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法老师任政先生 zt

　　 　　　　　　　　　　　·徐明旭·

　　上海和平饭店南楼是一栋维多利亚式建筑，一楼餐厅金碧辉煌，堪与白金汉
宫媲美，在那里吃饭可谓皇家待遇。

　　有趣的是，在巴罗克式装璜的空隙里悬挂的不是金框油画，而是书法条幅。
说来也巧，我进餐的桌旁墙上的两张字的作者刚好是我40年前的老师――高式熊、
徐伯清。

　　那是1961年秋天，我刚进高中，上海成立书法家协会，由大书家沈尹默任主
任委员。上海青年宫不甘落后，趁机开办书法班，请书协会员们义务执教。在各
类艺术中，书法是成本最小、入门最易的一种，自然最受群众欢迎。果然，消息
一出，成千上万青少年踊跃报名。青年宫不得不举行考试，让考生写一张字。然
后一拖再拖，终于在冬天开学，好像有几十个班，每班几十人，共有上千学生，
可谓盛况空前。

　　每周上两晚课，课堂就在江西路青年宫（现已变成银行）。学生大多是高中
生，也有已工作的青年和社会青年，甚至还有少数中老年。开学前，青年宫请书
法家们演讲，沈尹老首先讲，其他我记得的有任政、胡问遂、白蕉、马公愚等。
演讲人在台上演讲时，台下人却在一堆堆开小会。原来大厅里散坐着许多已经演
讲过和尚未演讲的书法家，他们的标志是每人有一杯由会议主持者――青年宫工
作人员――敬献的绿茶。听众见状，自然围上去搭讪、请教，又引来旁听者。于
是会中有会，热闹非凡。我记得当时最热闹的有两个小圈子，一个以A先生为中
心，一个以任政先生为中心。A先生是沈尹老的高足，专业书法家，气宇轩昂，
口气很大，令人敬畏。任先生当时45岁，是业余书法家（邮局职员），态度谦和，
诲人不倦，令人亲近。演讲会结束后，其他书法家都匆匆离去，唯有任先生热情
邀请请教者去他家畅谈，于是有十来名青年随他而去，我出于对名家的好奇也忝
列其中。

　　从青年宫到金陵东路近福建路的任家要走好一阵子，一路上任先生仍不断回
答问题，到他家已是晚饭时间。任先生毫无饿意，仍然滔滔不绝。等到任先生终
于回答完请教者们的问题，已经很晚了，大家的肚子都在咕咕叫，但大家都舍不
得离开。终于有个请教者提出：“任先生，我拜你为师，跟你学字好哇？”任先
生一口答应。其余人如法泡制，任先生也一概答应。我鼓足勇气，鹦鹉学舌，也
成了任先生的弟子。

　　从此我每周六晚上去任先生家学字，直到去武汉读大学才终止。先学隶书
《礼器碑》，后学诸遂良的楷书，再学王羲之的行书，可惜都没有结果，辜负了
任先生的教诲与苦心，至今惭愧不已。

　　任先生雅号“兰斋”，然而他家的极度拥挤、破旧却令我震惊。这是一间不
足20平方米的石库门客堂楼，承担着祖孙三代五六口人烧饭、吃饭、排泄、睡觉、
游戏、工作、会客、课徒等全套功能。兰斋只占了客堂楼的一角，由一张破旧的
大写字台、一把椅子、两个旧书橱组成。他的学生非常之多，而且由于免费而越
来越多，每个周六晚上少则来十几人，多则二三十，甚至四五十，全都挤在写字
台与床之间的狭小空间里。大多数只能人贴人站着，就像高峰时间的公共汽车。
星期天更不必说，从早上到深夜源源不断。

　　任先生对每个学生都要仔细批改作业，然后写一张字让其下周临摹。他教学
生绝大多数是免费的，还要倒贴纸墨。一边写一边回答问题、说古论今。从书法
技巧、碑帖掌故、学书经历到书坛趣事、名家轶闻、历史风云，无所不谈。“听
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真是莫大的艺术享受，任何课堂里或书本中都得不
到的。从任先生那里我还学到了待人接物的道理与勤学苦练的精神。单看他热情
招呼与教诲每一个学生，每晚上写五六小时的字，就令人深受感动、五体投地。

　　当我们洗耳恭听任先生高谈阔论时，背后不时传来朝马桶里小便的声音。然
而这丝毫没有减低兰斋的艺术品味，反而增添了我们对任先生的敬仰。他给那么
多学生一一改字写字，常常弄到深更半夜才散伙，那时他的家人都已经沉沉入睡。
当我从他们的床边走过时，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忍不住想起一个问题：“书法究
竟值多少钱？”。

　　青年宫书法班开学后，我被编入高式熊先生的班，却忍不住要去听任先生的
课。任先生讲得又系统又生动，学生无不听得津津有味。幸亏他的课和高先生的
课不在同一晚上，我于是两边听，听完课已是晚上9点，任先生还热情邀请学生
到他家去观摩他写字。于是他的斗室更挤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想多得到任先生
的字，任先生也有求必应，常常闹到午夜才散场。

　　书法班结束时，青年宫搞了个优秀学生表演大会，引来许多青少年观光，还
有记者采访、拍照。我也忝列“优秀”之列，被派当众挥毫。我那桌的指导老师
是徐伯清先生，所以我也可以算他的学生。

　　听任先生说，A先生不轻易收学生，要收也要收厚礼，一条香烟是打不倒他
的。他惜墨如金，不轻易给人写字。有的学生跟他学了很久，也没有拿到他的字。
后来他甚至让学生先跟他的儿子学三个月字，然后再由他教。而他教字，只是泛
泛指点几句，并不认真批改。据说A先生很瞧不起任先生，说任的字“俗”。有
个任先生的学生想改换门庭，拜A先生为师，他竟然说：“你如果从未学过字，
我还可以教你。你已经跟任政学字学坏了，我就无法教你了。”那学生又来跟任
先生，任不收。

　　我体会到上海滩上有两个书法沙龙在“别苗头”（上海话，指暗中较量）。
一是贵族气的A先生家，他是沈尹默的高足、专业书法家，又有万贯家产，住房
宽敞，自然高高在上。一是地道平民的任政家，他是业余书法家，没有任何资本，
只好以广收弟子来扩大影响，可谓用心良苦。

　　文革初A先生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打倒，任政却以“工人书法家”
的身份红遍上海。大约为了拍爱好书法的毛泽东的马屁，“四人帮”在上海也
“提倡学一点书法”（1970年代初，《文汇报》曾以此为题发表过复旦大学教授、
书法家郭绍虞的文章。不知为什么，“四人帮”特别喜欢魏碑体，以至上海满街
都是魏碑体的标语与店名）。加以1972年中日建交后，日本书法家要求与中国书
法家交流，日本首相也来买中国当代书法家的作品，其中包括任先生的字。更重
要的是，书法既是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一门艺术，又是最容易为政治服务的一门
艺术。任先生文革中写字，几乎只写毛泽东诗词与鲁迅诗歌，还有时行的政治口
号，只有给友谊商店写字才应其要求写点唐诗之类。有一次有个学生问他对毛泽
东、郭沫若的书法的评价，他很认真地答道：“我们对中央首长的字从来不议论，
因为容易犯错误。”但从他的片言只语看，他对时局是很不满的。

　　那时任先生到处演讲——最大量的是中学——给报纸不署名地写题头，还为
友谊商店写了大量条幅，对普通人依然有求必应。据说许多日本人很喜欢他的字，
经常要求登门拜访。他自然无法在家中接待，于是上海邮电总局就在那栋新古典
主义的大厦里专门布置了一个豪华的书房，让他演戏似地在那里对客挥毫。友谊
商店卖了他的字，却不给他一分钱，只送他宣纸与毛笔。

　　然而无论任先生多么出名，却始终无法成为专业书法家。他只好等到从邮局
退休后进市文史馆，房子也分大了，可惜我从1974年春节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改革开放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曾应邀去日本讲学、开书展，1999年逝世。

　　任先生原来的专长是隶书，后来反而以行书出名，受到普遍喜爱，被选为字
模，风靡中文界，中国的报刊杂志、商店招牌、广告海报乃至私人名片上随处可
见“任政体”，其流传之广，超过了任何一位现当代书法家。

　　在各类艺术中，书法最依赖时间，就象手艺或演奏一样，只有勤学苦练才能
成就，而且越老越出色――因为越老练的时间越长。即便没有书法天赋的人，只
要勤学苦练，也能把字写得象模像样，混个业余书法家。这与文学大不一样。没
有文学天赋的人勤学苦练一辈子也写不出稍微像样的、称得上作品的作品来。反
之，文学天才年纪轻轻就能写出惊动世界的杰作来。一般而言，作品的艺术水平
并不和作家的年龄成正比。鲁迅的《彷徨》不如《呐喊》，《故事新编》又不如
《彷徨》。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及其后的剧作；郭沫若的
《女神》、《星空》、《瓶》及其后的诗集也是如此。茅盾、巴金与老舍在《子
夜》、《家》与《骆驼祥子》之后的作品再也没有超过它们。事实上，世界上绝
大多数作家的名作都是中青年创作的，可见“江郎才尽”是文学界的普遍现像。
书法家却无此虞，反而越老越吃香，青年则极难成名，可见书法更接近手艺或演
奏。有趣的是，油画也像文学主要靠天赋，国画则像书法越老越吃香。

　　我学书法虽不成器，多少还有点样子，可以哄哄外行。特别是在文革中，抄
大字报、出大批判专栏、写大标语、写毛泽东语录，到处有用武之地，风头从华
中工学院出到贵州的农机厂、县革委。还被县民政局请去写革命烈士墓碑，虽无
报酬，也是光荣的。不过那时书法的功能都是政治性的，文革结束后书法向本体
回归。1978年春节，我的两张字（一隶一行）参加了县文化馆的书法展览，成为
我书法生涯的顶峰，因为那是我唯一一次参加书展。21年后我旧地重游，听一位
爱好书法的当地人说，经常有人请他写墓碑，或送50元红包，或请吃一顿饭。我
不禁羡慕起他来，有一瞬间甚至后悔离开贵州大山沟。

　　在杭州大学读研时，照说中文系应该崇尚书法，可惜系里并无书法氛围，老
先生们也不弄书法，中青年教师更无人写字。我在自己的折扇上写了首“不知香
积寺，数里入云峰……”，被一位历史系的同研看见，请我为他的扇子写字――
我并不把扇面从扇骨上拆下来，怕撕破了装不回去，我也没有专门的夹子，只好
将就着直接在扇上写――还有一位中文系的同研也请我写了个扇面，另一位中文
系的同研便说我“到处卖弄风骚”，妒忌之情溢于词表。这些扇子都是几角钱的
便宜货，一面印画，一面空白，所以有我用武之地。扇到秋天就污损丢弃，真正
是“有朝一日秋风起，恩爱夫妻不到冬”。有一天我正在自习室里写字，我的导
师有事找我。他见我居然会写毛笔字，先是一惊，很注意地看了看我的字，马上
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字以人贵，字也以人贱，我那时正为毕业分配焦头烂额，
他自然瞧不起我的字。我还在宿舍墙上贴了张隶书，写的是李清照的绝句：“生
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达誓不回贵州的决心。
有几位中文系本科生见了倒是连声说好，那是钦佩我的骨气，并非钦佩我的字。

　　我在西藏文联的宿舍墙上贴过几张行草，都是怀念故乡的，诸如李后主的
“帘外雨潺潺……”，“春花秋月何时了……”，文天祥的“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比我长十多岁的同事见了，言不由衷地夸一句“好字”――
他们还有文人必须写好字的陈腐观念。和我同辈的同事装着没看见，更不必说青
年作者――他们都是西方现代派的崇拜者，恨不得马上废除汉字，全盘西化，只
因不懂外文，暂时只好将就着用汉字写作，怎会瞧得上书法？倒是一位北京记者
见了深表感动，那是同情我的遭遇，并非赞赏我的字。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是文人荟萃的地方，也毫无书法气息。只有一位研究古代
文论的学长喜欢书法，家中藏有全套《中国书法》，还要我为他写张字，我反而
不敢献丑了。我看过鲁迅的书信影印集，用的是十竹斋笺纸，潇洒的书法落在谈
雅的梅兰竹菊或山水花鸟上，那样高雅，那样精美，完全是艺术品。鲁迅说过现
代人没有时间写毛笔字，所以钢笔必然取代毛笔。但他自己写作、写信仍坚持用
毛笔，不是他不会用钢笔――他在日本学医时必定用过――而是为了艺术趣味。
我曾见过老编辑用毛笔写的退稿信，虽然只是普通信笺，也够风雅了，我自己当
编辑时就没有这样的雅兴。可惜在电脑时代，钢笔都已过时，何况毛笔。科技发
达导致传统艺术衰落，这又是一例。

　　到美国后书法自然更加无用，特别是大陆中国人最瞧不起中文与书法――因
为赚不动美元――他们对我家中墙上的字视而不见。有位台湾来的教授却称赞过
我的字，但他并不请我写字，我知道他只是礼貌而已，不过我还是很领情，因为
大陆人连这点口水话都不肯讲。倒是学汉语的美国人喜欢书法。有位在美国驻台
湾大使馆工作过的退休教授特地请我写了一张“天下为公”的横幅，说是要配镜
框挂在书房里――可惜我从未去过他家，还有位汉语研究生请我写了首唐诗，他
们满面笑容道谢的样子令我非常舒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这样真诚地夸奖过我
的字，虽然我知道后者拿回家就会随便往抽屉里一塞，将来搬家时扔掉。我还买
了些空白折扇，一面画山水花卉，一面写唐诗，作为礼品送美国朋友，颇受欢迎。
妻子还拿去作为“多元文化教育课程”上介绍中国文化的道具。

　　有趣的是日本裔美国人却比中国人更爱好书法。他们的超市里大量出售只印
有一个行体汉字，没有图画图案的纪念卡，诸如“和”、“爱”、“谢”、
“寿”、“鹤”、“龟”、“敬”、“友”，等等――这是中国本土也没有的。
他们的服装、头巾、手绢、瓷器也喜欢用行草汉字作图案――这也是中国本土很
少见的。从日本电影《追捕》看，日本商人办公室里都有挂巨幅唐诗书法的，可
见日本人对书法还不象中国人那么实用主义，虽然他们西化的历史比中国悠久得
多，也彻底得多。

　　的确，在今日中国，至少在城市里，书法几乎完全无用了。到处有空调与电
扇，折扇早已过时。家中装璜越洋气越好，谁还会挂对联与字轴？国画都很少有
人挂了――据贾平凹说，陕西最贫穷的县里的农民几乎家家挂字轴对联，有的还
很古，可见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尊敬书法，贵州大山沟也一样。中国商店与
单位的招牌、报刊书籍的题头、商标与广告自有电脑里的各种字模，其中包括任
政的字模。即便请人题字，大多只认官衔不认书法。象和平饭店那样请名家写字
装框挂起来，已是非常难得了。

　　和平饭店墙上徐伯清的字落款“海上还云楼”，非常浪漫，我不禁悠然遐思，
想象楼中情景。后来从上海市卢湾区的网页上查到“徐伯清寓所”的介绍，原来
所谓还云楼是由内阳台改造而成的，除了书斋还兼卧室，充其量不过十平米。一
床一桌一放，恐怕只能侧身而行。如此斗室却有如此雅名，真是浪漫到家了。不
过比起任政先生的兰斋来，毕竟还略胜一筹。

　　高式熊的落款没有斋名。记得199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过一篇文章，
介绍高先生的书斋“红葵艺馆”，说是因其天井种满名贵的红葵而得名，大画家
谢稚柳为之题匾。高先生能在天井里种花，可见独住一栋石库门，至少独占一楼
客堂与厢房，令人羡慕，比起徐先生的还云楼来宽敞多了。红葵艺馆走的是现实
主义路线，不象还云楼那么空灵。只是“艺馆”两字容易使人联想秦楼楚馆，有
伤大雅，不若老老实实地叫“红葵书屋”或“红葵堂”。

　　大凡文人墨客起斋名堂名，都以风雅为准，尤喜以花草树木为名，暗含屈原
“芳草美人”之意。徐文长的“青藤书屋”、冯友兰的“三松堂”、吴宓的“藤
影荷声之馆”、潘光旦的“葫芦连理之斋”和高式熊的“红葵艺馆”是写实，任
政的“兰斋”是虚拟。鲁迅少时称其书斋为“桐花阁”，不知是实是虚。大画家
朱屺瞻的乡下老家有梅花草堂，是现实主义。搬到上海后无梅无草，仍叫梅花草
堂，就是浪漫主义了。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有个可以种花的小园或天井，是非
常奢侈的愿望。从无处不在的天上寻找灵感，倒也是个办法，例如张大千的“大
风堂”、郁达夫的“夕阳楼”、周作人的“苦雨斋”、丰之恺的“日月楼”，宋
文治的“藏云楼”、徐伯清的“还云楼”，冯亦代的“听风楼”，书画店“朵云
轩”，乃至“还月楼”、“问月楼”、“嚼月楼”、“待月楼”、“风雨楼”、
“听雨楼”、“烟雨楼”、“夜雨楼”、“烟云楼”、“长天楼”、“观星楼”、
“锁星楼”、“读星楼”，等等。身居斗室，思接天宇，意境悠远，气象万千，
只是容易与别人的重名。如果依山傍水，则可名“望山居”、“听涛轩”、“烟
波楼”、“帆影阁”，等等。当然可以室内的收藏或物件命名，越新奇越好，例
如陆心源的“皕宋楼”( 因藏有两百册宋刻珍本得名 )、冯文昌的“快雪堂”（
因藏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得名）、乾隆的“三希堂”（因藏有三件稀罕字
帖得名）、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徐悲鸿的“八十七神仙馆”（因藏有“八十
七神仙图轴”得名）、朱彝尊的“茶烟阁”（是否源于《红楼梦》里的“宝鼎茶
闲烟尚绿”？）、王鹏运的“四印斋”、齐白石的“八砚楼”、周作人的“苦茶
庵”、郑逸梅的“纸帐铜瓶室”、唐云的“八壶精舍”、王力的“十抽斋”（因
一书橱有十个抽屉得名，可惜此名虽新巧，却不风雅，反映出这位文革遗老趣味
枯燥）。不过一般文人买不起名贵书画古籍，室内器物名称风雅的种类有限，极
难出新，不如走抽象一路，例如曹雪芹的“悼红轩”、刘鹗的“抱残守缺斋”、
俞樾的“春在堂”、鲁迅的“且介亭”、齐白石的“寄萍堂”和“天涯亭”、梅
兰芳的“缀玉轩”、丰之恺的“缘缘堂”、林语堂的“有不为斋”、台静农的
“歇脚庵”、叶圣陶的“未厌居”、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王了一的“龙虫
并雕斋”等等，无拘无束，变化无穷。其实现在的新公寓都有阳台，可以莳花种
树，宛如空中花园，不愁起不了风雅的斋名。

　　我从出生到出国，一半时间在外地奔波，另一半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里。那亭
子间比任政先生的“兰斋”还要小，却要承担全家烧饭、吃饭、睡觉、排泄、盥
洗、盆浴、起居、会客，以及我画画、练字、看书、写作的功能，毫无风雅可言，
实在无兴趣给它起什么斋名。到美国后的头两年，我住在地下室里，虽只有一间，
却比上海的亭子间大一点，而且不必再承担烧、拉、洗、浴的功能（另有公用的
厨房与卫生间），我于是雅兴大发，给它取名为“贝思斋”，即basement（英文
“地下室”）的谐音，并将其写入我的著述之中。迄今为止，我已发现了许多与
我同名同姓的人，却还没有发现与贝思斋重名的，我感到无

[群思]

噢！想不出你说的A谁。 胡？能否从悄悄话里告知一下。谢谢

[群思]

啊呀！你真幸运，能亲身领教过那么多大家啊！！个见还是较喜欢沈的字。任的行楷很漂亮。现在这些人的字可能赚大把的美元了。因1）国人有钱的要附庸风雅，2）投资。有空帖一幅你的字，让我们学习学习。毕竟有名师指导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