1902年，保罗和费里克斯兄弟从德国法兰克福移民到美国。出身于银行世家的两兄弟对银行业务十分精通，尤其是保罗，堪称当时的金融顶尖高手。罗斯柴尔德非常看重保罗的天分，特意从欧洲战略联盟的沃伯格家族银行（M. M. Warburg and Co.）将两兄弟抽调到急需人才的美国战线上。
　　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推行私有中央银行的计划已近百年，始终起起伏伏没有最终得手。这一次，保罗将承担主攻任务。在抵达美国不久，保罗加盟先头部队雅各布·希夫的库恩雷波公司，并娶了希夫妻妹的女儿，费里克斯则娶了希夫的女儿。
　　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两朝的金融顾问加里森（Colonel Ely Garrison）指出：“在奥尔德里奇计划在全国招致愤恨和反对的情况下，是保罗·沃伯格先生把《美联储法案》重新组合起来的。这两份计划背后的天才智慧都来源于伦敦的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4]

　　策立美联储的前哨战：1907年银行危机

　　1903年，保罗将一份如何将欧洲中央银行的“先进经验”介绍到美国的行动纲领交给雅各布·希夫，这份文件随后又被转交给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后来的花旗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和纽约的银行家圈子，大家都觉得保罗的思想真如醍醐灌顶，使大家茅塞顿开。
　　问题是美国历史上反对私有中央银行的政治力量和民间力量相当强大，纽约银行家在美国工业界和中小业主的圈子里口碑极差。国会的议员们对银行家提出的任何有关私有中央银行的提案都像躲避瘟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想通过有利于银行家的中央银行法案比登天还难。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态势，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开始被构想出来。
　　首先是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大量出现宣传新金融理念的文章。1907年1月6日发表了保罗的文章，题目是“我们银行系统的缺点和需要”，从此保罗成为美国倡导中央银行制度的首席吹鼓手。此后不久，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商会宣称：“除非我们拥有一个足以控制信用资源的中央银行，否则我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5]
　　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与1837年、1857年、1873年、1884年和1893年一样，银行家们早已瞧出经济过热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泡沫现象，这也是他们不断放松银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形象地说就像银行家在鱼塘里养鱼，当银行家向鱼塘里放水时就是在放松银根，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在得到大量的金钱之后，各行各业的人就开始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日夜苦干，努力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就像水塘里的鱼儿使劲吸收各种养分，越长越肥。当银行家看到收获的时机成熟时，就会突然收紧银根，从鱼塘中开始抽水，这时鱼塘里的多数鱼儿就只有绝望地等着被捕获的命运。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抽水捞鱼却只有几个最大的银行寡头知道，当一个国家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银行制度以后，银行寡头对放水抽水的控制就更加得心应手，收获也就越加精确。经济发展与衰退，财富积累与蒸发都成为银行家“科学饲养”的必然结果。
　　摩根和他背后的国际银行家们精确地计算着这次金融风暴的预估成果。首先是震撼美国社会，让“事实”说明一个没有中央银行的社会是多么脆弱。其次是挤垮和兼并中小竞争对手，尤其是令银行家颇为侧目的信托投资公司。还有就是得到让他们垂涎已久的重要企业。
　　时髦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当时享有许多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政府监管方面又非常宽松，这一切导致了信托投资公司过度吸纳社会资金并投资于高风险的行业和股市。到1907年10月危机爆发时，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摩根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欧洲的伦敦与巴黎之间“度假”，经过国际金融家们精心策划，摩根回到美国。不久，纽约突然开始广泛传言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Knickerbocker Trust）即将破产，流言像病毒一般迅速传染了整个纽约，惊恐万状的存款市民在各个信托公司门口彻夜排队等候取出他们的存款。银行则要求信托公司立即还贷，受到两面催款的信托公司只好向股票市场借钱（Margin Loan），借款利息一下冲到150%的天价。到10月24日，股市交易几乎陷于停盘状态。
　　摩根此时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了。当纽约证交所主席来到摩根的办公室求救时，他声音颤抖地表示如果不能在下午三点之前筹集到2 500万美元，至少50家交易商将会破产，他除了关闭股票市场将别无选择。下午两点，摩根紧急召开银行家会议，在16分钟里，银行家们筹足了钱。摩根立即派人到证交所宣布借款利息将以10%敞开供应，交易所里立即一片欢呼。仅过了一天，紧急救助的资金告罄，利息再度疯长。8家银行和信托公司已经倒闭。摩根赶到纽约清算银行，要求发放票据作为临时货币以应付严重的现金短缺。
　　11月2日星期六，摩根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拯救”仍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摩尔斯莱（Moore and Schley）公司。该公司已陷入2 500万美元的债务，濒临倒闭。但是它却是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Tennessee Coal and Iron Company）的主要债权人，如果摩尔斯莱被迫破产清偿，纽约股市将完全崩溃，后果不堪设想。摩根将纽约金融圈子里的大腕悉数请到他的图书馆，商业银行家被安排在东书房，信托公司老总被安排在西书房，惶惶不可终日的金融家们焦急地等待着摩根给他们安排的命运。
　　摩根深知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拥有的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铁矿和煤矿资源，将大大加强摩根自己创办的钢铁巨无霸—美国钢铁公司的垄断地位。在反垄断法的制约之下，摩根始终对这块大肥肉无法下嘴，而这次危机给他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兼并机会。摩根的条件是，为了拯救摩尔斯莱公司和整个信托行业，信托公司必须集资2 500万美元来维持信托公司不致崩溃，美国钢铁公司要从摩尔斯莱手中买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的债权。焦虑烦躁的心情，濒临破产的压力，整夜未眠极度疲倦的信托公司的老总们终于向摩根缴械投降。
　　在拿到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这块肥肉之后，喜不自胜的摩根还有最后一关要过，那就是对反垄断一点不含糊的老罗斯福总统。11月3日星期天晚上，摩根派人星夜赶往华盛顿，务必在下个星期一上午股票市场开盘之前，拿到总统的批准。银行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失去一生积蓄的成千上万愤怒的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政权危机，老罗斯福不得不借重摩根的力量来稳定大局，他在最后时刻被迫签下城下之盟。此时距星期一股市开盘仅剩5分钟！
　　纽约股市闻讯大涨。
　　摩根以4 500万美元的超低价吃下田纳西矿业和制铁公司，而该公司的潜在价值按照约翰·穆迪的评估，至少在10亿美元左右。[6]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蓄谋已久的精确定向爆破，熠熠夺目的崭新金融大厦总是建筑在成千上万破产者的废墟之上。

　　从金本位到法定货币：银行家世界观的

　　大转变
　　19世纪末以来，国际银行家对金钱的认识再一次实现重大飞跃。
　　原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即以国债作为抵押来发行货币，通过两者的死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保证了银行家不断增长的巨额收益。在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因为任何货币贬值都直接伤害了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这种思路还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办法，主要的缺点就是财富积累得太慢，即使是用上部分储备金制度（Fractional Reserve），仍然不足以满足银行家们日渐膨胀的胃口。特别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缓慢，这就等于给银行放贷总量设了一个上限。
　　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银行家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更为高效也更为复杂的法定货币体制。法定货币（Fiat Money）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对货币的控制更加有弹性，也更加隐秘。当银行家逐渐明白通过无限制地增加货币供应来获得的收益，远比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利息损失要大得多时，他们随即成为法定货币最热烈的拥护者。通过急剧增发货币，银行家们等于掠夺了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而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通货膨胀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被人察觉。
　　在银行家的资助之下，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探讨逐渐被引导到纯数学游戏的轨道上，由于增发纸币所导致的通胀（Currency Inflation）的概念，在现代已经完全被价格上涨的通胀（Price Inflation）理论所淹没。
　　这时，银行家们赖以发财致富的手段中除了原有的部分储备金制度、货币与国债死锁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工具：通货膨胀。从此，银行家实现了从黄金的卫道士到黄金的死敌这一戏剧性的转变。
　　凯恩斯就通货膨胀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用这个办法，政府可以秘密地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一百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
　　准确地说，在美国使用这个办法的是私有的美联储而不是政府。

　　1912年大选烽烟

　　星期二，普林斯顿的校长将会当选你们（新泽西州）的州长。他不会完成他的任期。在1912年11月，他将当选美国总统。1917年3月，他将连任总统。他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拉比·怀斯在新泽西的演讲，1910年这个后来成为威尔逊总统亲密智囊的怀斯能在两年前准确预测总统大选的结果，甚至准确预测六年之后的总统大选结果，并不是因为他的手中真有神奇的水晶球，而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事先由银行家们精确谋划出来的。
　　不出国际银行家们所料，1907年的银行危机的确极大地震撼了美国社会。人们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愤怒，对银行倒闭的恐慌，与对华尔街金融寡头势力的畏惧掺和在一起，一股反对一切金融垄断的强大民意潮流席卷全国。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一位著名的反对金融垄断的活跃分子。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总裁范德利普曾这样说道：“我写信邀请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参加一个晚宴并发表演讲。为了让他知道这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我提到了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也要到场并发表演讲。我的朋友威尔逊博士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拒绝和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同台发表演说。”[7]
　　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当时权倾朝野，他在40年的国会生涯中，有36年为参议员，又是权力极大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身为小约翰·洛克菲勒的岳父，他与华尔街银行界过从甚密。1908年，奥尔德里奇提议在紧急情况下，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并以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和铁路债券做抵押。天下竟有如此好事，风险由政府和人民扛着，好处全是银行家得，让人不得不佩服华尔街的手段。该法案被称为《紧急货币法案》（Emergency Currency Act），这个法案成为五年以后《美联储法案》的立法基础。奥尔德里奇被社会认为是华尔街的代言人。
　　伍德罗·威尔逊187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深造法律，于188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02年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学究气十足的伍德罗·威尔逊一贯高调反对金融垄断，自然不肯与金融寡头的代言人亲近。学术上的精深造诣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并不能弥补他金融行业知识的极度缺乏，他对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赚钱技巧更是一窍不通。
　　银行家们正是看中了威尔逊的单纯而容易被利用的特点，又是社会公认的反金融垄断的著名活动家，形象清新可人，真是一块难得的璞玉。银行家们准备在他身上投下重金，悉心“雕琢”，以备大用。
　　正好，纽约国家城市银行的董事克里夫兰·道奇（Cleveland Dodge）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大学同学，1902年威尔逊能够顺利当上普林斯顿的校长，就是财大气粗的道奇鼎力相助的结果。有了这一层不浅的关系，道奇在银行家们的策划下，开始在华尔街放风说威尔逊是一块当总统的料。
　　一个上任才几年的校长突然被人捧为是当总统的料，心中一阵窃喜也是人之常情。当然，被捧红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威尔逊开始背地里和华尔街黏糊起来。果然，威尔逊很快在华尔街大佬们的扶持下，于1910年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
　　在公开的场合下，威尔逊仍然义正词严地抨击华尔街金融垄断，私下里也明白他的地位和政治前途完全要依赖银行家的势力。银行家们对威尔逊的抨击出奇地容忍和克制，双方保持了一种微妙而不可言传的默契。
　　正当威尔逊声誉日隆的时候，银行家紧锣密鼓地为他筹措竞选总统的经费。道奇在纽约百老汇大道42号设立了为威尔逊筹款的办公室，并建立了银行账户，道奇捐上第一张1 000美元的支票。很快，道奇通过直邮的方式，迅速在银行家的圈子里征集到了大笔经费，其中2/3的经费来源于七个华尔街银行家。[8]
　　威尔逊在获得总统竞选提名后，难耐激动的心情，他在给道奇的信中说，“我的喜悦无法言表”。自此，威尔逊已经完全扑进了银行家的怀抱。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威尔逊肩负着民主党的莫大希望，失去总统宝座多年的民主党对权力的饥渴和威尔逊一样强烈。
　　威尔逊挑战的是时任总统塔夫特，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还名不见经传的威尔逊相比，塔夫特拥有很大的优势。正当踌躇满志准备着连任总统的塔夫特表示不准备对奥尔德里奇法案开绿灯时，一件前所未见的怪事发生了，塔夫特的前任总统老罗斯福突然横刀杀出，居然又要参加总统竞选，这对于老罗斯福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和同是共和党的塔夫特而言，真是天大的噩耗。当年老罗斯福因迫使北方证券解体而名声大噪，享有反垄断决不手软的胜誉，他的突然出现将会严重侵蚀塔夫特的选票。
　　事实上，三个竞选人背后全都是银行家在支持，只不过银行家在三个人中间暗地偏向最具可控制性的威尔逊罢了。在华尔街的安排下，老罗斯福果然“不小心”重创塔夫特，使得威尔逊顺利当选。这一幕和1992年老布什被佩里抢走大量选票而意外地败于新手克林顿有异曲同工之妙。

　　B计划

　　银行巨头们在哲基尔岛的策划十分机密，出于严谨的职业本能，他们准备了两份计划。第一份就是由奥尔德里奇参议员主持的计划，负责佯攻，以便吸引反对派的火力，共和党是奥尔德里奇计划的支持者。另一份被称为的方案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这就是后来的《美联储法案》，民主党是主要推动力量。
　　其实这两份计划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措辞有所不同而已。
　　总统大选也是围绕这个核心目标而展开的。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和华尔街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事，在当时全国普遍强烈地反华尔街的氛围中，他所提出的金融改革法案必然失败。而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的民主党，一直扮演着强烈批评金融垄断的角色，再加上形象清新的威尔逊，这一切使得民主党所支持的《美联储法案》有着更大的机会被接受。1907年的危机设计巧妙地达成了金融体制必须改革的两党共识，为了“顺应”民意，此时银行家们牺牲共和党而成全民主党，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
　　为了进一步迷惑公众，银行家们使出了让实际上是支持同一内容不同版本的两派互相攻击的高招。奥尔德里奇参议员率先发难，他词严色厉地指责民主党的提案对银行怀有敌意，而且不利于政府。他宣称一切背离金本位的法定货币政策都是对银行家的严重挑战。《国家》（Nation）杂志在1913年10月23日指出：“奥尔德里奇先生所反对的没有黄金支撑的政府法定货币，恰恰是他自己在1908年所提出的法案（《紧急货币法案》）所要做的事。他还应该知道，政府事实上与货币发行毫无关系，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全权控制着货币发行。”
　　民主党对奥尔德里奇提案的指责同样令人大开眼界，他们声称奥尔德里奇维护的是华尔街银行家的利益和金融垄断地位，而民主党所提出的美联储提案旨在打破这种垄断，建立起一套地区分立、总统任命、国会审核、银行家提供专家意见的相互制约、分权分立的完美的中央银行系统。不谙金融事务的威尔逊诚心实意地相信这个方案打破了华尔街银行家们对金融的垄断。
　　正是由于奥尔德里奇和范德利普以及华尔街不遗余力地反对和指责，反而使得民主党的《美联储法案》赢得了民众的好感，银行家们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发挥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

　　《美联储法案》过关，银行家美梦成真

　　威尔逊当选总统的同时，B计划正式启动。
　　1913年6月26日，即威尔逊入主白宫仅三个月，由弗吉尼亚的众议员银行家格拉斯（Carter Glass）在众议院正式抛出了B计划：格拉斯提案（The Glass Bill），他刻意避免了中央银行等过于刺激的用词，代之以美联储。9月18日，该提案在多数众议员不知就里的情况下以287对85票获得通过。
　　该提案被转送到参议院后变成格拉斯信肺奶岚福℅lass Owen Bill），参议员欧文（Robert L. Owen）也是一位银行家。参议院的提案于12月19日获得通过。此时，两份提案中尚有40多处分歧有待解决，按照两院的惯例，圣诞节前的一周之内不会通过重要法案，按照当时两院提案的差距推算，在正常情况下，只能等到第二年再讨论，所以许多重要的反对该法案的议员纷纷离开华盛顿回家过节去了。
　　此时，在国会山设有一个临时办公室，在“战地”直接指挥的保罗·沃伯格瞧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发动了一场闪电战。在他的办公室里，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批议员赶到，商讨下一步的计划。12月20日星期六的晚上，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继续商讨重要分歧。此时，国会弥漫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圣诞节前通过《美联储法案》的气氛，白宫甚至在12月17日宣布，已经开始考虑第一届美联储董事成员名单。但是直到20日深夜，重要的分歧一个也未能解决。看起来，要在12月22日星期一通过《美联储法案》已经不太可能了。
　　在银行家们的催逼之下，联席会议决定21日星期天全天继续开会，不解决问题决不休会。
　　到20日深夜，参众两院在若干重要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这些分歧包括：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数量；如何确保储备金；黄金储备的比例；国内国际贸易中的货币结算问题；储备金更改提案；美联储发行的货币能否成为商业银行的储备金；政府债券作为联储货币发行抵押品的比例；通货膨胀问题等。[9]
　　在经过21日紧张的一天之后，22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头版登出“货币提案今天可能成为法律”的重要新闻，这篇文章热情洋溢地称赞国会的效率，“以这种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联席会议修正了两院提案的差异，在今天早晨全部完工”。这篇文章提到的时间段大约是星期一的凌晨1点30分到4点。一个即将影响每一个美国人的每一天生活的重要法案就是在这样一种仓促和压力之下进行的，绝大多数议员根本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修改之处，更别说提出修正案了。
　　22日凌晨4点30分，最后文件被送交打印。
　　7点整，最后校稿。
　　下午2点，打印好的文件放在了议员的办公桌上，并通知下午4点开会。
　　下午4点，会议开始。
　　6点整，最后联席会议报告提交，此时大多数议员已经去吃晚饭了，会场上的议员寥寥无几。
　　晚7点30分，格拉斯开始20分钟演讲，然后进入辩论阶段。
　　晚11点开始表决，最后以298对60票获得众议院通过。
　　23日，圣诞节前两天，参议院表决以43对25票（27人缺席）通过了《美联储法案》。威尔逊总统为报华尔街的知遇之恩，在参议院通过《美联储法案》仅一小时，就正式签署了该法案。
　　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顿时一片欢腾。
　　林德伯格（Lindbergh）议员在这一天对众议院发表演讲：
　　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美联储法案》）。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10]
　　银行家们对这个法案却好评如潮，美利坚国家银行（American National Bank）的总裁奥利弗（Oliver Sands）热情洋溢地说：这个货币法案的通过将对整个国家带来有益的影响，它的运作将有利于商业活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普遍繁荣时代的开始。
　　美联储的始作俑者奥尔德里奇参议员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在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
　　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美国的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

　　谁拥有美联储？

　　许多年以来，究竟谁拥有美联储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美联储自己总是含糊其辞。和英格兰银行一样，美联储对股东情况严守秘密。众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担任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长达40年，在其中20年里，他不断地提案要求废除美联储，他也一直在试图发现究竟谁拥有美联储。
　　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了。《美联储的秘密》（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一书的作者尤斯塔斯（Eustace Mullins）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终于得到了12个美联储银行最初的企业营业执照（Organization Certificates），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每个联储银行的股份构成。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 053股，其中：
　　?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万股。
　　?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万股。
　　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1/4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万股。
　　?田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Hanover Bank）拥有1.02万股。
　　?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拥有6 000股。
　　?汉华银行（Chemical Bank）拥有6 000股。
　　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11]
　　美联储纽约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为1.43亿美元，上述这些银行究竟是否支付了这笔钱仍然是个谜。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只付了一半现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他们根本没出任何现金，而仅仅是用支票支付，而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美联储的账户上只有几个数字的变动而已，美联储的运作其实就是“以纸张做抵押发行纸张”。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1978年6月15日，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Government Affairs）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上述银行在美国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470个董事席位，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3.6个董事席位属于银行家们。
　　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1914年9月3日，《纽约时报》在美联储出售股份的时候，公布了主要银行的股份构成：
　　?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发行了25万股票，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7 498股；J.P. 摩根公司14 500股；威廉·洛克菲勒1万股；约翰·洛克菲勒1 750股。
　　?纽约国家商业银行发行了25万股票，乔治·贝克拥有1万股；J.P. 摩根公司7 800股；玛丽·哈里曼5 650股；保罗·沃伯格3 000股；雅各布·希夫1 000股，小J.P. 摩根1 000股。
　　?大通银行，乔治·贝克拥有13 408股。
　　?汉诺威银行，詹姆斯·斯蒂尔曼拥有4 000股；威廉·洛克菲勒1 540股。
　　从1914年美联储建立以来，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了银行家们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而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都与伦敦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的总裁本杰明·斯特朗被选为第一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会主席。“在斯特朗的控制下，联储系统与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形成了互锁（Interlocking）关系。本杰明·斯特朗作为纽约美联储银行董事于1928年突然死亡，当时国会正在调查美联储董事和欧洲中央银行巨头们的秘密会议，而这些秘密会议导致了1929年经济大衰退。”[12]

　　美联储第一届董事会

　　威尔逊后来自己承认，他只被允许指定一名美联储董事，其余都是由纽约的银行家挑选。在保罗·沃伯格被提名和任命为董事的过程中，参议院要求他于1914年6月到国会回答质询，主要是了解他在《美联储法案》拟定过程中的角色，结果被他断然拒绝。保罗在写给国会的信中宣称，如果他被要求回答任何问题，都会影响他在美联储董事会的作用，因此他宁愿拒绝接受美联储董事的提名。《纽约时报》立即跳出来为保罗鸣冤，在其1914年7月10日的报道中谴责参议院不该无中生有地质询保罗。
　　保罗自然是美联储系统的核心人物，除了他只怕当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美联储到底该如何运转。在他强硬的态度面前，国会只有低头，提出可以事前提供所有问题的清单，如果保罗觉得某些问题“会影响他的作用”，他可以不予回答。保罗最后勉强答应了，但要求非正式见面。
　　委员会问：我知道你是一个共和党人，但是当罗斯福先生参选时，你却成了威尔逊先生的同情者并且支持他（民主党）？
　　保罗答：是的。
　　委员会问：但是你的哥哥（费里克斯·沃伯格）却支持塔夫特（共和党）？
　　保罗答：是的。[13]
　　有意思的是，库恩雷波公司的三个合伙人却支持了三个不同的总统候选人，其中奥图（Otto Kahn）支持老罗斯福，保罗的解释是他们三人彼此不干涉对方的政治理念，因为“金融与政治无关”。保罗顺利通过国会听证，成为美联储第一届董事，后成为董事会副主席。
　　除了保罗以外，另外任命的四名董事会成员是：
　　?阿道夫·米勒（Adolph Miller），经济学家，出身于洛克菲勒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和摩根资助的哈佛大学。
　　?查尔斯·哈姆林（Charles Hamlin），曾任助理财政部长。
　　?弗雷德里克·戴拉诺（Frederick Delano），罗斯福的亲戚，铁路银行家。
　　?哈丁（W. P. G Harding），亚特兰大第一国家银行总裁。
　　威尔逊总统自己提名的托马斯·琼斯被记者发现正在被美国司法部调查和起诉，后来琼斯自己提出退出董事会提名。
　　美联储另外两名成员是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员。

　　不为人知的联邦咨询委员会

　　联邦咨询委员会（Federal Advisory Council）是保罗·沃伯格精心设计的一个秘密的遥控装置，以此操控美联储董事会。在美联储90多年的运作中，联邦咨询委员会非常出色地实现了保罗当年的构想，几乎没有人注意过这个机构和它的运作，也没有大量文献可供研究。
　　1913年，格拉斯议员在众议院大力推销联邦咨询委员会的概念，他说：“这里面不可能有什么邪恶的东西。每年（联储董事会）与银行家的咨询委员会谈四次，每个成员代表自己所在的联储地区。还有什么比这种安排更能保护公众的利益吗？”格拉斯议员自己就是银行家，他没有解释或提供任何证据来表明银行家在美国的历史上何曾保护过公众的利益。
　　联邦咨询委员会由12家联储地区银行各推选一名代表组成，每年在华盛顿与美联储董事会的成员会谈四次，银行家们向美联储的董事们提出各种货币政策的“建议”，每名银行家都代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每人都有相同的投票权，在理论上简直无懈可击，但在银行业激烈残酷的现实中却全然是另一套规则。
　　难以设想一个辛辛那提的小银行家和保罗·沃伯格、摩根这样的国际金融巨头坐在一个会议桌前，向这些巨头提出“货币政策的建议”，这两个巨头中的任何一个随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画上两笔，就足以使这个小银行家倾家荡产。事实上，12个联储地区中的每一个中小银行的生存，都完全取决于华尔街的五大银行巨头的恩赐，五巨头有意地把和欧洲银行的大笔交易化整为零，交给自己在各地的“卫星银行”去办理，“卫星银行”为得到这些高回报的生意自然更加俯首帖耳，而五巨头也拥有这些小银行的股份。当这些“代表各自地区利益”的小银行们和五巨头坐在一处探讨美国货币政策的时候，探讨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联邦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对美联储的董事决策没有强制约束力，但是华尔街五巨头每年四次不辞劳苦地跑到华盛顿，不会是仅仅为了和联储的几位董事喝喝咖啡。要知道，像摩根这样身兼63个公司的董事职务的超级大忙人，如果他们的“建议”得不到任何考虑，而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那实在是奇怪之极了。

　　真相何在

　　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真正理解国际放贷者的运作方式。美联储的账目从来就没有被审计过。它完全在国会控制的范围之外运作，它操纵着美国的信用（供应）。
　　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
　　为了制造高价格，美联储只需要降低利率，来扩张信用和造就一个繁荣的股市。当工商业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利率环境之后，美联储又将通过任意提高利息来中止这种繁荣。
　　它（美联储和拥有美联储的银行家们）可以通过轻微调息使市场的价格钟摆般温柔地起伏，也可以猛烈调息来使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无论哪种情况，它将拥有金融状况的内部信息，事先得知即将到来的变化。
　　这是一种任何政府从未给予的，少数特权阶层所拥有的最怪异和最危险的（市场信息）先知权。
　　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他们事先知道什么时候制造恐慌来创造对他们最有利的情况。他们同样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恐慌。当他们控制了金融的时候，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实现他们的目的方面同样有效率。
　　众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
　　每一元流通中的美联储券（Federal Reserve Note，美元）都代表欠着美联储一美元的债务。
　　货币报告，众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
　　美联储地区银行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独立的，私人拥有的和地方控制的公司。
　　刘易斯，1982年
　　美联储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机构之一。所有能听见我讲话（国会演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被国际银行家统治着。
　　有些人以为美联储银行是美国政府的机构。它们（美联储银行）不是政府机构。它们是私有的信贷垄断者，美联储为了自己和外国骗子的利益盘剥着美国人民。
　　众议员麦克法登
　　当你和我写支票的时候，我们的账户上必须要有足够的钱来支撑支票的金额。但是，当美联储写支票时，账户上是没有任何钱做支撑的。当美联储写支票时，它是在创造货币。
　　波士顿美联储银行
　　从1913年到1949年，美联储的资产由1.43亿美元暴涨到450亿美元，这些钱直接进了美联储银行股东们的腰包。
　　埃斯塔克·穆林斯
　　如此众多的总统对金钱权力的威胁反复发出过警告，如此大量的国会记录和法律案例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美联储的私有性质，可是有多少美国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知道这一点呢？这才是问题的可怕之处！我们以为“自由公正”的西方权威新闻媒体会报道一切真相，原来真相是大量的事实被它们有意地“过滤”掉了。那么美国的教科书呢？事实是，各种以国际银行家们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在为美国的下一代挑选着“内容健康”的教科书。
　　在威尔逊总统去世之前，他承认自己在美联储的问题上是被“欺骗”了，他内疚地表示：“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
　　当1914年10月25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又一个完美的时间“巧合”，美联储的股东们注定要大发一笔横财了！
　　注 释
　　[1] Quoted in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Banking System," Senate Documents Co. 3, No. 23, Seventy-six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1939.
　　[2] John Moody, The Seven Men, McClure's Magazine, August, 1911, p. 418.
　　[3] William Guy Carr, Pawns In The Game (Legion for the Survival of Freedom, 1978).
　　[4]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5] Paul M Warburg, Defects and needs of our banking system, 1907.
　　[6] Ron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Groove Press, 1990), p128.
　　[7] Antony C. Sutton, The Federal Reserve Conspiracy (Tab Books, 1995) p78.
　　[8] Ibid., p83.
　　[9] Eustace Mullins, Secrets of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10] Congressman Charles Lindberg Sr. Speech on floor of the Congress, December 23, 1913.
　　[11]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p178.
　　[12] Ferdinand Lundberg, America誷 60 families (Halcyon House, 1939).
　　[13]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John McLaughlin 1993) Chapter 3.

　　一战与大衰退:国际银行家“丰收时节”

　　我们共和国的真正威胁是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用它无数黏稠的触角紧紧裹挟着我们的城市、州和国家。这只章鱼的头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集团和一小撮被称为国际银行家的具有极大能量的金融寡头，他们实际上操纵着美国政府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
　　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政府，这样使剥削一个国家的公民和资源变得更加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家族从这个国家诞生之初就竭尽全力来使权力（他们将我们的“领导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和财富（他们通过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来汲取社会财富）高度集中。
　　这些国际银行家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集团控制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的报纸和杂志。他们用这些报纸的专栏评论来钳制政府官员，对于那些不肯就范的人，他们则通过舆论将这些官员赶出政府机构。
　　他们（银行家）实际上控制着两党（共和党与民主党），草拟（两党的）政治纲领，控制政治领袖，任用私有公司的头头，利用一切手段在政府高层安插顺从于他们腐败的大生意的候选人。[1]
　　约翰·海兰，纽约市市长，1927年
　　本章导读
　　打仗就要花钱，越大的战争花钱越多，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问题是，谁花谁的钱？由于欧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政府必须也只能向银行家借钱。战争使物资消耗达到燃烧般的速度，战争使交战国砸锅卖铁也要坚持，战争使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不计条件地向银行家融资，难怪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他们策划战争，他们挑动战争，他们资助战争，国际银行家们华丽的大厦，从来就是建立在死亡枕籍的废墟之上。
　　国际银行家另一个赚大钱的手段就是制造经济衰退。首先是扩大信贷，将泡沫吹起来，等人民的财富大量投入投机狂潮后，然后猛抽银根，制造经济衰退与资产暴跌。当优质资产价格暴跌到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时，他们再出手以超级低廉的价格收购，这在国际银行家们的术语中叫做“剪羊毛”。当私有中央银行成立后，“剪羊毛”行动的力度和范围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最近的一次“剪羊毛”行动，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小龙”和“小虎”们身上。中国这只大肥羊最终能否避免被“剪羊毛”的厄运，就要看中国是否认真去研究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剪羊毛”惨剧了。
　　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与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从前的国有银行虽然有推动资产通货膨胀来赚取利润的冲动，但绝没有恶意制造通货紧缩来血洗人民财富的意图与能力。中国自建国以来之所以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当国际银行家全面进入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令人惊讶之处，并不是其爆发的原因仅仅是一件与以前其他危机相比显得无足轻重的事件，而是因为它（战争）拖了这么久才爆发。”[2]
　　1914年6月28日，欧洲正统王室哈布斯堡王朝的王储斐迪南大公来到1908年被奥地利吞并的波斯尼亚视察，被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刺客刺杀。这原本只是一个性质单纯的恐怖组织策划的复仇行为，当时只怕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件事竟然成为引爆了一场涉及30多个国家，卷入15亿人口，伤亡高达3 000多万人的世界级战争的导火索。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与德国成了世仇，当英国不得不从“光荣孤立”的欧洲大陆政策中走出来时，面临的是德强法弱的局面。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若不加以遏制，势必成为英国的心腹大患。于是，英国拉上对德国也颇为忌惮的俄国，与法国一起缔结了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德国则与奥地利结盟，欧洲两大对立集团就此成型。
　　两大阵营不断扩军备战，保持着大规模的常备军，各国政府都因此陷入深深的债务泥潭。“一项详细的欧洲公共债务收入报告显示，各种债券的利息支出和本金偿付每年高达53.43亿美元。欧洲各国的金融已深陷其中，政府不禁要问，尽管战争有各种可怕的可能，但是比起如此昂贵和不稳定的和平来说，战争或许是一种更值得考虑的选择。如果欧洲的军事准备最终不是以战争来结束，那就必然是以各国政府破产而告终。”[3]
　　从1887年到1914年，这种不稳定和昂贵的和平僵持着，高度武装但已接近破产边缘的欧洲各国政府仍在怒目相视着。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并建立起来的欧洲银行体系向对立的各方提供信贷，全力促成了这种军事对峙。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到1914年时，很明显欧洲的主要国家都已经不能负担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他们虽然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得到普及的军事动员体制，以及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但他们的经济却无力支撑巨额的战争费用。情况恰如俄国枢密院大臣在1914年2月向沙皇的进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作战的花费无疑将超出俄罗斯的有限财力所能负担的。我国势必需要向盟邦及中立国借贷，不过代价不菲。如果战争结果对我国不利，则战败的经济后果将难以估量，全国的经济将陷于全面瘫痪。即使是战争取得了胜利，对我国的财政也极为不利，德国一败涂地后将无力赔偿我国的军费。和约将受制于英国的利益，不会给德国经济充分复苏来偿还我们的债务的机会，甚至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也不可能”。[4]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无法想象的。如果真的开战，也只能是局部的、短暂的和低程度的，可能更像是持续10个月左右的1870年的普法战争。但这样的战争结果，只能缓解而无法平复欧洲的对立局面。于是，开战的时间就只有在不稳定和昂贵的和平中拖延着，直至美联储的成立。
　　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当时已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丰富的资源，但是，直到1913年以前却仍是一个依赖外债的国家，很少能向国外提供信贷。原因就在于缺少中央银行，纽约的银行家们难以集中调动全国的金融资源（Mobilization of Credit）。但是，银行家的天性使得他们对大规模战争兴趣浓厚，战争能够毫无疑问地为银行家带来丰厚的利润。当《美联储法案》通过后，国际银行家们立即行动起来，1914年8月3日，罗斯柴尔德在法国的银行就给摩根发报，建议立即组织1亿美元的信贷用于法国向美国购买物资。威尔逊闻讯立即表示反对，国务卿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谴责这项贷款为“最恶劣的非法交易”。
　　德国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素无过节，当时的美国有大约800万德国后裔，约占全国人口的10%，在美国建国之初，德语差一点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德裔美国人拥有着不小的政治影响力。加之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对英国素无好感，美国政府又曾和英国几度交战，所以在战争之初，美国政府对英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抱着事不关己的观望态度。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银行家相比，美国政府显得冷静和正常得多。情况居然是，银行家积极主张对德宣战，政府则坚决反战，严守中立。
　　这时银行家们想出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区别对待为协约国提供发售债券而进行的贷款行为与为协约国提供信用来购买美国物资。在银行家的威迫之下，威尔逊只有答应了后者。随着大选连任时间的逐步到来，威尔逊在参战问题上逐渐向银行家的立场倾斜。
　　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通过，爆发世界级别战争的条件终于成熟了。基辛格博士所说的拖了许久的战争机器终于可以启动了。
　　1914年11月16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12月16日，摩根的左右手戴维森来到英国，与当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H. Asquith）商谈美国提供信贷一事。1915年1月15日，摩根银行与英国达成信贷协议，数额为1 000万英镑，这在当时对美国而言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的大生意，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料到最终的贷款总额会达到令人震惊的30亿美元！摩根银行收取了1%的手续费，3 000万美元落入腰包，摩根在战争中吃得盆满钵满。同年春天，摩根又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信贷协议。
　　1915年9月，考验华尔街是否能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到来了。5亿美元的盎格鲁蟹ɡ嘉鳎ˋnglo-French Loan）贷款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原本坚决反对的威尔逊总统，架不住银行家和内阁成员两面夹击，他的新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警告说：“如果没有贷款，结果将是生产受限，工业衰退，资本和劳动力闲置，大规模破产，财政危机，民怨沸腾和不满滋生。”[5]
　　威尔逊听得出了一身冷汗，只得再次让步。对于这次规模空前的债券出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也使出了浑身解数，61家债券承销商（Underwriter）和1 570家金融机构加入了发售业务[6]。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特别是向美国中西部推销这些债券就更为困难。美国人民普遍不认为欧洲的战争与他们有什么直接关系，而不愿意把钱投到欧洲的战火中去。为了打消这种疑虑，银行家们大力宣称这些钱会留在美国。尽管采用了种种方法，中西部地区只有一家芝加哥的银行愿意加入华尔街阵营，这个行为立即激怒了当地的德裔储户，他们发动了抵制银行运动。到1915年年底，仍有1.87亿美元的债券没有卖出。
　　当战争打到关键时刻，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英国政府宣布将对英国国民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利息收入征税，英国人立刻贱价出售这些债券。英格兰银行很快堆满了美国债券，英国政府立刻让他们的美国代理摩根公司将这些美国债券在华尔街足额出售，美国投资者对本国的债券接受度自然很高，很快30亿美元的债券变了现，英国又得到一笔巨款来支撑战事。但是，英国对美国积累的一百多年的债权人地位，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从此，英美之间的债权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美国的信贷犹如烈火烹油，战火开始迅速蔓延，战争的惨烈程度也急剧上升。仅仅是在马恩河战役中，协约国一天就消耗了20万发炮弹，人类终于见识了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和后勤系统之下，如果再加上现代化的金融手段，战争将会是何等惨烈，何等旷日持久。
　　战争使物资消耗达到燃烧般的速度，战争使交战国砸锅卖铁也要坚持，战争使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不计条件地向银行贷款，难怪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

　　“为了民主和道德原则”，威尔逊走入

　　战争当德国驻土耳其大使满腹狐疑地问他的美国同僚，为什么美国要和德国打仗，美国大使答曰：“我们美国人是为了道德原则而投入战争的。”这样的回答让世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基辛格博士是这样向人们解释的：“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更趋于完美；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9]美国的经历的确与众不同，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也的确为世人称道，但是要硬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为了道德和理想，基辛格博士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1917年3月5日，美国驻英国大使佩奇（Walter Hines Page）在给威尔逊总统的密信中说：“我认为正在到来的危机的压力已经超越了摩根公司提供给英国和法国贷款的承受能力。我们能够提供给盟国最大的帮助是信用。除非我们与德国开战，我国政府将无法（向盟国）提供直接信用。”[10]此时，美国的重工业系统已经为参战准备了一年的时间了，美国陆军和海军部门已经从1916年起开始大量采购军事装备。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源，银行家们和他们掌中的政治家开始考虑更多的措施，“当前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我们考虑进一步发展收入所得税的概念，这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重要资源。收入所得税的法案已经为满足战争的需要建立起来了。”[11]注意，这里的收入所得税是针对公司收入而言，而不是个人收入所得税。银行家们在1916年两次试图通过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法案，但两次均被最高法院驳回。在美国，个人收入需要交税的规定从来就没有法律依据。2006年7月28日在美国各地公映的电影《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America: Freedom To Fascism）中，曾六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美国著名导演阿伦·拉索（Aaron Russo）以令人震撼的镜头展示了这一铁的事实。该电影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放映时引起了观众的强烈震撼，当人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与美国媒体宣传完全不同的美国政府和其背后的金融势力之后，所有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难以置信。美国3 000多家电影院中只有区区5家敢于公开放映这部电影。但是，当这部大片被放到互联网上之后，在美国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94万人下载了该片，参与评分的8 100人几乎一致给出了最高评价。[12]1917年10月13日，威尔逊总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必须将美国的银行资源彻底动员起来。（对盟国贷款）的压力和权力必须由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银行机构来承担。我相信这样的银行合作在此刻是一种爱国责任，美联储的成员银行就是这样独特和重要的爱国主义的证明。”[13]大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身上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本不足为奇，他略带迂腐但并不愚蠢，他深知是谁把他送进了白宫，也懂得投桃报李。威尔逊总统自己也不相信所谓的“民主拯救世界”的圣战，他后来承认“世界大战为的是经济竞争”。
　　事实是，美国对协约国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贷款和60亿美元的出口物资，这笔巨款尚未偿还。如果德国取胜，银行家手中的协约国债券就会一文不值，摩根、洛克菲勒、保罗·沃伯格和希夫为了保护他们的贷款而竭尽全力将美国推向战争。

　　大发战争财的银行家们

　　当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卷入战争以后，威尔逊将国家的主要权力交给了他竞选时出力最大的三套人马：保罗·沃伯格掌握了美国的银行系统；伯纳德·巴鲁出任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主席；尤金·梅耶控制了战时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
　　沃伯格兄弟保罗的大哥麦克斯（Max Warburg）时任德国情报部门的首脑，而保罗则是美国最高的金融决策者，美联储副主席；三弟费里克斯是雷波库恩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四弟弗里兹是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曾代表德国与俄国秘密媾和。哥四个全都是犹太银行家族中的顶尖人物。
　　关于保罗兄弟的信息，1918年12月12日美国海军的秘密报告称：“保罗·沃伯格：纽约，德国裔，1911年归化为美国公民。1912年，受德国皇帝嘉奖。曾任美联储副主席。有一个兄弟担任德国情报部门首脑。”[14] 另一份报告中提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经拍着桌子对着麦克斯咆哮，‘难道你总是正确吗？’但随后还是会仔细聆听麦克斯对金融的意见。”[15]令人奇怪的是，保罗在1918年5月已辞去在美联储的职位，这份报告中并未提及。在美国参战之后，因为保罗的哥哥担任德国情报部门的首脑，保罗理论上可能被指控有通敌罪，但是实际上美国没人能动得了掌握着金融命脉的保罗。1918年6月，保罗在辞去美联储的职务之后，给威尔逊写了个便条：“我有两个兄弟在德国是银行家。他们现在自然在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的国家，就像我在帮助我的国家一样。”[16]伯纳德·巴鲁：战时美国工业的沙皇以投机起家的巴鲁在1896年合并了六家美国主要的烟草公司，成立了联合烟草公司（Consolidated Tobacco Company），随后，他又帮助古根海姆（Guggenheim）家族合并了美国铜矿工业。他还与希夫旗下的哈里曼合作控制了纽约的运输系统。
　　1901年，他和他的兄弟一起成立了巴鲁兄弟公司。
　　当1917年威尔逊总统任命巴鲁为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时，他立刻拥有了美国所有工业公司的生杀大权。他每年的采购额高达100亿美元，几乎一人决定着美国政府战争物资采购的价格。后来在1935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巴鲁说道：“威尔逊总统交给我一封信，授权我接管任何一家工厂和工业企业。我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贾奇·加里（Judge Gary）有过一些不愉快，当我给他看了这封信后，他说‘看来我们需要解决我们之间的过节’，他确实这样做了。”[17]有些国会议员对巴鲁行使美国工业生杀大权的资格表示质疑，认为他既不是工业家，又没有在工厂待过一天，他自己在国会听证会上也表示他的职业是“投机商”。《纽约客》报道过巴鲁在得知华盛顿流传的虚假的和平消息后，曾在一天中挣了75万美元。
　　尤金·梅耶的战时金融公司尤金·梅耶的父亲是著名的国际银行拉扎德（Lazard Freres）银行的合伙人，尤金对出任公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曾与巴鲁合办过一家阿拉斯加的金矿公司，还在一起共谋过一些其他的金融事件，也算是老熟人了。
　　战时金融公司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发售美国国债，为战争提供金融支持。
　　尤金的战时金融公司最令人瞠目的行为莫过于做假账了。后来国会对该公司进行调查时，该公司居然几乎每天晚上都临时修改账目，第二天再给国会调查人员过目。在麦克法登议员主导的1925年和1930年两次针对该公司的调查中发现了大量问题账目：“重复债券数量达2 314组，重复折扣券数量达4 698组，面值从50美元到1万美元不等，兑换日期截止到1924年7月。其中有些重复是错误造成，另一些则是作假使然。”[18]难怪一战结束以后，尤金居然能够收购联合化学和染料公司（Allied Chemical and Dye Corporation），后来又收购了《华盛顿邮报》。
　　据估计，尤金的假账至少造成了数亿美元国债的差额[19]。
　　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开山鼻祖
　　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执著于细节，早年在芝加哥做谷物投机生意发了大财。他在战争期间被摩根看中并主管出口部（Export Department），主要负责军火采购。
　　斯特蒂纽斯在战争期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每天采购高达1 00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然后把这些物资装船，上保险，启运到欧洲。他不遗余力地提高生产效率和运输效率，他在华尔街23号的总部一声令下，无数军事部件的代理商和生产商就涌入他的办公楼，他在几乎每一道门前都设立了警卫。他每月的采购量相当于20年前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德国人从未想到美国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转入军事工业生产轨道。
　　戴维森：摩根的亲信
　　为摩根帝国立下汗马功劳，身为J.P.摩根公司高级合伙人的戴维森得到了美国红十字会这块肥肉，从而控制了美国人民捐赠的高达3.7亿美元的巨款。

　　《凡尔赛和约》: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

　　1918年11月11日，血腥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德国作为战败国将丧失13%的领土，赔偿32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加每年5亿美元的利息；出口产品被征收26%的额外费用，丧失所有海外殖民地；陆军只能保留10万人，海军主力战舰不得超过6艘，不得拥有潜艇、飞机、坦克或重炮等攻击性武器。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曾宣称“搜遍德国人的口袋也要把钱找出来”，但私下里，他承认：“我们所起草的文件（和约）将为20年后的战争埋下伏笔。当你们把这样的条件强加在德国人民的身上，这只能导致德国人要么不遵守条约，要么发动战争。”英国外相柯曾（Lord Curzon）持相同的看法，他说：“这不会带来和平，这只是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
　　美国总统威尔逊看到这份协议后，也皱着眉说：“如果我是德国人，我想我绝不会签署这份协议。”
　　问题不在于政治家们是否都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问题在于他们背后的“师爷们”才是真正的决策者。陪同威尔逊来到巴黎的银行家有：首席金融顾问保罗·沃伯格、摩根和他的律师弗兰克、摩根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托马斯·莱蒙、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杜勒斯兄弟（一个是后来的CIA的头头，一个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英国首相的身后是菲利普·沙逊爵士（Sir Philip Sassoon），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嫡系子孙。法国总理克莱蒙梭的高参是乔治斯·曼德尔（Georges Mandel），他的真名是杰洛波·罗斯柴尔德（Jeroboam Rothschild）。德国的代表团首席代表就是保罗的大哥麦克斯·沃伯格。当国际银行家们齐集巴黎的时候，后来的“以色列之父”艾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作为东道主提供了热情的接待，他将美国代表团的头面人物安排在自己在巴黎的豪华庄园里。
　　巴黎和会其实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们的狂欢节，在大发战争横财之后，他们随手播下了下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剪羊毛”与美国1921年农业衰退

　　1894年9月1日，我们将停止一切贷款的延期。那一天，我们将索回我们的钱。我们将拥有并拍卖尚未清偿的财产。我们会以我们自己定的价格得到密西西比河以西2/3的农田和以东的成千上万的土地。农民将（失去土地）变成受雇用者，就像英国那样。
　　1891年美国银行家协会（收录于1913年4月29日的国会记录）
　　“剪羊毛”是银行家圈子里的一个专用术语，意思是利用经济繁荣和衰退的过程所创造出的机会，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拥有他人的财产。当银行家控制了美国的货币发行大权，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变成了可以精确控制的过程，此时的“剪羊毛”行为对于银行家来说，就像从靠打猎为生的游牧阶段进化到了科学饲养的稳产高产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大规模的战争物资采购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各行业的生产与服务。美联储从1914年到1920年向经济领域投放了大量货币，纽约联储利率由1914年的6%降到了1916年的3%，并一直保持到1920年。
　　为了向欧洲协约国提供贷款，银行家们在1917和1918两年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债券募集，称为“自由债券”（Liberty Bond），债券利息从3.5%到4.5%不等。这些债券发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吸收美联储已经严重超量发行的货币和信用。
　　在战争中，工人得到了高工资，农民的粮食在战争中卖到了很高的价钱，劳工阶层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提高。当战争结束时，由于生活和消费节俭，农民手中握有大量现金，而这笔巨额财富却不在华尔街银行家的控制之下。原来，中西部的农民普遍把钱存在保守的当地银行，这些中小银行家对纽约的国际银行家普遍持抵触和对抗态度，既不参加美联储银行系统，也不支持对欧洲战争贷款。华尔街的大佬们早就想找机会好好修理一下这些乡巴佬，再加上农民这群“肥羊”又膘肥体壮，早已看着眼热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准备动手“剪羊毛”了。
　　华尔街银行家们首先采用了“欲擒故纵”的计策，建立了一个被称为“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Federal Farm Loan Board）的机构，专门“鼓励”农民把他们的血汗钱投资于购买新的土地，该组织负责提供长期贷款，农民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大量农民在该组织的协调下向国际银行家们申请了长期贷款，并缴纳了高比例的首付款。
　　农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在1920年的4、5、6、7四个月内，工业和商业贸易领域获得了大额度的信用增加，以帮助他们渡过即将到来的信贷紧缩。只有农民的信用申请被全部拒绝。这是一次华尔街精心设计的金融定向爆破！旨在掠夺农民的财富和摧毁农业地区拒绝服从美联储的中小银行。
　　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欧文（联署1913年《美联储法案》）在1939年的参议院白银听证会上说：“在1920年年初，农民们是非常富裕的。他们加速偿还着按揭，大量贷款购置新土地。1920年下半年，突如其来的信用和货币紧缩使他们大批破产。1920年所发生的一切（农民破产）与应该发生的完全相反。”[20]
　　对于因为战争而过多发放的信贷，本应在若干年里逐步解决，但是美联储董事会在1920年5月8日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公众完全不知情的秘密会议。他们在一起密谋了一整天，会议记录多达60页，这些记录最终于1923年2月19日出现在参议院的文档中。（美联储）A类董事，美联储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会议，但是B类董事，代表商业、贸易和农业的董事没有被邀请。C类代表美国人民的董事同样没有被邀请。
　　只有大银行家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而他们当天的会议直接导致了信贷紧缩，并最终导致了第二年国民收入减少了150亿美元，几百万人失业，土地和农场价值暴跌了200亿美元。
　　威尔逊的国务卿布莱恩一语点破了问题的根源：“美联储银行本应是农民最重要的保护者，却成为了农民最大的敌人。对农业的信贷紧缩是一次蓄谋的犯罪。”[21]
　　在对农业的“剪羊毛”行动喜获丰收之后，中西部地区负隅顽抗的中小银行也被清剿得满目苍夷，美联储这才开始放松银根。

　　国际银行家的1927年密谋

　　本杰明·斯特朗是在摩根公司和雷波库恩公司的联合扶持下，坐上了美联储纽约银行的董事长的宝座，他与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诺曼一起密谋了盎格鲁腥?搜方鹑谝档男矶嘀匾?录??渲邪??929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衰退。
　　诺曼的爷爷和外祖父都曾担任过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这样显赫的身世在英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在《金钱的政治》一书中，作者约翰逊写道：“作为亲密朋友的斯特朗和诺曼经常在法国南部一起度假。1925年到1928年，斯特朗在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是他和诺曼之间的一个私下协定，目的是使纽约的利率低于伦敦。为了这个国际合作，斯特朗有意压低纽约的利率一直到无法挽回的后果发生。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鼓励了美国20年代的繁荣，引发了投机狂潮。”[22]
　　关于这个秘密协定，众议院稳定听证会（House Stabilization Hearing）在1928年由麦克法登议员领导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国际银行家通过操纵黄金的流动来制造美国的股票崩盘。
　　麦克法登议员：请你简单陈述一下是什么影响了美联储董事会的最后决定（指1927年夏的降息政策）？
　　美联储董事米勒：你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麦克法登：或许我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导致去年夏天改变利息的决定的建议是从何而来的？
　　米勒：三个最大的欧洲中央银行派他们的代表来到这个国家。他们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诺曼）、雅尔玛·沙赫特博士（德国中央银行的总裁）和法兰西银行的李斯特教授。这些先生们和美联储纽约银行的人在一起开会。大约一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出现在华盛顿并待了大半天。一天晚上他们来到华府，第二天美联储的董事们接待了他们，他们当天下午就回纽约了。
　　麦克法登：美联储的董事们午宴时都在场吗？
　　米勒：噢，是的。美联储董事会有意安排大家聚在一起的。
　　麦克法登：那是一种社交性质的活动呢，还是严肃的讨论？
　　米勒：我觉得主要是一种社交活动。从我个人来讲，在午宴之前，我和雅尔玛·沙赫特博士谈了很久，也和李斯特教授聊了半天，饭后，我和诺曼先生与纽约的斯特朗（纽约美联储银行董事长）也谈了一阵。
　　麦克法登：那是一种正式的（联储）董事会会议吗？
　　米勒：不是。
　　麦克法登：那只是对纽约会谈结果的非正式讨论吗？
　　米勒：我觉得是这样。那只是一个社交活动。我所讲的只是泛泛而谈，他们（欧洲中央银行的董事们）也是这样。
　　麦克法登：他们想要什么呢？
　　米勒：他们对各种问题很诚恳。我想和诺曼先生谈一下，我们饭后都留下来了，其他人也加入进来。这些先生们都非常担心金本位的运作方式，所以他们渴望看到纽约的货币宽松政策和低利率，这将阻止黄金从欧洲流向美国。
　　比迪先生：这些外国银行家和纽约美联储银行的董事会达成了谅解吗？
　　米勒：是的。
　　比迪先生：这些谅解居然没有正式记录？
　　米勒：没有。后来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Open Market Policy Committee）开了一个会，一些措施就这样定下来了。我记得按照这个计划，仅8月份就有大约8 000万美元的票据被（纽约美联储银行）买进（发行基础货币）。
　　麦克法登：这样一个政策改变直接导致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为严重的金融系统不正常状态（1927～1929年股票市场投机风潮）。在我看来，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应该在华盛顿有个正式的记录。
　　米勒：我同意你的看法。
　　斯特朗众议员：事实是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开了秘密会议，他们大吃大喝，他们高谈阔论，他们让美联储降低了贴现率，然后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黄金。
　　斯特格先生：这个政策稳定了欧洲的货币但颠覆了我们的美元，是这样的吗？
　　米勒：是的，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23]
　　纽约美联储银行事实上完全掌握着整个美联储的运作，美联储在华府的七人董事会仅仅是摆设。欧洲的银行家与纽约美联储银行举行长达一周的实质性的秘密会议，而仅仅在华盛顿待了不到一天，还只是社交活动，纽约秘密会议的决策就导致了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流向欧洲，如此重要的决策竟然在华盛顿完全没有书面记录，由此可见七人董事会的实际地位。

　　1929年泡沫破裂:又一次“剪羊毛”行动

　　美联储从1929年到1933年紧缩货币流通量达1/3，注定会造成大衰退。
　　米尔顿·弗里德曼
　　秘密会议之后，纽约美联储银行立刻行动起来，利息从4%降到3.5%，仅在1928年就向它青睐的成员银行发放了600亿美元的货币，这些成员银行用它们15天的银行本票做抵押。如果这些钱全部兑换成黄金，将相当于当时世界全部黄金流通量的6倍！通过这种方式发放的美元比纽约美联储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票据所发放的货币量高出33倍！令人更加惊愕的是，1929年纽约美联储银行又向其成员银行发放了580亿美元的货币！[24]
　　当时的纽约股票市场允许交易商以1%的资金购买股票，其余的钱由交易商的银行提供贷款。当手持巨额信用燥热难耐的银行碰上了贪婪饥渴的证券商，两者真是一拍即合。
　　银行从纽约美联储银行可借到利息5%左右的款子，再转手以12%的利息贷给证券商，吃足7%的利差，天下竟有如此美事！
　　这时候，纽约的股市想不暴涨都不可能了。
　　此时的美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民被鼓励拿出所有的积蓄来进行股票“投资”。甚至连华盛顿的政治家都被华尔街的大佬们发动起来了，财政部长梅龙在一篇正式的讲话中向人民保证纽约的股市不算高，柯立芝总统拿着银行家们为他起草的讲稿向全国发表讲话，也说买股票还很安全。
　　1928年3月，美联储的董事在回答参议院的质询时，对于证券商贷款是否过高回答说：“我不好说证券商的贷款是否过高，但是我肯定他们（证券商）是倾向于安全和保守的。”
　　1929年2月6日，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再次神秘地来到美国，紧接着美联储开始放弃1927年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英国的银行家们似乎是做好了一件大事的准备工作，美国方面出手的时机来到了。
　　1929年3月，美国金融教父保罗·沃伯格在国际承兑银行的股东年会上发出了警告：“如果这种毫无节制的贪婪继续扩大的话，最终的崩溃将不仅会打击投机者自己，还会使整个国家陷入衰退。”[25]
　　保罗在整整三年的“毫无节制的贪婪”的岁月里保持着沉默，现在突然跳了出来厉声警告，由于他的影响力和地位，他的讲话一经《纽约时报》报道，顷刻引起了市场惊恐。
　　对股市的最后死刑判决是在1929年4月20日，当天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
　　联邦咨询委员会在华盛顿的秘密会议
　　联邦咨询委员会已经形成了决议并提交给美联储董事会，但是他们的意图仍被严加保密。联邦咨询委员和美联储董事会的下一步动向仍然被一种浓厚的神秘气氛所笼罩。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记者只能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26]
　　1929年8月9日，美联储将利息提高到6%，紧接着美联储纽约银行将证券交易商的利率由5%提高到20%，投机商们顷刻陷入资金陷阱，除了不顾一切地逃出股市别无出路。股票市场局面急转直下，犹如江河决堤一般，卖单在10月和11月横扫整个股票市场，1 600亿美元的财富立时灰飞烟灭。1 6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 接近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数量庞大的全部物资的总和。
　　当年一位华尔街的证券商是这样描述的：“经过精确计划，纽约货币市场上投资股票的贷款供应量突然急剧减少所造成的1929年危机，实际上是国际金钱大亨们算计好的针对公众的‘剪羊毛’行动。”[27]
　　面对满目苍夷的美国经济，《纽约时报》1930年7月4日不禁发出这样的哀叹：“原材料商品的价格跌落到1913年的水平。由于劳工过剩，工资减少，总共有400万人失业。摩根通过控制纽约美联储银行和华盛顿平庸羸弱的联储董事会，控制了整个美联储系统。”
　　华尔街不断通过金融危机来翦除异己，从1930年到1933年，共有8 812家银行倒闭，绝大部分敢于和纽约五大银行家族分庭抗礼、对美联储系统不买账的银行纷纷破产。
　　果然不出凯恩斯的“预言”和银行家的计划，英国经济在恢复金本位之后一落千丈，失业率由1920年的3%猛涨到1926年的18%，各种罢工此起彼伏，政局陷入混乱，英国政府面临严重的危机。
　　而银行家们要的就是危机！只有制造危机才能推动“金融改革”，在一片强烈呼吁修改法律的呼声中，通过了1928年货币和银行券法案（Currency and Bank Notes Act 1928），该法案砸碎了套在英格兰银行头上长达84年的以国债为抵押的货币发行上限的紧箍，1844年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以国债为抵押的英镑发行上限为1 975万英镑，其余的英镑纸币发行必须用黄金做抵押。以国债为抵押发行“债务”货币而绕开讨厌的黄金制约，就像后起之秀美联储一样，这实在是一个让伦敦银行家魂牵梦萦的境界。在新法案通过后仅几个星期，英格兰银行就发行了2.6亿“债务”英镑。新法案还授权英格兰银行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无限制发行“债务”英镑，只要财政部和议会事后认可就行了。[29] 美联储的近乎无限制的发行货币的大权终于被英格兰银行也搞到手了。
　　第三步棋就是美国这只肥羊又到了该爆剪羊毛的季节了。1927年的秘密会议之后，由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国价值5亿美元的巨额黄金外流，在1929年美联储猛然提高利率之后，造成银行缺乏黄金储备而无法有效发放信贷，美国这只健壮的肥羊由于极度失血而休克。国际银行家们随后一拥而上，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超低价格大举吃进蓝筹股和其他优质资产。麦克法登议员这样描述道：“最近仅一个州就有6万处房产和农场在一天中被拍卖。在密歇根州的奥克兰郡，有7.1万户房主和农场主被扫地出门。类似的情况正发生在美国的每一个郡县。”
　　在这场美国空前的经济浩劫中，只有最核心圈子里的少数人事先知道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投机大戏即将落幕，这些人得以及时抛出所有股票转而大量持有政府债券，他们都与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圈子以外的人，有些即使是超级富豪，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圈子里包括J.P.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以及他们选定的“优先客户”，如伙伴银行及与他们保持亲善的著名实业家、重要政客和友好国家的统治者。
　　当银行家默里森从美联储辞职时，1936年5月30日的《新闻周刊》是这样评价他的：“大家一致认为美联储失去了一位能干的人。在1929年（股票崩盘之前），他召集了一个会议，命令他属下的几家银行在9月1日之前全部结束对证券交易商的贷款业务。所以，它们得以在随后的衰退中乘风而起。”[30]
　　乔伊·肯尼迪（Joe Kennedy）的身家从1929年的400万美元，增加到1935年的1 亿美元，翻了25倍。伯纳德·巴鲁在大崩溃前卖掉了所有股票转而持有国债。亨利·摩根索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前几天匆匆赶到银行家信托公司，命令他的公司在三天之内卖掉总价值达6 000万美元的所有股票。他的手下困惑不已，建议他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逐步清仓，这样至少能多赚500万美元。亨利·摩根索勃然大怒，冲着手下怒吼：“我到这里来不是和你讨论的！照我说的去做！”
　　经过近80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仍然要惊叹这些国际银行家们的智商，他们毫无疑问是人类最为聪明的一群人。这样的手法，这样的权谋，这样丝丝入扣的设计，这样玩弄天下于股掌之中的胆略，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完全不相信他们的命运实际上被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中。
　　在国际银行家们“羊毛”喜获丰收之后，凯恩斯的“廉价货币思想”成为了银行家们的最新财富收割机，在他们主导下的“罗斯福新政”开启了一个银行家们新的收获季节。
　　注 释
　　[1] Former New York City Mayor John Haylan speaking in Chicago and quoted in the March 27, 1927, New York Times.
　　[2] Henry Kissinger , 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 Reprint edition April 4, 1995) Chapter 8.
　　[3]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pril 1887.
　　[4] Henry Kissinger , 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 Reprint edition April 4, 1995) Chapter 8.
　　[5] Ron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0) p198.
　　[6] Ibid., p200.
　　[7]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Chapter 9.
　　[8] Ibid., p506.
　　[9]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 Reprint edition April 4, 1995) Chapter 9.
　　[10]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 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Chapter 8.
　　[11] Cordell Hull, Memoirs (Macmillan, New York, 1948) v1 p76.
　　[12] http://www.freedomtofascism.com.
　　[13] Ron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0) Chapter 10.
　　[14]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 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Chapter 8.
　　[15] Max Warburg, Memoirs of Max Warburg, Berlin, 1936.
　　[16] David Farrar, The Warburgs (Michael Joseph, Ltd., London, 1974.
　　[17] Baruch誷 Testimony before the Nye Committee, Sep 13, 1937.
　　[18]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Chapter 8.
　　[19] Ibid……
　　[20] Ibid., Chapter 9.
　　[21] Hearst Magazine, Nov 1923.
　　[22] Brian Johnson, The Politics of Mone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0) p63.
　　[23] The House Stabilization Hearings of 1928.
　　[24] Congressional Record, 1932.
　　[25] Eustace Mullins, The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The London Connection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Chapter 12.
　　[26]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29.
　　[27] Col. Curtis Dall, F.D.R., My Exploited Father-in-Law, Liberty Lobby, 1970.
　　[28] Glyn Davies, History of Mone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2) p575.
　　[29] Ibid., p377.
　　[30] Newsweek, May 30,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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