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百出的传教片《神州》

错误百出的传教片《神州》
方舟子

　　《河殇》在美三人信鬼神 

　　前两天，一部名叫《神州》的电视片，在美国登场了。这部片子的作者，是《河殇》作者之一远志明。 

　　八十年代末，政论电视片《河殇》，因迎合了当时全面否定传统的社会潮流，红极一时，但其为政治目的不惜扭曲甚至杜撰历史的学风，却受到海内外了许多有识之士的非议。五名撰稿人，有四位身体力行，“走向蔚蓝色”，不久就到美国安居。 

　　其中的苏晓康，堕入迷信，竟认为他之遭遇车祸，是在《河殇》中骂龙的报应。远志明和谢选骏，则成了基督徒。远志明还进入神学院，出来后当了传教士，到处传教、做见证、录音，成了美国华人中的传教新秀。 

　　远志明执笔、神州传播公司制作推出的七集电视片《神州》，声称是《河殇》的续集。据远志明本人的归纳，其主题是： 

　　"一方面，这部片子以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中国不是一个立体世界，蔑视昊天上帝，没有真正的信仰。另一方面，这部片子打破了西方对上帝的垄断，上帝不只是西方人的，上帝自古也是中国的上帝。当然，这部片子强烈地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中国人2500年自相残杀自我虐待已经够了，爱、和平、宽恕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出路。” 

　　为上帝效力编造历史 

　　不管《河殇》的其他撰稿人是否也承认《神州》是其续集，在充斥着历史常识错误（如果不是故意骗人的话）这一点上，这两部电视片倒是一脉相承。《神州》开头第一句话就已说错：“从炎黄算起，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历史。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居住的这块土地，称作神州，意思是：上帝的土地。”后面更是推测说，大概在诺亚大洪水之后，“虔诚的中国祖先们就把自己居住的这块土地称作神州。” 

　　其实大缪不然。据考，“神州”一语出现较晚，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才首次出现。该书记载说，战国齐人邹衍认为天下分九洲，中国属赤县神州。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不过是邹衍一人自我作古的发明，并不一定是当时国人的共识。王充就曾斥邹衍是“匹夫而荧惑诸侯”。邹衍之后，随着《史记》的流行，“赤县”和“神州”才成了中国的别称。但任何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个“神”字，是泛指神灵，绝非指那个西式的“上帝”。 

　　总之，在《史记》之前，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有“神州”这一说法。从邹衍算起，到现在不过两千多年。远志明从哪里发现，从炎黄时候起中国人就一直把中国叫做“上帝的土地”？而且一直叫了五千年？ 

　　借科学反科学自暴浅薄 

　　《神州》说：“一九六八年遗传学家发现，全人类来自同一个祖先。”神学披上科学的外衣来反科学，本是宗教常用的手法。但远志明不明白的是，分子遗传学家虽然认为，现代人类都来自二十万年前的非洲，但这种所谓“非洲夏娃”的学说，只不过是比喻，并不是说当时只有一男一女，而是指几千人的一群人，其中只有一位女性的线粒体基因传了下来。但是《神州》却牵强附会地将此做为《圣经》记载真实可靠的证据，其浅薄轻率如此，怎不令人为之汗颜？ 

　　《神州》还说：“希伯来《圣经》上说，上帝初造了一个男人，统管地上万物，女人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对人类始祖，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传为‘阿耽’和‘好娃’，中国祖先传为“安登”和“女娲”，希伯来《圣经》原文叫‘Adam’和‘Howwah’。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在《天问》中问道：是谁叫安登做了统领大帝？女娲的身体是怎么造出来的？” 

　　据查，《天问》原文为：“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多数学者认为，“登立为帝”是登位当帝王的意思，“立”通“位”。也有个别学者认为“登”是人名，指炎帝之母女登，亦名安登，如毛奇龄《天问.补注》说：“登，女登也。亦名安登，炎帝之母也。”可见这位“安登”乃是女性，并非盘古，和亚当更是扯不上关系。远志明这样生拉硬套把《圣经》强加给中国，焉能服人？ 

　　缺乏常识徒增笑料 

　　显然，远志明为了证明中国自古就是“上帝的土地”，又一次故技重演，不惜编造历史。这种“历史为我而编”的手法在《神州》之中随处可见。比如，为了说明中国人失去上帝之后是如何彼此敌视、相互仇杀的，远志明举了个例子：“成了夫差阶下囚的勾践，更以惊人的意志力，卧薪尝胆，以曲求伸，直到后来亲手杀死了夫差！”但是这样戏剧化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过。史籍明确记载了夫差是在兵败后自杀的，而不是被勾践亲手杀死。 

　　但还有比这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常识性错误。《神州》称：“赵匡胤宁肯军中无将，屡战屡败，向匈奴巨额进贡，也不让国中任何人有任何机会对自己构成任何威胁。”“于是，这莫须有的天理在赤裸裸的人欲面前，正像孕育了它的宋王朝在野蛮的匈奴面前一样，软弱无力，一败涂地。” 

　　粗知宋史的人都知道，宋朝初期的强敌是契丹，而非匈奴。事实上，北匈奴在公元二世纪后就已下落不明，汉化的南匈奴在南北朝之后也已消失，到了宋朝，还到哪里去找匈奴巨额进贡？赵匡胤也未向异族巨额进贡，那是要等到宋真宗订下澶渊之盟之后才发生的事。 

　　中国字怎会源于《圣经》？ 

　　为证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拜基督教的上帝，《神州》竟象测字先生一样玩起了拆字游戏，完全无视汉字的造字规律。该影片说说，“有一些字，专门解释汉字起源的六书难以归类，根据上古神圣故事就能够应刃而解。”比如，“婪”字是“二木之下一女择果”，表示夏娃受蛇的诱骗偷吃禁果；“禁”字也相仿，当初上帝向亚当示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果子又叫“禁果”。“船”则是“舟加八口”，表示运载了诺亚一家八口的方舟。 

　　玩这种拆字游戏的人，看来还颇费了一点心机。但从学术上看，却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笑话。从《说文解字》以来，解释字源的著作，对这几个字的归类，从来就没有感到“难以归类”：它们都属于“六书”中的形声字，“婪”和“禁”中的“林”，“船”中的“八口”，都是没有意义的、表示读音的声旁，而不是表示树木、八口人。 

　　《神州》还煞有介事地“考证”了“义”字的起源说： 

　　"大洪水之后，挪亚及其子孙们用羔羊献祭，后来耶稣也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使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称义。中国祖先以‘我献羔羊，羔羊盖我’为义字，竟维妙维肖地将整本《圣经》的精意见证了出来。” 

　　这也完全是穿凿附会的歪解。“义”是“仪”的古字，本义是“威仪”，引申为“容貌”、“适宜”，跟献祭、信神扯不上关系。“义”的繁体字从羊从我，因羊性温和、肉味鲜明，所以在造字时用羊旁表示美好、善良，除了“义”字，“美”、“善”都是如此。 

　　老子的“道”实非上帝 

　　远志明以《老子》专家自居，自称深入比较了《老子》与《圣经》，从中发现了老子的“道”就是上帝，“圣人”就是耶稣，云云。在《神州》中，远志明说： 

　　" 倒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论证说：老子的道就是上帝。老子所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的‘夷希微’，就是‘耶微’即耶和华的相似音，这个相似音在非洲、希腊、希伯来和中国，都是指上帝。” 

　　据查，黑格尔的确认为《老子》中的“夷希微”和“耶和华（Jehovah）”读音相近，并推测这个词组也许就是神的名字。但是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初作出上述推测时，并不知道如下三点事实： 

　　第一，“耶和华”实际上并不是神的名字，是被基督徒叫错了。希伯来文往往只写辅音，省去元音，在希伯来语圣经中，神的名字拉丁化后写做YHVH。中世纪的神学家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时，不知道该如何念神的名字（犹太人不敢读出上帝的名字），错误地将它拼成了Jehovah，即耶和华。 

　　现代的圣经学者一致认为，正确的读法应是Yahveh（亚维），只剩了两个音节，这显然就无法再跟“夷希微”三个音节拉近乎了。 

　　第二，《老子》中这三个字出现的次序未必就是“夷、希、微”。实际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中，这三个字出现的次序是“微、希、夷，这说明三个字表达的可能是三个概念，而非一个名字。 

　　第三，最关键的是，上述比较，是以“夷希微”的现代汉语读音（黑格尔写做I-hi-wei）为基础的。但众所周知，汉语读音古今变化有很大的不同。根据权威的语言学家王力教授拟音，这三个字的古音如果用英文发音来拼写，“夷” 

　　读做jiei，“希”读做hiei，“微”差别更大，为miuei。显见，不论这三个字如何排列，其读音都跟Yahveh或Jehovah都相差很远。 

　　没有读懂老子的“老子专家” 

　　如果不靠生搬硬套，《老子》是无论如何和《圣经》扯不上关系的。《老子》的第一句就与《圣经》无法调和：" 道可道，非常道。”这一句，历来被解释为：“说得出的道，不是永恒的道。”但是在基督徒看来，上帝之道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说得出来的，要到处宣扬的。 

　　远志明为了硬把《老子》和《圣经》揉在一起，把“常”解释成“通常”而不是“永恒”，又别出心裁地将翻译成“道可以说，但不是通常所说的道”（见远志明《老子与圣经》）。 

　　远志明其实应该多读几本书，再来谈论中国的国粹。他显然还不知道，在帛书《老子》中，这一句是写做“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的说法，是后人为了避汉文帝的讳，才把“恒”字改写成了“常”。远志明对《老子》的解释，与老子原意大相径庭。 

　　 基督教可以救中国吗？ 

　　远志明视观众为群盲，信口开河、胡编乱造，暴露出他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其用意无非是想证明，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在两千五百年前被抛弃了，所以才导致了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自相残杀和自我虐待，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中国重新捡回基督教信仰。 

　　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两千年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同样是一直在自相残杀 

　　和自我虐待，其惨烈程度，比起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任何正直的历史学家会否认，信奉基督教最为虔诚的中世纪的欧洲，上演了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幕。 

　　当远志明声称“在基督教国家都尊重人权，而在儒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世界 

　　人权记录一般说来都很糟糕”时，他也忘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南美洲、非洲国家都是比欧洲、北美洲国家更虔诚的基督教国家，而他们的人权记录，一般说来都很糟糕。 

　　史实告诉人们，欧洲近代的进步，并非拜基督教（或任何宗教）之赐，而恰恰相反，是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科学发展，冲破了宗教的桎梏，使人性得到解放。美国明文规定不得以基督教或任何宗教为国教（见前文），显然就是汲取了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