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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4日 星期五 雨
今天的美国之音报道:
公共卫生专家:武汉疫情初期应对“不及格”
设在北京的NGO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认为,关于中国对武汉疫情的反应,褒贬参半。贾平说:“中国科学家从样本中分离出病毒,在较短时间内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并且与世卫组织分享了病毒样本。
贾平认为,在承认进步的同时,此次武汉疫情的应对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由于疫情初期的反应迟缓,(首个病例于12月12日发现,但当地政府的反应不早于12月30日)信息共享显然受到质疑。而在习近平主席对疫情公开表态的当天,公开宣布的病例陡然增加了201例。只有少数媒体继续报道疫情,而其它许多媒体保持沉默,使得公众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其二,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弱点,在此次武汉疫情中暴露无疑。中国的《传染病法》对如何将新型病毒列入甲类或乙类传染病的程序,规定得十分粗疏,随意性大,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导致直到1月20日,中国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才决定将病毒引发的肺炎,列入乙类传染病范围。另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2003年制定,2011年简单地修订。虽然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但只涉及政府系统内部上报,而对于信息向公众报告,则语焉不详。其规定“必要时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内突发事件信息”,且要及时、准确、全面。但什么是“必要时”,以及“及时、准确、全面”却没有定义。
黄严忠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虽然认可中国政府此次在透明度、响应能力,以及应对病毒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及时地发现了新病毒,并且相对及时地与国际社会分享信息。黄严忠说:“似乎也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透明度在地方政府层面仍然令人担忧;缺乏行动仍然是处理类似疾病爆发的一个问题。”
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共卫生专家黄严忠教授说:“分析一次疫情,把疫情分成不同的阶段是有意义的。就1月20日前的政府回应而言,我不会对政府的回应给予高分,我想说,大概是等于F(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