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六.一三”事件的要害是侵犯人权，野蛮执法

张超群：

              岳阳“六.一三”事件的要害是侵犯人权，野蛮执法

前几天，我与老殷通电话，谈及岳阳“六.一三”事件。他说，岳阳“六.一三”发生的事，要害是两点，一是公安干警在执行公务时拒绝出示身份证，强制绑架公民。二是由害怕野蛮执法曝光而抢夺公民相机，伤害无辜。至于他们在什么地方找你谈都无所谓。

我当然不同意老殷的观点。但那两三天，“六.一三”事件对他造成的心理伤害的阴影还强烈地笼罩在他的心头，我没有反驳。

今天，离6月13日已经6天了，我的心情恢复了平静，老殷的心灵创伤也许应该有所缓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探讨岳阳“六.一三”事件的要害，可能更为冷静和理智。

我认为，岳阳“六.一三”事件的要害是侵犯人权，野蛮执法。侵犯人权，具体地说，是侵犯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解释，“人身”——指个人的生命、健康、行动、名誉等；“人身权”——与公民人身不能分离的而又不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据此，我与老邓（邓亚龙）、小刘（刘东辉）参加陈碧波先生的婚礼，是个人行动，如同走亲访友、外出购物、出门旅游、吃饭、睡觉、屙屎、放屁一样，属于个人的人身自由，受宪法第三十七条保护。

我们三人刚刚参加完陈先生婚礼，小刘一出门就被岳阳公安秘密带走，张和邓在准备去陈家告别的路上被公安强行带走。显然，这是对我们参加婚礼行动自由的干预。

6月13日深夜，审问我的公安小张说，你没有犯法，只是有些事情想找你调查一下。配合 公安调查是公民的义务。既然我们没有犯法，当然就没有立案。没有立案，岳阳公安对我们的“调查”却采取《刑事诉讼法》第二章侦察一项中的第91条—— 100条对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的讯问方式，即在我们参加婚礼尚未完全结束的过程中，不出示身份证、强行带人、到审问案犯的讯问室审问、强行抢走摄像机并致人 倒地而不顾。这一连串的事情，如同铁板上钉钉，将岳阳公安钉在了侵犯人权、野蛮执法的耻辱柱上。

执法的正当性，体现在一是依法办事，二是程序合规。

而岳阳公安在“六.一三”事件中，肆意践踏宪法，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执法时简单、粗暴、野蛮，因而完全不具备执法正当性。

也就是说，岳阳公安在错误的时机，用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地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调查”。

可见，岳阳公安强行带我们走时没有出示他们的身份证，这是一个问题。而我认为，即使公安事先认认真真出示了身份证而强行带走我们“调查”，也错了。

岳阳公安公开打出的旗号是“调查”，既然是调查，为什么不主动出示身份证？经老殷要求 后，出示身份证为什么敷衍塞责？你们到底是一伙什么人？既然是调查，被调查者可以跟你走，也可以不跟你走——就地调查，为什么要野蛮地把人强行带走？强行 带走人，违反了人的意愿，既侵犯了人身自由又侵犯了人格尊严。将我们带到审问案犯的地方调查，更是对调查者人格的侮辱。在公安办案的讯问室调查，体现公安 的威严，有公安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证人之嫌；在路边或住所或茶馆调查，环境轻松，体现调查者对被调查者尊重和两者之间的平等。在什么地方调查，是关系人格尊 严问题，老殷怎么说无所谓呢？公民拍摄你们乱执法的镜头，履行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你们为什么像强盗一样将摄像机抢走？

可见，岳阳“六.一三”事件的要害是侵犯人权，野蛮执法，没有执法的正当性，不仅仅是 没有出示身份证的问题。主动出示身份证，只说明执法者身份的合法性，而不能说明执法的正当性。没有出示身份证的问题，是个程序问题或违规问题；而侵犯人身 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是个违法的问题，两者有天壤之别。

对岳阳“六.一三”事件的要害，老殷可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但老殷在向岳阳的领导或 公安理论这个问题时，将没有出示身份证一事作要害打出去，他们无言以答，似乎打了“七寸”，这在策略上我是同意的。但如果今后岳阳公安又搞什么“调查” 时，吸取这次教训，先乖乖地递上身份证，然后像“六.一三”事件一样对待被调查对象，难道老殷可以说他们的执法就有了正当性？我想，老殷不会糊涂到这种地 步。

顺便提醒那晚讯问我的岳阳公安小张，你说配合公安调查是公民的义务，当时确实一下把我 “镇”住了，我只好乖乖地配合“调查”。回来我翻遍宪法，公民义务只有劳动、受教育、遵纪守法、纳税等七项，配合公安调查可没有作为公民义务写进宪法呀。 请你下次“调查”时，莫拿“义务”一说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