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环境新闻的风险写作

西方环境新闻的风险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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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积龙　《社会科学研究》 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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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环境新闻不同于传统新闻的核心新闻价值在于它要突出风险。风险是一个指向未来的否定性预测,在新闻文本写作中还需要与当前发生的事情相结合,因而风险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当今的西方环境新闻注重从科技、经济及文化习俗的视角来进行写作,这是因为:技术及其产品因为是功能化的“外在物”而与环境缺少互动;经济因暂时利益的逻辑而很容易掩盖未来风险生产的逻辑;工业与后工业文化因促进消费而缺少反思性,导致现代人生活在文明风险的火山口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记者来说,能够识别风险是阻止环境危机发生的第一步,西方国家的环境新闻理念与写作很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关键词〕 风险;环境新闻;风险文化
　　〔中图分类号〕G2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1-0190-07
　　
　　环境新闻不同于传统新闻的核心新闻价值在于它要突出风险。环境新闻之风险是指,环境报道对生态在未来某一时间内会遭受某种危害性结果(人为所致,如技术与文化等)的判断。对于环境记者来说,风险的写作不仅需要立足于新闻事实,而且还需要从理论上来分析,理论指导结合事实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英国社会学家、威尔士大学教授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认为:“风险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发生;风险不仅仅在技术运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还在潜在危害、危险与威胁的技术敏感中被生产出来。为此,我们不能把风险作为一种外在之物来观察——风险一定是构建的。”〔1〕
　　当然,亚当并不同意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去构建风险,她认为:“风险的构建并非建立在自愿想象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去‘构建’风险。相反,风险正是在构建的过程中被逐步地揭示出来。风险的建构必须遵循其揭示的逻辑。”〔2〕有鉴于此,环境记者立足报道的具体内容、严格按照“逻辑”来表现风险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个“逻辑”就是科学与环境伦理学所关注的方向。
　　我国环境新闻写作尚缺乏风险理论的指导,本文对西方环境新闻文本与理论的分析,期待能对学界与业界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从科技角度来写风险
　　
　　自196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学家(从美国的生物学家卡逊到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都把环境危机的矛头指向科技——人类发明并用来征服自然及证明其超自然性的工具性装置。卡逊(Rachel Carson)曾经在她的《寂静的春天》结尾部分这样说道:“‘控制自然’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这些武器用来对付昆虫之余,现转过来威胁我们整个的大地,这真是我们时代巨大的不幸。”〔3〕由于卡逊在环境新闻方面的特殊地位,她的警告后来成为很多西方环境记者的写作原则,他们的环境风险写作首先对准了科技。
　　这种风险写作从某一类现象的总体上来考察,并结合比较的方法,这是西方记者的一般性思路。因为风险是跨越时间的,需要把过去和现在、未来联系起来,在展现风险的过程中,写作上常见的手法是对比,包括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这样既看到过去,又知道现在,还能警醒将来,很容易看出风险所在。2000年前后,西方媒体关于抗生素的讨论较为激烈。1999年,英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则抗生素在动物体内过度使用会导致人类食用者传染的风险分析:
　　1992年,明尼苏达州只有1.3%的病例是由对多西环素所具有抗性的弯曲菌引起的。到1998年,这个比例增长到10.2%;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病人曾经服用过多西环素。这是一个相当急剧的增长,研究者认为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由农业中抗生素的使用转移到人类的结果。在大批的采样中发现,具有抗性遗传品系的细菌,与从当地食品杂货店出售的多种鸡肉产品里发现的遗传品系相似。在91种鸡肉品种中,有80种带有弯曲菌。这些细菌对环丙沙星这种治疗人类的扩展性胃肠炎所必需的多西环素药物具有抗性。〔4〕
　　这是典型的科技风险写作。贝克认为:“风险概念扭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过去已经无力决定现在,决定现在经验行动的判断地位已经被未来所取代;也就是说,被一些尚不存在的、建构的和虚构的东西所取代。我们所讨论和争议的并‘不是’现实的东西,而是一些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就有可能发生的东西。”〔5〕这种“一意孤行”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在逻辑上有因果关系,故此,通过对比就能够揭露出风险所在。《医学杂志》这篇报道也就是“扭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通过比较来确定风险所在。
　　为了呈现新闻中表述的风险,西方环境记者往往需要罗列很多详细的数据资料以确定风险(如上例),这种写作风格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科学写作的精神,而往往不同于传统的描述性甚至讲故事为主的写作特征。西方记者这种风格的形成可能受到1960年代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影响。贝克论述风险社会之“风险”时认为:“风险陈述是一种‘数学化道德’。作为一种数学计算(概率计算或事件脚本),风险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文化定义或生活是否容忍的标准有关。”〔6〕因此,即使是对技术风险的确认,也不能够缺少“数学计算”,因为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或生活的“可容忍标准”有关,从而确立起“风险”。虽然新闻报道面向大众,往往拒绝抽象的数据与概念,然而在涉及到核心科学证明时,环境记者为了摆脱世俗的纠缠,体现科学性,往往不得不列出“数学计算”。卡逊《寂静的春天》所引发的争议,也多亏了其中翔实的数据才能够帮助她打败对手的无理指控。
环境报道中数据是西方新闻记者揭露风险的常用材料。例如很多人对于生物燃料这项新科技的负面影响认识较少,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路易斯•史密斯(Lewis Smith)就是运用数据来揭示生物燃料的风险。他在报道中指出:“油菜籽和玉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分别比矿物燃料多出70%和50%”;“它(生物燃料气体)作为温室气体的破坏力相当于二氧化碳的296倍”;“化肥中3%到5%的氮转化成了这种气体并释放出去,但此前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采用的数据是2%。”〔7〕虽然数字有些枯燥,但作为环境新闻写作,必须突出科学的精确性,往往没有太多的选择。贝克所说的“数学计算”就呈现在这则环境新闻写作当中,用来突出这项技术(即生物燃料)对于气候变暖的风险。
　　对于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报道,西方环境记者也同样通过技术风险来写污染问题。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技术及其创造物一直被环境记者视为风险考察的重要切入点。请看下列报道:
　　在四川大地震灾区,搭建安置房等重建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但地震造成的环境污染却十分严重……
　　中国环境保护部23日公布,在地震造成的化工厂倒塌中,发生了4起与化学物质泄漏有关的事故……
　　目前,地震的次生污染正在扩大。在灾区,因为担心爆发传染病,在公路干线和避难所喷洒了大量消毒液。然而,喷洒的消毒液已经过量。四川省政府发出警告说:“有可能在水源附近引起污染,喷洒消毒液时需要注意”这种情况有可能造成新的环境污染。〔8〕
　　汶川地震时日本环境记者只是根据定势或惯性思维,把科技产品作为一个风险的切入口,指出今后灾区应该注意化学品所带来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从深层的哲学高度寻求技术风险的原因,这对我们写作环境风险新闻会有很大的帮助。英国威尔士大学社会学教授芭芭拉•亚当在贝克《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一书出版以后就曾经做过深入的哲学探究。她认为技术之所以存在风险是因为:“技术产品是为特定功能而创造出来的,没有认识到生活的网络互联性,它是作为一种‘外来物’进入生活世界的。它一旦被塞进了生活环境以后,它们就开始与其网络化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一旦这样,科学家也好、工程师也罢,都无可避免地失去了对这些创造物产生后果的控制。”〔9〕像四川汶川这样的大地震,人身处其中都无法抗拒自然力量,人造就出来的技术物——化学产品也会失去控制,成为风险诱因。
　　
　　英国学者维尼(Brian Wynne)认为人造技术具有无可避免的“非决定性”,这些昂贵的“外来物”的效果以一种不均匀的密度散布在我们的星球上,它造成的风险不仅在空间上扩展,而且在时间上弥散。〔10〕灾难新闻尤其要考虑到技术因素,包括灾难事件本身的技术成因、可能的失控后果等。因此,技术对于环境的风险普遍存在着,应该成为环境新闻记者写作新闻很好的一个视角,无论西方抑或东方,现在还是未来。
　　
　　二、通过经济视角来写风险
　　
　　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希望怎样生活?这就意味着从本性上说,风险陈述只有在一种跨学科的(竞争)关系中才能够破解,因为它们预设对技术知识的洞见,以及对文化的理解和对规范熟悉的程度都是均等的。”〔11〕贝克跳出了技术来谈技术风险,要求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技术风险,为此,他进一步把造成这类风险的批判矛头指向经济,在此之前先批判卵翼这种经济的政治(因为政治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总策源地):“当国家(政策)威胁到其公民的生命与生存时,公民权就是抵抗权”;“也要把(风险的)源泉归咎于那些社会秩序的制造者与保证者,包括商业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科学的秩序,也就是说怀疑那些负责保护公共福祉的人往往就是威胁公共福祉的人” 。〔12〕
　　在这个系统中,贝克指向最核心的问题——财富(也就是经济利益的追求)。他说:“工业社会反思现代化的主导理念是由两方面来展开的:首先我们可以用财富生产与风险生产为例”;“相对于工业社会内,财富生产的‘逻辑’主宰着风险生产的‘逻辑’;然而,在风险社会(即反思性的现代化社会——本文作者注)中,这样的关系是倒过来的”。〔13〕按照贝克的观点,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即“财富”)的过程中,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种对环境造成的“风险”往往被追求财富的“逻辑”所掩盖。因此,在环境报道中,记者应该站在“风险社会”的高度,揭示“财富”掩盖下的“风险”。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是多年来被用来衡量主要政策得失的标准。然而,在西方环境记者眼里就存在着风险。西方环境记者多通过这种“财富生产的‘逻辑’主宰着风险生产的‘逻辑’”来分析问题。下面就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个环境记者2007年8月的一篇环境风险分析的报道:
前,中国环境退化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污染不仅成为中国民众长期的重大负担,也对执政党构成了政治挑战。目前还不清楚中国能否控制可怕的经济毁灭力量。〔14〕
　　这篇关于中国环境报道的核心新闻价值在于:揭示中国过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下给环境所带来的风险。记者写作报道的时候以经济为切入点,从公共健康、大气污染、能源消耗、对其他国家造成的连带污染、水资源短缺等角度,来一一罗列过去发展经济所掩盖了的对于环境所造成的风险。并在报道的最后提到了中国政府最新的政策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一方面分析了中国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带来的环境风险,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中国政府政策转向的原因。
　　对于经济利益生产出的环境风险,贝克有过追根溯源的论述:“风险生产与分配的‘逻辑’,是在财富分配的(由至今的社会理论思想所决定的)‘逻辑’上所发展出来的。其核心问题在于现代化的风险及其结果,它们化身于植物、动物以及人类生命那种无法回转的危险上。”〔15〕也就是说,风险之所以被连续不断地生产出来,原因在于“财富分配的‘逻辑’”,这种财富的分配是在“植物、动物以及人类生命那种无法回转的危险上”取得的。因此在新闻写作中,对于环境风险的呈现还要追寻这种“财富分配的‘逻辑’”,也就是说是谁获得了环境风险为代价的“财富”,这样才能够防止环境风险在丰硕经济成果掩盖下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16〕
　　西方环境新闻记者往往能够从一些热点问题着手来分析与写作经济成果掩盖下的风险再生产问题。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西方国家媒体纷纷指责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本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对此,日本《呼声》月刊2007年11月号刊登了竹村真一的《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一文。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环境风险的责任在谁——也就是谁污染谁的问题,竹村真一这样写道:
　　第一就是无需多说“越境”污染问题……但产生这些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结果,她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相应的环境负担也会集中到中国。〔17〕
　　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了风险的归属问题:是“全世界污染了中国”,而不是“中国污染了全世界”,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些责备中国的西方国家其实是环境风险问题的制造者,是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接着指出这些污染给中国带了沉重的环境风险:(正是这些污染物)“喜马拉雅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消融的势头得以出现……如果冰川消融的势头得不到遏制,10年内全亚洲将可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因此,这篇报道抓住了经济利益掩盖下真正的污染源所在——“财富”利益获得者的西方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中国才是真正的环境受害者。
　　文章把环境风险的责任进行刨根问底以后指出彻底解决问题的出路:“如果现在还要抵制中国产品,把因北京奥运会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资源不足问题当作别人家的事不闻不问,那就太不合时宜了。如何把中国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平稳地解决,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在环境问题的新闻报道中,寻求风险的责任方也就意味着很大程度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是新闻写作的真正目的所在。因此,从竹村真一的这篇报道里我们不难发现,沿着利益分配这个线索,透过经济表面现象,很容易找到环境风险的根源所在。
　　汶川大地震报道中,西方的部分媒体(包括中文媒体)渗透着经济视角来揭示风险的报道。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就曾刊登过一篇《四川,你会造这样一座碑吗?》的评论。文中指出,地震倒塌房屋中学校居多,主要是因为“豆腐渣工程”:“那一点有限的学校基建资金,经过一些腐败的负责人和偷工减料的承包商的克扣,又大大缩了水”;也就是腐败的负责人与承包商之间“财富生产的逻辑掩盖了风险生产的逻辑”。因此,作者“建议四川在灾后建造一座名为‘永不’的纪念碑,其含义有二:永不忘记已经发生的这些悲剧;永不让这样的悲剧以后再发生” 。〔18〕就是要通过这个纪念碑来警醒后人,不要为了不法金钱生产而掩盖了风险的生产。
　　然而,经济利益的风险远远不止于此,它的表现形态会比环境记者或者媒体受众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当有些环境风险发生时,人们可能会更多地同情造成环境风险的人而不是所受到伤害的环境;记者也许会在新闻报道中转向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关怀,而忽视了对风险的认知。对于此,贝克警告:“忽略那些反正不会认知的风险,其实就是风险或危险之所以会开花、成长、繁茂而依附的政治与文化土壤。”〔19〕故此,西方环境记者写作这类风险的时候是相当谨慎的,注意从经济角度去探求环境风险的根源,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找到环境风险的根源,从而促使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