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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争议的历史事件
正文
在湖北注册的“中共档案”网站的“政坛名人”网页中，有一个奇怪的、可疑的发现，865个政坛名人中，其中861个人物包括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四人帮等各类，其简历的标题是该人物的姓名或任职单位名称，唯独对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中的4个负责人冠以不同的褒贬称谓，褒者为：“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郭洪涛”（这在整个名录中是独一份的显赫），贬者为：“肃反大员朱理治简历，肃反大员戴季英简历，肃反大员聂洪钧简历”。中共党史上肃反扩大化负责人无数，除此却没有一个人榜上有名，这不禁使人怀疑该网页是某个人的御用网页？或许该网站的发起人本意就是要打着“中共档案”的旗号迷惑这段历史、为某个人效力？怎么猜测都不过分，无非想诱导网民：1、郭洪涛与陕北肃反无关，2、郭洪涛才是陕北人民的领袖。
稍关注过这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以下的史实：
1、1935年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给以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给以聂鸿钧严重警告处分。（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2、1937年
李维汉同志注意到，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作出上述决定后，“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在一九三七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期间，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延安后，我向毛泽东、洛甫作了反映”（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王世泰也回忆到：“1937年4月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那时的苏区有两个省委，一个是陕北省委，一个是陕甘宁省委，中央为了边区的统一领导，决定通过召开苏区党代会，把两个省委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边区党委。”“最初在选举出席党代会的代表时，大家对陕北省委书记（注：指郭洪涛）就有意见”，“中央曾派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出面做工作，仍然没有说服大家”。通过这次选举，中央发现了问题，对陕北、陕甘的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自：《王世泰回忆录》）
3、1942年
1942年12月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并给两人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自：《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中央领导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毛主席、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纠正了1935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自：张策《三存书集》）
4、1959年
1955年高岗问题出来后，郭洪涛于一九五六年向中央提出重新审议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的申诉，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发文《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同意了郭洪涛同志“不是一九三五年陕北错误肃反是肃反的主持人”的申诉意见，但仍坚持“郭洪涛同志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自：《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
请注意，《审查意见》并中没有撤销中央曾给他的“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当然更谈不上平反之说。
5、1983年
李维汉在他的回忆录中陈述中央二十八号文的有关背景：由于“关于错误肃反（注：指陕北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这就为西北光荣历史的编撰扫除了路障。（详见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二十八号文件）。”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肯定了三点史实：第一，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讲话记录送原陕北、陕甘边几位负责同志看过，都表示同意。”（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再请注意：中央【1983】28号文件中肯定了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仍没有撤销中央曾给郭洪涛的“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当然也更谈不上平反之说。
张策又进一步披露：1959年中央监委《审查意见》发文后，“引起了很大思想混乱，并导致在以这段历史为中心的西北历史研究领域发生了长时间的相当广泛和激烈的争论。为了最终结束这场争论，中央于1983年上半年指定由李维汉等同志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负责干部共同研究此问题。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加上中央的批语，统称中央【1983】28号文件。28号文件准确鲜明地否定了中央监委《审查意见》中关于“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的主持人”的错误结论；肯定了郭洪涛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之一，指出：“郭洪涛同志对于刘志丹同志说了一些很错误的话，所以就成了错误肃反的根据之一。”中央在批转《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时指出：“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这个文件为准。”（自：张策于1988年由中纪委转呈党中央的报告）
陕北错误肃反距今60年了，一直以来都是党史研究的禁区，因此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谜团之一，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谁是决策者、谁是执行者、200多个红26军干部究竟在何时何地被谁所杀害？究竟是谁在掩盖、阻碍这段历史的真相大白？是谁还在利用网络混淆历史、迷惑众听?
稍关注过这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以下的史实：
1、1935年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给以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给以聂鸿钧严重警告处分。（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2、1937年
李维汉同志注意到，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作出上述决定后，“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在一九三七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期间，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延安后，我向毛泽东、洛甫作了反映”（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王世泰也回忆到：“1937年4月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那时的苏区有两个省委，一个是陕北省委，一个是陕甘宁省委，中央为了边区的统一领导，决定通过召开苏区党代会，把两个省委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边区党委。”“最初在选举出席党代会的代表时，大家对陕北省委书记（注：指郭洪涛）就有意见”，“中央曾派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出面做工作，仍然没有说服大家”。通过这次选举，中央发现了问题，对陕北、陕甘的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自：《王世泰回忆录》）
3、1942年
1942年12月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并给两人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自：《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中央领导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高干会议”，毛主席、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纠正了1935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自：张策《三存书集》）
4、1959年
1955年高岗问题出来后，郭洪涛于一九五六年向中央提出重新审议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的申诉，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发文《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同意了郭洪涛同志“不是一九三五年陕北错误肃反是肃反的主持人”的申诉意见，但仍坚持“郭洪涛同志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自：《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
请注意，《审查意见》并中没有撤销中央曾给他的“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当然更谈不上平反之说。
5、1983年
李维汉在他的回忆录中陈述中央二十八号文的有关背景：由于“关于错误肃反（注：指陕北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这就为西北光荣历史的编撰扫除了路障。（详见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二十八号文件）。”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肯定了三点史实：第一，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讲话记录送原陕北、陕甘边几位负责同志看过，都表示同意。”（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再请注意：中央【1983】28号文件中肯定了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仍没有撤销中央曾给郭洪涛的“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当然也更谈不上平反之说。
张策又进一步披露：1959年中央监委《审查意见》发文后，“引起了很大思想混乱，并导致在以这段历史为中心的西北历史研究领域发生了长时间的相当广泛和激烈的争论。为了最终结束这场争论，中央于1983年上半年指定由李维汉等同志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负责干部共同研究此问题。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加上中央的批语，统称中央【1983】28号文件。28号文件准确鲜明地否定了中央监委《审查意见》中关于“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的主持人”的错误结论；肯定了郭洪涛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之一，指出：“郭洪涛同志对于刘志丹同志说了一些很错误的话，所以就成了错误肃反的根据之一。”中央在批转《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时指出：“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这个文件为准。”（自：张策于1988年由中纪委转呈党中央的报告）
陕北错误肃反距今60年了，一直以来都是党史研究的禁区，因此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谜团之一，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谁是决策者、谁是执行者、200多个红26军干部究竟在何时何地被谁所杀害？究竟是谁在掩盖、阻碍这段历史的真相大白？是谁还在利用网络混淆历史、迷惑众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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