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思
海外游子
正文
看了学兄们的几段故事，又是下矿井，又是数粮票的，也让我想起了几件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往事儿。
我没当过矿工，但下过煤窑。当年北京的知青下兵团，去哪个兵团也有说道儿，要看出身，红五类的可以去内蒙兵团，因为那里是半现役，就是从连级官员往上都是现役军人。当然生活条件，待遇都要比东北兵团强。东北兵团的营以上的官儿才戴红领章。到了兵团，分到哪种连队，又要分个三六九等。出身最红的，革干，革军，工人（少）去战备连，每人都发支枪； 次红的，工人，贫雇农，没解放，但问题不大的革干，到工业连，像团部的机修厂，车队，兽医站，医院，鸡厂，还有各种矿业连队；我们这些出身不红带点黑的，中农，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摘帽右派等等，就只有份去耪大地的农业连；纯黑出身的（地，富，反，坏）到好了，哪个兵团也难去，干脆和有病的一起留京了。那年头很少有几个不受老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忽悠，想在家当家蹲的， 那是当时的“另类”，很没面子嘞！哪像当今的人这么有思想，打破脑袋也往另类里钻。另类有广告效应啊，香的，臭的都能捞钱！臭美的芙容姐姐，烂嘴的宋祖德，不阴不阳的小沈阳，摇头愰脑，装傻充楞的郭德刚，还有那快得杨梅大疮的陈冠希，数不胜数。想当年我的中学老师可是个有头脑的人。两口子都是上海来的，刚工作没几年的大学生，平时对我不错。到我家，说隋唐的身体不好，出身也不红，就甭去兵团了。可我好歹不分，说死说活也要去。看着那么多哥们都要撒出去玩了，心里头能不馋吗？老师，家长也不敢硬拦，怕拦出个反革命的帽子戴。就这么着，我放飞了。在风风雨雨中挣扎着飞了两年，再回到北京去看老师，才明白当年老师的一片苦心。要说这人呀，要是没个头脑（愚民政策的产物），甭说有可能狗咬吕洞宾--好坏不分，还兴许来个恩将仇报呢！
一扯就扯远了，还是回到煤窑吧！ 我在的农业连就扎在小兴安岭余脉的山根底下，离我连不远的山里有个挖煤的工业四连。我有个中学同胡同住，又同班的同学，就分到那个连上。一天，这位同学的哥哥从外地赶来看他老弟，找到了我们连，一来我们连是进山的必经之路，二来他也知到我在此地，就找了上来。虽说山不高，也不太大，但叉路不少，那时也没什么路牌，全凭着一个“熟”。我当通讯员，整天东跑西颠，附近的几个连队，我都到访过。二话没说，我请了假，带他进了山。到了工业四连，老哥俩正如久旱逢甘雨的涝得火热，忽然传来一阵”嗞儿，嗞儿“刺耳的警报声。只见我那位同学说了声”不好！ 井下出事儿了” 就一键步窜出了屋，我和他哥也紧跟在后。只见外面灰土爆尘，满山窝子里的男，女，老，少都朝一个方向猛跑。跑到一个大山洞前，所有的人都停住了，黑压压的，把洞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使劲瞪大眼睛往洞里望，还不停的四下打问着，“咋地啦？”，“出啥事儿啦？”乱哄哄的人声响成了一片。不一会从洞口抬出一副担架，上边的人盖在一张黄毛毯下，抬担架的四个人一路小跑，登上了他们连的那辆苏联嘎斯老卡车，直冲山下，奔50里外的的团部医院急驰而去。后来得知，是个小塌方，一块大石头砸到了一位女生 腰部。那位女生是同们同校的，但不同班，在学校里见过，有个印像，个儿不高，白净的小尖脸，満秀气的。很快就听说，这位女生的腰残了，送回了北京。其实，我并没看见过受伤的她，但每每想到她那么娇小的身材被大石头，在女人最重要的部位，腰上，砸了一家伙，至今这心都还是一揪一揪的，好像老是看到她痛苦的脸。
第二天，我要回连前，那位同学提议带他哥和我下井看一看。我们俩跟着他，带上安全帽，背上矿灯，穿上水靴到了洞口前，先是坐着空煤车一路斜下，然后又乘了一架铁笼子式的电梯直着往下走。 到了黑咕隆咚的井底， 想着昨天发生的事故，我们心有余悸，没走两步就回转了。
几年后，为了给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的展览提供当今红军路状况的照片，我有机会去了趟当年红军举行巴西会议后，由川入甘住扎的第一县，迭部。我们已经餐风宿露，饥一顿饱一顿的步行了一个多月，正好路过当时迭部县里的第一大国企，xxx矿（出产做原子弹的铀）。我父亲的一个学生正在此矿当医生，我们就跑到他哪去混顿好饭。到哪才知道，原来这个矿里的职工并不是本地的藏民，大都是来自上海中专技校的毕业生。他们的收入比普通的同级工人多一些，但每天都要穿很沉重的铅衣下井。因为幅射的原因，这周围的出生率很低，得癌的人比例颇大，可想而知下井的受害程度就更大了。今天在网上古歌了一下，说是那个矿在2002年“政策性关闭了”，还有人坚持了19年，上告污染问题而受到迫害。当年那些生龙活虎，二十多岁， 和我差不多大的上海小伙子们也不知都咋样了？
说起粮食控制时期的粮票，我就想起当年我在甘南农机厂的工友，老樊， 一位文革前老高种生。在我以前的小文中也讲到过他。那时，老樊和我一个宿舍住着，我是车工，他是锻工，就是打铁的。他整天在烟熏火燎中，汗流夹背地抡大锤，可一日三餐吃的只有烤得黑乎乎的青稞锅盔，连一口咸菜都没有。他父亲是拉粪车的，家中住的像非洲土人的窝棚，点一盏小煤油灯。 别看老樊家中一贫如洗，但宿舍里他的书可是一大堆。从毛选， 马克思的资本论到黑格尔的逻辑学， 苏格拉底的对话录，还有康德的什麽著作，应有尽有，都是有关哲学方面的。在毛选里，我没看到有什麽圈圈点点，但在马克思，黑格尔等人的书中布满红红蓝蓝的批注。在那麽恶劣的生活，学习条件下，他能如此的刻苦功读，俺当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看到他没细粮吃，我家副食多，主食吃不了，我就从家里“偷粮票”给他，每月二，三十斤。家里粮食虽说吃不了，但每月的粮票也是有数的，我妈问过我一次，家里的粮票怎么少了， 我告诉了她，从那再也没人问过。一下四年，直到我上大学。 果然不负苦读， 文革后，这位仁兄进了州立博物馆，专做文史研究。八十年代中，还上北京我家来了一趟，让我转一篇他的研究文章给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鼎先生。 每当说起粮票，我就想起这档子事，我就为自己的当年所为而欣慰！
我没当过矿工，但下过煤窑。当年北京的知青下兵团，去哪个兵团也有说道儿，要看出身，红五类的可以去内蒙兵团，因为那里是半现役，就是从连级官员往上都是现役军人。当然生活条件，待遇都要比东北兵团强。东北兵团的营以上的官儿才戴红领章。到了兵团，分到哪种连队，又要分个三六九等。出身最红的，革干，革军，工人（少）去战备连，每人都发支枪； 次红的，工人，贫雇农，没解放，但问题不大的革干，到工业连，像团部的机修厂，车队，兽医站，医院，鸡厂，还有各种矿业连队；我们这些出身不红带点黑的，中农，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摘帽右派等等，就只有份去耪大地的农业连；纯黑出身的（地，富，反，坏）到好了，哪个兵团也难去，干脆和有病的一起留京了。那年头很少有几个不受老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忽悠，想在家当家蹲的， 那是当时的“另类”，很没面子嘞！哪像当今的人这么有思想，打破脑袋也往另类里钻。另类有广告效应啊，香的，臭的都能捞钱！臭美的芙容姐姐，烂嘴的宋祖德，不阴不阳的小沈阳，摇头愰脑，装傻充楞的郭德刚，还有那快得杨梅大疮的陈冠希，数不胜数。想当年我的中学老师可是个有头脑的人。两口子都是上海来的，刚工作没几年的大学生，平时对我不错。到我家，说隋唐的身体不好，出身也不红，就甭去兵团了。可我好歹不分，说死说活也要去。看着那么多哥们都要撒出去玩了，心里头能不馋吗？老师，家长也不敢硬拦，怕拦出个反革命的帽子戴。就这么着，我放飞了。在风风雨雨中挣扎着飞了两年，再回到北京去看老师，才明白当年老师的一片苦心。要说这人呀，要是没个头脑（愚民政策的产物），甭说有可能狗咬吕洞宾--好坏不分，还兴许来个恩将仇报呢！
一扯就扯远了，还是回到煤窑吧！ 我在的农业连就扎在小兴安岭余脉的山根底下，离我连不远的山里有个挖煤的工业四连。我有个中学同胡同住，又同班的同学，就分到那个连上。一天，这位同学的哥哥从外地赶来看他老弟，找到了我们连，一来我们连是进山的必经之路，二来他也知到我在此地，就找了上来。虽说山不高，也不太大，但叉路不少，那时也没什么路牌，全凭着一个“熟”。我当通讯员，整天东跑西颠，附近的几个连队，我都到访过。二话没说，我请了假，带他进了山。到了工业四连，老哥俩正如久旱逢甘雨的涝得火热，忽然传来一阵”嗞儿，嗞儿“刺耳的警报声。只见我那位同学说了声”不好！ 井下出事儿了” 就一键步窜出了屋，我和他哥也紧跟在后。只见外面灰土爆尘，满山窝子里的男，女，老，少都朝一个方向猛跑。跑到一个大山洞前，所有的人都停住了，黑压压的，把洞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使劲瞪大眼睛往洞里望，还不停的四下打问着，“咋地啦？”，“出啥事儿啦？”乱哄哄的人声响成了一片。不一会从洞口抬出一副担架，上边的人盖在一张黄毛毯下，抬担架的四个人一路小跑，登上了他们连的那辆苏联嘎斯老卡车，直冲山下，奔50里外的的团部医院急驰而去。后来得知，是个小塌方，一块大石头砸到了一位女生 腰部。那位女生是同们同校的，但不同班，在学校里见过，有个印像，个儿不高，白净的小尖脸，満秀气的。很快就听说，这位女生的腰残了，送回了北京。其实，我并没看见过受伤的她，但每每想到她那么娇小的身材被大石头，在女人最重要的部位，腰上，砸了一家伙，至今这心都还是一揪一揪的，好像老是看到她痛苦的脸。
第二天，我要回连前，那位同学提议带他哥和我下井看一看。我们俩跟着他，带上安全帽，背上矿灯，穿上水靴到了洞口前，先是坐着空煤车一路斜下，然后又乘了一架铁笼子式的电梯直着往下走。 到了黑咕隆咚的井底， 想着昨天发生的事故，我们心有余悸，没走两步就回转了。
几年后，为了给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的展览提供当今红军路状况的照片，我有机会去了趟当年红军举行巴西会议后，由川入甘住扎的第一县，迭部。我们已经餐风宿露，饥一顿饱一顿的步行了一个多月，正好路过当时迭部县里的第一大国企，xxx矿（出产做原子弹的铀）。我父亲的一个学生正在此矿当医生，我们就跑到他哪去混顿好饭。到哪才知道，原来这个矿里的职工并不是本地的藏民，大都是来自上海中专技校的毕业生。他们的收入比普通的同级工人多一些，但每天都要穿很沉重的铅衣下井。因为幅射的原因，这周围的出生率很低，得癌的人比例颇大，可想而知下井的受害程度就更大了。今天在网上古歌了一下，说是那个矿在2002年“政策性关闭了”，还有人坚持了19年，上告污染问题而受到迫害。当年那些生龙活虎，二十多岁， 和我差不多大的上海小伙子们也不知都咋样了？
说起粮食控制时期的粮票，我就想起当年我在甘南农机厂的工友，老樊， 一位文革前老高种生。在我以前的小文中也讲到过他。那时，老樊和我一个宿舍住着，我是车工，他是锻工，就是打铁的。他整天在烟熏火燎中，汗流夹背地抡大锤，可一日三餐吃的只有烤得黑乎乎的青稞锅盔，连一口咸菜都没有。他父亲是拉粪车的，家中住的像非洲土人的窝棚，点一盏小煤油灯。 别看老樊家中一贫如洗，但宿舍里他的书可是一大堆。从毛选， 马克思的资本论到黑格尔的逻辑学， 苏格拉底的对话录，还有康德的什麽著作，应有尽有，都是有关哲学方面的。在毛选里，我没看到有什麽圈圈点点，但在马克思，黑格尔等人的书中布满红红蓝蓝的批注。在那麽恶劣的生活，学习条件下，他能如此的刻苦功读，俺当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看到他没细粮吃，我家副食多，主食吃不了，我就从家里“偷粮票”给他，每月二，三十斤。家里粮食虽说吃不了，但每月的粮票也是有数的，我妈问过我一次，家里的粮票怎么少了， 我告诉了她，从那再也没人问过。一下四年，直到我上大学。 果然不负苦读， 文革后，这位仁兄进了州立博物馆，专做文史研究。八十年代中，还上北京我家来了一趟，让我转一篇他的研究文章给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鼎先生。 每当说起粮票，我就想起这档子事，我就为自己的当年所为而欣慰！
我将《高考1977》的连接放在这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也是一种为了不忘却的纪念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wMTUzNzY=.html
（下面那篇错别字太多，烦请楼主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