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董桥

从香港飞回纽约的时候飞机晚点,在香港机场困了几个小时。百无聊赖之余，推着行李车，在机场的书店里晃来荡去，不想在“胡温新政”一类的垃圾里竟然淘到一本董桥的《记忆的脚注》，真是喜不自胜！很多年已经没有读董桥了，都有些忘了他了。

董桥对香港来说是个“稀罕物”：他是那个物质世界里幸存的一位知识分子。只可惜董桥也算不得香港的“土特产”，因为他是来自台湾的“舶来品”。十多年前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董桥的文字时，并没有太大的惊喜。但董桥的小品随笔兼涉中西，无论西学旧典，文人掌故，皆能信手捻来；且篇幅虽然短小，但却雅淡隽永,不象““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散文，淡是够淡了，只是无味的很。两者相较，用武侠小说里的说法，真是“高下立判”。这种差距的根源还是作者的学养和见识。作为再专门不过的专门家的季老先生非得硬充作家，力所不逮也。

《记忆的脚注》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给董桥新出的集子，装祯很精致：小三十二开，浅灰色套底丝绒硬壳封皮，宋体印刷的中文书名，下标花体的“Footnotes to Memory”, 真有些让人“手不释卷”。书中有一篇讲到傅雷还有他“西学的真知”，让我有了一些感触。中学时代买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可是当时囫囵吞枣，就象董桥所说的“体悟不出他那手中文的深厚功力”。据说傅雷的译笔是一流的，但更让我神往的是傅雷那篇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想象中傅雷应该说，张的文字是好的，但她笔下的世界应该更大些！我私下揣度，这意思“虽不中，亦不远矣！”写完这句，就去“古緱”了一下，果不其然，傅雷在文中劝告张“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看来我不应该窃喜，而是该开怀大笑几声了。

隐约记得，诗人冯至的墓碑上写着：给我狭小的心，一个大的宇宙！一个人胸怀的大小，和信念有关，和品性有关，也和性别有关。

董桥是好的，但他的好就像张爱玲的好一样，是打了折扣的。董桥是“名士”，虽然间或流露出思想的锋芒，但他承认自己“没有造反的体魄，没有颠覆的热血”。也许他是在实践他所熟稔的罗兰巴特的教导：“既然我们不能颠覆这个社会，就让我们来颠覆语言吧！”

只是我更热爱为信念生为信念死的反判者，殉道者和革命者。余世存在《非常道》中写道，1933年北大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其中一副絻联广为流传：“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社会主义者以暴力求自由，虽然换来的不过是另一副枷锁，但现如今连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都只剩下些孤魂野鬼了。

左翼情怀可以激励人们一往无前，冲决罗网；但新的世界却应建立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之上。我爱李敖甚于董桥，正是因为李敖兼具两者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