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话：2011年 6月28日

 

▲北京pn先生电话：怎么把26号的日记删了？其实，你讲“唱红歌与唱挽歌”的观点，很耐人思考。唱红歌，让人想起毛泽东执政时期，想起文化大革命……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年代，老百姓最苦难的岁月。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人心失尽，民怨沸腾，却强迫人民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毛泽东，歌颂共产党……如今，时代不同了，社会变化大，中国有进步。今非昔比，却又唱红歌。要达到什么目的？能达到什么目的？……你讲，建党90周年，共产党不应当组织人民来歌颂自己，而是要有特别的忧患意识。它本身的问题太大太大，面临的问题太多太多，危机四伏，应当有危机感。少点自吹自擂，多点自我反省。要鼓励别人揭自已的短，针对问题搞改革，倾听民意干实事，洗心革面改变形象，取得人民的谅解。才能保住执政权。靠暴政和谎言执政是不能持久的。可是共产党习惯于对着镜子作揖：自我崇拜。这是很不得人心的。结果可以预料。你讲的这些话我都赞同。这篇日记发出不到一个小时，删了，换上了张超群的文章。你怕？我知道你的处境……艾未未都放出来了，有什么可怕的？有人讲你殷正高“反党”，我认为你是在“救党”。“巴陵鬼话”，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可惜，共产党不卖帐……莫非真的是气数将尽？
面对pn先生的诘问，我沉默。

▲张超群：

思想政治多元化，不可能产生教条主义
《环球时报》4月19日的社评《对民主政治，也要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篇颇为迷惑人的文章。它的观点集中一点就是“中国在探索自己的民主之路”，谁要宣扬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那一套，谁就是搞教条主义的“现代版王明”。
多灾多难的中国推行民主之艰难，堪称世界之最。打煞民主的棒子可谓层出不穷。先是有万恶的资产阶级货色的指责，继而是以人权压主权的攻击，现在又挥出了教条主义棒子。教条主义大棒蛮雷人，因为中国人吃教条主义的亏太深了。
以西方为师就是教条主义，就成了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祖师爷王明，这纯粹是主观意断。古往今来，千千万万学子经过老师授业解惑、寒窗苦读，又有几个是从老师模子里印出来的？如果拜师学习就一定会变成教条主义者，那还有谁敢送子女上学读书？孔夫子有弟子三千，真正像老夫子一模一样的人并不多，著名的学生中也是各有千秋。如子夏著书立说，颇有乃师遗风；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安贫乐道；子路疾恶如仇有勇力；子贡能言善辩，善经商，敢于与王侯贵族分庭抗礼。
在教条主义问题上，《环球时报》的秀才们拿苏联与西方相比较，那是一个九天之上，一个九地之下，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两者的思想政治基础不一样。
以苏俄为师时，老师和学生都奉行一元化的主义，政治上搞中央集权、一党专制，老师是填鸭式的教学法，学生是囫囵吞枣式的学习法。如此教与学，出教条主义是必然的，不出教条主义才是咄咄怪事。
君不见，苏联老大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时，不仅出钱出指示而且还出人，来的顾问或专家都是太上皇,说的话是圣旨。中苏同志之间发生摩擦，我们对自己人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重则扣上“反苏”的政治帽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对苏联专家主持修建的三门峡电站提出不同意见，就被戴上右派帽子，挨整多年。
而自由民主派提出以西方为师，老师的“教材”和学生的态度都是以自由为理念，以多元、包容、自治为原则，老师是启发式教育，学生是学以致用。如此教与学，就使教条主义失去了思想根基。
以美国为例，它在中国的民主问题上除了输出民主理念、批评中国的人权外，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强加于人的事情，更没有到中国来当推销民主政治的太上皇。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派，除了宣传学习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外，谁也没有说过要照抄照搬、全盘西化的屁话。其实，照抄照搬、全盘西化是个伪命题，是保守派捏造出来的扣在自由民主派头上的一顶政治大帽子。
当然，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中，不排除个别情况下会出现生搬硬套的教条，但形成不了教条主义。因为在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各人各党派思想是自由独立的，左中右各种思想与权利的博弈和碰撞激烈且对立，种种政治方案、议案都是反复辩论、抗争、妥协或退让的结果。因而，一种思想或模式难以在政治生活中大行其道，即使自由民主派想搞教条主义也搞不起来，成不了气候。
曾几何时，以人权压主权的喧嚣何等理直气壮，但人权理念作为普世价值深受世人欢迎，全国人大不得不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入宪。可以断言，以教条主义为盾牌来抵挡民主政治，也必将被民主政治的潮流冲击得稀巴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