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批判的两大疯论(ZT)

需批判的两大疯论——兼谈我国经济建设之亲历 2004-3-31 22:10:33 曹为平 此件写于2004.1.29.因故今天才发表。春节后，我厂生产情形较好，星期天也得加班加点。工人收入也有成倍增长。但是那是在大多数工人已退休、内退、下岗后的结果。到车间去看工人仍很少。如铸工车间只剩下一百人，只有以前几分之一。总的看来还是稀稀拉拉。问工人这种状况可维持多久，回答是过一天算一天。 　　　　　　　　急需批判的两大疯论——兼谈我国经济建设之亲历 　　　　　　　　　曹为平　四川南充市延安路372号（637000） 欢迎下载！欢迎转载！欢迎扩散！ 　　在不少年轻人眼里，我们中国经济现在是这样，七十年代是这样，六十年代是这样，五十年代是这样，解放以前也是这样。好像解放后一直没有发展过，甚至只有破坏。自称历史学家的写不出一部解放后的历史，自称经济学家的也写不出一部经济史。这与二十多年来的两大疯论有关。 　　其一是：解放初，我国与西方国家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 　　说这话的人，如在五十年代早就被关进疯人院了。不是我要把他们关进疯人院，不是要以关疯人院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我也没有这个权力。而是他们在任何国家都会被关进疯人院。因为这完全是疯话。疯得不能再疯了。疯人院是他们唯一的合适去处。 　　解放时我们那么落后，重工业几乎没有，连螺丝钉也要进口；轻工业也极其落后。而且只有纺织、磨面、火柴、钢笔等，产量也很少，大多要靠进口。而西方已经造出了原子弹、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造出高级、精密、大型、尖端的成套工业设备。有人说，日本怎么比我们快？现在那么发达！我说这怎么比呢？别的不说，我国虽然在洋务运动时就搞过造船工业，在重工业里算是最“发达”了，但解放前造过的最大的船不过几百吨，机器还是买来的，日本早就建立起造船工业体系，二十年代在世界上最先造出航空母舰。他们辩护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打得稀烂了。我说难道我们就没打得更烂？而且我们接下来又是三年大内战，进一步地打烂。解放时，日本工业已经恢复。我们却要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上才起步。更何况日本是恢复，我们是创业，恢复一般几年就可以了。创业一般要几十年。如真要论速度，我们比日本快得多。，四九年到七八年，我们工业增长三十八点四倍，日本二十倍可是跟他们说，总是说不通。 　　其二是：许多事业我们起步并不晚。结果却落在别人后面。 　　先不说晚不晚。先说我们是怎样起步的，在什么基础上起步的。就以电视机来说。1956年我父亲开会回来告诉我们，二十年后，无线电可以看了。就是说有电视机了。这是当时的规划，已经算十分“冒进”了。西方早就有了，我们却是连电子管也做不出来，才开始规划。但是我在1959年就看到了电视。我国电视是在1958年搞出来的。比原定计划还早了十八年。而按有的人的说法，二十年后有没有条件搞还是问题。按西方的标准，我们至少得好几十年才能搞。但是我们58年就搞了，可终究先天不足，六十年代初又遇到工业大下马。长期处于小批量生产阶段。二十年后有了相当规模，已经搞成了半导体黑白电视机工业体系，开始了大批量生产。因为彩色电视还只是小批量生产，就受到了这些人的指责。 　　除了电视机外，其他如原子能、导弹、万吨轮、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甚至连手表、照相机、氧气瓶、航标灯、地秤等、都是在此以前做不出来，到了那时才搞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以后就能自己给自己提供成套设备了。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条件？按那些人的说法，我们根本就没有条件搞。就是一些爱国的，真心希望我们国家好的科技人员，也往往认为许多事业，至少要等二、三十年以后我们才有条件搞。 　　的确，那时我们万般困难，论条件根本没法跟西方国家比。我们几乎是在一无所有下，白手起家搞出来的。而人家什么条件都有了，事实上还是比我们早得多已搞出来了。举个例子，上海有个工人，经过 371次试验，搞出了高压电桥，当时这在全国是件几乎人人知道的大事。可认真说，高压电桥算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可我国就是连这样没啥大不了的东西都根本就没有，如不是这位工人在组织上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搞出来，还将长期没有。对我国来说，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成绩了。 　　他们说我们什么起步并不晚，讲穿了，就是我们在1958年那个火红的年代起步的，自然以后发展的时代也是火红的。没有那些火红的年代就没有一切。 　　可我们就在这些人说根本没法搞的条件下，搞了，经过二十年以后有了相当的规模了，只是还没有赶上人家，尤其没能按人口平均赶上人家，就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指责的人不是别的，正是当时说我们根本没有条件搞的人，或者说是他们的接班人。 　　这些人说话又极度自相矛盾。一方面说我们起步不晚，与西方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如你真的化了千辛万苦搞了出来，他们又会说：“这算什么了不起，人家早在几十年以前就有了。”——原来刚解放时我国几乎一无所有，而西方远远在我们前面，他们不是不知道。比如刚才说的高压电桥就是例子。 　　又如那时我国搞出了第一个万吨论“东风轮”，有人先是一口咬定我们搞不出万吨轮来，搞出来后又一口咬定我们质量不过关。其实他们指出的毛病外国船更严重，但他们说，外国有毛病是偶然的，我国是必然的，外国的可以下水使用，我国的就不行。就这样，东风轮在水里泡了五年。经过争论，终于东风轮下水使用了。又经十几年考验，证明东风轮的质量是过关的。可这时他们就又有一个说法了。有人就说：“这又有什么稀奇，二十年代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看到万吨轮了。”这说明他是知道我国原来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可就是这个人，在我国已经建立起造船工业体系的时候，还放纵所谓“解放初我国与西方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的疯话泛滥，同时又攻击我国自己的造船工业落后，只有依靠进口外国船。但不久，我国的船就出口了。 　　再有万吨水压机，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搞出来的？可也是那个人说：“这又有什么稀奇，我二十年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外国已有万吨水压机了。”这同样说明他们明明知道我们原来远远落在人家后头。可他们就是要说什么“处于一个起跑线上”“我们起步并不晚”。外国最早的万吨水压机是美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造出来的，还不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离他们建国有一百二十年。而我国才十二年。虽也有不可比的条件，毕竟相差十倍。 　　这些人真是两样货色具备，各有各的用处。为了贬低毛泽东时代的伟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什么话都可以由着他们翻来覆去说。 　　站在旁边指手画脚总是最容易的。很难想象这些人究竟要干什么？他们如果不是疯了，就是存心捣乱。而按他们的说法，我们落后的原因居然也正是那成就累累的火红年代。他们实在是得了健忘症了，不到二十年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干干净净，而且反一个说法了。把我们顶着他们的反对起步，作为我们起步并不晚的“根据”，再就我们还与别人有差距，把这起步过程说成是落在别人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受到了严重破坏。 　　与这两者有关的还有什么“搞了三十年还没有搞起来。” 　　他们说的没搞起来就是指还没有按人口平均赶上西方国家。这同样不是存心捣乱就是极端的疯论。且不论毛泽东时代只有二十七年，英国搞了几百年，美国二百年，日本也有一百多年。我们如能在一百年多里按人口赶上他们就是奇迹中的奇迹了。因为那要以号称奇迹的日本的两倍的速度才能成功。何况国际环境完全不一样，他们靠侵略、掠夺、剥削广大的殖民地才成功。而我们处于封锁与包围之中。欧美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至少他们有广阔的肥沃的平原，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粮食等农业问题。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一个农民靠粗放耕作，就可产一万一千斤粮食，而且可垦地还多得很。而我国解放时饿殍遍野，一个农民只能生产一千斤粮食，还很难开荒，完全得靠精耕细作解决粮食问题。如果论农业，1949年我国实际比日本起步的明治维新时倒退了。比鸦片战争前更倒退了。 　　而他们能够搞什么呢？就以方励志来说吧！他的话是很有市场的，就是代表了这些人的观点。他说中国还得当西方三百年殖民地。就是说三百年内还得落在人家后面，可他们对别人却要求在不到三十年内作别人几百年才能做的事。可见轮到自己做了才知道柴米油盐贵。 　　还有什么横比竖比。但实际却是他们既不知道横比也不知道竖比，他们只是在乱比，毫无科学性可言，只有胡搅蛮缠之心，没有实事求是之意。 　　说竖比，他们总算承认我们取得了成绩。但是只要还没有按人口平均赶上别人，就说我们不及人家快。 　　快慢，或者说速度，按数学公式如下： 　　　＿　Ｓ—Ｓ0　　　　　　　　　　　　　　　　 ＿ 　　　Ｖ＝—————　可他们根本就不懂。他们不是比Ｖ。而是简单地比Ｓ。 　　　　　Ｔ—Ｔ0 　　只要我们的Ｓ比别人小，就说我们比别人发展慢。可Ｓ是距离不是速度，没法称快慢。他们连这一点都不懂。还在那儿振振有词地指责别人。 　　说我们与别人还有差距，这是事实。说速度慢，那就在逻辑上连同一律都没搞清楚。 　　谁都知道小汽车比马车走得快。如果马车已走了几天了，小汽车出发才三小时，因为小汽车还落在马车后面，就说小汽车不如马车，我们该怎样看待这种人呢？只能说他是疯子。不然就是存心捣蛋。 　　问题是象这种疯论竟然还堂而皇之地充斥着报刊书籍到处流传。说这种疯话的人不但脸不变色心不跳，而且还振振有词。对立的观点却不能说，没处发表。 　　这种纯属捣乱的谬论不于肃清，我们中国的事情就根本不可能搞好。 　　王明是“左”，他们是极右。但是在逻辑上，他们是如此地相似乃尔。 　　现在谁都不能否定。毛主席带着八百人上井冈山后，在四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井冈山站住脚跟后，逐步走下井冈山，最后在武夷山开辟了中央根据地。靠二百五十万人口，三、四万兵的根据地，及缴获的一些破枪，打败了蒋介石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装备良好的军队的三次大围剿。后来军队发展到十多万人。可是因为还没有把全国拿下来，王明路线就说这算什么成绩，硬说毛主席的路线错了，只有他才是准确的，结果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个人，中央红军仅剩一万余人。白区丢了百分之一百，苏区丢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几乎完全毁了红军。 　　现在攻击毛泽东时代经济成就的右派先生和王明如出一辙。如他们处于王明统治时期，也会说，建立中央根据地打败国民党三次围剿仅仅是“竖比”，他们要“横比”，全国有五亿人口，你根据地仅仅二百五十万。只占那么可怜的比例，所以你的成绩就不能算数。或者竟至于是破坏。他们也会说什么“打了四年，天下还没打下来”并把取得巨大成绩的三次反围剿说成所以没打下天下的原因。因为这是什么“游击习气”“打烂了坛坛罐罐”。而他们要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 　　为使大家清楚，列表对照如下。 　　　　毛　主　席　的　成　就　　　　　王　明　与　右　派　的　评　论 　　打天下时　　　　　　建设时期 开辟了中央根据地　　　完整的工业体系　　　＼　这算什么成绩， 　二百五十万人口　　　与国民经济体系　　　／这是竖比，我们要横比 还没把全国拿下来　还没按人口平均赶上西方　横比结果速度慢了，因此是破坏 　　四年时间　　　　　　二十七年　　　　　搞了四（三十）年还没搞起来 成绩靠三次反围剿　　成绩靠火红的年代　　　　这就是没搞起来的原因 　　　　　　　　　　　　　　　　　　　　　按王明搞的结果几乎毁了红军 　　　　　　　　　　　　　　　　　　　　　　而按右派的方法搞建设…… 　　毛主席承认王明等：“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 　　可现在的右派先生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只是为了一小撮要爬到绝大多数工农头上去的人的利益，对外要我们作帝国主义、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方励志说要做三百年殖民地，实际上心中想的是永远给外国当殖民地，他们在外敌奴役和掠夺中国与中国人民时也可分到一杯羹。为此他们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功绩疯狂攻击贬低，竭力造谣。连外国人都不如。稍微正视现实的外国人还是承认毛泽东时代取得了极其巨大成绩的。 　　江山可改，本性难移。 　　毛主席曾说：“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共产党打天下共用了二十二年，开始四年毛主席创建中央根据地，占五点五分之一。后来四年是王明统治时期，或者说是非毛化时期，毛主席没有任何发言权。 　　进入建设时期，毛泽东时代是二十七年。这个时间的五倍半是一个半世纪。也许我们按人口平均赶上西方国家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但是非毛化也快二十七年了。 　　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又遇到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1948年底，毛主席快把天下打下来了。王明还来找毛主席，说他没错。人们会说，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说的？可这不是王明的想法，他就认为他还有理由。解放后王明跑到前苏联去了，又是二十二年，在那儿骂娘。一直到他死于1971年。而且不知道他有没有料到，十几年后，中国会出现一些谎言与谣言连篇的“纪实文学”，为他翻案，不择手段地攻击毛主席。 　　同样，如果说再经过一次遵义会议那样的大转折，那么肯定还会有右派先生出来捣蛋。在经过比七、八十年或长或短一些时间，我们中国按人口平均赶上了西方国家以后，那些右派先生还会出来说，他们没错。然后，再过一百多年他们还是会出来骂娘，甚至再以后还会有人出来为他们说话。不这样，这些最死硬分子就不能过日子。 　　看看“中国贫油论”吧！尽管大庆等一系列油田的发现摘掉了贫油的帽子，甚至邓小平还认为可以毫不费力地依靠出口石油搞起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以后，八十年代初还有一些人出来为“中国贫油论”翻案，并得到了不少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喝彩。当然现在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并有人预言中国将成为大进口国，主要依靠进口供应石油，他们就更有理了。 　　每一个有正义感的网友，都应该结合实际来批判这样的疯论。个人可以根据自己所知，对于自己所在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方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就先来谈谈我周围所看到的吧。 　　我于1970年到达四川南充地区农机厂。进厂时，除了角落里最不起眼的脱粒机车间以外，铸工车间、锻工车间、金工车间、机修车间、工具车间、……一切的一切都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造的。 　　这不是说以前成绩不大。我厂的前身是一所校办工厂，与其说是工厂，还不如现在一个小作坊。1951年算是有了很大发展，固定资产原值也仅九万元，总产值仅五万元。可我厂是全地区最大的机械厂，难道这就是与西方国家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难道解放时西方就是这个水平？真的疯了！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拼拼凑凑，又经过扩建，1956年就有了这个脱粒机车间（当时不是生产脱粒机的），职工总数 463人。产值 141万元，生产出优质犁铧算是当时的巨大成绩，也的确不容易。那时连行车都没有一台，全靠人拉肩扛。1958年大跃进经过了大扩建才建起了我进厂所见到的一切。一切都靠白手起家土法上马。1960年职工总数达1032人。当时我厂在条件极差、技术力量不足下，为农业灌溉生产了锅驼机（便携式蒸汽机，当时缺石油，只能生产锅驼机）。还生产了比较复杂的矿山机械。产值达 451万元，利润 102万元。那时我们厂叫做上游机器厂，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这大概就叫做我们厂起步并不晚。 　　1961年形势急转直下，人员锐减，合并了一些厂还只剩下 588人。产值 124万元，亏损32万元。1964年走出低谷，产值和1956年一样 141万元，略有盈利。生产出磨粉机，1965年磨粉机进入批量生产。全厂 757人。 　　196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处都进入建设与生产高潮。地方则大兴五小工业。农业机械化重新起步，我厂定点为拖拉机厂。六九年，厂里灌溉及拖拉机两用柴油机出了试制产品。70年我进厂时，进入小批量生产，并试生产出四台中型轮式拖拉机。以后厂里在老厂长带领下，土洋结合，生产了一批专用设备，自己武装自己，于1973年建成了柴油机生产线。那时我厂搞了大量的技术革新，一点不比大跃进时少。同期，我厂还参加了十几套氮肥设备的攻关。 　　——十几套氮肥设备！！！意味着十几座氮肥厂！南充虽是个大地区，当时人口不到一千万，我看了世界上所有一千万人口的国家，一次性建设十几座氮肥厂是没有先例的。但是在我国，我们不是建设比较好的地方，还有更好的。我的同学，有的分到工厂时也正在大搞化肥厂，也是在领导组织下大搞技术革新。 　　我进厂时正式工人才七百多个，我的工号是1093。但是厂里还有一些另工与合同工。我进厂不久——11月，招了三百个学徒工，以后年年大招工。另工与合同工也成批转正。可是走后门之风也随之而来，尤其1971年以后。 　　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们说，这是由于我国的生产与建设受了很大的破坏，工厂办得少了，也所以要知青上山下乡解决就业问题。其实当时我厂还招了不少农民工。不光我厂，到处都在招工，与我同时分配的一个上海的医学院女生，进药厂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乡下去招工。不少知青下乡不久就调回。我厂还属于扩建，不少厂，如那十几个氮肥厂是平地而起，工人绝大多数是新的。 　　我们上海在一九五七年时女青年没工作的还很多，女子结婚经济上依靠丈夫还被认为是应该的。经过大跃进，到了六十年代，女子没有工作找对象就很困难了。年轻的家庭妇女基本上消灭了。我们一直在上海，如不出上海实际上以为全国都是如此。可是我到了南充以后才吃惊地发现，竟然还有那么多年轻的家庭妇女。依靠丈夫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一进厂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并不想立即找对象，说：“三年以后再说”那位媒人颇为自豪地说：“我们那个女子（四川人对女青年的称呼）自带饭票，是个合同工。”这同样使我很吃惊。在上海合同工找对象还很不容易。可是三年以后，当我正式开始找对象后，女方的家长或亲属就以很低的调子对我说，“有一件事你要考虑，我们那个女子工作不是正式的，只是个合同工。”七十年代中期，我亲眼看到妻子没有工作就要受丈夫的气了。可以这样说，南充这段时间的情况和上海大跃进前后一样，在时间上比上海慢了十一、二年。原因就是工业大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也大发展，大批的人就业。可是许多和我一样身在工厂里的大学生居然看不到，会说：“经济受到破坏，工厂办得少，就业困难。”云云。他们的心不在工厂里！中央主观上是要求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为 改变农村面貌作贡献。但实际上没扎下来。因为城市建设工业发展也急需人。1957年第一批知青许多人还未下乡就遇到大跃进，在城市里安排了工作。只有六十年代上半期的老三届是真正扎下根来的。当时才真正就业困难，下去后不扎也得扎。 　　1973年有很大成绩，但是也有问题。对于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对工人的压制，走后门等特权，职工不满意，工作消极，为迫使工人多干，十月厂里确定了包产到人，给工人规定了任务，必须完成，但做完就可以下班回家。结果走向反面，工人们做完的走了，没做完的也走了，大家都走了，都不做完就走了，法不治众，领导毫无办法。生产瘫痪，停工停产。1974年春批林批孔。后来有人把那时的停工停产归罪于批林批孔，可是原因怎么会在结果后面？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该年三月，厂党委书记何建寅（反对文化革命，并不拥护批林批孔。）宣布我厂发生了重大转折，理由是该月生产的柴油机超过了二月“走出了低谷”。对此我也不能同意，更无意归功于批林批孔，实际是停工停产又遇到一、二月份元旦、春节，人心更散，因此进入低谷。此时元旦、春节已过人心略收回了。 　　但是八月份厂里大批干部进入生产劳动第一线，生产倒的确一下子赶上来了。到处是主动加班加点。我曾在一个星期里上了两个连三班（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两个连二班、一个单班。疲劳得很却毫无怨言——就这样1974年尽管停工停产七个月，生产的柴油机却是历史最高水平的三倍多。 　　那些钻在学校和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里，不到工厂去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为什么长期停工停产，国家的生产数字还是直线上升，他们只好想当然为“吹牛”。人在工厂而心不在工厂的知识分子，尽管看到了，也不可能真正知道。 　　1974年春节前我探亲回上海，到复旦大学见到留校当教师的同学，我说了厂里停工停产的情况，但不久就发现我并没使他们对工人有更多地了解，相反倒使他们头脑里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了。九月我又一次回上海到复旦。我又对他们说了我们厂里生产蒸蒸日上，工人加班加点，以及我一个星期作了十一班，其中两个连三班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不休息。本想使得他们对工厂和工人有点了解，谁知我话才说完，就有人指着我对人说，像我们在厂里一天最多只干上一、二个小时。我心里很不好受，至此才知道他们关在校园里什么都不知道，我刚才说的话他们一句都没听进去。——知识分子像这种样子如何能说有知识？有的只是满脑袋的偏见。 　　实际上即使工人不消极怠工变相罢工，工厂一样要停工停产的。因为当时大批工厂投产和扩大生产能力，争夺原料、燃料、动力、运输等十分激烈，而原料、燃料、动力、运输等上来，总要比加工工业慢一步，因为它们的建设周期较长。消极怠工变相罢工最主要就是在加工工业。 　　因此毛泽东主席对于当时工人的消极怠工变相罢工一点也不着急。从来没有批评过工人，相反还提议在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上写上工人有罢工的自由。 　　1975年我厂又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1976年尽管遇到了唐山大地震，加上严重缺煤少铁，尤其在七、八、九三个月造成了停产，柴油机仍然超出了设计能力，再次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换句话说，只要我国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运输等能够跟上，我厂可以毫不费力地超出设计能力三分之一以上甚至更多。该年全厂职工已达1728人。产值 969万。由于国家向农民让利，农机价格一降再降，就以我厂生产的柴油机来说，原来2200多元一台，这时已降至1700元一台。如依此来衡量，我厂的产值当大大超出 969万，利税也当以更大幅度增加。 　　好像国家见不得农业机械赚钱，一方面再三强调减少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然而成本一降下去，有了盈利，国家马上就又把农机的价格降了下去。工厂又变得微利甚至无利了。有的工厂还要亏本，反正国家有政策，遇到政策性亏本，国家就补贴。这样农机工业始终是微利甚至保本行业。而对国家来说，农机厂赚多少是一回事，反正农民买得起农机了，农业水平提高了，好处更大，对国家更有利，所以国家也愿意农机厂少赚甚至补贴。民足，君孰与不足？这样的好事是资本主义国家得不到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77年产值超千万。我厂的柴油机已过关，接下去就是搞拖拉机了。由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水田与水稻的种植面积的扩大，原来的轮式拖拉机已经不适应了。厂里就改产履带式拖拉机，当年试生产了五台成功。 　　老厂长不走文革中批判的“贪大求洋”的道路，钱能省就省。一些人颇有微词。应该承认，不是没有缺点。厂门口大路是铁渣铺的，有时还要割鞋子，有的地方确实象人们说的那样，如发生火灾连救火车都开不进去。但是毕竟只化了一半的钱。换句话说，同样的钱又可办一个厂。当时职工居住也困难，我结婚厂里就没给我房子。但是七四年已开始修单身职工宿舍，七十年代下半期又开始逐步进入修职工宿舍的高潮，后来越修越多越好。 正当我们就要建设拖拉机生产线的时候，生产突然跌了下来。柴油机大批积压卖不出去，拖拉机更没法上了。原因多多。一是毛主席的农业机械化要走大中小结合，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结合的道路受到攻击，说人家西方国家都是几百马力的带空调的大型拖拉机，而我们还在搞土八路，是小生产方式。农民以前卖农业机械的贷款也没了。后来包产到户，就更没法搞农业机械化了。就这样，至今我厂总共才生产过九台拖拉机。有的人开始说唯有他们才是重视农业机械化的。到1980年却说该年实行农业机械化是吹牛，浮夸风，根本办不到。 　　报上有人在鼓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不在于机械化，至于他们说的什么办法不搞机械化也可算现代化，这类高论我已记不得了，因为至今没见到实惠。其实不但1976年南充郊区已在使用拖拉机耕地，最偏僻的山区也都建起了农机站。包产到户后，许多地方，耕牛被杀掉，农机站解散，我亲眼看到拖拉机废在路边。家在农村的职工探亲假都挑在农忙时节，要回去人工拉犁耕田。有人说：“为什么搞四个现代化搞到靠人拉犁的最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去了呢？这样长期下去总不对。”我们厂就是农业机械厂，就这样一方面农业机械厂闲置起来了，另一方面农民却连牛都没有用的了，一切靠人力。而且一直维持到现在，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厂陷入了严重困境，天天搞“文明生产”（停产搞卫生，搞了卫生等检查。翻砂车间的机器如用白手套一摸有黑污，就是不文明。所以大家只好搞了卫生后，停产等检查。事实上也没有多少事可以作的。）那时什么都生产过，如，生产过幻灯机，这还算较大的成绩。 　　农业机械化进入了绝路。在老厂长带领下，开始寻找出路，后来转产汽车用柴油机并成功。我厂也就成了南充内燃机厂。 　　老厂长创业后不久就退休了。这时汽车工业刚巧进入了疯长阶段。因为建设山西能源基地，南方煤矿大批摧毁，造成了能源危机，不得不用汽车以高价从山西运煤，我厂也就发起了高烧。 　　新厂长叫翁星友，工人叫他翁神经（病）。翁神经有老厂长留下的底子，财大气粗，把大批设备，尤其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自己武装自己造的机器全报废了，另换了一批，不但化光了老厂长留下的全部积蓄，还借了大批贷款。 　　那时银行改革，一女多嫁，贷款也容易。但不久贷款收不回来，倡导改革的上面逼得紧，急得四川的银行行长自杀了。 　　其实土设备虽然不如新的好看，有的也有些问题，但也有不少切合我厂实际，非常实用。老厂长心痛得大骂：“败家子！败家子！”工人们问他，翁老板是谁提拔的。老厂长说不出话来。在争当老厂长接班人的时候，翁神经在老厂长身边跑前跑后忙过不停。为了入党，为了请一个下级当介绍人，也经常围着她转，入党后就不认黄（四川话，意会吧！）了。 　　翁神经还从日本引进了几台磨床，工人们称之为鬼子磨床。 　　运来那天要大家去厂门口迎接，大家称之为鬼子进村了。调皮的青年唱着《地道战》的乐调“哆，啦哆啦咪，哆啦……”。 　　这磨床我国东北就能生产，只要几十万元，日本要价二百万。但他们相信外国的。自己也可以出一次国。总工程师丁泽仁到日本发现质量有问题，发电报回来请示党委书记何春凡。讲穿了，既不想放弃这一买卖，又不愿担汉奸的罪名。书记一脚把球踢回去，回电说由总工程师负责，连是否要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也不捎带一句。结果机器运来后，加工精度达不到。还不如我国东北生产的机器。 　　日本该厂原本就不是生产这种机器的。外国人会造机器并不等于所有的外国人都会造机器，就好像中国人会作八股并不等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作八股。《二十年目睹怪现象》就发生在我们厂。按理应该退货而且索取高额赔偿。日本的工程师急得要辞职。但是出人意料，机器还是买下了。据说是以降价2%收下的。实际降价多少不清，也是不允许我们过问的。反正最后合计花钱六百万元，是预算的三倍。打了多少折扣可想而知了。为什么会这样，只有当事人才清楚。工人们流传有人得了日本人的好处，没谁辟谣也无人证实。 　　翁神经在厂里大会上说：“这不能怪我们，要怪国家。我们怎么知道人民币要贬值，又怎么知道日元要升值？”我在底下说：“连货币的比价都不知道不关心，还跟外国人作什么生意？” 　　总工程师能力不大，但也不是一点没有。他曾经把某柴油机作了些改进，马力加大了。试制产品成功后，立即生产了一千台。结果卖出去后有三百台出大问题退货。总工程师与翁神经就受到了不少人攻击，改型柴油机就被枪毙了。其实反对最烈的人大多出于妒忌。如果该型柴油机先进行小批量生产，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改进是可能成功的。可是总工程师急于得到八千元的奖金，就落得这个下场，厂里受了大损失，他不但没有处分，也没有退出奖金。 　　翁神经又以专业化合作为名，把我厂易于生产并且赢利较大的零配件扩散到其他厂去。别人生产出的却是劣质产品。我在化验室里干，把我们实在忙坏了。有的零件又细又小，以前我们只要化验一个毛坯就够了。现在一次要抽查八个零件，连制样都不好制。如按要求，没有一次化学成分是合格的，按理应该退货。但是当官的会变戏法，规定只要 80%数据合格就收下。结果从没那次退货。我说按此算，四十号钢可以当作四十号铬钢用了。还有某大型零部件，拿一个来叫我们化验，不合格就再拿一个来，再不合格就再拿一个，直至合格为止。最后那张化验单就作为整批产品的化学成分报告收下。所以也从没有退货的。那时外协作件是许多人都想插手的部门，插手者都为外厂说话，把我厂原本生产得好好的零部件说得十分神秘，好像非请那些厂才能生产出来。其实他们还是我们教的，并附带把我厂的大批设备和其他物资无偿地给了别人。究竟什么原因也只有天明白！厂里工人说，现在不但有卖国主义，还有卖厂主义。据说有一个小角色，有两个子女由这些厂安排了工作。大角色如何就更不是小百姓所能知道的。 　　我厂的产品如按图纸来衡量是绝对不合格的，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大致是汽车工业发高烧时要你的产品就说你好。因为如和全国许多厂比的确有其长处。尤其缸盖。但汽车市场冷下来时，不要你的产品又说你不好，就因为按图纸不合格。 　　——唉！其实好好干那有干不好的，我们有这个能力，只是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当官的把心思放到其他地方去了。比如每次质量检查团来了，厂里采用了种种方法应付质量检验，在如何做手脚上化了不少功夫，同时对检查团又请大吃大喝，又送礼。检查团也未必不知道有作假，但是最后检查下来总是合格的，甚至优质的。同样，我想其他不如我们的厂，可能也是这样。 　　 　　汽车工业的高烧没经过好久，没待翁神经搞完上述这些改造，在鬼子进村以前，就一下子冷下来了。厂里生产又遇到了困境。 　　翁神经扬言：“如果厂被我搞垮了，我就罚自己三个月的工资，不当厂长当副厂长，摄厂长事。”也在工人中颇有议论。毛泽东时代，把厂搞垮是要查办的，轻则坐牢，重的还要杀头。解放前，老板失败了往往是吊死的。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这一条也有了新创造。 　　老厂长的确有不少缺点错误，也为自己谋过一些不该得的利益。但是什么东西只有失去后才感到可贵。1987年选举人民代表，尽管老厂长要大家不要选他，还是得了四百多票，与官定的两个候选人齐肩。还有不少人选的是毛主席、周总理、济公和尚、观音菩萨，还有南充出名的傻瓜、疯子，傀儡皇帝溥仪、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等，意义自明。选举一开始就你挤我轧，尽早结束这个闹剧。急得工会主席大叫：“我们工人阶级是有觉悟的，怎么能够这样？”可是没人理会这个据说代表自己的工会主席。 　　其实这就是工人阶级的觉悟！对什么样的选举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工人最清楚。当然，这样的觉悟是不被官吏们和自命不凡的大知识分子承认的，他们理解的觉悟就是老老实实当好奴隶。 　　后来据说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选举公仆时，就先得受公仆训话——主人选仆人得受仆人管教！说再有此类事得查选票的笔迹（？！），查出人来就得理嘛（四川话，处分）。从此也不再大会选举，而是分到小组并规定了选举的纪律，并且必须在他们派的人的监督下投票。选票如何汇总也是一般小百姓不能过问的。 　　自此以后我就不再投票了。第一次抵制选举，好几个人来围攻，我就是不投票，陷于僵局。等到选举快要结束，我跟他们说我的选票上名字错了，我不叫“曹卫平”，本来想给他们一个梯子下，就此作罢。可一贯的官僚主义现在办事效率倒特别高了，居然很快就给我换了一张选票来。我还是不投票。那年加工资我又居下位，据我们的大支部书记说，不参加选举就是原因——居然可以用加工资来操纵选举。 　　九十年代初，翁神经下台，新厂长来时，工厂已经频于崩溃。可不久前报上还把翁神经大大地吹嘘了一下。翁神经还以没有当上劳动模范而颇有怨言。 　　按照惯例，陷入困境的责任无疑得归之于毛泽东时代。就在八十年代末，我听到我厂计划科有人在那儿说：“我们这个厂也是历史造成的，解放以前资本家要么不搞，要搞就至少十万台。”他们的意思是：我厂是毛主席大中小结合，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结合的产物，是游击习气、小生产方式，所以遇到困境都是这一政策的责任。 　　他们这话只有“不搞”两个字符合解放前。解放前我国一马力内燃机都没生产过。我国是1952年才生产内燃机，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如与西方“横比”，只有四万马力，小得可以忽略。大跃进前，1957年全国生产了69万马力。而此时如果我厂能够开足马力，不过几个月就可生产出来。 　　可我厂的确是地方性小工业。不过那些人在说这话时忘了，翁神经曾为我厂争到了一个大二型企业的称号。不过我感到这很无聊。因为我厂毕竟是三流工厂。中央工业算第一流，省级算第二流，地区就只能是三流。要这个大二级有什么意思呢？现在全国象我们这样厂多着呢！不过如果“竖比”，解放前的确全国没有一个机械厂有现在我厂大。上海解放前，不少机械厂人不过一桌（八人或不到八人），资金不到万元。一台破机床，一两个老师傅，一两个徒弟，加上跑街（推销员）、账房先生、经理等就算是我国的现代工业。我早就说过，解放时，我国如果有现在我们南充内燃机厂那样的厂，无疑得与鞍钢齐名，现在大概就是亚洲最大，世界上出名的坦克厂了。 　　上海的资本家我见过，现在香港电视剧里那种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客厅，并有扶梯可以上楼的资本家不知究竟有几家？那时我家楼下就住了一个资本家，占了石库门房子一个客厅，大概就不过二十几平方。现在我们住的最普通的两间一厅他住不起。我父亲的老板，是个比较大的中型资本家，开了五家厂、两家店，社会主义改造核算下来资金三十万元，——注意！那是经过解放初的大发展的情形。比如父亲所在那个店，原来只有三、四千元资金，经过我父亲与另一个工人的努力工作，社会主义改造时达二万元。因此解放前那个资本家要小得多。他住的是上海市石库门房子一套。在资本家里算是相当不错了。 　　可许多人竟以为解放前资本家都象香港电视剧里所写的呢！说出：“解放以前资本家要么不搞，要搞就至少十万台。”的话，如果是一般人也就算了，充其量说他们是无知狂徒罢了。可他们是我厂计划科的。 　　计划科！按理应对于我国的内燃机工业史有所了解。不过他们虽然如此地无知，倒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大知识分子。至少自认为是个大知识分子（没有文凭，靠钻营混迹于知识分子堆里，从此就自认不凡了。） 　　我从小在上海生、上海长，上海大多是弄堂工厂。文革前夕，听说我国的机械厂，大多数零部件还得一个个地凑大小才能装配，而资本主义国家却随便拿一个零部件就能装，感到很惊奇，没想到我国还那么落后。但仔细想想就觉得不足为奇了。我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时还在读小学。那是五八年初，毛主席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刚开始大跃进时。那时我们干的就是把药厂生产的，装药的胶囊一个个地凑大小——那时我们连胶囊都做不成一样大。现在想起来，每个得经过我们的小手，也不卫生。可是原来我们连胶囊还生产不出来，能够生产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不知道这叫不叫我国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据父亲说，解放前我国生产的机械零件，被称为野鸡零件，也就是不标准，主要是靠能工巧匠手工做的。那就是解放前我国的机械工业水平。可是在七十年代，即使我们这样的三流地方小工厂，生产的柴油机已经可以随便地拿一个零配件就安装了。也就是已经实行了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离文革前夕不到十年。 　　 新厂长与新书记于1992年进厂。叫钱福铭与严泽光，后来工人们称他们为钱天棒（四川称流氓为天棒）与严砸光。 　　不过刚进厂时工人对他们倒尊敬得很。他们到工人食堂里吃饭，一下子把全厂工人都感动了。大家说二十多年没见到这种事了。后来他们又说要到单身工人宿舍里住，也真住过几天。不过厂里的宾馆空着，工人们倒也不认为他们不该住。那时大家不计时间报酬主动加班加点，连续几个月没有放过一个星期天不但没怨言，还干劲十足。他们也真运气，那时正好我国的汽车工业又发高烧了，所以不久就显出一片兴旺景象。全南充都在说南充内燃机厂遇到好领导了。 　　翁神经却在说，这两位在厂里食堂吃后又在宾馆里吃，一切都是做出来的。还有，厂里的工人出于尊敬，不喊这两位为老板，而喊厂长书记。可钱天棒不但不领情，反而抱怨工人不喊他老板。工人们听到后说：“你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知道。” 　　非常遗憾，后来发现这一切竟都是真的。工人们也说：“新沙皇比老沙皇还厉害。”不久这两个人就面目毕露了。钱天棒也就喊出名了。 　　1993年汽车紧俏，我厂柴油机出厂价国家是一万多，我厂定的两万多，但是厂门口就有人愿以三万多的价格收买。只要钱天棒开一张条子，得到一台柴油机提货单，一转手就赚一万元或两万元。一些中层官员和亲吏批到一台或两台，高级官员多少就只有他们知道了。工人中传说钱天棒为自己的弟弟开了四百台，一转手就是八百万，不知是真是假，不敢贸然作结论。这事谁也不能过问。不然就是诽谤，也许按他们说今天我已经犯了诽谤罪了。只有毛主席不管谁怎么说都可以。 　　不过工人们也得了一点好处。厂里经常发手纸、洗洁精之类。一放工，所有的职工每人两大包手纸出去，全南充市都看见了，于是大家都说内燃机厂效益多么地好，又在发东西了。可工人们算下来一个月大概也就不过几十元钱。不少人大骂钱天棒，对于当时他们到职工食堂里来吃饭，大家只感到令人恶心了。可南充的群众还在以为我厂的领导如何地好，工人如何地尊敬他们。 　　自从我1970年进厂以来，到1993年，二十几年来我厂一直在创业。开始是对的，改为内燃机厂是受了折腾后创业，翁神经是折腾式的创业。每次才创了业就遇到困境，以后又是创业。现在厂里发了大财了，何况还是厂里长期不放星期，工人加班加点搞起来的。该让大家喘口气了。可是钱天棒还是要继续创业，他到处设点，建造他的钱氏王国。据说广东、成都都设了点。究竟还有那些地方，小百姓哪儿知道？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但是在南充的确并吞了一个厂（那倒也算了），又扩建了一个分厂。占了不少土地，三百个农民进厂，他们的土地作价一万多元。 　　工人的工资没多少增加，在那物价飞涨的 1993~1995年，实际收入是大大下降了。厂里各色人等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我自然又居下位。 　　可是1995年钱氏王国还没建成，厂里的生产又陷入了困境而且越演越烈，直至今天面临着垮台。可钱氏王国是一定要建下去的，他在成都买了房子，不知气派如何。最后他把一付烂摊子交给了严砸光和他培养的接班人杨军，自己脱离了南充内燃机厂不知干啥去了。 　　2000年厂里大批工人下岗，我几乎也加入这一行列，后来是二等下岗，内退。月收入加在一起总共 430元，七扣八折下来只有 270元，所以我上网都得抢时间。买的电脑是奸商神舟公司的假冒伪劣产品，就不能不急了。其他工人如非故是不会轻易去买电脑这样的产品的。所以现在不管网上在说什么，绝大多数工人不知道，也无法参与讨论。 　　1993年的农民工要他们回去。可他们的土地没了，发给他们八千元钱就把他们打发了。他们不敢要求按上涨的物价指数，得到与1993年一万多元相当的钱，只是要求得到2000年的一万多元就可以了。我当时正为自己的内退奔走，亲眼看到他们找厂长杨军，以及杨军对他们的态度极其张狂。后来他们又去找严砸光，那时我已回家了。但是我家的窗口正对着厂的办公大楼，听到他们的声音。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看见有一个人被他们围了起来，我虽然看不清却知道就是严砸光。后来看到严砸光东跑西跑想突出重围，被他们东赶西赶一时突不出去，但是他们并没打他。厂外则是武警在那儿喊着一、二、三。 　　究竟严砸光是如何突出去的我就不知道了。农民工散后，有的人家里已有武警等着了……。其他人不知道，第二天又来厂里要求解决，官定的工人阶级代表说把他们带去解决问题，实际却带到了武警那儿。最后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严砸光抱怨钱天棒害了他，凭心而说，我厂不是他一个人砸光的。但有他一份。 　　现在厂里长期没事干，车间空空如也已好久了。最近，五十、四十、三十岁的职工也都内退了。我内退在家不知厂将怎么办。不久前看到一张传单抗议，说一些管理人员在内退后又被收了回去还加了工资，传单质问道，如果说有特别专长的技术人员少不得，我们没意见。但是现在厂里垮到这个地步，这些管理人员的管理好在哪里？难道真的就离不了他们？传单出来不久就被撕了。 　　以上就是我厂的情况。毛主席说搞历史的不搞家史、村史、厂史，这个历史是搞不好的，我信其然。一点水中可以看到太阳。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从家、村、厂这个细胞可以看到整个社会，这是社会的细胞病理学。从今天可以看到古代，今天是从古代发展来的，就永远摆脱不了古代的影子。 我是化验员，对化验有点发言权。解放初，我国的化学、化验书都是照搬苏联的，这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与外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七十年代我国的仪器分析还不如外国，湿法分析则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我看了一些外国的分析资料想学一点东西，结果一个都没用。许多方法早就被我们淘汰了。 　　我们厂化验室建于1967年。不知这算不算起步并不晚？ 　　我进化验室时使用的是 58-1G比色机。那是58型的改进型。58这个数字说明了它的时代烙印。58型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可在1958年以前我国还造不出来。那时用的是比色管，也是进口的。不知造出58型算不算“起步并不晚”？后来我们用的是72型、721A型等。都有72两个字，又是时代的烙印。 　　南充地区号称我国三大丝绸工业基地之一。但是解放时全地区工业总产值仅仅四百万元。丝绸基本上是靠铁木结构的手工机器织的。这时大概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吧！不然怎么说得上我们与他们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到1958年才真正有了机器丝织厂与缫丝厂。这大概算是起步并不晚。最大的缫丝厂是丝二厂，还有南充绸厂。到了1965年南充地区总共有二百个工厂，跟解放前比大为改观，可仍然属于不发达地区，不少工厂不过是手工作坊。经过“十年浩劫”发展到了四百多个。工厂规模也大大不一样了，有的老厂等于重建。自然如要“横比”不但大大不如西方国家，也不如我国不少地方。 　　1978年，我看到一些小洋奴在那儿大谈特谈美国如何如何，日本又如何如何。我历来不喜欢捉弄人，那时忍不住决心去捉弄他们一下。我凑上去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有一千亿日元。”他们一个个惊叹道：“好高啊！”我几乎笑出声来。蒙着嘴巴离开了这些疯子。他们只知道一亿是个大数目，一千又是个大数目。一千个一亿那就大得不得了了。那时一千亿日元大概人民币七亿元。我们南充地区的工业总产值那时大概就是这个数字。如果“竖比”比解放初增加了一百多倍。当然“横比”就不大了。 　　南充是个不出名的地方，但是那时工业已相当于解放时的天津——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 　　那些人的妙论实在太多了。比如七十年代末，他们说现在外国的汽车厂每几分钟开出一辆汽车。我说：“这是二十年代水平。是福特汽车公司发明的。”他们竟然没有听出一点讽刺意味。海湾战争爆发。他们惊呼道：“地毯式轰炸！地毯式轰炸！”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我说：“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水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用过。”他们居然也没听出讽刺意味。我忍不住又要捉弄他们了。我说：“美国这次用了八万多吨炸弹。我们不说炸弹，就说炸药，我们国家能不能生产出八万多吨炸药？”他们用蔑视的态度哼了一声说：“我们国家！”我又差点笑出声来。把我们南充某氮肥厂改造为炸药厂，不到一年就可以生产出了。可那是小生产方式，是小氮肥呢？ 　　反对小生产方式的人不少，可是究竟小生产有多大，他们一点不知道。大概还以为是1958年刚起家时那样。有一次一个自称搞过基本建设的说，现在房屋盖了不少。我说这我承认，可是你知不知道建筑材料哪儿来的？我告诉他绝大多数水泥是在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里，建的小水泥厂生产出来的。他听到小水泥厂立即做出一副鄙夷不屑的态度来，说：“那小水泥好用的吗？我们从来不用小水泥，从来用的是大水泥。”对他如此之大的口气我实在吃惊。因为我在南充已好久没看到过大水泥。我看到工地上放着水泥，就问他：“这是大水泥吗？”他说当然。我告诉他这不但是小水泥，而且还是相当小的小水泥。他说：“不，人家设备好先进哟！” 　　怎么说呢？这包水泥上写的是某某县水泥厂，接着是括号：立窑。大水泥厂是指中央一级的，如果算第一流的话。那么省级算是第二流也是小水泥厂。地区级就是三流。县级就是四流了。有的县级厂早已在用回转窑了，可它还在用立窑，那就小而又小了。可在他眼里竟然是设备好先进的大水泥厂，实在不懂得什么是五小工业，却在那儿乱反一气。我不是搞经济的。对我国经济知道得很少，不敢乱说话。可居然有那么多知道得比我还少得多，实在是一无所知的人，却在那里自封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大知识分子并信口开河。 　　九十年代我曾说过一句话：“我们南充的大多数工厂是在那十年里建设起来的。至于现在我不知道有那个厂成功过。”有人说：“不一定”接着举了五个例子。这种方法本来就不合逻辑，我说的是大多数不是百分之一百，自然举得出例子来。问题是他举的是那五个厂？炼油厂、汽修厂是1958年兴建的。我厂前面已说过。还有丝二厂，还有绸厂也已说了。我问他：“你什么例子不好举？为什么偏偏要举大跃进的？” 　　话要说回来，与其他地方“横比”，南充在大跃进中取得的成绩很小很小。而受浮夸风与共产风的破坏又很大很大。至少我在上海看到的成绩要大得多，而浮夸风与共产风又小得多。可见大跃进成绩与浮夸风和共产风并无必然比例关系。南充谁搞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参见《冤有头，债有主。从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书看真实的文革》。后来在六一年下马时，南充的工厂又大批摧毁，生产大幅度下降，而且许多久久未能恢复到大跃进以前。我厂合并了一些厂，只能达到一九五六产值就是一个例子。四川的李井泉与南充地委书记卫广平说：“把工业下了，可以专搞农业。”但事实上工业下了农业却长期没搞上来。把农机厂与化肥厂都搞垮了，对农业究竟有什么好处？——不是说那时不能有下马。也不是说不能减少职工，但是职工减少了，按理生产应该更紧张了，结果却是大批的企业被摧毁了，或闲置了，留下来的职工也闲置下来了。这总不能说是正常的。 　　现在可好了，南充一路上下来工厂几乎都垮了，我们厂的命运不算坏。炼油厂、汽修厂也一样。丝二厂，绸厂有人说原是东亚最大，有人说是我国最大。不知是否过分看重了自己。但无论如何南充是我国三大丝绸工业基地之一。现在这两个厂早就垮了。近来，就在我厂隔壁的绸厂机器拆了，厂房平毁了，地上挖了一个大洞，不知要干啥。据说有些机器迁到郊区去了。不知丝二厂如何？很少去那儿。但是有个地方性的丝三厂早就连尸骨都不见了。成了建材商家汇聚的地方，僧多粥少，生意也不好。 　　那已有好几年的事了，具体那一年，我这该死的记性没记住——我只记得那以后不久，电视里天天演“下岗工人的动人故事”。——但是我永远忘不了情节。绸厂垮了以后，有个工人，和老婆一起下了岗。老婆走了。反正是生活所迫吧，有人说是跟阔佬走了，有的说不是。他去卖黄鳝又卖不出去，臭了。那一天，正在他焦头烂额时，手里拿着划黄鳝的尖刀。他的女儿回家跟他说，学校老师说要五元钱。他回答说：“我没有钱，我身上只有五角钱。”女儿再三说：“老师一定要的。”他烦躁极了，在绝对绝望与灰心下，就顺手一刀把女儿杀了。女儿死了，他才醒悟过来，哀叫着，：“我已经把女儿杀了，谁把我杀了啊！”人们都躲回家，以同情、悲哀的心情从窗子里悄悄看他。但是谁也不会去抓他，也不会去按他的要求杀他。也不敢去靠近他，怕他万一性起把刀戳向了自己。——后来这个绝望中的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真的是精神病人吗？可当官的说是就是，不许乱传。这种情况毛泽东时代不会有。那时精神病院里不会有这种病人，也没有人会同情杀人者，何况杀的还是自己的女儿。 　　还有，那是1994年，正在宣传优胜劣汰，凡是下岗的工人都是劣货，理该淘汰。不知是哪个单位的，夫妻俩都判为劣货。下岗费每人五十元。合计一百，家中吃饭的人倒有四个。那时米￥1.25一斤，只够买八十斤米。如按照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他们四人的定量也决不会仅仅八十斤。究竟怎么过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家中终年不见肉味那是肯定的了。后来儿子吵着要吃肉，母亲没办法，好不容易凑了一点钱，要求肉摊卖给她二两肉。那时买一斤肉肉摊都不大愿意，照例要给你多割一些。何况二两？母亲穷极无法，趁肉摊老板没看见就偷了一小块肉，可偏偏被抓住了。她只有哭，把她家的困境说了出来，许多人都满含着同情。老板也被感动了，割了一大块肉送给她。她拿回家去还是把肉煮了吃了。但是当晚，她与丈夫两人没有睡觉。相对而哭。最后双双上吊自杀了。留下了孤苦无依的老娘与儿子。此事发生后，也不许乱传。还有人辟谣。可是谣言还是不胫而走。 　　其实我倒觉得这两口子的事该好好宣传一下，这才是“下岗工人的动人故事”该上电视。这两夫妻自己知趣，知道自己是劣货，不配在世上生活，自己退出人生舞台了。可惜没有把老娘与儿子也一块带走。如果号召全国的下岗工人都来学学他们，都象他们那样知趣，自己退出人生舞台，把天下留给优胜的大官与大款，现在哪儿有什么下岗工人问题？又怎么会有什么社会不稳？ 　　以上都是南充家喻户晓的。 　　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南充就平毁了一批工厂，罪名是小生产方式。如苍溪县，我知道的就平毁了一个磷肥厂一个氮肥厂。八十年代初遇到氮肥厂工人，对此非常可惜。那时说最最重视轻工业，被改成了罐头厂，可从来没有正常生产过。后来工人不发工资发罐头。八十年代末，说要把氮肥厂重新搞起来——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要全县职工献出一个月的工资，反正是胡传魁结婚，各家各户自愿送礼，而且最最简单化了，不要大家交，一个月工资不发就是了。全县的职工是作了贡献了，厂却从没有办起来过。对大家也没有个交待。南充的发电厂也是那时平毁的。据说每度电亏本一分钱。可是电力紧张，各厂就只好自己搞起了发电站。电厂用的是煤，各厂电站用的是柴油。八十年代我厂发电，光柴油费每度就是六角钱。一分钱不愿出，六角钱出得心安理得。因为少了一个亏本的发电厂，亏本是万万不允许的，那是不讲经济效益，吃大锅饭。六角钱摊在成本里是不管的。象这样管经济，怎能不出现更多的亏本企业？国家财政怎么能不年年大赤字呢？工厂为了办电站纷纷投资，而电厂却在那儿烂。现在也已经彻底平毁，连尸骨也不见了，也成了个冷冷清清的商场。八十年代办过羽绒被厂、皮革厂、卷烟厂等都是昙花一现 ，不久就不提起了。 　　南充市有个农机修造厂，七十年代末农业机械化走向绝境时，自然比我们厂更不好过。后来说搞专业化合作，专门生产齿轮，成了齿轮厂，但那时凡是搞专业化合作的没有哪个是真正搞好的。齿轮厂难以为继，可那时轻工业赚钱，就照例把毛泽东时代痛骂了一顿，说是不重视轻工业，既然轻工业赚钱为什么要去搞不赚钱的农业机械，不搞轻工业。于是齿轮厂又成了自行车厂。但是毛泽东时代兴建的大批自行车厂生产能力正在发挥出来，名牌自行车供应量大大增加，又到处都在一哄而上自行车，谁来买新出的杂牌自行车？这样自行车厂从建成那时起就没有销路。不久就瘫痪了。现在自然垮了。 　　在八十年代，凡是卖淫女都是为正派人所鄙视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家，全家都靠媳妇卖淫过活。卖淫后回家，丈夫、公婆都来侍候，甚至洗脚水放在面前。有一次，捕捉嫖娼卖淫的，一些卖淫女被捉住了。妇女干部去教育，说要：“自尊、自重、自爱。”并要她们说出自己的名姓。其中有些人的话，使得听的人都不禁流泪。有人说：“你们自己有饭吃，就乐得说这些话。如到了我们这地步只怕还不如我们。难道是我自己愿意这么干？我与丈夫都下岗了，难道我丈夫也愿意我这么干？全家要吃饭，没办法。我不能把姓名告诉你们。我的儿子还在上学。他只知道妈妈上夜班去了，不知道我在干这个。如知道我在干这个，他会怎么想？还有被别人知道了，他在学校里还过不过日子？你叫他在同学中怎么相处？”那些妇女干部无法回答。——这也是下岗工人的动人故事！ 　　好，我知道的就说到这儿。希望看到大家的所见所闻。 埋葬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曹为平跨千纪恶魔　 200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