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军事学最接近真理
前一阵，我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动物们都挺和善，老虎、狮子横竖躺在一起在树荫下休闲，熊见了人也乐呵呵的，拍着巴掌向人示意。这里的世界很和谐。为什么老虎和狮子能躺在一起？这是因为动物们都有吃的，有非常充沛的资源供应，所以大家就和平了。我乘车出来后再看当前的国际社会，又反象动物世界，冲突没完没了，流血无休无止。这又是为什么呢？资源绝对稀缺。只要是资源绝对稀缺的地方，那里的斗争就是绝对的。人类和谐的前提始终离不开利益。小利益可以超越，大利益则不可超越。有没有超越利益的？有，什么状况下？有吃有喝的情况下。
我们常常看见有些学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张口闭口就是这个那个理论。那都是吃饱了。“饱暖思淫欲”，饱暖了，人就容易胡思乱想。有些专家谈粮食安全，十个人十个观点，我相信让他们饿上三天后，他们就可能只剩下一个观点了，再饿三天，眼睛都绿了，就不会空谈了，就要动粗了。
我常说军事学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学，因为战场上没有“三种可能性”，也没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可能，战场上的军人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至处血斑斑”，我很欣赏这两句诗。流血了就知道真理。生死之地有真理。在面临生死的时候，人就不空议论了。
学界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儿是邵云环，他就不“超越”了。“超越”这个东西，一见血，就不灵了。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求真当然重要，证伪则更难，而在国际政治学中面临最多的恐怕是证伪问题。
这次索马里海盗的事检验了我们的学界。应该让那些空论大师们都随军舰去亚丁湾，让他们用其云里雾里的理论跟索马里海盗说说，如果海盗们真听他们的，能立地成佛，能把我们的商船放回来，我就把我写的书《论中国海权》扔下，转读他们的书。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些海盗只认中国军舰和中国海军，只要海军而并非这些空论大师们上去，他们才会逃之夭夭。
你看印尼事件，为什么把华人弄成那样？咱是遵纪守法，老老实实赚钱。可当你钱赚得势不可挡时，经济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中国人极聪明，特别会赚钱。但是当别人钱赚不过你中国人时，输家就会动粗。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你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还说“有三种可能性”，这与什么也没说是一样的，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再看犹太人，上个纪元初，犹太人在小亚细亚被屠城后就满世界跑，结果把犹太人跑聪明了，极其聪明。但小聪明并没有保住民族的命运。犹太人是在哪里学到的关于国家的真理？在纳粹的焚尸炉里。犹太人在焚尸炉里理解了“国家”这个简单的概念。从纳粹集中营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为什么那么能打？睚眦必报，因为他们从焚尸炉里知道了世事的冷酷。
二、未来亚洲地缘政治版图决不能出现欧洲式破碎
犹太人明白只有建立强大的以色列国，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中国同样如此，但我们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1948年，国共内战；同时期的印度1947年独立，次年就分裂。尼赫鲁真是个书呆子，人家说分裂他就同意分裂，还说印度搞好了，巴基斯坦自然就会回来。1948年，李宗仁也主张以长江分治中国，但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反思说“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忏悔说，如果当时中国划江而治“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中国文化讲究“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文化求合不求分，“贫”，非不富，分贝是也，财产一分家就贫了。贫，弱也。富，家有“一口田”，富，福也。求一，不求多。财分则贫，国分则弱。中国人凡事劝和不劝分，西方人则劝分不劝和。中国讲统一，这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你看欧洲地图，四分五裂，有矛盾，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分。“微积分”出自欧洲不是偶然的。欧洲的破碎性，使其没有希望，有人说，欧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加起来很强大？但合力不是简单的相加。欧洲大陆的分裂使英国有机可乘：破碎地区好被人操纵和任人宰割。
欧洲有没有统一的时候？有。公元800年时，法国统一欧洲，结果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于公元843年就把它一分为三，从此欧洲就没有力量了。破碎的欧洲符合英美的利益。后来欧洲人对此追悔莫及。拿破仑、希特勒想整合欧洲，都失败了。
印度是英国人抛在亚洲的“雾都孤儿”。如果欧洲破碎是表层的话，那么印度破碎则是深层的。英国要印度有大版图，又不能使其有力量，那就使其有内伤：保存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私人所有权。政府想修一条路，就得光买下或部分买下土地产权，这就得一大笔资金。印度的破碎性还表现在文化和上层建筑上。1962年，中印战争时议会在吵架，战事完了，议会的争吵还没结束。印度核试验，当时只有几个人知道，不然，此事交到议会肯定又是胎死腹中。议会民主使印度的前途很无望。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此看得明白，1943年11月8日，他在私下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抗战后在推进中国统一进程中有两个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南边蒋介石不听美国的，北边毛泽东不听苏联的。对美国最有利的亚洲版图是中国南北分裂。如果那样，美国便会象操纵欧洲那样操纵亚洲。果真如此，我到广州来，还得办“签证”。那样的话，中国也就完了，亚洲也就完了，这样就会有无穷止的流血冲突。地理破碎是地区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李宗仁后来也看明白了，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
四大文明古国，现在大版图独立自主的国家仅存的只有中国。埃及与印度那是英国人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为其保留下来的。若不是英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土地上还不知会分出多少小国。这些衰落的古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衰落先从最破碎性的地方开始，比如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先衰落的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中国文明持续5000多年，大一统始终是其“主旋律”，以至欧洲人从马可波罗到黑格尔，都极其欣赏中国与中华文明，羡慕中国居于亚洲主体板块地位的大一统版图。
未来亚洲地缘政治版图最怕的是出现欧洲式即对称性破碎。1979年越南兼并中南半岛的企图没有得逞，不然的话，亚洲就会出现欧洲式对称型破碎。这对全体亚洲人民而言，不啻一场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破碎的欧洲，而中国主体板块地位的弱化则导致太平洋战争，都是这个观点的有力说明。
1949年中国统一保证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理板块，并使亚洲大陆避免了欧洲式的对称性破碎，这是亚洲千年和平的保证，这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三、当代中国军人要有“两个大局”的意识和战略眼光
处于新时期、新阶段的中国崛起而言，不能迈过的门坎首先就是台湾问题。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过去不得已错已过了几次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邓小平上台后提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第一是反霸、第二是解决台湾问题，第三才是发展经济。现在经济目标基本实现，下一步台湾问题就摆在面前。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问题是其首要问题，但祖国大陆对台湾的重视从未有过丝毫松懈。说到这里，有必要澄清，在台湾问题，我不主张在正式的文章中用“台湾人民”的概念，而应该用“台湾同胞”的概念。因为“人民”是一个国家国民主体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有两个主体。我们对台湾同胞，套用雷锋同志的话就是，“要象春天般的温暖”，但对台独分子和支持台独分子的海外势力，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支持台独的海外力量主要是日本右翼。作为1972年中日建交的基础性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对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则的表态是“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而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中，美国的表态则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见，在台湾问题是日本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右翼对中国台湾一直是有企图的，总是在做小动作，支持台独势力，台独问题根子在日本右翼的支持。必须明白，日本之于台湾，是雅尔塔体系问题，而美国之于台湾，则是冷战体系问题。在前者，日本是亚太大国的制约对象，前者矛盾比后者更为深刻。台湾是在雅尔塔体系中回归中国的。
主权问题始终是与枪杆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说，对台湾的“怀揉”，在“柔”字旁要加个提手：抱拥台湾同胞，揉碎台独分子和他们背后的海外势力。
当代中国军人要有“两个大局”的意识和全球战略眼光。今天中国经济已走向并融入世界，中国文化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国军人也应该走出去。闺女嫁出去了受欺负，大多是娘家不行。海外华人华侨的“娘家”就是中国，中国要成为世界全体华人信心的支撑点。国家有事，当年的苏联军人和现在的美国军人先展开世界地图，从世界政治的变动分析国家政治，我想我们中国军人也会有这么一天。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2008年世界范围发生了经济危机，在摆脱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是有能力参与世界治理的，未来的世界治理应该有东方的“和谐”色彩，黑格尔曾谈到中国的国运，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我想黑格尔的话是有道理的，若将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速度与欧美国家比较来看，尽管道曲折，中国的前途是很光明的。
前一阵，我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动物们都挺和善，老虎、狮子横竖躺在一起在树荫下休闲，熊见了人也乐呵呵的，拍着巴掌向人示意。这里的世界很和谐。为什么老虎和狮子能躺在一起？这是因为动物们都有吃的，有非常充沛的资源供应，所以大家就和平了。我乘车出来后再看当前的国际社会，又反象动物世界，冲突没完没了，流血无休无止。这又是为什么呢？资源绝对稀缺。只要是资源绝对稀缺的地方，那里的斗争就是绝对的。人类和谐的前提始终离不开利益。小利益可以超越，大利益则不可超越。有没有超越利益的？有，什么状况下？有吃有喝的情况下。
我们常常看见有些学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张口闭口就是这个那个理论。那都是吃饱了。“饱暖思淫欲”，饱暖了，人就容易胡思乱想。有些专家谈粮食安全，十个人十个观点，我相信让他们饿上三天后，他们就可能只剩下一个观点了，再饿三天，眼睛都绿了，就不会空谈了，就要动粗了。
我常说军事学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学，因为战场上没有“三种可能性”，也没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可能，战场上的军人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至处血斑斑”，我很欣赏这两句诗。流血了就知道真理。生死之地有真理。在面临生死的时候，人就不空议论了。
学界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儿是邵云环，他就不“超越”了。“超越”这个东西，一见血，就不灵了。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求真当然重要，证伪则更难，而在国际政治学中面临最多的恐怕是证伪问题。
这次索马里海盗的事检验了我们的学界。应该让那些空论大师们都随军舰去亚丁湾，让他们用其云里雾里的理论跟索马里海盗说说，如果海盗们真听他们的，能立地成佛，能把我们的商船放回来，我就把我写的书《论中国海权》扔下，转读他们的书。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些海盗只认中国军舰和中国海军，只要海军而并非这些空论大师们上去，他们才会逃之夭夭。
你看印尼事件，为什么把华人弄成那样？咱是遵纪守法，老老实实赚钱。可当你钱赚得势不可挡时，经济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中国人极聪明，特别会赚钱。但是当别人钱赚不过你中国人时，输家就会动粗。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你说“机遇与挑战并存”，还说“有三种可能性”，这与什么也没说是一样的，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再看犹太人，上个纪元初，犹太人在小亚细亚被屠城后就满世界跑，结果把犹太人跑聪明了，极其聪明。但小聪明并没有保住民族的命运。犹太人是在哪里学到的关于国家的真理？在纳粹的焚尸炉里。犹太人在焚尸炉里理解了“国家”这个简单的概念。从纳粹集中营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为什么那么能打？睚眦必报，因为他们从焚尸炉里知道了世事的冷酷。
二、未来亚洲地缘政治版图决不能出现欧洲式破碎
犹太人明白只有建立强大的以色列国，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中国同样如此，但我们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1948年，国共内战；同时期的印度1947年独立，次年就分裂。尼赫鲁真是个书呆子，人家说分裂他就同意分裂，还说印度搞好了，巴基斯坦自然就会回来。1948年，李宗仁也主张以长江分治中国，但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反思说“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忏悔说，如果当时中国划江而治“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中国文化讲究“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文化求合不求分，“贫”，非不富，分贝是也，财产一分家就贫了。贫，弱也。富，家有“一口田”，富，福也。求一，不求多。财分则贫，国分则弱。中国人凡事劝和不劝分，西方人则劝分不劝和。中国讲统一，这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你看欧洲地图，四分五裂，有矛盾，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分。“微积分”出自欧洲不是偶然的。欧洲的破碎性，使其没有希望，有人说，欧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加起来很强大？但合力不是简单的相加。欧洲大陆的分裂使英国有机可乘：破碎地区好被人操纵和任人宰割。
欧洲有没有统一的时候？有。公元800年时，法国统一欧洲，结果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于公元843年就把它一分为三，从此欧洲就没有力量了。破碎的欧洲符合英美的利益。后来欧洲人对此追悔莫及。拿破仑、希特勒想整合欧洲，都失败了。
印度是英国人抛在亚洲的“雾都孤儿”。如果欧洲破碎是表层的话，那么印度破碎则是深层的。英国要印度有大版图，又不能使其有力量，那就使其有内伤：保存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私人所有权。政府想修一条路，就得光买下或部分买下土地产权，这就得一大笔资金。印度的破碎性还表现在文化和上层建筑上。1962年，中印战争时议会在吵架，战事完了，议会的争吵还没结束。印度核试验，当时只有几个人知道，不然，此事交到议会肯定又是胎死腹中。议会民主使印度的前途很无望。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此看得明白，1943年11月8日，他在私下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抗战后在推进中国统一进程中有两个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南边蒋介石不听美国的，北边毛泽东不听苏联的。对美国最有利的亚洲版图是中国南北分裂。如果那样，美国便会象操纵欧洲那样操纵亚洲。果真如此，我到广州来，还得办“签证”。那样的话，中国也就完了，亚洲也就完了，这样就会有无穷止的流血冲突。地理破碎是地区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李宗仁后来也看明白了，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
四大文明古国，现在大版图独立自主的国家仅存的只有中国。埃及与印度那是英国人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为其保留下来的。若不是英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土地上还不知会分出多少小国。这些衰落的古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衰落先从最破碎性的地方开始，比如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先衰落的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中国文明持续5000多年，大一统始终是其“主旋律”，以至欧洲人从马可波罗到黑格尔，都极其欣赏中国与中华文明，羡慕中国居于亚洲主体板块地位的大一统版图。
未来亚洲地缘政治版图最怕的是出现欧洲式即对称性破碎。1979年越南兼并中南半岛的企图没有得逞，不然的话，亚洲就会出现欧洲式对称型破碎。这对全体亚洲人民而言，不啻一场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破碎的欧洲，而中国主体板块地位的弱化则导致太平洋战争，都是这个观点的有力说明。
1949年中国统一保证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理板块，并使亚洲大陆避免了欧洲式的对称性破碎，这是亚洲千年和平的保证，这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三、当代中国军人要有“两个大局”的意识和战略眼光
处于新时期、新阶段的中国崛起而言，不能迈过的门坎首先就是台湾问题。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过去不得已错已过了几次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邓小平上台后提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第一是反霸、第二是解决台湾问题，第三才是发展经济。现在经济目标基本实现，下一步台湾问题就摆在面前。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问题是其首要问题，但祖国大陆对台湾的重视从未有过丝毫松懈。说到这里，有必要澄清，在台湾问题，我不主张在正式的文章中用“台湾人民”的概念，而应该用“台湾同胞”的概念。因为“人民”是一个国家国民主体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有两个主体。我们对台湾同胞，套用雷锋同志的话就是，“要象春天般的温暖”，但对台独分子和支持台独分子的海外势力，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支持台独的海外力量主要是日本右翼。作为1972年中日建交的基础性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对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则的表态是“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而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中，美国的表态则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见，在台湾问题是日本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右翼对中国台湾一直是有企图的，总是在做小动作，支持台独势力，台独问题根子在日本右翼的支持。必须明白，日本之于台湾，是雅尔塔体系问题，而美国之于台湾，则是冷战体系问题。在前者，日本是亚太大国的制约对象，前者矛盾比后者更为深刻。台湾是在雅尔塔体系中回归中国的。
主权问题始终是与枪杆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说，对台湾的“怀揉”，在“柔”字旁要加个提手：抱拥台湾同胞，揉碎台独分子和他们背后的海外势力。
当代中国军人要有“两个大局”的意识和全球战略眼光。今天中国经济已走向并融入世界，中国文化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国军人也应该走出去。闺女嫁出去了受欺负，大多是娘家不行。海外华人华侨的“娘家”就是中国，中国要成为世界全体华人信心的支撑点。国家有事，当年的苏联军人和现在的美国军人先展开世界地图，从世界政治的变动分析国家政治，我想我们中国军人也会有这么一天。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2008年世界范围发生了经济危机，在摆脱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是有能力参与世界治理的，未来的世界治理应该有东方的“和谐”色彩，黑格尔曾谈到中国的国运，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我想黑格尔的话是有道理的，若将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速度与欧美国家比较来看，尽管道曲折，中国的前途是很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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