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新思维 - 第二章 理性的发展

第二章 理性的发展


要思考人生，我们必需从省视人性开始。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因为我们比其它动物更高尚，不是因为我们能分辨是非、识别善恶，也不是因为我们感情丰富。道德品行并非人性之根本，而情绪与感受也不是人所独有。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会思考，由思考而至理性。从生物的进化来看，人的思维是一个非常近期的事件，大约发生在几万年前。这与几亿年的地球生物进化相比可说是瞬息一瞥。思维带给人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与传统的进化演变的方法截然不同。思维可以使我们迅速地适应环境、解决问题。这使我们在生物竟争中独占螯头。更奇妙的是思维使我们发展出一套对周围事物的说法和解释,这就是理性。理性一方面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工具去改造征服自然，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迷惑与彷徨。这是因为我们尚不自洽的解释带给我们自身很多矛盾与迷茫。可以说理性对我们来说仍然太新。面对这一新的能力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而理性思维与上百万年、上亿年进化发展出来的人的其它习性经常出现矛盾的地方。我们的理性并没有被整理清楚，还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解决这些矛盾、减少迷惑与彷徨、理清理性的思路是我们走向人类幸福的第一步。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必需首先了解理性，了解理性的发展。

本书的宗旨之一，就是用理性的方法，解释周边的事情，包括我们思想上的迷惑，也包括我们的感性。人们往往把理性和感性对立起来，认为感性不能用理性的方法来理解和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道理。感性可以用更直接的，感情的方法来表现。这往往体现在不同的文艺作品之中。但我们在此要做的，不是唤起人们感情的共鸣，相反，我们要达到的是理性的理解。我们常说以理服人，这里的理当然是指理性。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周围的事物，那么了解也只能以理性为基础。什么是人的理性呢？人的理性，是指人的思维过程，也指以它为基础发展出的一套对周围事物的说法和解释。我们的思维过程，从大脑的活动来说，对应着神经元的激发。它是一种相对快速的活动。它所对应的时间在微秒之间。 所以我们会有一闪而过的念头。相反，感性或者说感情，对应于大脑中的一种生物化学过程。往往我们的感受与大脑中生化物质的释放, 荷尔蒙的多少有关。它所对应的时间尺度，在几秒甚至几分钟之间。所以我们往往会有陷入情感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感觉。如果理性的思考是一种快速的活动，那么感性对于这种活动提供了一种大的环境和背境。在第十一章中我们会对思维与感受的生理基础作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将理性作为我们论述的主线，这并非是想用理性来代替感性。我们只是想用理性去说明感性。有人说，感情的东西是说不清楚的，我们根本不应该用理性去了解阐述它。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不讲”道理”。因为如果要讲道理，我们就必须讲理性。毕竟想要了解一件事情，唯一的渠道就是我们的思考，也就是运用理性的方法。感性，可以用来感受心情，但不能用来理解事物，也不能用来解释感性本身。而理性可以用来理解和分析感性。就本书来讲，之所以我们将理性的发展作为开头，是因为了解理性和思维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很多疑团，比如说宗教，比如说不同的哲学派别。如果没有站在人类理性发展的这一高度，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不同的宗教、哲学产生的原因，也不可能知道它们在干些什么。只有将它们放在人类理性发展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我们才可以看到宗教哲学的意义。而了解了人类理性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了解了人类知识发展的过程，这包括它的历史以及它的发展规律。

从人类大脑的发展来看，感性有很长的历史，而理性只是人类近期获得的一种能力。大多数高级的哺乳动物，都与我们人一样，有感受(feeling)的功能。感性在进化当中，有几千万年的历史，它帮助过我们人类，也帮助过大多数的高级哺乳动物生存下来。在大脑当中，感受起源于一块处在古老的运动皮质与新皮质之间的边沿皮质地带(limbic system)。古老的运动皮质控制着我们肌肉的收缩，调节着我们血液中血糖的多少，也控制着我们的性欲。边沿皮质区控制着很多生化物质、荷尔蒙的释放，从而左右着我们的感受。比如dopamine的释放，它会使我们感到高兴和快乐。另一些生化物质的释放，或释放在不同的皮质部位，会带给我们压抑和沉重。还有一些生化物质使我们感到激动或恐惧。所有这些感情的因素，都对应着不同生化物质在边沿皮质系统中不同部位的释放。而这个边沿系统，虽然没有起源于爬虫类的运动皮质那么古老，但估计也有几千万年的历史，并且存在于不同的高级哺乳动物之中。正因为如此的古老，它带给我们的感受也就十分的强烈，可以叫我们终生难忘。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感情是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标志，那无疑是对人类的嘲讽。从猪到狗，它们都与我们一样拥有感受的功能。当然，人类的感情要比其它动物来得复杂。这是因为人的感情，总是与人的思维纠缠在一起。而思维才是人真正成为人的标志。

人类的思考，起源于人的前额皮质。人的这一皮质，要比其它的哺乳动物大得多，比最接近我们的其它灵长类，如黑猩猩、大猩猩等都要大很多。这是我们人独特的生理特征，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生理基础。从人的发展来看，人获得这种思考的能力，也许只有几万年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近期的事件。类人猿有两次走出非洲的经历。第一次，是在一百万年之前，第二次是在大致十万年前。而后一次走出非洲的人猿(homo sapiens)，才是我们现代的人类。在十万年前，这支人猿的脑部骨格己与我们现代人相差无几。当这一支现代的人移居到欧洲的时候，他们遇到一支已经在那里生活的类人猿，叫作Neanderthon。这支Neanderthon离我们现代的人类非常接近。它们的体格比我们现代人要强壮。它们居住在山洞里面，也以打猎为生。在几万年的历史当中，现代人类与Neanderthon共同生活在欧洲大陆。但到了三万年前，Neanderthon突然在地球上灭绝了。它们的灭绝，是由于现代人在领土上的推进，是现代人与Neanderthon竞争的结果。而现代人之所以在竞争中获胜，是因为现代人比Neanderthon更聪明。所谓的更聪明，也就是说现代人的思维比Neanderthon更快捷、更周全、更高级。与Neanderthon在岩洞中居住相反，我们现代人往往居住在山坡之上。这样更便于观察被猎逐的牛群或羊群的活动。现代人发明了石器，利用石器的尖角可以制出很多不同的矛，成为打猎的利器。现代人的语言能力，使他们可以在打猎过程当中互相配合。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与Neanderthon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原因。而所有这些，也都是他们思维发展的结果。在一九二九年，有人在法国的一个岩洞当中发现了许多古老的壁画。后经验证，这是人类在一、二万年前所作。从壁画的风格，以及他们对于打猎过程的描述来看，那个时候的人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感知(conscious)。这里所指的感知是指人在大脑中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个图象，或者一个动态的图象过程。以打猎为例，打猎本身是一个外部的活动。动物也有打猎的时候，它们也经历同样的活动。但人与它们不同的是，当他在岩洞中休息的时候，他可以把打猎的过程回想一遍，在他的大脑中演一遍”电影”，这就是感知。而这种感知在其他的动物身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很初级的。它们有打猎的时候，但不会有回想的时候。而这种回想的能力，就是感知的能力，也是我们理性思维的基础。正是基于这种回想，古人在法国的岩洞中将打猎的过程重新绘画出来。这种可以在没有直接外部刺激的时候自身存在的大脑感知活动，也就是我们思维的活动。现在的研究证明，一些很基本的感知活动也许可以存在于一些高级的动物当中，比如说大猩猩，甚至老虎等等。但它们的感知思维活动特别的简单和初浅。

对于人来讲，他的思维活动之所以得到飞跃还得益于语言的发展。现在有一个理论，认为人的思维的飞跃，是他的感知能力加上他的语言能力综合的结果。这个飞跃发生在二、三万年前。在那个时候，经过长期的进化积累，人已经有了发生这种飞跃的生理前提。他的大脑前额皮质已经非常宽大，他的语言发音声道也已十分成熟。但真正将这两方面能力综合起来，发展出一种新的思维过程，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人的这两个方面(感知和发音)能力的发展，本身只是独立的事件，并非专门为了发展理性而来。可以说理性思维的产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几个偶然的前提凑在一起，发展出预想不到的结果，这往往是新生事物发展的规律。人声道的发展，本身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由于气候的变暖和干燥，在几百万年前，非洲的森林变成了草原。人猿从树丛里下到了地上。为了看清远处的东西，他们学会了直立行走。而站起来直立行走，却拉长了他们的喉结和音腔。这使我们人类有比其它哺乳动物都要大的音腔和音域。这成为我们语言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人前额皮质的发展，是由于我们选择了以聪明作为生存竞争手段的结果。聪明有许多形式，并不一定非得需要语言，更不一定需要讲道理(理性)。比如大猩猩，小的大猩猩可以模仿它母亲做事的过程，而学会做这件事情，比如用石头砸开果子，或者在不同的情形下发出不同的声音，以便交流。所有这些，都会促进大脑皮质的发展，进而使我们产生感知。而将感知与语言的发音能力结合起来，使我们产生出一种理性的思考，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飞跃，有可能发生在一两个非常聪明的人的身上，正可谓是当初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当初的这一两个聪明人，突然发现可以利用平时简单的语言发音将感知的过程串联起来，作为感知的代号，从而将感知表达出来，互相进行交流。这是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具有这种潜在的能力，只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新行为的可能。但一旦这种新行为被发明出来，它很快就在人类当中流行开来，并在一两千年内传遍了整个世界，从欧洲传到了非洲和亚洲，使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具备了这个能力。这情形尤如当今世界的科技发明。只是现代社会一个发明出来之后，一两年内就可以传遍世界，用不着一两千年。当全世界的现代人都具备了这种理性的思维能力之后，类人猿的另外一支，Neanderthon，也就很快地在地球上消失了。 Neanderthon没有学会这种思维的能力，那是因为它们的前提条件并不成熟。 它们的前额皮质以及音域，都没有现代人这样发达。从那个时候起，也就是二、三万年前起，人类就真正掌握了思维、理性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从此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真正特征。这便是思维理性的起源和历史。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一个极端简化的故事，真正的历史恐怕要比这复杂得多。

那么人自从有了这种思维、理性的能力之后，从二、三万年前到今天，整个思维、理性的发展，有什么大的规律和方向么？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首先这种思维、理性的能力也就是一种在大脑当中表现外部世界的能力。人自从有理性思维以来，一直试图将外部世界理出一个头绪来(make sense)，或者说一直在寻找一种对外部世界的说法、解释、或理论。我们可以将它们统称为:”语言体系”(language)。这里说的语言体系，不单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说话的语言，而是指一种更广义的，对外界世界的一种描述(比如理论，比如科学上的学科)。对这一套语言体系的不断改进和发展，正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方向。更进一步讲，这些所谓的说法，或者理论，就是要在我们思维的过程中，寻找或者构造出一些规则来，使我们的思维过程与外面的世界相符合，也使我们的思维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到外部世界去。所以这个语言体系的发展，其实也正是我们思维结构的发展，语言规则的发展。所以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就是在不断地寻找更适当的语言来描述外面的世界。而这个语言本身是对我们思维过程的一种规范。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这就是：这个外部的世界是存在的。外面存在着一个世界，我们人，其实也是外面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寻找的语言，是为了用来描述外面这个已经存在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语言，是用来规范大脑中思维的过程，而不能直接作用到外面世界中去。虽然这个思维的过程，可以对应着这个外面的世界，但它毕竟不是外面的世界。所以这个语言本身也不是属于外面的世界。换句话说，我们所寻找到的理论，是对外面世界的说法和描述，但它并不能取代外部世界，也就是说它并非所谓的真理 (truth)。当人们谈到真理的时候，有一个潜在的假设，认为这个真理就是外面世界的一部份，外面的世界必须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真理永远不会存在。如果真理真的是外面的世界的一部份，而我们的语言只对应着我们大脑的思维（所以这个语言和外面的世界完全是两码事，永远也不可以等同），这样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掌握真理。我们的描述可以非常的精确，可以很好地对应着外面的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往往会发现，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描述和说法，它同样可以精确地对应着外面的世界。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真理呢？两者都不是。我们必须放弃这种黑格尔意义下的真理的追求，甚至真理的概念。我们应该改而追求一种有效的、精确的对外部世界的描述，而不应过份强求它就是外部世界本身。打个比方，现代的计算机可以通过编辑程序的方法来模拟很多外面世界的过程。但同样一个物质过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描述。首先可以用不同的计算机的语言，其次可以写不同结构的程序。所有这些程序得到的结果可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对外部世界的描述，都同样的精确。但是你如果看一看这些程序本身，它们可以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对应于这个程序。不同的程序，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结构。我们很难说这个程序本身就是外面的世界。程序本身有很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许和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当我们说它是真理的时候，这些特点也变成了真理，这往往是争端的开始。

既然语言本身只是对外面世界的一个说法，并非绝对的直理，那么就很难说哪一种语言是绝对的错误，哪一种语言是绝对的正确。也许更好的评判方法是：一种语言可以比另外一种语言更有效地描述外面的世界。意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的哲学派别和体系。因为不同的哲学说法，就对应着不同的语言体系，也就是对外面世界的不同描述方法。也许我们会发现有的描述非常的愚蠢，而另外的描述却非常的精辟和贴切。同样的标准，也可以运用在看待宗教和现代科学上面。可以说宗教也是一种对世界的描述，但只是相对于现代的科学来说，它失去了当初的光环和有效性。回顾人类理性和知识的发明，让人惊叹的是，我们人最终找到了一些非常有效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么有效的语言呢？或者换一句话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如此地有规律。当然这里所说的规律，并非真说是外面世界的规律(真理)，其实是对思维方法的规律或者规范，然后它的结果就可以与外面世界相符合。所以规律，其实是我们语言中的规律，运用在我们思维当中。为什么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有效的规律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自身思考的过程、大脑内部的活动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它与外面的世界享有一致的运行方法。正因为这个一致性，只要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思考方法，我们的思考就可以很有效地模仿外面的世界。而所谓的正确思考方法，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语言。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语言本身有一些怎样的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所谓的:自洽性。我们中国人说自圆其说，就是自洽性。 如果我们要对外部世界找一个说法，那么，我们必须要使这个说法没有自身矛盾的地方。另一个方面，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不能有任何的阻碍。或者说从东想，从西想，都可以想得通。不能有人为的阻碍，告诉你不能这样说，不能这么想。各方面想都应该得到同样的结论，这就是自洽性。怎样才能够保证一个语言内部的自洽性呢？在这一点上，逻辑变得非常的重要。逻辑学是一套工具，用来帮助语言达到它的自洽性的。我们可以用逻辑的推论来规范我们思维的过程。逻辑学的发展，起源于古希腊。在两千多年前，在希腊各种派别的争辩过程中，人们发现逻辑是一种有力的辨论方法。这一套辨论方法被亚里斯多德总结出来，成为逻辑学的开始。由此很多人将逻辑学的起源归功于亚里斯多德。

语言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它的开放性。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讲一下哥德尔定理。 哥德尔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德国逻辑学家。他在代数推导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定理。这个定理说:所有的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封闭的。什么叫封闭和开放呢？让我们用例子来说明。比如我们研究一个代数的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可以问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对或者是错。比如说费马定理，需要通过证明才知道它的对错。那么这些证明从何入手呢？一般来说，我们首先假定几条公理。从逻辑上说，这些所谓的公理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定理，其实它们是一些最基本的假定(或者说是选择)。比如在欧基理德的平面几何学里，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而在黎曼几何里，这样的不相交的平行线是不存在的。从这些公理(假定)出发，我们可以运用逻辑学的方法推导出其他的很多定理。现在让我们将几条有限的公理放在一起，形成一套系统。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几条公理出发，推导证明出我们所有可以问的问题。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可以问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有答案，都可以从那几条公理出发得到证明或被推翻？如果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它对错的证明，那么这个体系就是封闭的。如果总有问题不能得到回答，那么这个体系就是开放的。哥德尔定理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封闭的体系。任何体系，任何一个有限公理系统，总可以提出证明不了的问题。要证明它们，你必须提出新的公理。并且在整个系统中，公理的数量是无限的，所以体系总是开放的。哥德尔定理在二十世纪初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之初，很多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包括希尔伯特、罗素，他们都试图寻找一套完整的公理体系。其想法是，如果有这么一套体系，那么整个数学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这一套公理体系中得到证明，那么这一套体系就是整个数学的基础。但是哥德尔定理粉碎了这种梦想，因为这样的公理体系是不存在的。对于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的构造来讲，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这说明我们对外面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是封闭的、有限的，而必须不断地开放，认识必须一步步地加大范围。在这里我们的公理对应着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结论，而定理的证明对应着我们的逻辑思考。所以想要不断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外界进行不断的观察。这也是与黑格尔的想法背道而驰的。黑格尔憧憬一套绝对的真理系统。他想如果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体系内部完全地自洽，那么你不需要观察外面的世界，就知道它和外面的世界相一致，因为这样完美自洽的体系全宇宙中只会有一个。一个版本存在于外部世界本身，而另一个版本就在你心中。黑格尔倡导可以通过完全逻辑推导的方法来得到这一体系，而不必观察外部世界。但哥德尔定理指出，这种自洽封闭的完整体系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系统都必须是无限的开放系统，并且这种逻辑上互相自洽的无限开放系统也不只一个(公理是一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与外部世界相一致的只能通过实验观察来决定，而不能只是通过纯粹的逻辑思辩。

接下来再说另一个语言的特征，或说是语言发展的原则，这就是：奥克汉的剪刀(Ockham’s Razor)。这是一个关于语言效率的原则。如果有两个语言体系，它们对所有可以与外界比较的问题都给出同样的答案。那么，如果其中一个语言体系比另外一个更复杂，比如多一些额外的假定，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奥克汉的剪刀剪去这些额外臃肿的假定，而选择更简单的那一个语言体系。这里我们得到一个衡量语言体系好坏的方法。最简单而且给出正确答案的理论，就是真正最好的理论。这一方法在我们以后对不同的宗教或哲学的派别讨论中非常的有用。这里所说的正确是指理论对外部世界的预测与我们的感官对外部世界所做的观察相一致。这里所说的简单是指用在我们的思维上简单、快捷、有效。当然无论是怎样笨拙的理论，只要你不断地在它上面增加公理，增加不同的附属条件，增加补丁，它都可以对外面世界说得通，答案正确，也可以说是自洽的。比如说，当你发现理论预测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时候，你总可以说这是一个例外，再将正确的答案作为补丁补上。这样你可以将你的理论变得永远正确，但它却变得臃肿累赘，几乎失去理论的预测性和实用性。所以我们不能只从理论的正确与否来评判理论。这往往使各方争议不休，都说自己理论正确，是真理。我们必须从正确性和简单性两个方面来评价理论的好坏。不同的理论，也许我们不能说谁正确谁不正确，也不能说谁是真理谁不是真理，但我们可以说谁好谁坏，谁是有效的，有威力的，有预测性的，谁不是。就当今人类的知识水平来讲，我们已经具有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描述外部世界的语言就是科学。科学的成就和威力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我们说语言和理论不会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在比较它们的时候不能说谁正确、谁不正确，只能说谁有效、谁更好。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语言之间的比较作一个说明。当比较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时，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种语言是等价的，或者说基本等价的。所谓等价的，就是说，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翻译过程，将一种语言完完全全的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对于这种情况，往往两种语言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它们的不同只存在于它们的表象与符号上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说话所用的自然语言，像中文与英文，就可以说是等价的。很难说一种语言比另外一种语言好。它们都同样的有效，同样可以用来描述生活的各个方面。再举一个物理上的例子。在量子力学的发展初期，海生伯发明了一套用矩阵来描述电子运动的方程，称之为量子力学的海生伯表述。后来薛定厄将电子的运动描述成波函数。从表面上看，矩阵与波函数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图象，搞不好就会引起谁是真理的争论。但后来人们发现，只要是与外界测量有关的东西，两套理论的结论都完全一样。再后来人们又发现它们是同一个理论的不同表象，也就是说它们是完全等价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识别一个理论的重要之点是看它对可测量的外部世界的预测，而不是看它内部的图像和表述方式。两种语言比较的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这两种语言完全的不等价。它们给出的结论不一样，它们自身内部的结构也不一样。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举大的方面，在哲学当中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在认识论上有宗教与科学之分。举小的例子，在物理学中，有亚里斯多德的动力学与牛顿动力学的区别，也有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区别。这样的两种语言，完全不可以从一种翻译到另外一种。他们是对外部世界不同的描述。不过对这种不等价的语言还可以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一种理论是另一种理论在局域的近似。这经常发生在科学的发展当中。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可以被看成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在弱引力场下的近似，虽然从万有引力到广义相对论，时空观念上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第二种情形是两种理论处在互相对立的位置，根本不能调和，比如上面提到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于两种不等价的语言，我们往往会发现一种描述比另外一种描述要有效得多，方便得多。而这最终会导致有效的理论取代无效的理论，这种过程是一种革命。相形之下，对于两个等价的语言来说，它们很可能同时存在，取决于使用人的背境和习惯，比如屮文与英文。对于两个对立的语言来讲，两者之间的有效性可说有天壤之别，在数学上我们称它们有指数性的(exponential)不同。比如，要用上帝来说明电灯泡为什么要发光，或者说今天我的心情为什么不好，可想而知要加入怎样的古古怪怪的假设。这些假设不仅累赘，也很难自圆其说，并且它们也不带来任何的预测性。与现代科学相比谁好谁坏就不证自明了。总的来说，比较两种不等价的语言孰好孰坏可以看三个方面。第一是这个理论自身的自洽性。自洽的理论是可以让思路自由通畅的理论，而不是处处设防的理论。第二是这个理论运行的有效性。这是看它描述以及预测外部世界时是不是很简单、很方便。第三个是它的精确及预测性。它对于外部世界应该有所预测，并且这种预测应该精确。如果没有预测就没有给出有用的信息，就只能是瞎扯。这三个方面其实是相通的。我们往往会发现，两种对立的理论或说法，它们在遇到具体的问题时，在所有这三个方面，好的理论比坏的理论都会有指数性的不同。用新的、好的语言取代旧的、过时的语言，正是我们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不过我们并不能说这种新的语言就代表了真理。因为毕竟它只是对于我们自身内部思维的一个规范和方法，并且在将来也会有更新的语言来取代它。

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哲学学派，叫做语言结构学。他们认为，哲学的所有问题都出在语言的不清楚上面。所以只要把语言规范清楚，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很赞同这一观点。只可惜他们所说的语言，局限在我们的日常自然语言上面，而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我们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对外面世界的整个说法，它已经包括哲学、科学、数学等等。 不过呢这个语言结构学说也有它很有道理的地方。他们指出很多哲学上的争论，都是由于自然语言的不清楚所引起的。比如，我们经常问：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问题当中，就蕴藏了一个假设，认为我们生活是有目的的，只要我们找出这一目的就行。而目的这个词有一个隐含的词意，那就是认为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A的存在，是为了另外一个东西B。B和A是一个主从关系。A存在的目的是对于B来讲的，因为B要拿A来派什么用场。比如说，板凳是人制造出来的。对于这个制造者来说，造这个板凳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在上面坐人。对板凳本身恐怕它并没有什么目的，它只是存在在那里而己。当我们问我们人生的目的的时候，这就隐含一个假设，认为我们人是被制造出来的。所以如果人是上帝制造出来的，那么我们人对于上帝来说，是有一个目的。我们可以问：他为什么要把我们制造出来？但如果我们人是进化而来的，是自生自长的，那么，它本身也许就没有什么目的可言。只是历史的进程让它达到了这一步。所以问这句话：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这么问。也许我们应该换一个问问题的方法。如果问：怎样的生命才更有意义，才更好，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有所答案，起码在我们弄清楚意义与好的定义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简述一下科学的发展历史。当今的科学是人类理性发展的顶峰，它的发展历史是人类理性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科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思维发展的过程。人在最远古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可以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那个时候的人认为，自己说的话，并不是由他们自己做主说出来的，而是出于神的意志。他们说话，其实只是神在借用他们的口。因为人自己太渺小，不可能想清楚周围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什么想法，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神加给他们的。一切荣耀属于神。这种自己一切都没有责任的态度倒可以使人十分轻松。另一方面，这本身也是一种解释周边事物的说法和语言，并且带来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们不必去深思周围事情的发展。任何不能解释的东西都可以归功于神的意志。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很方便、简洁的解释问题的方法。只是它对事物的预测性要差了些。到了古希腊的时候，人们渐渐地发现，其实可以用自己的思维去想问题，去解释周围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思想上的解放和革命。由于这个解放，人们开始对周围的事物感兴趣，并且深加讨论和研究。在这种新思潮下，古希腊产生出很多杰出的哲学家，也产生出科学的萌芽。古希腊的几何、天文、逻辑，都达到了非常高深的程度。我们今天的科学传统，很多都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发展。但是，到了罗马后期，基督教盛行，并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中世纪得到了加剧。因为宗教致高无尚的地位，人们再次认为，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解释宗教的理论，背颂旧约和新约。自然地，在这种想法下面，人们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必要，甚至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这上下一千年的欧洲黑暗时期，科学几乎没有任何的发展。古希腊时期的文化成就也几乎被遗忘贻尽了。相反倒是中东的国家，比如波斯及阿拉伯，因为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联系，使他们有机会保留一些古希腊的著作，尤其是亚理士多德的作品。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当大家将古希腊的作品从中东发掘出来之后，人们再一次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思考，并且可以通过这个思考来达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古希腊时期的科学传统在这时又被继承下来了。从那个时候到今天，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最近一两百年人类积累的知识远远超出了以往几千年知识的总和。在所有这些科学的发展当中，物理学的发展最为显著。它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代表，也是人类知识的皇冠。

物理学是一门应用的学科，它不仅需要数学作为它的基础，也需要与外面的世界作定量的比较。在希腊时期已经对物理学有所研究，比如说阿基米德定理，拱杆原理等。所有这些，在古希腊时期都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但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认为可以有定量的描述。比如亚理士多德认为：石头之所以会掉到地上，是因为石头比较喜欢地面。在希腊的思想体系中，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拟人的愿望，都有一个灵魂。这正是远古时代以神为中心的思想体系的遗产。比如说，石头有个灵魂。石头的灵魂是喜欢地下的，所以它要往地下跑。而羽毛的灵魂是喜欢天上的，所以要往天上飞。在这样的体系下面，很多事物都被加上了拟人的色彩。虽然他们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现象，但是对于这些现象的解释是不定量的。一直到了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才发现，很多以前认为不可以描述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定量描述的，只是以前没有找到它的规律。比如，石头往地下跑，是因为有一个地心的引力。而并非是石头喜欢地下。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科学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是天体物理。天体物理在古希腊时期，有泊托密(Ptolemy)的地心学说。他用不同的圆圈，以地球为中心来解释各种行星的运转。行星，是行走之星。与天空中位置不变的其它恒星相比，这些行星的轨迹杂乱无章。要解释它们，可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泊托密的地心学圆圈仪，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已被改进得非常的复杂，有二十几个大小不同的圆圈。更糟糕的是欧洲大陆与英国的圆圈仪还各不相同，并且都同样地精确(或说不精确)地描述了行星的运行，所以很难说谁好谁坏。从神学来看，不管是神，还是上帝，都生活在天上。所以对天体的研究，无疑非常的重要。通过这些研究，也许我们人可以得到神的旨意。这也是占星学在当初特别时兴的原因。因为这些，天体物理的研究一直受到教会的支持。以至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不管是哥白尼，还是牛顿，他们对天体的研究，都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恰恰是哥白尼，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发现：与其用二十几个圆圈的地心学说来解释行星的运行，还不如用一个很简单的日心学说。这就是说所有的行星，包括我们地球，都在围绕着太阳运转。不仅这个模型比地心学简单，并且它所预测的结果远比地心学说准确。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语言比较的例子。有两种理论或者语言，他们都对行星的运转做出了解释。但是一种要比另外一种更简单，并且更精确。所以它是一个更完美的理论。但因为哥白尼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他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发表他的发现。并且他自已一直认为，日心学只是一个方便的数学模型，而并不代表行星真正的运行轨道，而事物的真相(或说真理)还必须是地心学。但对年轻一代的开普列来说，日心学就不再只是一个数学模型，而是真理。他对行星的轨迹作了长期观察和测量。在总结他自己、以及大量的Tycho de Brahe的测量数据基础上，开普列得到著名的开普列三大定理。受这些开普列定理的鼓舞，牛顿利用他在数学上的天才，发明了微积分的方法，推导出行星在引力下的运动轨迹，并发现它们与开普列定理相符合，从而证明了万有引力的存在。这是科学的一次伟大胜利，也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一次飞跃。以定量为基础的科学理性的解释，战胜了以神圣为基础的宗教的解释。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牛顿发明了微积分，用这种方法他推导出行星的轨迹是椭园，与开普列定理符合。但要证明这种引力是万有引力，而不只是存在于太阳与行星之间，他必须证明苹果掉到地上也是因为同一种力。这需要地球的质量与半径。可惜他当初所用的参数不对，这使他以为万有引力的模型并不正确。结果他将结果锁在了抽屉里。这样一锁就是十年。直到有一天，其它的几个人也想证明万有引力，但苦于解不出方程，来请教数学家牛顿。这时牛顿才将手稿从抽屉里拿出，并且说这问题我十年前就解出来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不仅解决了行星的轨迹问题，也同时解决了石头往下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当然比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先进得多，并且将两种看似不同的事情联系起来，从而加深了我们的认识。这往往是新的理论的特征：有更大的使用范围，统一不同的领域。

到了二十世纪初，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又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取代，而万有引力定理只是在有限的情况之下，对于广义相对论的一种近似。所以我们不能说，万有引力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不能像亚里斯多德那样拟人化，在这里凭空胡思乱想，认为两个物质之间会互相吸引，必定有什么更深的原因。其实在广义相对论看来，他们并没有互相吸引。看起来互相吸引的现象只是空间弯曲的结果。到现在，人们又试图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场论统一起来。不过这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比如说超弦理论(superstring theory)，想把它们在十维空间中结合起来，然后将六维卷曲起来，剩下我们的四维时空(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现在不仅有超弦理论，更有超膜理论（brane theory），认为物体的运动可以用一种膜的运动来描述，而这种膜存在于一个十一维的空间当中。我们十维空间的世界正是这个十一维空间的一个切面，切下来的膜也变成了一条弦。在物理学当中，一种更高级完善的理论，取代一种更低级，近似的理论，己经是家常便饭，数不胜数。它不仅表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万有引力、广义相对论这一条线上，也表现在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这一条线上。在经典力学看来，每一个物体的位置都可以精确的测量，存在于空间的一点上。对于常人来说，这似乎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好说的。但量子力学不这么看。在量子力学看来，一个物体的位置没有精确的描述。它不能用一个点来描述，而只能用一个波来描述。它的位置，其实是在一个波的函数之中。但在超弦理论当中，它的位置又不仅是一个点的波函数，而是一条弦的波函数。一条弦就象一条琴丝一样在空中摆动。将不同摆动的方式给出一个机率函数，这就是超弦的波函数。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乃至理性发展的过程，就是更高级的理论取代以前粗糙近似理论的过程。所谓高级，是指它覆盖的面积更广，给出的预测更精确，而在这更广的范围内更简单自洽。我们理论描述的范围，往往从我们身边观察到的事物开始，然后随着我们实验观察能力的增加而扩展开去。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理论之后，我们往往将它应用到极限，直到它的预测与实验观察到的结果相矛盾。这时我们就知道这己经超出了这套理论的适用范围，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当然对于以前那些近似的理论，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们仍然可以用来描述事物的运动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走出这个范围，将理论用到更广的范围的时候，往往我们就需要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不仅是精度上的改进，往往还需要我们在观念上的根本变化。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外面物质世界真的就是照着我们的理论和观念在运行，或者说我们的理论和观念有真理似的神圣光环，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当我们改进这个近似的理论，走向另一个更高级的理论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观念，看事情的方法往往都需要改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不敢说我们现有的理论观念就是外面世界的真理（客观真理是不应该随着我们人的认识的深入而改变的）。我们只能说我们的理论在一定范围内所做的预测与外面世界相符合。在很多宗教哲学的争议中，问题往往出在我们将理论用到完全超出它适用范围之外的地方，并且还仍然坚持这套理论和观念的正确性，这是因为我们常常将这些理论看成是不需要改变的真理，而不只是一套描述方法。每当我们将一种观念应用到它不该应用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犯错，但这样的错我们时常犯。比如我们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忘掉了目的一词适用的范围。又比如，当我们把身边熟习的三维空间概念应用到很小很小的尺度上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出错。在小尺度上面，时空的概念可能与我们熟知的概念大不一样。那里空间也许是十维而不是三维。所以并非我们熟知的观念就一定是真理，就一定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

你也许会发现：新的理论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也许比旧的理论更复杂。比如说，牛顿万有引力，大家都认为很简单，也就是质量除一个距离。相反，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十分的复杂。这是否意味着新的理论还没有旧的理论简单有效呢？其实不然。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从需要描述更多现象的事实来看(比如说描述黑洞，描述宇宙大爆炸)，广义相对论要比万有引力定律更简单，更优美。从观念上看，广义相对论统一了加速度与引力的两种不同的质量，并解决了引力在真空中传播的难题。从数学上看，只要应用正确的数学理论，它的基本公式十分的优美，并且念意深刻：空间弯曲的量度等于在那一点上的物质能量矩阵。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认为广义相对论是至今为止最优美的理论。这里的优美指它的完整、简单、和自洽。所以新的理论不仅比旧的理论更精确，描述的范围更广阔，并且往往它更简单、更优美。再举个例子，如果用上帝来描述一切世上的现象，就像亚里斯多德用这个石头的愿望来描述它的运动一样，说起来很简单，好像很容易。但是，如果你问上帝为什么让石头掉下来，而让羽毛飞上去？上帝管这么多石头和羽毛会不会累？上帝在什么地方？这么远怎么看得到我们？等等等等，你会发现上帝引出的问题远比他解决的要多。当我们把自洽性与有效性考虑在内时，这种利用上帝的解释方法就显得既不优美也不简单了。

用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的理论，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过程，也是整个人类理性发展的过程。从宗教到科学，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在粗浅的层面上来看，就我们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来讲，用神和上帝来说明一些事情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只是当我们的认识与观察深入之后，我们发现用科学的方法能更好地解释这些现象。因为科学与神学的观念大相径庭，为了保持我们理论的自洽性，我们最好完全放弃神学宗教的那一套粗略近似的描述世界的方法和观念，而用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取而代之。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虽然我们并不能说当今的科学就能解释一切现象，但是回顾科学的成就，可以让人感到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这也让我们感到人的伟大。现代的科学，可以从整个宇宙爆炸的那一瞬间开始，描述到我们现在。它可以描述宇宙的扩展，星座的产生，星系的命运，地球的历史，以及宇宙的将来。同样地，它可以用来描述我们身边物质的运动和性质，从青铜器到现代的纳米材料，从控制我们大脑的化学分子到我们人的感情活动，从火箭导弹到人造卫星，科学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控制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近一二百年的物理学发展历史，可以被归结成一个理论的还原论(reductionism)历史。这种还原论就是不断地寻找更基础、更底层的描述事物的公式和方法，并且对各种的现有理论进行整合和统一。比如电场和磁场，这两种以前认为完全分开的事情，被得到统一，形成了法拉第和Maxwell的电磁场理论。电磁场理论后来又与弱相互理论进行统一，得到了标准统一场理论(standard theory)。而统一场理论又与强互相作用得到统一，形成一个大的统一场理论(Grand unification theory)。而现在的倾向是要把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在这上面，人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工作，比如说超弦理论，超对称性理论等等。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更基本的公式和更基本的对称性，以及更简单、更优美的方程式。这里人们学到一个事实，就是越是基础深层次的理论它应用的范围也越广。通过这一二百年的努力，我们人类已经找到了非常基础，也非常优美的方程式。从理论上说，可以从它们出发，推导出其他一切的物质现象。当然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代的物理学，特别是材料科学的一个倾向，就是从基本的方程出发来推导和描述复杂的物理现象和体系。这是一个与还原论相反的过程。比如说高温超导的现象，虽然主导它的基本方程式是知道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就了解了高温超导的理论，可以对它进行预测。还比如说生物体的现象，它们十分复杂。虽然我们知道生物体中分子原子的运动方程，但并不能就说我们了解了生物体。与还原论相反，这里我们试图从最原始的基础方程出发，而希望在一些特定的范围内作出一些更有效而简单的近似。这就尤如知道了广义相对论之后，试图推导出万有引力定律。

在这一章的最后，让我们再次讨论一下真理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澄清，是因为它经常是引发争议的焦点。如前面所说，我们人类理性的发展，是寻找一个更好的语言来规范我们自身的思维。这些寻找到的语言、或者说规律，是不是可以被当作真理呢？我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真理的定义。当大多数人提到真理的时候，总隐喻它就是客观事实，也就是说它是外部世界的一部份。这正是让有的唯心主义者不能赞同的地方。他们认为我们想的、知道的只能是主观事实，而不能是客观事实。笔者虽然不是唯心主义者，但对这个问题却抱同情的态度。我们前面提到，这些规律其实是对我们自身思维的一种规范。它确实应该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思维当中，而不是存在于外面的世界当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真理就是客观事实，那么这些规律并非绝对的真理。但另一方面，这些规律肯定是与外面的客观世界有关系的，否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与唯心主义不同，笔者认为外部世界是可观察的，我们的感官是可以信任的。毕尽我们思维本身也是大脑器官活动的结果。如果对感官的信息都不信任，我们对大脑的思维也不能信任，最后大家只能当白痴。我们有对外部世界进行观察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感官观察，我们可以判断一件东西是否存在(比如眼前有没有一张桌子)，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过(比如眼前的狗是坐着的，还是在跑)。这又被称作事实真理，或叫事实真象。这种观察判断的能力，或者说事实真理的可知性，是我们将内部的大脑思维和语言与外部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桥梁。但将两者联系起来，并非说两者就等同。其实我们只能知道我们所做出的预测是否与外界符合，但却无法知道做出这些预测所基于的规律本身是否存在于外部世界当中。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规律有用吗？当然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帮助我们思考，帮助我们得到正确的答案。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规律存在于外部世界当中吗？对这个问题，恐怕回答是否定的。这些规律，只存在于我们人类思维当中。 这些规律是我们人制造出来的，帮助我们思考的。它们并非存在于外部世界当中。它们只是我们自身思维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如果它们存在于外部世界当中，那么它们应该是一层不变的，不以我们人的发展而转移。但从我们理性的发展历史来看，它们在不断地变化，并且有可能要永远地变化下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数学上的定理，还是物理上的定律，都不是真正外部世界的所谓的真理，因为它们不存在于外部世界当中。举个例子来说，在柏拉图的学说当中，他把一种所谓的形式(form)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比如说狗，有很多不同的个体，每一条狗和另外一条狗都不一样。在柏拉图看来，这些个体的狗只是那个超然的形式上的狗的具体表现。什么是更真的狗呢？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体实在的狗，还是那一只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的)超然的形式上的狗？柏拉图认为是那只形式上的狗。换句话说你制造出来的知识比外面的世界更真实，更成其为真理。我们语言中的规律正好象柏拉图的形式，要说它是真理就与柏拉图的态度没什么两样。然而这一套形而上学的态度，在亚里斯多德那里被纠正了过来。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具体的每一条狗， 要比我们狗的概念更真实。他认为： 这个狗的概念，只是我们对于具体的狗的一种归纳。这些概念作为这种归纳的结果，只能存在于我们人的大脑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外部的世界里。同样的道理适合于我们所说的规律。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说的”存在”这两个字，一般是指它处在一个空间当中。严格地讲，如果一件东西存在，那么它就必须存在于一个空间里面。那么”规律”存在于一个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呢? 当然它不会存在于一个三维的物质空间里面。那么是否说除了我们物质的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思维的空间呢? 或者说一个像灵魂一样的空间呢? 如果这个空间存在，并且与我们人有关系，那么我们人是怎样与这个空间相互作用的呢？人们曾经认为我们的思维活动就是我们与这一思维空间相作用的方式，正如我们的感觉器官是我们与外面的三维物质世界相作用的方式一样。但是现代的科学己经可以将思维解释成三维物质世界活动的一部份，这使得它没有与另外一维空间相作用的可能。所以说这样想来，这个额外的思维空间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的规律也不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里客观的存在是指可以独立于人(或者宇宙中的其它智能生物)的存在。

不过不难想象，如果宇宙中有其他的智慧生物，它们发展出来的理论和定律与我们的理论和定律可以非常相似。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理论和定律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或者说它们是外在的、现实存在的真理呢？事实并非这样。我们的语言(理论和定律)是用来描述外部世界的，它是外部世界在大脑中的一个反映，一个印象。当然，这种印象，是通过了思维处理，归纳、总结之后的一个印象，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一个直接反映。所以，可以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爱因思坦的广义相对论，都只是外部世界在我们人类思维当中的一个反映和印象。正因为它只是一个印象，所以，它是依赖于外部世界的，随着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但它同时也依赖于我们人的思维。我们人的大脑，就象一个相机一样，将外部世界照在思维的相片之上。但我们不能说相片本身是一个可以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实在。外部世界才是最真实的。相片的存在，有赖于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有赖于相机的存在。由于外部世界的一致性，它在不同智慧生物中所产生的印象可以十分相同，这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并且我们人与其他智慧生物的大脑都由同样的生物物质所组成，所以大家的思维功能的也十分类似。也就是说，不仅外面的景象是相同的，而且所用的相机也十分相同，所以我们所得到的相片也毫不奇怪的是十分类似了。

不过，这件事情还不能到此结束。因为人，总是在追求永恒，而对真理的幻想总是那么充满诱惑。有一个方法也许可以挽救我们对真理的执着。这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认为：在人类思维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个最终的语言，或者说理论体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最终极的语言体系，定义为真理。与其他不等价的、对立的语言体系相比，这个终极的语言会无限的更有效、更自洽、也更精确。如果这个终极的语言被找到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叫作真理。不过哥德尔定德指出，这个终极的语言不可能是封闭的。所以它必需一步一步扩展，并且是无穷的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多可以期望的，是在知识的发展当中，现有的语言正在一步一步的迫近这个最终的语言。要达到这种平稳的渐近形式，在新、旧的语言的交替过程当中，旧的语言必须与新的语言相匹配，也就是说，旧的语言是在一定的范围中对于新的语言的近似。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旧的语言(或说我们现有的语言)也就代表了一种近似的真理。这整个的假设有一个要点，就是认为，在走向最终的语言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有一种选择。也就是说没有两种互相不匹配的语言，它们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同样的有效。从现代科学的经验来看，似乎我们确实只有一种语言可以对外面的世界进行很好的描述。那么往往我们就把这种语言叫做当时的真理。但另一方面，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又告诉我们，在新旧语言的交替过程中，既有相互匹配的例子，也有观念上的飞跃和转变的例子。在后一种情形下，当旧的观念完全不能与新的观念相融合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将旧的观念抛弃。在人类历史中，这样被抛弃的观念数不胜数（比如严格从观念上讲，这包括：从亚里斯多德的石头愿望学说到牛顿力学，从宗教到科学，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机率描述），从万有引力到广义相对论（时空观念）等等）。所以这个渐近趋向终极语言的人类理性发展过程，并不象我们期望的那样平稳。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今天的观念就不会在明天被抛弃，得到180度的改变。这并非说今天的语言没用，只是说明天的语言更有效，并又需要我们完全改变今天的观念。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再也不敢说我们今天的语言及其观念系统是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