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档
MISH - MASH
－－作者：徐景贤
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而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
无限风光时期的王洪文
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比我小两岁，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
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
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钱去送信，炮火运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部队里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么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
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油。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一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
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张[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
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问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桥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
被告席上的王洪文
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
一次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清醒的时候，就熟衷于外出打猎。
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商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
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
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
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竟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
王洪文的奢侈生活
从掌握了上海的权力直至飞黄腾达到中央，王洪文的生活欲望也随之膨胀起来了。王洪文生性不喜欢读书，他爬上副主席的高位，是“文化大革命”不正常年代的产物，自然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思思考治理国家的大事。这样，王洪文的那点心思，除了争权夺利以外，就用在追求生活上的吃喝玩乐上，尤其在他政途“失意”的时候，更是如此。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权势也满足了他的这种嗜好。在北京，他将上海餐厅的厨师调到来，以满足自己吃的欲望。在回到“基地”上海“调研”期间，王洪文把吃的这一嗜好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接待处为了保证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时要三辆采购车”来供应。在他外出“调研”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在事先通知的内容中，安排吃喝、准备名酒名菜是第一项内容。且每到一处大吃大喝之后，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不仅自己好吃，而且也和那些他发迹时的造反派小兄弟们经常吃。在上海，他三个多月就宴请了一班小兄弟二十多次。在北京，如果有“小兄弟”到来，王洪文还是吃。
在北京四届人大期间，为了招待上海代表团的一些亲信，王洪文在钓鱼台摆了两次宴席。第一次是吃中国菜。为了准备，王下令将上海著名的“莫有财”菜馆的厨师接到北京。第二次专吃法国菜。王洪文特意将锦江饭店的老师傅接到钓鱼台，所用的部分原料也是专门从上海运来的。宴会的风格完全仿照国家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规格：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那种排场，使参加这次宴会的人大开了“眼界”，成为以后炫耀的谈资。
与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浓烈，花样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上海接待处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玩法：“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这些花样玩腻了，王洪文就真刀真枪地玩。在上海，他到警备部队去“发射火箭炮”。这种炮是在国防上没有使用过的武器，一发炮弹造价1,000多元，王洪文越玩越上瘾，竟然“一下发射了十二发”。玩完火箭炮，他又玩微型冲锋枪。
在北京，中南海成立了王洪文取乐的好地方。僻静的中南海，群鸟聚集，王洪文玩兴大增。在毛泽东重病期间，王洪文担负在中南海值班看护的重责，但竟然将汽步枪带来打鸟取乐。打完鸟就游泳，或者钓鱼，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将身负的重责弃之脑后。
与吃喝玩乐相联系的，就是攫取，挥霍。这一点上，王洪文也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深受其害的上海市轻工业局在后来披露的材料中写道：
他（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熟知王洪文的徐景贤，知道王洪文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王洪文到北京后，上海就成为他攫取的东西的基地。在他的家里，“有（上海）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参色胶卷等，有到上海订做的料子服，有从上海取去的猎枪”等等，应有尽有。自然，还有上供来的钞票。
王洪文这种追求享乐的生活，甚至连他的亲信徐景贤都看不过去。在对王进行了几次劝说无效后，徐在1975年3月10日写信向张春桥、姚文元反映。此时，王洪文仍在飞黄腾达之时，徐景贤忍不住写信反映，可知王洪文生活奢侈浪费的程度是惊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