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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卫霖：东西方思维差异研究评介——兼评尼斯贝特《思维的地域性:东西方思维差异及其原因》
窦卫霖 2005年12月2日 15:25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摘　要: 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所有人类群体都以同样方式理解和推理问题,认为人类思维没有什么差异。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E·尼斯贝特在他的《思维的地域性:东西方思维差异及其原因》一书中,通过实践性的研究指出,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特点差异很大。但认知是可以改变的。世界会朝着趋同的方向而不是分歧的方向发展,东西方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融合,使东西方思维方式有趋同的倾向。文章对尼斯贝特的观点进行了评介。

关键词: 东方;西方;思维差异

作者：窦卫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29


一、问题的提出

在大多数实验心理学家看来,人类思维是没有什么差异的,至少在他们的研究中是不强调这种差异的。以著名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来说,人的思维能力随年龄增长而有规律地提高,人的思维分为前运算水平、运算水平和后运算水平,两岁、七岁和十四岁是人的思维发生飞跃的三个关键年龄。这些特征不受民族和种族因素影响。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把这一研究推广到道德认知领域,通过对五十多个国家和民族的研究证明,人的道德认知能力同样遵循这些规律。

人的思维遵循普遍规律从亚里士多德确立了逻辑学以来,基本上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的共识了。在人类思维的性质方面,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 如休姆、洛克和米尔,到现代认知科学家,都相信所有人类群体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和推理问题。这个传统的共同设想在理查德·E ·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 十几年前的《人类推理》一书归结为以下几条原则[1 ] :

(1) 每个人的基本认知方法都是一样的。毛利牧人、Kung 狩猎和采集者以及网络企业家都依靠同样的工具理解、记忆、因果分析、分类和推理;
(2) 如果一种文化的人与另一种文化的人在信仰上有差异,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认知方法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所接触世界的方面不同,或者因为他们所学的东西不一样;
(3) “高级的”推理方法有赖于规范的逻辑规则:例如,不允许自相矛盾——一个命题不能既是对的又是错的;
(4) 推理与被推理的内容是分开的。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思考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件事情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论证。

当一位跟他一道研究社会心理学和逻辑推理问题的中国学生有一天说了这样一段话时,他深感震惊:“你知道,你我之间的差别在于我认为世界是一个圆圈,而你认为它是一条直线。中国人相信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但事物总是不断地回到其先前的状态。他们关注许多现象,寻找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不能了解整体你就不能理解局部。西方人生活的世界较为简单、明确。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突出的物体或人上,而不是更全面的现象上。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控制事件的发生,因为他们了解支配事物行为的规律。”[2 ] (P Xiii)

震惊归震惊,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尼斯贝特越来越注意到,尽管心理学家设想人类的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但其他领域的许多学者认为西方人(主要包括欧洲人、美国人和英联邦国家的人) 和东亚人(主要指中国、韩国和日本人) 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截然不同的思维体系。而且,对于那些差异的性质这些学者都持一致意见。例如,相关学者认为欧洲人的思维是基于物理、动物和人类等事物的行为都可以通过简明的规则来理解的设想。西方人热衷于给事物分类,这有助于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规则适用于所研究的事物,规范的逻辑在解决问题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东亚人在更广泛的背景环境中对待事物。世界在亚洲人头脑中比在西方人头脑中更为复杂。他们在理解事件时总是要考虑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在复杂、不确定的关系中相互作用。规范的逻辑在解决问题时起不了很大作用。事实上,过分关注逻辑的人在东方会被认为不够成熟。

人文学者和社会学学者用寥寥数语就陈述了有关思维性质的重要论断。首先,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形而上学”或对世界性质的基本信仰上是不同的。其次,不同群体的思维方式特点差异很大。第三,思维方式与关于世界性质的信仰是不可分割的:人们使用他们认为有意义的认知工具
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意义。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社会结构和个人意识特点与他们各自的世界观体系和认知方式也是密不可分的。亚洲社会的集体主义或相互依存的特点与亚洲人开阔、联系地看问题的世界观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事件具有高度复杂性,取决于很多因素的影响。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或独立性是与西方人孤立地看待具体事物的特点相一致的。西方人认为他们能够知道支配事物的规律,因此可以控制事物的行为。

如果人们的思维体系——他们的世界观和认知方式——有着重大差异,那么人们的态度和信仰的差异,甚至是价值观和偏好的差异,可能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信息和教育不同,而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工具理解世界的必然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增进国际间的理解所做的努力可能就达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效果了。

二、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实验研究

理查德·E ·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 是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获得美国心理学协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2003年,他的近作《思维的地域性:东西方思维差异及其原因》由自由出版社出版后不久就被列入美国社会科学最畅销的十本书。[3 ]

哈佛大学加得勒(Gardner) 教授评论说:“该书在认知科学领域是对人类思维根本相同的普遍观念的一个建立在研究基础之上的重要挑战。”评论家谢里·奥特勒( Sherry Ortner) 说:“作者以聊天式的写作风格便于读者阅读。众多实验精心制作,其结果常常极具刺激性,如果你能步入该书的逻辑之中,你定会认同实验的证明结果——东西方人思维差异存在明显差异。”[4 ]

作者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两种不同的思维体系。他引证了历史和哲学论据,以及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人种学、调查和实验研究。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被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体系的例证。毫无疑问,这些哲学家也起到了巩固其社会已有的思维习惯的作用。这些方式包括极为不同的社会关系、对于世界的不同看法和思维方式的特点。东西方的每种倾向性都是一个自我增强、自我平衡的体系。社会实践促进了世界观的发展,世界观决定了恰当的思维方式的选择,而思维方式又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提供了依据。了解这些自我平衡的体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思维的基本特性, 对于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理想的思考方式以及如何为不同的人设计合适的教育策略具有重大意义。作者与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一道作了一系列比较研究,后来又与北京大学、京都大学、汉城国立大学和中国的心理学院的同仁进行了合作。这些调查和观测研究也证实了社会实践的不同与思维习惯的差异是相吻合的。该研究为许多长期困扰教育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社会关系和思维问题找到了答案。这些难题和新的观测资料涉及很多不同的领域。例如:

科学和数学　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擅长代数和算术却不精通几何,而几何是希腊人的长项? 为什么现代亚洲人长于数学和科学却在革命性科学上输于西方人?

注意力和理解力　为什么东亚人比西方人更会理解事件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东亚人认为要把一事物从其环境中分离出来要相对困难?

因果推理　为什么西方人那么容易忽视环境对事物乃至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为什么东方人更易于持“事后聪明”的偏见,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早就知道”?

知识的组织　为什么西方的儿童学习名词的速度要比学习动词快得多,而东方的儿童学习动词要比名词快得多? 为什么东亚人以事物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为基础加以归类,而西方人更依赖于分门别类?

推理　为什么西方人在日常事件推理时更有可能应用规范的逻辑? 为什么他们坚持使用逻辑有时会导致他们犯错误? 为什么东方人那么愿意接受明显矛盾的命题,而这有时却会有助于他们了解真理?

从哪里能找到这些差异极大的思维体系的原由呢? 从生物学? 语言学? 经济学? 还是社会制度? 是什么使它们今天继续维持下去? 是社会实践? 教育? 还是惯性? 这些差异在将来会有怎样的发展? 五十或五百年后它们还会存在吗? 作者在书中尽了很大的努力去回答这些问题。

三、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发展趋势

许多领域的社会科学家都对关于将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一种观点由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所倡导,他认为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将会趋于大同,并最终导致价值的趋同;另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差异性将会继续发展下去。福山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历史的尽头”,意思是资本主义和民主获得了胜利,世界上不会再有什么力量能产生让人感兴趣的事件了。另一种观点由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所提出, 他预言差异将会继续。他不仅不接受福山关于社会趋同的观点,而且还宣告世界将会发展到“文明碰撞”的边缘,东亚、伊斯兰和西方等主要的文化群体会由于价值观和世界观上不可调和的差异而发生相互冲突:“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 2 ] ( P219- 220)

当然,如果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一样,这也会意味着各民族的心理特点会变得相同。另一方面,文明之间的冲突则表明不同思维习惯之间的分歧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那么尼斯贝特所证实的认知差异会成为历史吗? 50 年或者100 年后它们会由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趋同而消失吗?普遍主义者会被证实是正确的吗,尽管他们的理由是错误的? (正确是因为每个人将会以同样的方式思考,错误是因为它的原因不是生物的而是文化的。) 或者它们会像几千年以来一样继续存在吗?

西化? 福山的观点在西方得到很多人支持——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总认为每个人实际上都跟美国人一样,如果现在还不是,那么他们将来会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有很多表面现象可以支持这种观点。各国的人们都穿牛仔裤、体恤衫和耐克鞋,喝可乐,听美国音乐,看美国电影和电视。亚洲学者告诉我们说亚洲的高等教育从来都没有这么西化过——强调分析、批评、逻辑和解决问题的规范方法。

事实表明,东方儿童的社会化也越来越接近西方的模式。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哈罗德·史蒂文逊(Harold Stevenson) 和他的同事在北京一所小学观察了学生的母亲们,问她们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期望,这项研究为期长达十多年。在研究初期,母亲们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关系技能 ——他们与其他人融洽相处的能力。十年后,母亲们所期望的和西方的母亲一样:我的孩子是否具备生存所需的技能和独立能力?

许多价值观调查实际上显示东方人所持的一些“西方”价值观要比西方人更强烈。的确,作者也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比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更重视平等、想像力、独立、心胸开阔和多彩的生活等价值,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则比北京大学的学生更重视自律和忠诚,甚至尊重传统和尊敬父母与长辈。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可能部分是因为价值清单和态度标尺并不是了解价值观的最佳办法。当他们描述那些隐含着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并问参加者他们在这些情形下会如何表现或希望他人如何表现时,他们得出的结果与研究亚洲的亚洲和美国学者所设想的不谋而合。但如果人们真的能成为他们想努力成为的那种人,或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人,这些价值观调查就可能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

继续分歧? 亨廷顿认为,对世界文化将会被西方同化的假想是近视和种族优越感所导致的错觉。由于社会之间的差异巨大,将来的国际冲突将更多归因于文化因素,而不是像过去由经济或政治原因引起。伊斯兰、东方(尤其是中国) 和西方位于不同的文化轨迹。由于远东经济的腾飞和伊斯兰人口的增长,西方的相对影响将会减弱。世界未必会是民主或自由市场的安全领地。这个观点是有据可依的。

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可以促进独立、自由和理性等价值观的。然而,有许多迹象表明日本在许多社会方面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而且我们也发现日本人和西方人理解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差异很大。资本主义本身被改造以适用于日本的社会价值观。对公司忠诚和团队精神、顾问式管理以及跨产业间的合作都源自日本的社会价值;许多人认为它们是战后经济发展的“日本奇迹”的主要原因。的确,15 年前大家都认为西方应该学习日本的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以提高其竞争力。当然,日本当前的经济衰退与以前的成功一样都是由同样的社会价值所致。许多西方观察家现在认为这些价值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致使日本的公司不愿裁员,在借钱给那些在前景不明的公司里工作的朋友又太慷慨。

二战后不久日本就建立起了民主制,但它的宪法是美国人制定的,许多人认为日本政府更像是寡头政治而非民主政治——至少直至最近。而且,一个国家在被确定成为民主国家之前要实行多久的民主政治也没有定数,尤其在其经济紧张时期。

正如亨廷顿所观察到的,西方人往往把现代化与西方化混淆。现代化的定义是工业化,它意味着更为复杂的职业结构,财富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文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的发展。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在现代化时并没有变得西化。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台湾和伊朗。任何认为现代化只会使社会更加西化的人都应该看看以下的估算:到2007 年因特网上最常见的语言将会是中文,一些经济学家预计几年后亚太地区的航空运输将占世界国际航空运输总量的一半。

趋同? 但第三种观点也有可能,那就是世界会朝着趋同而不是分歧的方向发展,但这种趋同不仅仅是基于西化,也近于东方化以及以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融合为基础的新的认知方式。

有迹象表明,西方也为东方所吸引。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喝可乐穿牛仔裤时,西方人也很快将东西方饮食结合在了一起。如今韩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信仰基督教,但卡次其尔山脉的许多旅游胜地从以前专为满足犹太顾客需求的旅游区迅速转变成佛教研究中心——较之新教更受美国人的支持。许多主流西医开始接受一些整体治疗药物的主要概念,并推荐古老的亚洲疗法替代现代西方疗法治疗从头痛到恶心等各种病症。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治病应该治全身而不是只针对问题所在的观念。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练习瑜伽和太极。许多美国人觉得个人主义的传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他们转向东方的社区形式以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所有的产业都在实行日本人所开创的雇佣关系。东方人学会在教育过程中强调辩论,而西方人则在尝试无需前提的逻辑体系。尼尔斯·波尔(Niles Bohr)等20 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把量子力学的进步归功于对东方文化的学习。在西方灵长类动物学家认为母婴关系是对于黑猩猩唯一重要的关系时,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则看到黑猩猩社会中存在着复杂而稳定的相互关系。日本的观点起初受到排斥,但现在已经在该领域得到普遍接受。

如果社会习惯、价值观、信仰和科学主题会趋同,那么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也将消失。事实上,已有迹象表明,社会习惯的改变,甚至是社会取向的暂时改变,都会改变人们理解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尼斯贝特所做的那些有亚裔美国人参与的研究表明,虽然他们的社会经历与亚洲人相差很大,而实际上,这些参加者的认知和推理方式总是介于亚洲和欧裔美国人之间,甚至有时与欧裔美国人难以区分。

通过对真正的双重文化人的研究证明,认知是可以改变的。事实表明,这种人不仅仅拥有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的认知方式也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或者他们可以在两种文化所特有的思考方式之间转换。以尼斯贝特对香港人所做的因果理解力的研究为证,如果向他们展示米老鼠和美国国会大厦等具有西方特点的事物,就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西方的方式回答因果问题;如果向他们展示庙宇和龙等具有东方色彩的事物,他们就会倾向用东方的方式回答问题。同样,如果亚裔美国人被首先问及是什么经历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美国身份时,他们回答有关自然因果关系问题的方式就较西化。

四、思维方式可以通过培训而改变

思维方式通过培训能够得到改变吗? 尼斯贝特通过实验证明,答案是肯定的。例如,修过几门统计学课程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很多错误的发生:他们更容易明白棒球赛中“处学后跌落期”可能是由于统计学上向平均数的回归,而不是因为某种神秘的诅咒,他们也更有可能认识到一次面试只能被看作是个人行为表现的一个样本,因此,明智的聘用决定应基于职位申请材料中更多的信息。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考虑各种问题时与我们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从决定是否继续看一场枯燥的电影到对外国政策的推理。另外,他还发现短期培训不但可以改变人们的思考习惯,还可以改变他们的实际行为,这一点在实验室外对他们所做的秘密测试中得到了证实。

尼斯贝特还引用希诺布·凯塔亚马(ShinobuKitayama) 和他的同事的发现:尽管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的时间相对较短,人们的认知方式还是可以得到改变。他们做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他们向美国和日本的参加者展示了一些图样,画的是一个正方形中有一条直线。然后他们又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正方形的尺寸跟刚才看到不一样。研究者让他们在正方形中画一条与刚才所看到的直线一样长或按比例一样长的直线。美国人所画的直线绝对长度更精确,这表明他们更能够忽略环境的影响。日本人在画相对长度的直线时做得更准确, 这表明他们更能够将事物与其环境联系起来。凯塔亚马与其同事又更进了一步,研究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美国人的行为和在美国居住了一段时间的日本人的行为。生活在日本的美国人明显朝着日本方向转变。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实际没有多大差别。这项研究并没有真正证实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一段时间就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极大的改变,也可以有其他的解释,可能去另一种文化生活的人在去之前已经与那种文化的人非常相像了。但研究结果还是强有力地表明, 人们的认知方式是可以通过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一段时间而得到改变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社会约束和社会利益上我们都是“双重文化的”。我们对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意识,以及我们想与其他人来往的程度,都是时刻变化的。这些变动的差异与理解和思维的差异有关吗? 社会心理学家尤利奇·库恩(Ulrich Kühnen) 及其同事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研究表明,对社会取向的简单实验操纵可以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例如,他们让参加者阅读一段话,圈出其中的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我们、我们的) ,使他们的相互依存、集体主义的取向更为明显;或者他们让参加者圈出其中第一人称单数的代词(我、我的) ,以示他们的独立、个人主义的倾向更加明显。他们发现,进入相互依存状态的参加者要比进入独立状态的参加者更依赖于环境,这一点在内嵌数字测试中得到了证实。他们发现要在一个更复杂的环境中找出一个简单的数字要更为困难。库恩和德芙那·奥斯曼(Daphna Oyserman) 利用同样的操纵发现,人们能够记住他们在其中见过某个事物的环境——这是事物与环境的感知“绑定”的结果——而且在人们进入相互依存状态后比进入独立状态后更明显。

因此,西方人有时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得更像东方人,有时则表现得更像西方人。社会实践特点的变化会导致典型的理解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所以尼斯贝特认为这对双胞胎应该朝着对方发展而最终相遇。东方和西方文化将互相融合,这两个地区的社会和认知特点会清晰地显现出来,而不是会被改变——就像一锅炖菜中单个的配料,人们仍然能将它们辨认出来,但在烹调过程中它们已经被改变了,就像它们也改变了整锅菜的味道一样。希望这种文化的融合会将各文化的精华聚集到一起。

尼斯贝特《思维的地域性:东西方思维差异及其原因》一书是近年来思维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它努力超越思维研究局限于思维形式方面的传统,试图涉及思维性质方面,试图跨进文化领域。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是用哲学的、思辨性的方法和经验反思的方法来研究思维差异,而是巧妙地设计实验性的研究,并企图回答是什么造成了东西方思维的差异。这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领域。尽管该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所表现的不足,正是留待我们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作者的研究论据大多以他和学生及同事通过各种测试调查人们理解、记忆和思考方式的实验研究为依据,实验对象几乎都是大学生,尽管他们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普通人群,但也许不能代表整个人群;有些研究涉及亚裔美国人,他们通常是生活在美国的第二代后裔,但没包括如今生活在亚洲的美国亚裔人的研究。

2. 作者的一大半笔墨花在描述东西方思维差异的表现,并附有不少实验证明,相比之下,虽然在书的前几章中概括了西方和亚洲哲学史的文献研究,但对于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的论述显得单薄简单化了。

3. 作者在阐述西方思维形成时跳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实际上,直接影响欧洲和美国当代民主制度的不仅是希腊的民主传统,而且北欧海盗以及其他“野蛮”部落对西方哲学和法律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4. 作者在论证现代人对于世界的基本信仰以及理解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显著的差异时,提出了一些有关生活方式和语言的有趣话题,但还不够充实。


参考文献：

[ 1 ] 　NISBERT R. E. & ROSS L. E , 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M] .Englewood Cliffs , NJ : Prentice2Hall ,1980.
[ 2 ] 　Nisbert , R. E.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 [M] . New York : Free Press ,2003.
[ 3 ] 　By arrangement with Scientific American [ EBPOL ](www. sciam. com) , January 2004.
[ 4 ] 　From the critics , the New York Times[ EBPOL ] , www.b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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