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一）

          

胡同往事（一）

 

 

 

 

 

平静时光（文革前）

 

 

 

 

 

1953 年8月，我呱呱落地在北京东城的一条不大不小的胡同里--西堂子胡同。 妈妈告诉我，我出生那天是个雨中伏天。这可能就是我日后总是不怕热，而且喜欢下雨的原因吧？

在北京,提起金鱼胡同，可能无人不晓，但问到西堂子胡同，就不大有人知道了。金鱼胡同里整日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西堂子胡同虽然紧挨着金鱼胡同，却是人稀车少门可罗雀。原因是金鱼胡同是从北面进入王府井的必经之路；和平宾馆，天一顺酱菜园，北京顶级理发馆-四联，东风市场(早年叫东安市场)正门，等等当时有名的店铺， 宾馆都汇聚此地。即便不是去王府井和东风市场的人也乐意走金鱼胡同。谁不想看看热闹沾沾财气呢？别说,也有个别人喜欢清静，走西堂子胡同， 像梅兰芳的公子-梅葆玖先生。早年他骑的是一辆英国凤头加快轴自行车，后来科技发展了，他就跨上了一部自行摩托车，在五，六十年代那是很有风头的。

            西堂子胡同里净是些“深宅大院”。其中不乏历史人物和新旧社会名流的住所。靠胡同北面从东口儿往西口儿数，中央歌舞剧院宿舍（歌唱家李光西，楼前贵，作曲家赛克，吕远都在此住过）前清那王爷府，团中央宿舍，协和医院宿舍（骨科权威王桂生一直住在此地），中央歌舞剧院，北京市公安局宿舍，冯国璋（当过民国大总统）四公子-冯季远的宅院，青年出版社大院（曾是清朝名将左宗堂的府第），外贸部大院，东城区武装部，捷克商务处（后是外交部宿舍，驻法大使周秋野，驻朝大使曹克强，驻巴基斯坦大使王泽都在此院住过），公安副部长杨其青的官邸。靠胡同南面只有四个门，第一个是和平宾馆后门，第二个是塘沽永利制碱公司 （以中国第一化学家侯德榜制碱法而闻名的中国第一个重化公司），第三家是王家大院（听说王家祖上是那王爷的管家），最后一个是外贸部-海关大院。我家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宿舍和冯季远家中间，是个小杂院（杂院与大院的不同就在于，杂院是归房东或房管局管理，住户可来自不同的机关单位。而大院是属机关单位管，所以所有住户都来自同一单位或部门）。据说当年曾住过日本宪兵司令。

胡同里的建筑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院内布局，装饰也各有千秋。中央歌舞剧院宿舍是俄式的两层洋楼，红瓦顶白墙大窗户。每扇窗户周围都装饰了一圈抹金的波浪花纹。那王府是拱形的朱漆大门， 一天到晚大门紧闭，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看到里面是什么样。 进门后，一条走廊把大门和客厅连了起来。客厅大门两边各有一个景泰蓝的孔雀，黄铜的身子，兰绿色的羽毛，有一米多高，开着屏很漂亮。这是一座两进的院子，但不是标准的四合院，所有的房子都集中在院子中部连成一片。团中央宿舍，协和医院宿舍，北京公安局宿舍都是标准的小四合院。进门就是影壁，左拐就进院子。左宗堂的府第是个标准大三进四合院，进门是迎面大影壁，影壁上写着福如东海四个大字。左右两边是前东西跨院。转过影壁又是一道高门，上台阶翻过这道门才来到正院。迎面是一座假山，两边各有一个花池，里面种着月季，芍药，美人蕉。花池周围种着海棠树，枣树。每年果子成熟时节，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兵家”必争之地。假山后面是一排正房，黑瓦朱漆大玻璃窗，前廊向两边展开直通正院大门。想一想每当春雨如丝或是秋雨绵绵之季，摆上付竹桌竹椅，坐在前廊里品茶观雨，万籁俱寂，只听雨滴拍打树叶之声，那是多麽惬意呀！公安副部长杨其青的家是绿漆大铁门。大门一般不开，所以进进出出都是走大门上的一个小门。推开这扇小门进院，矗立在你面前的是一座两层的法式小楼。黑铁皮的尖屋顶，红色的砖房白窗户。一年四季常青的爬山虎爬满了整个楼房和四周的院墙，使整个院落透着一种暗暗的幽静。和平宾馆，外贸部-海关大院都是当时现代化的大楼，方方正正，秃了巴几的没啥好说的。我家的院子有点特别，你说它不是四合院吧，它有迎门影壁和两进院子；你说它是四合院吧，影壁后面却没有正房而是一条穿堂门道，把前后院子连了起来。更特别的是在大门顶上和院子周围的房顶上都装有水泥做的花和盆景。虽然没有彩色，但也使整个院子显的非常典雅，富有中西和壁的韵味儿。可惜它们在文革的破四旧中全部被砸毁（都是我们这帮无知的孩子们干的）。整个院子除了花池， 葡萄架外都是水泥铺地。后院一进门， 一边一棵参天大榆树。一到夏天，俩个树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天篷，使整个后院都阴凉舒适。院大门上方有五颗铁星星，四颗黄的代表院里有四户革命军属（解放军）；一颗红星代表有一户革命烈属。这在改革开放前一直代表着光荣！

住在这条胡同里的人真挺幸运，它即是闹中取静又生活十分方便。如果你想热闹，跨出西口就是王府井，中国的银座（日本东京），第五大道（美国纽约）；想看电影你出东口就有红星，大华电影院；想看戏你穿过外贸部-海关大院，就到了东风市场的吉祥戏院；想吃西餐你可上东风市场的起士林；想吃涮羊肉你可到东风市场的东来顺；不喜欢吃荤的，你可以到西口正对面的全素斋买到全国闻名的素什锦，香椿鱼，炸硌珞合；要吃夜宵就到西口儿馄饨侯来碗鲜肉馄饨；山东名馆-森隆就在起士林的楼下，叫一个干烧黄鱼外加一个古老肉才不到四块钱。记得小时候一旦手里有了块八毛钱，我不是到西口儿的浦五房（上海迁京熟食店）买点儿蒜肠熏猪爪什么的，就是到东来顺楼下的小吃店要一两奶油炸糕（四个，两毛四分）一碗冰糖莲子粥（一毛五）解解馋。

记得刚能记事的时候，整个胡同都是土路，那是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好像是在大跃进时代的头一年，整个胡同唰一下全铺上了柏油。到现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第一次看到大轱辘压路机时的震撼，轰隆轰隆一阵巨响过后，路面立马平整闪亮的像面镜子。自那以后每到冬天雪后经汽车一压，整个胡同就变成了孩子们的滑雪场。每个小孩脚底下一片竹片，弓下腰，双臂微微伸开保持平衡，用另一只脚猛的向后一登，嗖的一下能蹿出四，五米远。有一次，我的朋友晓东滑向一辆迎面开来的大卡车，雪地带冰特别滑，大卡车刹了闸还是往前冲，晓东也没法停下来，就顺势仰面朝天躺下，钻到了车底下，从车的两排轮子中间滑过。好险呀! 幸亏胡同里车少，不然准会有八，九点钟的太阳作了车下鬼。

冬去春来，胡同里的冰雪变成了满地的柳絮，随风飘滚。孩子们追着柳絮用手抓用脚踢。没多久槐花就开了，花枝从院里伸到墙外。孩子们又举起了竹竿，竹竿的头上绑了个铁丝钩，把铁丝钩往槐花枝上一搭，一卷一揣，就把槐花摘下来了。有的说是为了吃，味道有点香甜。可我从来没尝过，因为父母是医生不让乱吃东西。有的说是为了卖，可用来染军装绿。可我从来没卖过，因为一直没找到在哪儿卖。

夏天胡同里玩儿的东西就更多了。放学后满胡同都是光着膀子小男孩，手里攥着背心或T恤衫，奔来跑去，捉蜻蜓，粘知了，扑蝴蝶，逮蚂蚱。夏天雨多，大雨过后胡同两边经常积满了水，孩子们就淌水玩，从胡同的这头淌到那头，直到雨水慢慢退去。有时候，我们也放纸船，无风船不走，我们就弯下腰，用手拍水，推船前进；或者干脆蹲下来，用嘴吹，结果弄得浑身是水。我特别喜欢雨后的胡同，两边的墙和地显得特别清新整洁，远远看去像是换了新装。我的第一副墨镜也是在夏天得的，说来蹊跷。那天我和同院的小平正在大门口站着乘凉，看见一个大鼻子从东口走来，带了个墨镜，手里抱着一个纸盒子。五十年代正值中苏友好鼎盛时期，小孩们都会唱“苏联老大哥开着小汽车。。。。“。 我们俩一看有个外国人，就拍手高唱起来“苏联老大哥开着小汽车。。。。“，嘿！那个老外一听就笑咪咪地走上前来，打开纸盒给我们一人一个红塑料的小套子。急忙打开小套子， 发现里面是一副乳白色框的墨镜。我们马上戴上它高兴地跳了起来。再看那个老外正回头向我们招手再见呢！回头我们想他一定是捷克商务处的人。那个年代，在中国很少能见到塑料制品，更甭说塑料墨镜了。你说这个墨镜对我们有多宝贵！

秋高气爽是北京最舒服的时节。孩子们在胡同里推铁环，抽嘎嘎，放纸飞镖。借着秋风，几十只彩色飞镖像几十只美丽蝴蝶在胡同的天空中飞来飞去。有时候放学后，孩子们也会抱着三合土的蟋蟀罐，走门串户地去斗蟋蟀。 如果蟋蟀不开牙，我们就把它放在一只手的手心里，然后用另一只手拍打放蟋蟀手的前臂，把蟋蟀抛起来。这样上下颠它几次，不知是什麽荷尔蒙作怪，蟋蟀就会变得好斗起来。一场秋雨过后，金色落叶就会铺满了胡同，秋风一起漫天飞舞，预示着冬天就要来临。也正是在这金色的季节，我碰到了第一个“来电”的女孩儿。

            在我碰到这个女孩儿以前,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对我表示过喜欢，还说要带我去苏联呢（当然那是孩子话）。她叫里拉，比我大两岁，是个俄朝混血苏联人。她爸爸是苏联籍朝鲜人，妈妈是俄罗斯人。当时中苏友好，她爸爸是个小提琴家被苏联派到中国中央歌舞团作首席小提琴。其实一开始我是先跟她弟弟认识的，他叫里加。家就住在中央歌舞团后院，和我家只有一门之隔。里加有一把电动玩具冲锋枪，要用六节一号电池，一扣扳机，枪筒两边的红灯泡就哗哗闪，伴随着哒哒哒的枪声像真的在喷火。我有一把电动手枪，装两节一号电池，一打也能从枪筒前面“喷火”，发出嘎嘎嘎的声响。当时，有电动枪的孩子很少，我俩就经常组成个现代化部队和别的土八路对打。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他时常带我到他家去玩儿，就认识了他姐姐，瓜子脸笑眯眼，身材不高有点胖。孩子们一起玩儿的时候总免不了争执，每当这时，里拉总是站在我一边护着我。她有一辆小的两轮车，绿车身，黑车座，银白色的轮子，非常漂亮。她只让我骑，别的孩子连碰都甭想碰一下。里拉的爸爸对孩子的管教非常严，犯了错，经常会皮带伺候。里拉的妈妈倒是和蔼可亲，对我非常好，经常留我在她家吃饭，还给我好些好吃的，什么沙拉啦，面包夹果酱啦，煮鸡蛋，巧克力和起士什么的。这当时在中国都是稀罕物，只有去老莫（北京莫斯科西餐厅）和新桥饭店才能见得着，而且价格十分不菲！后来中苏交恶，他们全家都返回了苏联，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但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的那么温馨甜蜜！

记得那是文革前两年，我在小学四年级。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依照习惯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妹妹走出了家门去王府井遛弯儿。这是我可以得到一根奶油冰棍或是一串带馅儿的冰糖葫芦的最好机会。那时的糖葫芦种类比现在多，除了红果，海棠，苹果， 梨，荸荠，橘子等等外，还有水果夹馅儿的。 馅是红豆沙或绿豆沙做的，里面还放有糖桂花，好吃极了。要是运气好，兴许还能买到一对鸳鸯奶油冰棍（那种两根冰棍沾在一起，上半根粉红色草莓味儿，下半根鹅黄色香草味儿的冰棍）。太阳刚落，红色的晚霞映满了西天，我们一家人迎着晚霞向西口儿走去。突然，四个人影儿， 俩大俩小，从远处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等走近一看，也是一个四口之家，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女孩儿。一个高一点，看起来比我大，可能是姐姐？另一个稍矮些，就是她吸住了我的眼球！鸭蛋脸，宽宽稍高的前额，一对又大又黑的杏眼闪闪发亮，悬胆鼻下一张樱桃小嘴。甩着两条又长又黑的大辫子， 左臂上佩有一个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章（官比我大一级，我是小队长，一道杠）。漂亮！ 神气！两家礼貌地微笑着点点头擦肩而过后，我一直回头张望着， 没醒过焖来。“看什么哪，快走！”爸爸吼了我一嗓子。我这才醒来， 追了上去。从那儿以后我跟踪追击了好些日子，终于发现她就住在我们胡同，更巧的是，她和我是在我同一所小学，同一年级！我在一班，她在四班；楼上楼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同一学校， 一座楼里四年， 我竟从没有见过她。难道这就是“缘分”吗？在学校里我是不敢靠近她的，因为那时学校里的风气很封建， 男生女生一般不说话。既然知道了她住哪儿，放学后或周末，我有事没事地在她家门口来回走几趟。 她的房间在二楼，楼在胡同北面。我就总是靠着胡同南墙走，边走边侧抬头向她的窗户望去，但一次也没有看到她。有一次我壮着胆子在她窗下大喊她的名字，“X-X-X-”。可没敢等到她出来，我就先吓得溜了。也不知道她出来没有，也许她根本就没听见。还有一次就更惨了。那是个数九寒天，西北风嗖嗖地呼叫，我骑着我四叔新买的上海凤凰涨闸自行车， 埋着头顶着风从东口儿往家奔。忽然感到对面有车过来，猛一抬头，是她！不知为啥，来了个紧急刹车，冬天，冰天雪地骑车最忌讳的就是-紧急刹车。车轮底下一滑，咕嗵一声，我连人带车来了个大马趴！等我爬起来，她早就没影了。更倒楣的事，新车的涨闸给摔断了， 回家又要挨骂啦！就这样忽来晃去不知不觉的过了两年，这期间我们也有几次相遇在胡同里，但都是一对眼，就过去了，从来没有过个话。至今我都不知道她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轰隆一声响，毛主席炮打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我这少年维特式的烦恼也被轰得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