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阴
▲今天午后在网上看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
150余名中国经济逃犯在美逍遥法外 包括众多贪官 英国路透社8月11日报道：中国媒体周一援引公安部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
中国领导人已将打击猖獗腐败列为当前的核心要务之一，警告贪腐现象正危及党的存亡。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尽力解决“裸官”问题。至于约有多少大陆官员及其家人把资产转移至海外，学者们莫衷一是，其中有些人认为过去5年来该数字高达100万。
报道援引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的话说，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但来自公安部的数据表明，过去10年来，仅有两人被抓捕回国并受审。
报道援引廖的话说，由于缺乏引渡条约且相关程序复杂繁琐，在把逃往美国的嫌犯抓捕回国受审方面，中国面临各种实际困难。美国司法机构“总认为中国的司法机构侵犯嫌犯的人权。”
（丁雨晴译）
▲看完上面的文字，我又一次想起了茅于轼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危害最大的腐败：和珅贪，皇帝一抄家，财产仍在清朝；慈禧用军费建了颐和园，但大清一垮台，颐和园就成了百姓的公园。这种腐败，财富在上下阶层循环；如果腐败分子将赃款赃物转移国外，那就大不相同了。贪污加移民模式的腐败，是我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贪腐。长此以往，后果不堪想像。
如果只有“150余名中国经济逃犯在美逍遥法外”，人平盗走10亿，侧是1500亿；如果是“有些人认为过去5年来该数字高达100万”呢，……他们为何能如此？谁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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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群
泛民主派或主张占中的人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看《环球时报》有的报道，把力主占中的原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或泛民主派等人士说成是“祸港四人帮”。说什么黎智英给泛民主派送了多少钱，是“金主”；说谁谁去英国拜见了副首相；还有什么人到台湾与台独分子施明德见面取经，云云。总而言之，提出占领中环或对政改咨询中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对抗中央、对抗《基本法》，是祸港，颇有上纲上线、炮火隆隆的阶级斗争味道。
公民的游行示威经过报批同意，队伍经过中环未尝不可。但我不主张占中，也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中。因此，提出占中或组织准备占中，都是乱港或瘫痪香港的馊主意。
至于在前一阶段关于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的政改咨询中，泛民主派中有些人提出更宽泛的自由民主的竞争选举路径或方式，我认为是可以的。既然是政改咨询，意见纷纷，有左中右，这才体现了自由、民主，体现了香港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改的热情，是香港民主有希望的表现。
政改咨询，是要热乎乎的意见相左的争论局面，还是要冷冷清清的意见一边倒的欢呼万岁埸景？显然，有争论是好事，大家把心里话讲出来是形势大好。
因此，在香港的第一波政改咨询中有反对声音，甚至有人要上街占中，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对此大惊小怪、惊惶失措，大可不必。
纵观香港政改咨询中的种种意见，严格地区分无非是主张自由民主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不是要政改还是不要政改的问题，更不是要将香港统一在一国两制的中国还是要独立出去的统独问题。因此，我认为，对香港政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或为了表达自己对政改的意见而提出占中的人，是朋友，不是敌人！
香港的政改，尤其是中国的政改，事关国家体制、国家前途和各阶层利益，因此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甚至出现左中右的意见倾向，都是正常的，是应该允许的，切不可动辄扣上什么敌我矛盾或亲西方的帽子。对政改中不同意见，不争论或不允许争论，都是掩盖矛盾、回避矛盾的掩耳盗铃办法；只有允许争论、辩论，才能使政改尖锐对立的意见，趋于接近，达成共识。 （8月11日）
张超群
泛民主派仅仅是拿钱、拜访外国政要而已，用不着大惊小怪
最近一段时间，泛民主派人士去英国拜访副首相，特别是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拿出多少钱给泛民主派的事炒得很厉害。说什么泛民主派是亲西方，黎是泛民主派的“金主”、操弄“占中”，黎似乎成了“祸港四人帮”的帮魁了。
泛民主派要搞活动，特别是要占领中环，当然需要钱，这是不言而喻的。钱从何来？无非是自己捐，去化缘。黎智英愿意拿钱，瞌睡找到了枕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此而已。从爆料来看，且每笔钱有来龙去脉，不是糊涂帐。
当然，我们搞民主政治是搞公开政治，也就是说，捐钱者要公开，要有明细帐目；受捐者钱从何来用向何处，也必须记录在案，经得起检查或审计。
因此，对于在民主政治活动中的化缘或捐款，要用平常心去看待，用不着大惊小怪。当然，不排除化缘或捐款的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如果说真有这样的事，则要提高警惕，顺藤摸瓜，揭露真相。
至于泛民主派的人士拜访英国副首相，寻求支持，也是平常的政治活动，不要看成是什么阴谋诡计。当然，如果英国人利用香港政改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一国两制，我们不禁要提高警惕，而且要坚决抨击和反对。
记得我们共产党在上海刚刚成立时，经费开支捉襟风肘，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经常向苏联打报告要钱，国民党讽刺共产党是“卢布党”，但那时没有卢布寸步难行啊！据《陈独秀风雨人生》披露：“共产党成立后，从1921年到1922年6月，党费支出17655元，其中国际援助16655元，募捐1000元，只占很小的部分”；又“根据陈独秀的要求，12月，萨法罗夫起草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一年支出12000金卢布，平均一月1000金卢布，其中包括支持〈响导〉周报的210卢布和印刷传单、宣传员以及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开支等”。当时，共产党不仅向苏联要钱，而且还经常汇报工作，大的行动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寻求国际援助，是情有可原，何罪之有？
香港政改是一件大事，但这是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个地方政府的事情。也就是说，香港的政改方案，要符合〈基本法〉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至于泛民主派对民主选举有意见，可以提方案，但必须首先修改〈基本法〉。〈基本法〉不改，香港2017年的普选就只能依〈基本法〉规定的路径走。
选举是政治游戏，政治游戏只能按游戏规则办。
我相信，再坏的规矩比没有规矩强；有规矩的民主比没有规矩的大民主或只有领导者个人意见的群众随声附和的大民主强。 （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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