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思
海外游子
乐善人家
昨天终于拨通了郑姨家的电话，我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郑姨的爱人--熊叔五天前去世了，享年74岁。怪不得这几天，我几次打电话想给他们个节日问候，一直都没人接， 我的心就悬了起来。 熊叔因心脏病，四年来进进出出医院好几次。（听说，在高原长期工作过的内地人，到老了，很多都心脏有问题）他人消瘦了许多，本来的三项爱好，抽烟， 打麻将， 吃肥肉， 也全因这病给断了。 从电话中，我听出郑姨的口气比较平和，也就放心了。面对生老病死，我和郑姨的观点一样，即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人生在世，我们认为要活的好，活得自在，要有质量， 似是唯物主义； 人不在了，我们又相信，好人自在天堂， 这又像是唯心主义。我看应该算是实用主义吧?
我和郑姨一家相识在文革时期，那时我父母从北京下放到边远的麻疯疗养院，地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郑姨也因为出身问题被从甘南的首府—合作下放到了疗养院。因为我从北京来，要到合作去上高中，可疗养院离合作有240里，所以我需要在合作找个住处，热心的郑姨就主动揽了这个“麻烦“。
郑姨是个护士，老家在河南，解放初，响应国家的支边号召，来到了甘南。她说话，干事儿都是个干脆，麻利快， 而且是个热心肠。家住在州委宿舍， 街坊四邻的谁家有病人，打个针，吊个瓶子都少不了跑来找她帮忙，她是有求必应。合作是个巴掌大的地方，久而久之，远近都知道有个热心助人的郑凤娥。
熊叔是个湖南出来的苦娃子，早年随解放军进藏，就留在了州委作机要工作。 他为人忠厚老实，沉默寡言, 人称熊老蔫。 我先在他家住了两年，然后是常来常往，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三，四年， 算了算， 总共听他说话没过百句！但他做的事儿，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外人都让你感到他的心是热乎乎的。
那年月的民风可不像现在，老百姓崇尚的是好人品，欣赏的是讲信用，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凭这两口子的为人，那口碑在甘南是响当当的，走到哪，事儿都好办些。我住在他们家，自然也就沾了光。
郑姨一家五口，仅有一个两间的小单元，住房一大一小，加上一间厨房。那时郑姨常年住在疗养院，熊叔就带着三个孩子住大屋，说是大屋，其实也就只有14-15 平米， 仅放一张加宽双人床，一张两柜的写字台。两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就满了。 两个大孩子是男的，小伟，小波；一个小的是闺女，叫丽丽。 小伟那时只有九岁，小波，丽丽依次差两岁。为了我来，他们腾出了小屋，四口人挤进了一间房，挤上了一张床。天热的时候， 屋里人多不好受；天冷的时候那就更麻烦了，要生两个火。我虽在兵团待过，但在东北是由老职工烧大炕，我根本没侍奉过炉子。 一开始
郑姨不在家，大家就都去州委的大灶（就是食堂）吃饭。州委分两个楼，两个灶，一个是州党委的，一个是州政府的。这两个灶都是机关干部灶，对吃灶的人都有国家补助，熊叔一家勉强达标（因为小孩不是国家干部）；我去吃就完全彻底地名不正， 言不顺了。刚开始时还没人说什麽， 时间一长，就有人提意见，大灶管理员不愿意再卖给我饭票。我只好让熊叔出马，替我买饭票，一个月在党委灶吃，一个月到政府灶混，其实，人家也心知肚明。 有人就当着我的面问过管理员：“这是哪个单位的？“，别忘了，在这灶上吃饭的人，可都是些州里的头头脑脑，大灶管理员实在搪不过去，就说“他是老熊带来的“， 这招还真灵，碍着郑姨，熊叔的面子，大家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有了这面“金牌“，我在州委灶上一吃，就是二年！
那时物质十分贫乏，但州委灶吃的好哇！粗粮少，细粮多，时不时的还有肉， 什麽吊炉火烧，加沙肉，苏白肉，条子肉，腐乳肉，清汤牛肉，我都是在那儿第一次尝到。 现在想起来还是马上舌齿生津呢。两个灶上的头厨都去我国驻外使馆服务过，您说那手艺能差吗？ 每到年关，节日，州里都要举行招待会，别看那是边远藏区，各种瓜果梨桃，花生，核桃，枣儿的都能摆上桌。会一散，管事儿的就叫州委这帮孩子们进去“扫荡“。小伟，小波总是把抢到的好东西先拿给我吃， 知道我是个大馋鬼（现在有了学名：美食家）。而我给他们的回报就是带他们去洗澡（那时的洗澡可跟现在的不是一码事儿啊！），请吃巧克力。
全州那时只有一个洗澡堂子，是为了利用乳品厂的废热水。您猜猜那里面有几只澡盆？一共只有四个！没有大池。肥皂，毛巾全要自备， 设施不怎麽样，价钱可挺贵，伍毛一人，北京的清华池那时才两毛六。我到他家以前，他们从来没进过澡堂洗澡，现在往澡盆里那麽一躺，热水这麽一泡，再搓搓身上的老泥，舒服得咧着嘴，哇哇乱叫！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给他们吃从北京带来的巧克力球，他俩全给吐了，说我骗他们吃中药。说实在的，那年头，糖少，奶油少，巧克力做的是够苦的。
郑姨一休假回家，熊叔就解放了，最起码不用每个星期洗两大盆衣服啦。熊叔特爱干净，进屋前，每个人都要用掸子浑身上下掸上一遍，方可进屋。屋里家具是每天擦一遍，地是随脏随扫。郑姨一回来，我的工作量也减轻了，所有的大件衣服都被郑姨抓去洗了。尤其是那一年两次的拆洗被，全家六，七床被，又拆，又洗，又缝，全是郑姨包了，每次看得我头都大了，特别是在冬天，那扎手，凉得钻心的井水，把郑姨的双手冻得通红通红的。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郑姨在家，家里的气氛就显然不一样了，郑姨爱说话，街坊四邻， 亲朋好友的都会过来过个话儿，摆一会儿龙门阵什麽的。家里的饭也不去灶上打了，省些钱。郑姨的拿手好戏可多了，臊子面，揪面片，烙姜黄（甘肃那边的一种调料，黄色粉末，味比咖喱淡的多）发面饼，还有烧玛曲的黄河无磷鱼。每当那黄腾腾，香喷喷，热乎乎的臊子面端上桌，再放上一点红通通的油泼辣子，我们满满地“呷”（在当地就是“吃”的意思）上它一碗，然后出一身大汗，那舒服劲儿就甭提啦。汤足饭饱，熊叔就会点起只烟，乐呵呵的吞云吐雾起来，小伟，小波，也会唱着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饭后一口茶，我是神仙大（爸的意思）“，逗熊叔。
一九七七年，十月的秋风吹来了激动人心的喜讯：大学高考恢复了。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来临了。当时，我父母已经调回北京，郑姨也回到了合作州医院。我人仍属甘南农机厂，但借调到州博物馆搞摄影已有一年。馆长姓张，他虽没上过大学，但对知识分子很器重，也是郑姨和熊叔的老朋友。 他积极支持我们年轻人考大学， 让我们停工，脱产，专心复习。为了生活方便，我又搬回了郑姨家。 有了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又有了郑姨后勤的顶力相助，我开足了马力复习起来。听说在200 里外的干校，有一位下放来的兰大数学教授，水平很高，我和两个一起复习的同事就带着问题跑到哪去求师 。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离考试的日子只剩三天了。我们要杀回合作准备应考。 此时天公却为难起我们，下起了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公交长途车停开了， 我们只好到公路上去搭顺车。雪天，车少，我们拦了一辆又一辆，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一辆车停下来。那年头，车少，司机可牛了，还普遍有个坏毛病，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孩，就会主动停车； 见到老爷们儿，就狠踩油门，轰的一下飞驰而过。惨啦！ 我们这次是三个大老爷们儿，拦个车真比登天还难！头一天，就这样浪费过去了。
第二天，雪停了， 天刚一擦亮，我们就爬起来，冲上了到公路，结果又是重复着跟昨天一样的经历，忙活了一早上，还是徒劳无功。正当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突然，不远处，来了一辆拉木头的卡车，拐弯时，车上的几根大木头被甩了下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们如见到了救命的菩萨，赶紧跑了过去，上赶着帮着往车上抬木头。 为了能感动司机，搭上这辆车，我们三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一，二，三，上“，“一， 二，三， 上“；高原的腊月，天寒地冻，我们脱去了棉衣，还是出了一身透汗。功夫不负有心人，花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把所有掉下来的大木头装上了车，打动了司机，答应拉我们回合作。驾驶室里已是坐满了人，我们只好坐到大木头堆上。车一开，风巨大，穿透了棉衣，穿透了我们被汗浸湿的内衣，冻得我们上牙打下。 就这样我哆哆嗦嗦地回到了合作，到家就发烧了。
这下可把郑姨，熊叔给急坏了，二十四拜都拜了，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要是这临门一脚折了，那可怎麽了得！赶紧打针，吊瓶子一起上。幸亏，郑姨的及时治疗，我才得以按时参加了高考。不然的话，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
考试仅两天，眨眼间，过去了。接下来，是度日如年的等待。 熊叔的任务又来了，因为他跟教育局南局长很熟，郑姨就派他去做包打听。那时甘南的通讯极其落后，连局长家里都没有电话。熊叔就只好隔三差五地去南局长家，看看局长什麽时候能把考试成绩从省会带回来。按当时的政策，一切有关高考成绩，录取的信息都要保密，不能事先透露，可在中国，哪有政策，哪就一定会有对策，熟人好办事儿。终于有一天，熊叔面带喜色地走进家门， 他回手关上门，还是没说话，塞给我一张纸条儿，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报的第一志愿大学的名字。我一下子明白了，高兴地跳起来，高喊“考上啦!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犹如弹指一挥间。我回国时，曾两次去甘肃看望他们，小伟，小波，丽丽都已成家立业，有了娃，郑姨，熊叔也一步一步地走向老年。看着他们逐渐衰老的身影，想起当年我第一次走进他们家门时的情景，我总会扪心自问，要是现在冷不丁的在我们家挤进一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地二十岁的大小伙子，我能愿意吗？我能受得了吗？我的感觉会是什麽？在当今中国那种“拜金“的世风下，好像什麽都能用金钱买到，不知郑姨家对我这份情，是个什麽价？
望熊叔一路走好，天堂就座!
祝郑姨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