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话：2011年 1月19日

今天上午10点钟，张超群来电话。他说：我已经由大儿子家到了小儿子家。杨亚辉（其老伴）长住这里。她一在，我同你打电话就不方便。要回避她。现在她去买菜了。
我笑：你还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快讲吧。我作记录。
张超群：
正确认识突尼斯事件
去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城市一名26岁的失业大学生布阿齐兹，在街头摆摊卖水果和蔬菜维持生计，遭到城管部门暴力执法。这名青年自焚抗议，不治身亡。由此而引发全国反抗政府的暴乱。本月14号，上万示威民众与警察再次爆发冲突，各地骚乱加剧。当晚，执政23年的独裁总统本.阿里弃国逃往沙特，由总理格努希代理总统职权，当局宣布实施紧急状态。
       对于突尼斯事件，我想有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好得很。甚至希望突尼斯事件在中国明天就出现。
      第二种是糟得很。甚至为突尼斯政府在事发苗头没有采取血腥地镇压手段而惋惜。
      我是持第三种态度，即：（1）本.阿里独裁者垮台是罪有应得；（2）老百姓采取暴力手段反抗政府实在是积怨太久，忍无可忍；（3）追求民主与正义，甚至推翻某一届政府，采取暴力，国家受损，人民受害。要采取理智的态度，和平的方法。
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把人把这次事件喻为“茉莉花革命”。我认为，突尼斯事件是事发纯属偶然。人们自发上街，充斥暴力。倒台的是一个人，不是一届政府，更不是一种制度。它与当年东欧有政党组织、有计划地、相对有纪律、充满自由民主色彩的“颜色革命”相去甚远。    
作为执政党和政府，要从正面即突尼斯为什么发生全国性反对，去总结教训。不要只从镇压不及时、镇压不狠、镇压不全面去总结。
      开放言论、出版自由、允许多党竞争、实行民主选举、彻底丢掉一党专政的治国理念和方式，这才是避免突尼斯事件在中国发生的正道。其余的都是小道道，甚至是歪门邪道。

 记录完超群的文章后，我说：你的观点是一家之言。文章中有些提法，值得商榷。
张：你可以修改。
我：我不修改你的。我谈自己的看法。突尼斯的事正在进行中，如何发展，结局如何，还要再观察。但是，不论怎样，我以为这是突尼斯人民勇敢的民主行动，值得颂扬。总统本.阿里是独裁专制的代表，他的逃亡，既是对他所代表的独裁制度的重创，又是民主的伟大胜利。昨天，格努希宣布成立“政治改革高级委员会”、“清算贪污腐败和行贿受贿行为全国委员会”和“清算近期滥用职权行为全国委员会”3个专门委员会，并宣布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实施新闻自由。前政府时期的新闻部遭撤销。照此下去，突尼斯人民迎来的将是健康有序的民主政治。
我说：对于突尼斯的国情，我过去知道的很少。事件暴发后，看了些文章。为什么突尼斯失业青年摆摊自焚事件，成了压垮强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水果摊能掀翻一个国家独裁政权，这又说明了什么？中国会不会做突尼斯第二？这些问题的确值得中国人的认真思考。
      张：好的。我还写了两篇评论。明天再说……杨亚辉回来了。
      放下电话。沉思一会，老殷我叹息：张超群研究政治改革10多年了，却一直怕老婆知道……附：2005年4月，我发在中山网的一篇文章  

评张超群瞒着妻子论“政改”
——并致老汉先生
多年来，张超群先生致力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写了许多文章，受到社会好评。我喜欢他的文章，更钦佩他的“政改”勇气。超群说：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是，令我惊讶和费解的是：张超群先生竟然是个地下工作者：他研究“政改”居然是瞒着朝夕相处的伴侣杨亚辉女士。此事，我写在4月14日的“会员日记”中。我留言老汉先生，请他对我的日记提意见。老汉一连发表7篇评论。我深为感动，并向老汉致意。在老汉写的7篇评论中，4月14日的评论引起我的特别兴趣：因为老汉不同意我对张先生瞒着妻子论“政改”的非议。于是引起我诸多思考，于是也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1、近一百余年的历史记载：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失败了，1912年2月，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离开紫禁城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们打扫龙庭坐天下了，1967年10月17日，从皇帝到平民的溥仪死了，……但是，没有皇帝的皇权(极权)专制依旧统治中国，皇权思想依旧奴役国人。
 2、近一百余年的历史同样清晰记载：戊戌六君子，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坐天下前)，章伯钧，罗隆基，林昭，遇罗克，李一哲，王申酉……以及中山论坛的张超群、老汉、老雷、野火……思想者，革命者，“政改”倡导者，都是反专制独裁，都是鼓吹人权、民主和自由。
3、近一百余年来，社会变革的背景有两大特点：其一、政权的更迭只是新专制取代旧专制：总把新桃换旧符。当年的革命者一朝权在手，便行专制之令。其治国之道是没有皇帝的皇权统治。他们变本加厉地镇压新生变革者……“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中国变革之道极凶险，恶棘丛生，充满血腥。其二、面对新专制，国人依然是麻木，是自觉接受，甚至乐于接受，“多次强奸成夫妻”，习惯成自然。唯其如此，梁启超才说：“国人不宜言共和，只宜受专制，盖不具共和国民之资格”。试看今天，文人们创作帝王戏剧之激情，百姓观看帝王戏剧之痴情，绝非偶然。这两大特点，说明两个问题：
A、中国政治变革风险系数大。历来改革无善终。国民“怕”字当头。
B、中国政治变革难度大。难在国人乐于躺在专制的硬板床上，痛苦地享受着被专制者强奸后带来的快感。
 4、国人的民主意识是政治变革的基石。倡导“政改”，首先在唤醒民众。什么叫唤醒民众？就是对民众进行人权、民主和自由理念的教育。让国人由“只宜受专制”转而成为知道享受民主和自由。专制者的本性决定了他必然要反对唤醒民众。道理很简单：对一个沉睡者好摆布。为此，专制者在对倡导“政改”者施以暴政的同时，必然对民众进行训民教育，奴化教育，诸如：做党的驯服工具，听毛主席的话，统一思想，保持一致，等等。与此相适应的是：言论罪，思想犯，政治犯，文字狱，……舆论一律，控制舆论……
可以说，专制与反专制的斗争集中体现在对民众的唤醒与反唤醒上。
5、张超群先生为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耗费许多心血，赢得朋友们的尊敬。但近乎悲哀的是，自己从专制床上奋起，却让爱妻继续沉睡。真有点不可思议。试想，张超群先生所在的益阳市，人口数百万，如果有50.01%的人民，具有你张超群和老汉们的民主理念，益阳当局还能专制？还敢无视民主？由此推及湖南，推及全大陆，道理亦然。我说：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是由什么样的人民来决定。甘于奴役的人没有资格享受民主和自由的盛宴。
古人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试问：一塘死水，掀不起波浪，岂能覆舟？
6、唤醒民众，是一个口号，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在中国注定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变革的倡导者应当一点一滴地工作，从身边做起。急风暴雨不合国情，一声惊雷难醒沉睡人。任重道远啊。
我顽强地表现自己。总是找机会推销自己的理念。一篇文章，一篇日记，复印若干，……我说的如何，任人评说。我的政治生命在1988年10月28日就宣告结束。然我的政治理念依旧盎然。正因如此，我才自以为高明地对张超群先生的作法提出质疑。
当然，唤醒夫人，并非要妻子同丈夫一起“闹革命”。我在主张夫唱妇随的同时，更主张妻子同丈夫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什么？一旦灾祸临头，一网打尽，送牢饭的人都没了，岂不更惨？这么做，比张先生瞒妻要好。试想，你张超群有朝一日一旦出事，贵夫人扬亚辉女士毫无思想准备，晕倒后能否救话？恐怕还会吓死！
超群兄，我讲的如何？老汉君，你以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