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热爱中国，就会痛恨那片土地上的丑陋。如果我的文字，能够起一点小小的作用，促进中华的进步，那，我就不虚此生了！
爱国贼和日本右翼-- 三年饥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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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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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贼和日本右翼(之一)-- 三年饥荒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表面上看也是同文同种，但据一些研究中日民族差异的人士指出，大和魂的内在实质是“好战和野蛮”，这从日本近代的扩张和皇军的杀戮中可见一斑；而中华精神的实质却是“和与忍”，这从中国经常搞“以德报怨”和“搁置争议”中也可看出些苗头，因而两者的民族精神有天壤之别，在近代完全走了不同道路。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研究者们的记录可能要改写了，因为在当今的中、日两国，有两伙人正在做着越来越相同的事情，一伙是极尽所能地为日本当年的侵略、屠杀遮丑翻案，而另一伙则是不择手段地为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中的各种劣迹丑行文过饰非，两伙人同声同调，在共同歪曲自身历史问题的“新民族精神”上几乎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这两伙人，在日本，叫右翼势力；在中国， 叫爱国贼！ 要想欣赏这两伙人在“爱国主义”幌子下的“杰出表演”，就得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新翻开，笔者将在下面的叙述中，就他们热衷于“争论”的一些问题作出介绍，好让大家看看，在这种所谓“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用心。 第一篇、“南京大屠杀”和“三年饥荒”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场灾难，一个的肇祸者是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另一个的肇祸者则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如今，这两伙人都热衷于谈论两个死亡数字，一个是“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一个是“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 在日本方面，日本右翼分子会“义正词严”地告述你，“南京大屠杀”是“支那人别有用心的捏造”或“是根据道听途说的夸大”，例如，日本右翼分子，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在2000年1月23日举行的所谓“二十世纪最大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集会上就发出过这种吼叫，他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死了３０万人是中国的夸大数字”、“三十万是谎言”，等等，当然还不止他一人这样叫唤了。 同样，在中国方面，当人们谈到“三年饥荒”时，中国的爱国贼们也会吼叫，他们也会“义正词严”地告述你，“饿死三千万是别有用心的捏造”、“是别有用心的夸大、造谣”、“是西方丑化中国的阴谋”，等等。相信读者对这样的言论不会陌生。 其实，两者都是在数字上玩把戏，来为那两场严重的人为罪行作辩解。在日本右翼分子看来，为“南京大屠杀”消灾是在“维护”日本的“国家荣誉”(日本右翼分子，前自卫队政务次官西村真悟语)；同样，中国的爱国贼们也把为“三年饥荒”消灾当做是“维护”中国的“国家荣誉”， 那么，究竟是谁在“别有用心”呢？我们就先看“南京大屠杀”吧。 “南京大屠杀”可能是海内外华人心中永远的痛了，关于它的死亡人数，曾先后有过几个不同说法，它们是： 1、20 万2、30 万3、34 万4、43 万5、50 万(以上数据散见于各种有关研究中)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裁定是“20万以上”；在中国现在，认定是“30 万以上”，前者强调20万，后者强调30 万。 “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说法呢？主要是因为统计的困难，日本军队当然是不会给你一份统计报告的，还有为逃避罪责，许多记录也被他们毁掉了，因此只能由中方自行调查。调查是在大屠杀十年后，即1947年由南京军事法庭进行的，当然不可能一具一具地清点尸体，只能把十年前参加过埋尸工作的有关组织、个人报告的埋尸数拿来做加法，并注意尽量避免重复计算，从而得出结论。 但这里就有了问题，一是虽说避免重复计算，但还是免不了会重复计算，例如，当时把“红十字会”的埋尸数和另一个名字相近的“赤十字会”的埋尸数就重复计算了。一旦发现，就改动，一改，总数就变了，还会不会有没发现的呢？ 二是由于当时兵慌马乱，现场惨状骇人，各埋尸组织无法准确统计尸体，其上报的埋尸数本身就可能有误但却无法复核。 例如，当时的崇善堂掩埋队上报说，从1937年4月9日至5月1日仅二十三天时间里，就在南京城的南部和东部近郊掩埋了遗弃尸体十万零四千七百十八具，在当时还没有机械工具的情况下，这么大的埋尸量的确让人怀疑，但这一数字还是计入屠杀人数了。(后来，日本右翼即死死抓住这一个“疑点”) 再例如，当时的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先生，事后曾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说： “ (日军入城后的)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 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五百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就作罢了……” 许先生说的这个“无法再点下去”的情况，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因被惨状惊骇，点到一部份，就无法点下去了，于是后面的就只有靠估测。这是人之常情，就是换日本人去统计广岛原子弹轰炸的死亡人数，也会这样。 以上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无法准确统计，即使现在中国确认的30 万，如果从纯数学意义上来说， 也可能还是有一定出入，但引起这种统计差错的最终原因，无疑，还是战争和屠杀，而不是什么“人为夸大”！ 所以，一个人若不是别有用心，他就不会从纯数学的角度去看这个30万，他应该更多的是看到它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一个血腥的、不能原谅的罪行，这个罪行是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其中包括大量的原日军士兵的照片、日记可以证明的！ 而日本右翼分子明明知道上述情况，却故意装模作样地抓数字上的“漏洞”，这就是真正的别有用心了！ 笔者这里也给出日本方面统计的死亡人数，这些数据散见于田中正明、东中野修道、板苍由明等人的“研究”结果：1、38000 至 42000 人2、15000 人3、4200人4、1000 余人5、几十人 不难看出，经过他们的一再“研究”，“南京大屠杀”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钻研”30万的真实目的。 接着，我们不妨顺便谈谈二战中，德国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事。 关于犹太人的死亡人数，笔者看到的有以下几个1、420万2、480万3、570万4、600万5、700万6、800万 大家不难发现，和“南京大屠杀”一样，数据还是五花八门。 其中，最常引用的是600万，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民间刊物，在谈到纳粹暴行时，都会提到这个600万！ 就象30万这个数字庄严地刻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一样，600万这个数字也庄严地刻在以色列的雅德瓦申犹太人二战浩劫纪念馆里，成为一种象征。 为什么说是一种象征呢？ 因为这个600万严格说来也不是准确统计的结果，有一说它是纽伦堡法庭推算的，另一说它是负责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记录中的数据，本身并未验证。 而其他的则是学者们陆续推算的，据笔者所知，主要是这样算的：先找到欧洲德占区各国在大战前的犹太人数，比如波兰，是330万，再找到它在大战后的人数，是50万，两者一减得280万，即认为波兰犹太人有280万被杀害，其它依此类推，便得出总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纳粹档案上的屠杀记录，也用作了参考。 各家引用的资料不同，于是便得出五花八门的结果。 读者不难发现，若你真要去挑剔，其实这些推算也是有漏洞的，因为： 第一、它没有扣除在大战4年中自然死亡的人数第二、它没有扣除死于盟军炮火的人数第三、它没有扣除在4年中逃离欧洲的人数第四、它没有扣除因被怀疑为“苏联第五纵队”而被反共的邻居同乡杀害的人数第五、它也没有区分杀死、饿死、病死，或事故致死，而一律称做“杀害” 正是由于上述漏洞，多年来，才不断有人出于种种目的去“质疑”这个600万。 比如， 瑞士出版商阿莫德鲁兹，就曾在其出版的一份月刊上发表数篇文章，“质疑”６００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一数字，并提出异议否认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存在。 他在2000年4月１０日被瑞士洛桑法院判处１２个月有期徒刑。法院认定，其言行违反了该国法律，有种族歧视罪行，须予严惩。 欧洲最有名的“600万”怀疑家是英国右翼学者戴维。欧文，此人历史知识极为精通，曾先后“击败”30个与之争论“600万”的学者。由于猖獗地质疑“600万”，否定“大屠杀”，她被德国法庭罚款，并被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禁止入境。 另外，在中东，由于以巴持续冲突，而巴勒斯坦人总是吃亏，于是在巴人中由“反以”情绪而衍生出了一股不健康的“反犹”情绪，这种情绪在“600万大屠杀”的问题上就表现为：抓“600万”的漏洞，否定它！ 例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杂志的一个编辑，Luai Abdo，就曾在1989年12月撰文指出：“所谓纳粹的焚尸炉是犹太人为了合法地建立新纳粹主义(指犹太复国主义)而编造的二十世纪大谎言”，他断言：“当犹太人抱怨他们遭受盖世太保的虐待时，而事实却是他们在那里(指纳粹集中营)受到了健康食品的良好对待，这一点从集中营里的餐厅就可看出”(笔者注：实在荒唐！)， 他接着说：“所谓600万的大屠杀纯粹是(犹太人)夸大的宣传！” 还有，前巴勒斯坦广播部部长Nabil Amar，也曾在他1997年8月25日主办的一个节目中说：“众所周知，犹太人年年都在夸大纳粹对他们的迫害，他们说有600万被杀，而事实上经过严密科学研究被(纳粹)杀害的不超过400万” 2000年3月25日，耶路撒冷穆斯林领袖Ikrama Sabri在会见意大利记者，谈到大屠杀时说：“600万？其实少多了！如果希特勒恨犹太人的话，那不是我的错。”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人等是把现实中对以色列的不满转化成了对所有犹太人的仇恨，把现在的以色列人等同于历史上被送进焚尸炉的犹太人，他们“质疑600万”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是要否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不对的！即使在以巴冲突中同情巴勒斯坦一方的国家，都没有人支持他们这一立场。 巴勒斯坦人中的这股否定“600万”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引起犹太人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内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 例如， 著名美籍巴勒斯坦作家Ray Hanania，他是一个坚决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同时也坚决地批评这股歪风，他早在1998年9月24日就曾在上撰文写道： “我不知道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数字在统计上是否被夸大了，但事实是，纳粹确实导演了一场由阿道夫。艾希曼指挥的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纳粹欣喜于他们掀起的反犹排犹，就象他们鼓动的反非亚里安人一样，其中也包括我们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Hanania 的话清楚地向他的阿拉伯弟兄表明：不要在600万这个数字上作文章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所代表的那场大屠杀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对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在内的全人类尊严的践踏！ 所以，笔者这里也再次强调，对待30万 或600万这些数字，以及后面我们将要谈到的3000万，绝对不能以所谓“严密科学研究”的态度去对待，除非本身就别有用心。 细心的读者可能要问：怎么上面没有德国人？按说，应该是德国人反“600万”反得最积极，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国家荣誉”嘛！ 答案是这样：战后的历届德国政府，都把纳粹的荣誉和德国荣誉严格区分开，绝对禁止以任何形式为纳粹的罪行开罪翻案，其中就包括常见的玩数字游戏。 因此，德国人中敢在“600万”这个数字上公开造次的人实在不多。 在德国，你可以用商量的口气说：“你算出来是600万，我算出来是500万”，这没问题！但如果你在公开场合打出标语，否定性地说： “真有600万被杀吗？”或“一会儿600万，一会儿500万，犹太人不能自圆其说呀！” 那么，等待你的就是警察和监狱了。 1999年十一月，一个叫Toeben的德国人因在德国发放否定大屠杀的传单，而被判处了十个月的监禁。 德国人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是值得日本人学习的！也值得那些只要求别人却不要求自己正确对待历史的爱国贼们学习！ 最后，我们来看“三年饥荒饿死三千万人”的问题。 这是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一场大灾难，是因为中共盲目推行“大跃进”、“刮共产风”而导致的一场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 这场饥荒中的死亡人数，笔者看到的从1500万到4千万不等，和上面的死亡人数一样，也是五花八门。这其实是历史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不会象你买回葱来数数有几根那么容易，只有那些自作聪明、别有用心的王八蛋们才会在这变化的数字中去找“漏洞”。 特别是，考虑到中共至今对有关资料还严格保密，不允许公开调查研究，因此要获得这场饥荒的确切死亡数据可谓是难上加难，因而只能依据一些间接材料进行推算，目前，由海外学人丁抒依据人口资料推算的3000万获得了较多的承认，从而成为那场大灾难的象征，就象上面的30万和600万一样。 然而，这个数字却刺痛了某些爱国贼们的心，他们把中共的荣誉等同于中国的荣誉，他们不去指责中共在这项研究上设置障碍，却去指责研究者“没有准确的数学模型”；和前文的死亡人数一样，他们明知不可能有“确切的统计”结果，却指责那些研究的人是所谓“不顾常识无限地夸大死亡数字”。 这里需要指出，由于中共也承认大饥荒(但封锁死亡人数)，因此爱国贼们大多并不直接否认它。 但是，他们在3000万上采取的“严密科学”态度，却事实上和日本右翼对30万，狭隘的巴勒斯坦人对600万的手法一模一样，就是要从质疑“大”(屠杀或饥荒)，淡化成“小”(屠杀或饥荒)，到最后否定它，只不过这个“否定”不明说出来罢了。 更为可耻的是，爱国奴才们竟完全和日本人一个鼻孔出气，请看： A：右翼分子田中正明在谈论中国早期统计的34万死亡数据时，说：“他们(指中国人)竟然连简单的加法都会算错。 ”(见) 同样，爱国贼们也把推算三千万饿死的丁抒说成是“数学不及格”。 B：田中正明说：“根据国际委员会的记录，对外宣称20万的市民大约在一个月后，即1月14日这天达到了25万人。增加了5万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迄今隐藏到各处的难民由于重新见到了和平而从各地归来。” 同样，有爱国贼宣称，根据他的“计算”，1961年本该有百分之8的人非正常死亡，但实际只有百分之二点二六死了，“就是说该非正常死亡的人反而没有死，这就要感谢政府想了许多办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效果了。”(实在不知道1961年政府究竟想了什么办法！) 请大家看吧，无耻到什么程度，一个说我还把你活着的人口“杀”多了，另一个则说我还把你的死亡人口“饿”少了！ C：日本人指责说，中国统计“南京事件”的死亡人数时，对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不加区分。他们认为在战场上杀伤非战人员应是‘战果’，而并非‘屠杀平民’。 同样，爱国贼们在为“三年饥荒”辩解时，也说当时许多人本身就体弱多病，是自己病死的，有些是自己逃荒出去失踪了，根本不能算做“饿死”，因此，要对“死亡”加以区分。 还有，当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中确认“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是 “日军屠杀了20多万中国军民的事件”， 但在对松井石根的判决书中，却不知何故，说成了“松井大将统率的日军屠杀了10多万中国军民”，其实一个人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就不会在这上面做什么文章，这只是写法上的出入，并不影响对日本法西斯罪恶的裁决，但日本右翼分子却抓住了这个“把柄”，田中正明说，“有这样荒唐的审判吗？为了要判处一位将军绞刑，一会把屠杀的数字说成是20万，一会又说 是10万，这就是东京审判的真面目！”就这样，利用一个写法上的出入，日本人就把“东京审判”给全盘否定了！ 同样，中国的爱国奴才们也是这样干的，如前所述，在“三年饥荒”的问题上，有说死三千万的，有说死两千万的，这是不同的推算结果，但爱国贼们却抓住了这个“把柄”，有人称：“一会儿说饿死了三千万，一会儿又减成二千万，这不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夸大么？”是“蠢猪不能自圆其说”，等等！ 总之，日本右翼所用的一切，爱国贼们全都用上了，“你说的只要有一个逗号没打出来，我就要从你的鸡蛋里找出骨头来”，这就是他们在“南京大屠杀”和“三年饥荒”中玩的自以为得计的把戏，至于在屠刀和饥荒中死去的冤魂有多么惨，在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只要把皇军和党国的名誉保住，就行了。 当然，也还有玩得更妙的，有人声称：“推算三千万饿死时没有考虑出生率的降低。”真是精益求精啊！难怪日本人在“钻研”中国公布的“日本侵华，造成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的数据时，也指责中国是夸大，忽略了出生率的降低。日本在中国有这样好的同志，“大东亚共荣”岂有不能复兴之道理！ 这些奴才们怎么不想想，那时许多人饿得肚皮快要贴到后腰了，还怎么出生啊！难道这样引起的人口减少不该算到“饥荒”的帐上吗？不能算成“饿死”吗？ 也还有玩得很滑稽的，有些奴才在对“饿死三千万”破口大骂一通后，你以为他接着就会说：“好，我马上去北京要领导把档案拿出来给你们看看真数据！” 或者，你以为他会说：“好，我给你拿个准确算法出来！” 但都不是，他接着却告诉你说：“凭我的印象，没死那么多人！” 叫唤了半天，原来凭的就是自己的印象，如果当年他的亲爹娘也饿死在里边，就不知道是什么“印象”了！ 丧尽天良而又自作聪明的奴才们！ 以上闹剧，在否定“3000万”中属小混混级别，下面再介绍大混混级别的。 笔者这里给出一个网址，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http://www.cstudent.com/freebbs/lian/messages/7678.shtml 这篇文章题目叫“最新科研突破：三年自然灾害的非正常死亡与大跃进无关！！！”，贴在上，作者号称是“数学”。 为什么说它是大混混级别呢？因为它是从另外的角度来否定“大饥荒”，它没有直接在3000万上作文章，而是从其它方面动手的，手段更“机智”，结论更卑鄙！就让我们来看看吧。 这里笔者声明一下，下面不再区分什么“饿死”和“非正常死亡”，一律简称做“死亡”。 首先，它的开场白就和小混混的不一样，它一来便说： “首先，我不否认在中国的1959年到1961年期间出现了大饥荒，造成了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我所反对的是，一定要将这三年的大饥荒和大跃进挂上钩。我认为三年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中大部分人的死亡直接原因，是严重的旱灾，与1958年的大跃进毫无关系。” 这就是说，他不会在3000万上玩花招了，他承认有很多人死亡，但他要告述你，这些死亡和“大跃进毫无关系”。 接下去，这位数学家就开始论证了，他建立起了一个所谓线性模型来进行计算，并煞有介事地给读者作了介绍(请读者自行参阅他的介绍)，最后他得出了结果，笔者摘引如下： 年份 非正常死亡率 多出的旱百分比1958 0 01959 2.61% 3%1960 13.45% 15% 1961 2.26% 8% 以上说明了什么呢？数学家得意洋洋地告诉你了：死亡增长率 和干旱增长率接近，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的死亡直接原因，是严重的旱灾，与1958年的大跃进毫无关系。” 自从这份“最新研究”出笼以后，笔者还没看到有哪个骂丁抒是“数学不及格”的人出来骂骂这位“数学家”，因为他的研究的确把许多人给唬住了，总觉得有点问题，但又难说出个理来。 其实，这位“数学家”的花招并不高明，不过玩了个“月亮不是圆形，是方形”的把戏，它的前提里就埋了个“黑洞”，这个“黑洞”是：死亡率与干旱率成正线性比(或等分线性比)，即干旱增长10%，那么死亡也增长10%，正是有了这个“黑洞”，所以当他算出那三年，非正常死亡率和 多出的旱百分比 接近时，便可得意地为“三年饥荒”正名了：干脆叫“三年旱荒”更好！ 大家不难想象，在那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人挖牛耕的时代，若说粮食产量的减少和干旱面积的增加成正线性比的话，还大体合理，即：干旱增长10%，那么粮食减产10%(反之则不一定对)。根据中国“水网”的研究，“粮食单产与旱灾面积显著相关，其相关系数达-0.77，而与水灾面积无相关关系”，这里的0.77 接近1，就大体是个正线性比。 但是，和人员死亡率就不是正线性比了，因为，若一个社会正常的话，它的地方、民间就会有相应的余粮可作短期自救，有水库可做抗旱分洪，或者有国家从其它地区及时地组织救援，若本国已灾重不支，则向友邦、国际呼救，总之，只要有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或两条，或三条(最好！)，那么，人员死亡率和干旱面积率就不会成正线性比，即干旱增长10%，那么人员死亡增长就不是10% ，而是远低于10%的某个数。 我们从近年的中国干旱情况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事实上，中国进入九十年代后干旱就日益严重，在过去十年来九年降雨量都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中国目前正在经历著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在2000年，中国先后有二十多个省份发生不同程度的旱灾。到七月，全国受旱面积达四点六亿亩，其中严重受旱二点二亿亩，绝收六千七百多万亩。严重干旱造成夏粮减产一百一十亿公斤以上。 进入2001年后，旱情进一步扩大，以湖北为例，到今年7月份，湖北省受旱面积已达二千三百万亩，其中重旱六百零七万亩，八十余万人饮水困难。不少农田已龟裂，随州市已有三百七十三座小型水库无水可放。 另外，四川、甘肃、河南、宁夏、山东、山西、内蒙、华北、东北均全面告急。 干旱面积很大了吧，可是受灾死亡率以同等的比例增加了吗？没有！ 再往前看， 50年代中国受旱面积为3645万公顷，80年代受旱面积为10089万公顷，增加了1.77倍。可是受灾死亡率相应增加了1.77倍吗？也没有，因为有了正常的自救和援助，反而大大减小了。 如果说这是所谓“有石油”以后的事，那我们就看看“有石油”以前的吧。 根据的记载，中国干旱成灾面积从1954年的26万公顷直线上升到1957年的740万公顷，上升达27倍之多，然而死亡呢？ 中国公布的全国人口粗死亡率报告，是根据户口制度登记死亡报告计算的结果，它包含了受灾死亡和自然死亡，它有较大的误差，因为农村地区漏报较多，但仍有参考价值。它说，“1954年，中国的粗死亡率为13.18‰，到1957年，已下降到10.80‰。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曾一度回升。” 如果，受灾死亡和旱灾面积成正线性比的话，那么也应该上升27倍，可是，我们哪里能从这下降的粗死亡率中看到这上升27倍的影子呢？要知道，受灾死亡在总死亡人数中占的比例并不小，要是上升27倍的话，总死亡人数也就会相应上升而不是下降。 所以，受灾人员死亡率和干旱面积率完全不是一个正线性比关系。 只有当前述三条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人员死亡率才会和干旱率成正线性比，或甚至成为一条大角度直线，即干旱增长10%，而人员死亡也增长10%，甚至超过10% 。若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就已经是人祸大于天灾了(因为三条人为可以做的都没做到)。 在三年饥荒中，情况正是这样，由于中共在1958年鼓动“大跃进”、树“三面红旗”，全国瞎搞，许多青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铁和修水库(许多最后都是废品)，农村中只剩下老、弱、病、残，大量农田荒芜，粮食减产；而下级官员为迎合上面的好大喜功，骗取政绩，不惜向上虚报、谎报粮食产量，造成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当做“丰收粮”征购的悲剧(而这些“丰收粮”又有许多被拿去还债，甚至支援世界革命去了)。1959年七月的庐山会议上，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出一点减产的真相，但很快遭到打击，从此，无人敢说真话，人们就只能向着大饥荒“跃进”了。 当灾难发生时，下面群众无粮自救，地方官员不敢上报(怕虚假政绩被戳穿)；而上面还陷在“形势大好、特好”的迷梦之中，还陷在“粮食多了怎么吃的”迷梦之中，根本没采取任何措施(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早在1958年就被取消了)，当后来中共上层察觉灾情，开始调查时，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已经发生。因此，前面所说的三条一条都没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会出现干旱增长10%，而人员死亡也增长甚至超过10% 的人间惨剧了！ 所以，当这位自作聪明的“数学家”扬扬自得地宣扬他那个线性模型时，其实就已经把巨大的人为灾难这个“黑洞”给隐藏进去了，当然他最后的结论可以是“与1958年的大跃进毫无关系”了！ 事实恰恰相反，当死亡增长率与干旱增长率接近时，那就已经说明正在发生巨大的人为灾难，而不是“毫无关系”了！ 一个人若脸皮厚起来，你还怕他把鬼吓不跑吗？ 各位读者，如果我们中国人中再多几个象这位“数学”家一样昧着良心、拿大臀当脑子用的爱国贼，中国还会有希望吗？日本人还会真诚地向我们道歉吗？ 笔者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他的所做所为正和日本人一样，请看他的结论： “总之，研究结果表明，大跃进对于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影响为零，而大跃进的产物，即中国发现石油，是导致中国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重要一环。而我国在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是美国和苏联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滔天罪行，尤其是美国，长期不允许中国政府进入联合国，长期认为我国政府是一个非法武装似的政府，这笔血债中国人民一定要偿还！” 闹腾了半天，这才道出了真情，原来不直接在3000万上玩把戏的目的，就是要把这3000万玩到美国人身上去，这就是大混混们玩的更加卑鄙可笑的新花招。 这位“数学家”的脸皮厚度，大大超过了他的数学功底，他怎么就忘了，当年正是苏联的粮食援助解了东北的燃眉之急；也正是国际红十字会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却被中共拒绝，而美国也曾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中国，却因发现中共正在大量出口“丰收粮”而作罢了。 这位数学家也不谦虚，居然说自己的“研究”是“最新成果”，“新”在哪里呢？这种把自己做砸了的事推到别人身上的做法还算“新”么？下面是他的前辈们的“成果”： 2000年，日本右翼“最新研究成果”，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兵干的，要找中国人自己算帐！为什么呢？因为是中国兵在逃跑时抢劫、强奸，是中国督战队杀死自己的士兵，是中国军人在与群众争抢逃命船时枪杀中国群众，等等 还有1995年北朝鲜的“最新研究成果”，说朝鲜水灾是美国污染环境的结果，是美国人用小汽车太多的结果！(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韩国没遭此灾) 还有60年代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蒙古当时生产计划没完成完全归疚于中国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提供低劣产品，等等！ 可笑的是，这位数学家竟把日本人的强盗逻辑也用在了他的结论中：日本右翼在为“南京大屠杀”消灾时，把日军的野蛮行为推责给中国，说是因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激怒了日军士兵，这里面的强盗逻辑是：我日本可以侵略，但你中国不能反抗！ 同样，在这位数学家的结论中，也把大饥荒的责任推给美国(还搭上个苏联)，归咎于所谓的“经济封锁”，他的强盗逻辑是：我中共可以反帝反修，但你美、苏不能来“封锁”！ 这位数学家还以为别人的智商都停留在三岁，搬个“线性模型”出来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打发完上述诸多爱国活宝后，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三年饥荒”的真正原因。 1961年5月，刘少奇到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和长沙县广福公社进行了为期四十四天的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过几个省委干部。我问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见《20世纪中国通鉴》第三册，p430，蔡翔等编) 另外，1981年，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我们剃开上述说法中的一些掩饰性语句，就会清楚地发现，尽管存在着自然灾害，但“三年困难”(“三年饥荒”的委婉说法)的主要肇祸者，是中共，是中共的“大跃进”杀了人，是中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杀了人，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人祸”，而不是什么“天灾”！ 惨祸过去后的1962年，中共不得不作了政策调整，在它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有关文件里，又恢复了农村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城乡个体工商户的地位。在“共产风”中赶出去的私有制又被请了回来，生产遂得以逐步恢复。 这就是历史！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便不难看出，在“南京大屠杀”和“三年饥荒”的问题上，日本右翼和中国的爱国贼们正完全臭味相投地做着同样否定、篡改历史的事情。 可以断言，尽管是徒劳的，但他们还会“争论”下去。 不过，我们可以奉劝他们自问一下： 既然爱国贼们可以放着关于大跃进、大饥荒的各种沉痛回忆于不顾，而只晓得一味地以各种自作聪明的手段去挑“饿死3000万”的漏洞，那么日本右翼又为什么不可以置南京惨案的幸存者、老慰安妇等人的哭诉于不顾，而只晓得一味地以同样的手法去挑“南京大屠杀30万”、“日本侵华杀害中国人3500万”的数字的漏洞呢？ 在后续的文章中，笔者还将向读者们介绍在其它历史问题上，爱国贼和日本右翼的丑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