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话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晴

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晴
老吴发来网文：批判者的高贵

再烂的时代，也能看到高贵的身影；再好的时代，也需要直面黑暗的勇士。——批判者，就是这样一个高贵而勇敢的存在。
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注定是少数，但他们的价值，要比乌泱乌泱的“歌德”派高出千万倍。他们是国家的牛虻，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精神的诊断者。
英国，一个孤悬海上的狭窄岛国，在19世纪取得了迄今为止任何国家也没有取得过的成就：其疆域遍布五大洲，其语言、文化和制度影响和改造了整个世界。作为英国公民，生活在那样的盛世，民族自豪感必定油然而生。
可是，自豪感也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也会成为掩盖黑暗的雾帐。所幸，还有人醒着，这些人没有加入歌功颂德的大合唱，而是勇敢地揭开大英帝国的疮疤，将肮脏和阴暗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看。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狄更斯。
狄更斯以尖锐和审视的目光，用饱蘸批判的笔墨，无情地书写英国社会光艳“盛世”之下的困苦、仇恨和不公。“不公的本身，对于每一个慷慨和心理正常的人就是一种伤害，是最不堪、最痛苦和最难忍受的事；正因为如此，许多清白的良心饮恨而死，许多健全的心为之破碎。”他昂起高贵的头颅，为遭遇困苦和不公的人们呐喊，用充满“负能量”的声音刺痛国家的躯体，使沉浸在“盛世”狂欢中的人们清醒。
伟大的国家之所以伟大，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够容纳刺耳的声音。英国是伟大的，她不仅仔细聆听刺耳的“杂音”，而且对在自己的躯体上挖掘丑恶的批判者尊重推崇、褒扬有加——狄更斯生前被誉为那个时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死后也被给予了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最高哀荣。他的墓碑上写着：“他是贫穷、受苦和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和狄更斯同时代还有很多以讴歌颂扬为能事的笔杆子，那么，他们在哪儿呢？如今还有谁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为了取得抹了丰厚黄油的面包而唱的赞歌，就像一时光艳的驴粪蛋儿一样，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有容纳批判者的胸襟。美国人贝·李德拉和尤珍·柏里合著了一部《丑陋的美国人》，美国政府如获至宝，建议国会将这部书作为每个国会议员的必读书；台湾学者柏杨写了一部《丑陋的中国人》，却因言获罪，被变革前的台湾当局判刑12年；更有甚者，因提了几句建议甚至赞美不够卖力，几百万人遭到虐待和迫害……
心理健康的人，决不会视指出其病情的人为恶意从而讳疾忌医；同理，一个健康的社会，正如那句著名的蔡氏名言所说，“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批判者的呐喊，这呐喊如同国家的听诊器，没有了这个听诊器，很多社会病情将会被掩盖和粉饰。
百年前，胡适先生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
百年后的今天，胡适先生的这些话，实在还应在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
纵观历史，批判者，从来都是时代的先锋。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危险，抨击时代不公、鞭挞社会丑恶、揭露制度弊端，为的绝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呼唤光明和美好，推动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那些令我们景仰的名字——雨果、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海明威、索尔仁尼琴、鲁迅——莫不如此。他们因思想深刻而催人猛醒，他们因勇敢无畏而令人敬佩，他们因书写黑暗而高贵、而光明！
致敬！高贵的批判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