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些怪异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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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天安门城楼上

　　一月八日，失去了周恩来。

　　七月六日，失去了朱德。

　　九月九日，失去了毛泽东。

　　三颗巨星的陨灭，使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黯然失色。人民的共和国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自己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空空荡荡。天安门广场一片萧索，金风吹落一片片枯叶。人民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连一辆小轿车也不见。

　　没有浩浩荡荡的游行。没有嘉宾满座的国庆招待会。没有火树银花般的灿灿焰火。没有撼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唯一的庆祝国庆的仪式，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举行了“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国庆座谈会”。

　　那是国庆的前夜——九月三十日，暮霭浓重，天安门华灯初放。

　　七时整，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依照极为严格的顺序，鱼贯步入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纷纷起立致意。

　　领头的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华国锋，留着平头，壮实的身躯，一身中山装。他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由于毛泽东在病逝前为他题写了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紧跟在华国锋之后，便是当时中国的二号人物、本书的主角——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不过四十一岁，留着小分头，在这支高层领导人的队伍里显得格外年轻。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一九七六年那三次举世瞩目的追悼大会，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一月十五日，首都举行追悼周恩来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七月十一日，首都举行追悼朱德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邓小平已在四月七日被撤职）。

　　九月十八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追悼毛泽东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主持大会的依然是王洪文，致悼词的是华国锋。

　　此刻，当他步入天安门城楼大厅时，不知因踌躇满志，还是年轻心急，竟快步疾行，走到步履稳缓的华国锋旁边，并排而行，眼看着要超前一步。突然，王洪文意识到在这种气氛严肃、讲究顺序的场合超前一步会招惹一场风波，他赶紧收住乌亮的皮鞋，减缓步频。缩短步幅，跟华国锋拉开了一段距离，保持着“第二号”的位置。

　　在王洪文之后，是一位身穿军装、戴一副眼镜的长者——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中国军界的最高领导人。

　　在叶剑英之后，那长长的队伍依次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按照事先审定的稿子、事先排好的发言顺序，“工农兵学商”代表一个个念着稿子。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王洪文板着面孔，正襟危坐，摆开一副“领袖”的架势。江青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不时闭目养神。张春桥那双三角眼，透过眼镜片，悄悄朝叶剑英脸上“扫描”，观察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姚文元则低着头在看稿子——因为这个座谈会的报道要在明天的所有的中国报纸上以头版头条地位登出，作为“舆论总管”，他不能不把报道细细地推敲几遍。

大厅里响起尖锐的女声。那是以反对“师道尊严”而闻名全国的黄帅作为学生代表在发言。她已从小学生成为中学生了。

黄帅念完发言稿之后，吴德站了起来，对着话筒说道：“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顿时，王洪文转过头来，江青睁开了眼睛，张春桥的目光离开了叶剑英，姚文元也不再看清样了，他们八只眼睛都注视着走向话筒的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出现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含义：它表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第二十天，中共中央主席依然空缺。谁当主席，还不得而知——是华国锋，还是江青、王洪文？然而，第一副主席这“第一”两字，又似乎表明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主席的继任人。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双眼一直紧盯着在那里念发言稿的五十五岁的华国锋，对那“第一”两字恨得直咬牙……

在历年来中国首脑发表的国庆讲话中，华国锋这一回的讲话最简短，几乎磨平了所有的棱角：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当华国锋结束了一分多钟的国庆讲话之后，座谈会也随之结束了。在那非常时刻、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没半点欢乐的气氛。

王洪文坐上红旗牌轿车，突然，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明天，把摄影师喊来，给我拍几张标准照！”

秘书茫然，但又不好向“王副主席”问“为什么”，只得点头道：“好。一定照办。”

十月二日：急拍“标准照”

刮脸。吹风。对着镜子照了几次，直到满意了，王洪文才去换衣服。

他穿上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坐到摄影灯光下。

“拍几张黑白的，也拍几张彩色的！”王洪文吩咐道。

“咔嚓，咔嚓……”拍完之后，摄影师正想收拾灯光，王洪文却吩咐秘书说：“把我的军装拿来，拍下我的军人形象。”

又是黑白的，彩色的；戴军帽的，不戴军帽的。

总算都拍完了，摄影师以为完成任务了，收好了灯光和照相机。

忽然，王洪文想起了一桩要紧的事：“再给我拍几张！”

还要拍什么“形象”呢？

王洪文脱下军装，居然又重新穿上中山装。直到他对秘书说“把像章拿来”，摄影师才恍然大悟。

王洪文在胸前别上毛泽东那“光芒四射”的像章，又坐到照相机前。哦，这一回要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象！

折腾了半天，摄影师才算给“王副主席”拍完了“标准像”。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清算“四人帮”利用新闻照片反党的滔天罪行》一文披露：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日，王洪文总共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其中穿便服、中山装的五十三张，穿军装的十六张，办公照片二十一张，室外单人像二十四张！

一口气拍了一百一十四张照片之后，王洪文叮嘱摄影师；“今天就给我把照片送来！”

“这么急？”摄影师满脸惊讶。

“只争朝夕！”王洪文用毛泽东的诗句答复摄影师。说毕，狡诈地笑了一下，补充说道：“先是各印一张八寸的送来，我挑选一下。选中的，要仔细修版，要大量地冲印！”

“大量冲印？”摄影师又感到困惑。

“你去冲洗吧！”王洪文挥挥手，不作任何解释，把摄影师打发走了。

当摄影师忙于冲印照片的时候，王洪文忙着给上海挂长途电话。他用“洋泾浜”的上海话说道：“小廖吗？侬勿要‘热昏’！”

小廖，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那时的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校学生，基干民兵。廖祖康的养父廖士元，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木工。

在“文革”中，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揭竿而起的时候，廖祖康在技校也发起成立了“革到底”造反组织。他们同“造反”，共“战斗”，建立“火线”之谊。

廖祖康头脑灵活，颇有社会活动能力，被王洪文所看中。当王洪文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际，需要“配备”秘书，他点名要了廖祖康。王洪文青云直上，廖祖康一直紧随左右。当王洪文调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也就成了“副主席”的秘书。

前些天廖祖康请假回上海，因为他要在上海结婚了，婚礼定于十月七日举行。王洪文预感到总摊牌的时刻已经不远。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他本来是不会让心腹廖祖康离开身边的。然而，他却爽快地同意了廖祖康回沪。

喜糖和鲜花掩盖了廖祖康此行的特殊使命。上海毕竟是王洪文的“基地”。军机不可泄，无法用长途电话或信件传递。

离京前，王洪文给廖祖康面授机宜……

十年的“战斗友谊”，使王洪文对廖祖康绝对信任。但是，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被女人迷住而“热昏”，耽误了军机大事。正因为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给廖祖康挂了长途电话……

十月三日：在平谷县“吹风”

十月三日，红旗牌轿车东行。

王洪文在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露面。

在天安门城楼大厅上，王洪文没有捞到讲话的机会。此刻，他借平谷县的话筒说出心里的话。

他学着毛泽东当年的口吻，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问题：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鸦雀无声，无人敢于回答这样的“尖端”问题。王洪文捏紧了拳头，挥了挥，大声地喊出了两个字：

“打倒！”

王洪文自问自答之后，借这个话题加以发挥：

“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

“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王洪文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

“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王洪文提高了声调，把话讲得明白不过，如同一层窗户纸一般，一捅就破，谁都可以听清楚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王洪文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怎么忽地来到一个小县城说这番话呢？

这里用得着当时流行的名同，叫做“吹风”。所谓“吹风”，就是给下边透点口风。因为是在基层“吹风”，话就可以讲得很随便、很明白。只要在一个基层单位说了一番话，很快就会通过种种“内参”渠道把漏出的口风“吹”遍全国。
就在王洪文平谷“吹风”的前两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吹起一阵风：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只是‘以观后效’，以后会有人为他翻案。

“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王洪文、江青毕竟是“中央首长”，在“吹风”中只能透露一点风声而已。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毫无顾忌，在辽宁“吹风”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王洪文、江青的心里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国锋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国家的一把手，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华的讲话对右字号的人是个鼓舞。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骂邓小平，骂华国锋，骂军队，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七岁生日之际，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十月四、五日：上海异常动向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知道从哪里吹起一阵风：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蒋帮预定要在这一天“反攻大陆”。

尽管海峡风平浪静，可是，上海的民兵已开始集结，加强值班——理由是“名正言顺”的，为了“备战”，为了粉碎来自海峡彼岸的突然袭击。

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民兵并没有杀向海防前线，却在东海舰队机关附近修筑工事。

坐镇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是一位年逾花甲、目光炯炯的军人。他和士兵一样，穿着没有军衔的蓝色制服，而在二十一年前——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三○年入党。如今，他名唤苏振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了那个国庆座谈会之后，知道上海情况异常，奉叶剑英元帅之命，急匆匆飞回了黄浦江畔。

十月四日，苏振华上将给叶剑英元帅打来电话，报告上海民兵的不正常的集结。

“注意他们的动向！”叶剑英马上意识到，这表明上海的民兵在准备动手。

两天前——十月二日，东北方向已发现异常行动：江青的亲信、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身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

叶剑英获悉之后，立即去电，命令该装甲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

眼下，刀光剑影在上海闪动。

十月五日，叶剑英案头的红色电话机里，又传来苏振华的急促的话音：“上海民兵闯入吴淞口炮台！”

“他们奉谁之命？”叶剑英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问道。

“奉王洪文的手令！”苏振华说道，“上海城里的红纸被抢购一空，据说，准备庆祝‘盛大的节日’！”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吴淞口炮台！”叶帅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地吼道。

“是，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苏振华非常干脆地答复道。

挂上电话，叶剑英愤愤地说了一声：“又是这个王洪文！”

北京西山：悄然的搏斗

王洪文，已是叶剑英的老对手了。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王洪文忽然离开了北京城里，搬到离市区四十公里的西山住了下来。

说实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严冬，向来以“香山红叶”和“西山晴雪”而著称。这时，叶子未红，天上没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来干什么？

哦，王洪文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用到这儿来了！他在紧挨着西山脚下叶剑英那座宽大的十五号庭院的一座二十五号高楼里，住了下来。从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的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王洪文虽然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横竖看不顺眼，然而他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却是手握重兵、与“四人帮”有着切齿之仇的叶剑英。何况，叶剑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王洪文常常穿着军装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表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怎能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相比？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得讯急告叶挺、贺龙转移，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军队。那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王洪文其人……

确实，在北京西山，酝酿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大计。

李先念的轿车，出现在北京西山。

据叶剑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忆：

“先念同志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完全同意先念的看法。我也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叶剑英当时告诉李先念：

“王洪文从城里搬到西山来了，住在我隔壁的楼里。危险时期到了。我知道，他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聂荣臻的轿车，也出入于北京西山。

据聂荣臻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忆：

“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

王震也来了，他的话，直来直去，半点拐弯都没有：“为什么不把他们搞下去呢？一搞下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位“王胡子”，还象当年在延安时一样爽快。陈云、邓颖超，也找叶剑英轻声商议大事……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叶剑英在西山不断地踱着方步，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一道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撇开他，还是联合他？

经过几次侧面试探，主动接近，华国锋的态度逐渐明朗。叶剑英决计与华国锋共同行动，因为华国锋毕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九月下旬，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杨成武此行的使命，聂荣臻这么叙述过：

“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

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离西山了！王洪文气急败坏，他的“盯人战术”彻底告吹！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据叶剑英自云，他坐在驶离西山的轿车里，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那末尾的一句：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十月六日：快打慢！

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聚集在一起，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挽救人民的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也就在这一天，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王洪文的“大动作”是什么呢？

只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样的“大动作”。

那天下午，向来怕风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来到太阳底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张逆光，那张侧光，她叫摄影师一口气给她拍了十七张单人半身照。

“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摄影师道。

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照马上要印在成干上万份报纸上……

就在江青忙着拍摄“登基照”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下达了紧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怀仁堂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现场指挥。

袋子已经布好了。华国锋已经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时在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

九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前，晚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过一次会。那次会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刚刚开始讨论，就陷入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一是毛远新要不要回到辽宁去，二是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给江青、毛远新清理还是由中央办公厅先封存……。在会上，叶剑英、李先念与江青辩论，不欢而散。显然，在十月六日晚继续开会，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是由华国锋通知开会的，“四人帮”都没有对这次会议产生怀疑。

在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仪鸾殿”，经历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等老帅斥骂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

张春桥来了，王洪文来了，姚文元来了。一个一个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处落入法网。

未动一刀，未发一弹，祸害中国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剿灭。

一点也不错，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快打慢！

四天前，王洪文为准备出任“人大委员长”而拍摄的“标准像”，几小时前，江青为准备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摄的“标准像”，连同张春桥的总理梦，全都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

“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大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然而，作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

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居然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为“四人帮”，成为“王、张、江、姚”的那个王；

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如果没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场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摘自叶永烈著《王洪文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