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自2004年以来，由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连续暴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已经从中国攫取了正常利润以外的7000亿元财富，这个数字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其价格走势本来应该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样遵循基本的价值规律，也就是说，铁矿石的价格应该由其开采成本、供需关系及普通商品的平均利润水平来决定。
1996 年到2006年世界铁矿石储量从1500亿吨增长到1600亿吨，可以保证世界100年的用量，而实际储量还在不断增加。2001年到2006年世界钢铁产量增长47.1%（从8.5亿吨----12.5亿吨），而同期铁矿石产量却增长了59%（从9.32亿吨----14.82亿吨）。1996年到 2006年世界铁矿石贸易量不过每年增长5.8%，世界钢铁需求近几年才达到7%的增长量，而世界铁矿石价格却从2002年的24.8美元/吨增长到 2008年的170美元/吨，仅仅6年的时间就上涨7倍，这样的上涨速度是不能用供需关系来解释的。
工资是开采成本中最主要的因素，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2-3%之间，其工资增长水平也应该与此相对应，所以工资因素不能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铁矿石的开采并不需要多少高科技的投入，所以其投资利润应该在10%以内，利润率不应该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2004 年之前的世界铁矿石价格保持了近20年的稳定即在16---20美元/吨之间波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在这20年里并没有由于铁矿石价格的稳定而出现亏损，相反，他们在铁矿石价格保持稳定的20年里（16―20美元/吨）保证了企业的利润与职工的基本工资正常增长，企业的发展也在良性的轨道里运行。
三大铁矿石公司连年漫天要价，说到底就是想谋取暴利。2006年力拓的营业额为254亿美元，而其税前利润却达到102亿美元人，毛利润率达到40%，经过2007年、2008年铁矿石价格的继续暴涨，其利润率更高。一种用普通生产工艺生产出的普通商品能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事。
为什么在由日本人主持谈判的时间里，铁矿石价格能保持20年的稳定，而中国人一接手谈判铁矿石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7000亿是个什么概念，7000亿元可以让中国2亿贫困人口（日人均生活费低于1美元）每人得到3500元，7000亿元可以制造35艘中型航空母舰，7000亿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7000亿是甲午战争赔款的7倍。
可以说，铁矿石谈判的失败，是一种比甲午战争还更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的耻辱。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军事上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对日本人的侵华战略及战争准备缺乏足够的重视并因此导致中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足，政治上是由于北洋舰队成为李鸿章个人获取并维持政治权力的工具，惜战、惧战是失败的直接原因。清政府支付的战争赔款是2.3亿两白银，这个数字约合现在的955亿元人民币，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的。而铁矿石谈判期间（2004年---2009年），经济上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政治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远大于澳大利亚，军事上，中国并没有被澳大利亚打败。具体到铁矿石贸易上，澳大利亚也没有什么优势，2007年澳大利亚在7.5亿吨铁矿石贸易（海运）中仅占38%，而同期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约50%，由于铁矿石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平衡，总供给的增长甚至高于总需求，在此情况下，怎么会出现中国的谈判总是失败的现象。
有人将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的原因归咎于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控制了近70%的贸易产量，那我不禁要问，中国的焦炭出口量占世界的比例约50%，为什么焦炭的出口价格在2004年4月即已达到432美元/吨，而到2006年却下跌到130美元 /吨，即使到2009年，1―5月的平均出口价格也不过355美元/吨。如果参照铁矿石上涨7倍来计算，中国的出口焦炭价格现在最少也应该在2900美元 /吨。
而中国对世界稀有金融的出口量占了约80%，为什么稀有金属的价格却连年下跌。
尤其是石油价格，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对原油的需求大幅下跌，而石油价格却从2009年初的33美元/桶迅速上涨到73美元/桶。此前1998年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价格仅14.3美元/桶，2008年涨到147美元，10年涨了10倍，而期间原油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也基本操持了平衡，也就是说，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原油价格的上涨，就如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铁矿石价格的上涨一样。
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中国卖什么什么跌，这是人们对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走势的一种形象比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令人宰割的被动局面，也许我们应该从铁矿石谈判、石油期货这些表面的圈子里跳出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从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来思考这些问题。国有企业是腐败的温床，这是笔者对国有企业的一贯评价。国有企业之所以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根本的原因是所有人对经营人的监管无法到位。
从法理上说，13亿中国大陆人是每一家国有企业的所有人，但由于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与13亿人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管赚了多少钱，13亿大陆人民并不能获得丝毫分红，反过来，这些国有企业亏了本，也不会要求这13亿人直接承担什么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漠不关心。作为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部门的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处于同样的利益无关的状态。既然无关利益，国有企业的老总们要怎样做，没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关心。
铁矿石谈判在去年奥运会期间就被记者揭露可能存在猫腻（人民网8月26日报道），为什么直到近一年后的今天才着手查处。为什么每到铁矿石谈判的关键时刻宝钢就会带头提价，而当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之际，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的老总公然唱高油价，发改委甚至发文支持涨价，这样公然的配合，为什么没有人制止并纠正，说到底是国有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主体。如果宝钢是私有企业，它的股东会放任其管理者这样公然地损害企业的利益吗，绝不会。同样的道理，宝钢等国有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之所以愿意为了每吨 0.5美元的回扣而放任企业遭受7000亿元的损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如果企业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绝不会要那0.5美元。
凡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就知道，企业老总们的开支（吃喝嫖赌等等）都可以种种名义在企业报销，企业里最有钱的除了厂长、经理就是供销人员。
中国从国际市场采购的商品远不止铁矿石与石油，沿海绝大多数的出口型企业的原材料都来自海外，这些原材料的采购金额绝不比石油、铁矿石少，为什么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就能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说到底还是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企业不是自己的，怎么弄都无所谓，何况通过违规操作还能为自己谋取巨大的利益。
其次，要从中国的选官体制去思考。商场如战场，这是人们对高度发达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的形象比喻。要在瞬息万变，高手如云，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残酷的的市场经济中生存并发展，需要企业家们及国家经济决策部门的负责人们有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及顽强的意志，这些人尤其学需要有崇高的道德水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还要并比其它人更勤劳。上述品质缺一不可。但在中国现行的选官体制下，具备上述品质的人要进入管理层、经济决策层基本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的集权体制下，选官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些低能、无知、卑鄙、道德沦丧的人能更加顺利地进入权力层。这些人的心中早已没有了国家利益的概念，更不知羞耻为何物，他们一旦权柄在手就拼命地捞钱，奢侈地享受，至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百姓的生活，甚至自己的声誉都轻如鸿毛。指望这些人去战胜那些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经过数不清职业励炼与道德洗礼的西方企业家是不可能的。
再次，要从中国的经济竞争体制去思考。以宝钢为首的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放任铁矿石的涨价，这其中当然某些管理者个人的卑鄙目的（据说这些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中有大量的子女在美国、澳大利亚留学、经商，他们的钱都来自于力拓等铁矿石公司），但他们在铁矿石进口资质方面的特权也是重要的因素，不管铁矿石价格多高，他们都可以通过向没有进口权的民营企业倒卖铁矿石进口配额而获利（据说每年仅这方面的公开利润就达200亿），宝钢等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还可以通过自己在钢铁市场的优势地位大肆拉高钢价以向下游产业最终向消费者转移高成本以获取高利润。如果没有这种特权，宝钢等国有企业的老总们是不敢面对铁矿石价格的狂飙行情的。
最后，我们要从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去思考。经济上的垄断与特权必然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企业的低效益并不可避免地发生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对消费者进行的肆意掠夺，而经济上的垄断必然要以政治上的垄断与特权为前提。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对电信、能源、金融保险及城市公共行业等垄断行业的公开掠夺行为无还手之力，就在于这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没有民权哪来的民生呢，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有选择县长、市长的权力，既得利益阶层敢这样猖狂吗。
慈禧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深刻认识到封建传统政治体制的危害，随后在她的支持下开始了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人的帮助下，光绪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颁布了 180条政令，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虽然这场变革由于光绪、康有为缺乏政治经验（操之过急，不幸陷入与慈禧的权力竞争并被以荣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而失败，但他们的改革措施最后却大多由慈禧推行，比如废除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允许民间学会的成立，鼓励创办独立的报纸，裁撤绿营，改用西式方法训练军队，从法律上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成立翻译局翻译出版西方书籍，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等等，这些措施最终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中国人的思想得以跟上世界的步伐，并最终使中国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避免了在此后与日本的战争中亡国的命运。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切肤之痛，慈禧怎么可能支持戊戌变法，如果没有随后对变法新政措施的大力推行，中国最后肯定会走上分裂、亡国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赔款不过2.3亿两白银（约合现在的900亿元），而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给带来的损失起码是甲午战争的20倍，给中国带来的耻辱与影响远甚于甲午战争。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使外国人更加看清了中国官僚的无能与腐朽，并将激起他们更大的对中国的掠夺欲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也同样使中国人民对腐败的官僚体系更加绝望，中国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寻求出路的努力将更加艰难。
希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能给中国社会各阶层以最深刻的警醒，并抓住最后一线机会扭转中国历史的方向，避免中国内外危机的总爆发。2009年7月18日
参考文章两年多前我就主张撤换铁矿石的谈判人员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其价格走势本来应该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样遵循基本的价值规律，也就是说，铁矿石的价格应该由其开采成本、供需关系及普通商品的平均利润水平来决定。
1996 年到2006年世界铁矿石储量从1500亿吨增长到1600亿吨，可以保证世界100年的用量，而实际储量还在不断增加。2001年到2006年世界钢铁产量增长47.1%（从8.5亿吨----12.5亿吨），而同期铁矿石产量却增长了59%（从9.32亿吨----14.82亿吨）。1996年到 2006年世界铁矿石贸易量不过每年增长5.8%，世界钢铁需求近几年才达到7%的增长量，而世界铁矿石价格却从2002年的24.8美元/吨增长到 2008年的170美元/吨，仅仅6年的时间就上涨7倍，这样的上涨速度是不能用供需关系来解释的。
工资是开采成本中最主要的因素，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2-3%之间，其工资增长水平也应该与此相对应，所以工资因素不能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铁矿石的开采并不需要多少高科技的投入，所以其投资利润应该在10%以内，利润率不应该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2004 年之前的世界铁矿石价格保持了近20年的稳定即在16---20美元/吨之间波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在这20年里并没有由于铁矿石价格的稳定而出现亏损，相反，他们在铁矿石价格保持稳定的20年里（16―20美元/吨）保证了企业的利润与职工的基本工资正常增长，企业的发展也在良性的轨道里运行。
三大铁矿石公司连年漫天要价，说到底就是想谋取暴利。2006年力拓的营业额为254亿美元，而其税前利润却达到102亿美元人，毛利润率达到40%，经过2007年、2008年铁矿石价格的继续暴涨，其利润率更高。一种用普通生产工艺生产出的普通商品能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事。
为什么在由日本人主持谈判的时间里，铁矿石价格能保持20年的稳定，而中国人一接手谈判铁矿石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7000亿是个什么概念，7000亿元可以让中国2亿贫困人口（日人均生活费低于1美元）每人得到3500元，7000亿元可以制造35艘中型航空母舰，7000亿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7000亿是甲午战争赔款的7倍。
可以说，铁矿石谈判的失败，是一种比甲午战争还更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的耻辱。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军事上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对日本人的侵华战略及战争准备缺乏足够的重视并因此导致中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足，政治上是由于北洋舰队成为李鸿章个人获取并维持政治权力的工具，惜战、惧战是失败的直接原因。清政府支付的战争赔款是2.3亿两白银，这个数字约合现在的955亿元人民币，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的。而铁矿石谈判期间（2004年---2009年），经济上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政治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远大于澳大利亚，军事上，中国并没有被澳大利亚打败。具体到铁矿石贸易上，澳大利亚也没有什么优势，2007年澳大利亚在7.5亿吨铁矿石贸易（海运）中仅占38%，而同期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约50%，由于铁矿石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平衡，总供给的增长甚至高于总需求，在此情况下，怎么会出现中国的谈判总是失败的现象。
有人将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的原因归咎于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控制了近70%的贸易产量，那我不禁要问，中国的焦炭出口量占世界的比例约50%，为什么焦炭的出口价格在2004年4月即已达到432美元/吨，而到2006年却下跌到130美元 /吨，即使到2009年，1―5月的平均出口价格也不过355美元/吨。如果参照铁矿石上涨7倍来计算，中国的出口焦炭价格现在最少也应该在2900美元 /吨。
而中国对世界稀有金融的出口量占了约80%，为什么稀有金属的价格却连年下跌。
尤其是石油价格，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对原油的需求大幅下跌，而石油价格却从2009年初的33美元/桶迅速上涨到73美元/桶。此前1998年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价格仅14.3美元/桶，2008年涨到147美元，10年涨了10倍，而期间原油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也基本操持了平衡，也就是说，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原油价格的上涨，就如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铁矿石价格的上涨一样。
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中国卖什么什么跌，这是人们对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走势的一种形象比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令人宰割的被动局面，也许我们应该从铁矿石谈判、石油期货这些表面的圈子里跳出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从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来思考这些问题。国有企业是腐败的温床，这是笔者对国有企业的一贯评价。国有企业之所以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根本的原因是所有人对经营人的监管无法到位。
从法理上说，13亿中国大陆人是每一家国有企业的所有人，但由于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与13亿人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管赚了多少钱，13亿大陆人民并不能获得丝毫分红，反过来，这些国有企业亏了本，也不会要求这13亿人直接承担什么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漠不关心。作为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部门的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处于同样的利益无关的状态。既然无关利益，国有企业的老总们要怎样做，没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关心。
铁矿石谈判在去年奥运会期间就被记者揭露可能存在猫腻（人民网8月26日报道），为什么直到近一年后的今天才着手查处。为什么每到铁矿石谈判的关键时刻宝钢就会带头提价，而当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之际，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的老总公然唱高油价，发改委甚至发文支持涨价，这样公然的配合，为什么没有人制止并纠正，说到底是国有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主体。如果宝钢是私有企业，它的股东会放任其管理者这样公然地损害企业的利益吗，绝不会。同样的道理，宝钢等国有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之所以愿意为了每吨 0.5美元的回扣而放任企业遭受7000亿元的损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如果企业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绝不会要那0.5美元。
凡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就知道，企业老总们的开支（吃喝嫖赌等等）都可以种种名义在企业报销，企业里最有钱的除了厂长、经理就是供销人员。
中国从国际市场采购的商品远不止铁矿石与石油，沿海绝大多数的出口型企业的原材料都来自海外，这些原材料的采购金额绝不比石油、铁矿石少，为什么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就能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说到底还是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企业不是自己的，怎么弄都无所谓，何况通过违规操作还能为自己谋取巨大的利益。
其次，要从中国的选官体制去思考。商场如战场，这是人们对高度发达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的形象比喻。要在瞬息万变，高手如云，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残酷的的市场经济中生存并发展，需要企业家们及国家经济决策部门的负责人们有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及顽强的意志，这些人尤其学需要有崇高的道德水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还要并比其它人更勤劳。上述品质缺一不可。但在中国现行的选官体制下，具备上述品质的人要进入管理层、经济决策层基本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的集权体制下，选官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些低能、无知、卑鄙、道德沦丧的人能更加顺利地进入权力层。这些人的心中早已没有了国家利益的概念，更不知羞耻为何物，他们一旦权柄在手就拼命地捞钱，奢侈地享受，至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百姓的生活，甚至自己的声誉都轻如鸿毛。指望这些人去战胜那些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经过数不清职业励炼与道德洗礼的西方企业家是不可能的。
再次，要从中国的经济竞争体制去思考。以宝钢为首的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放任铁矿石的涨价，这其中当然某些管理者个人的卑鄙目的（据说这些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中有大量的子女在美国、澳大利亚留学、经商，他们的钱都来自于力拓等铁矿石公司），但他们在铁矿石进口资质方面的特权也是重要的因素，不管铁矿石价格多高，他们都可以通过向没有进口权的民营企业倒卖铁矿石进口配额而获利（据说每年仅这方面的公开利润就达200亿），宝钢等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还可以通过自己在钢铁市场的优势地位大肆拉高钢价以向下游产业最终向消费者转移高成本以获取高利润。如果没有这种特权，宝钢等国有企业的老总们是不敢面对铁矿石价格的狂飙行情的。
最后，我们要从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去思考。经济上的垄断与特权必然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企业的低效益并不可避免地发生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对消费者进行的肆意掠夺，而经济上的垄断必然要以政治上的垄断与特权为前提。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对电信、能源、金融保险及城市公共行业等垄断行业的公开掠夺行为无还手之力，就在于这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没有民权哪来的民生呢，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有选择县长、市长的权力，既得利益阶层敢这样猖狂吗。
慈禧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深刻认识到封建传统政治体制的危害，随后在她的支持下开始了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人的帮助下，光绪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颁布了 180条政令，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虽然这场变革由于光绪、康有为缺乏政治经验（操之过急，不幸陷入与慈禧的权力竞争并被以荣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而失败，但他们的改革措施最后却大多由慈禧推行，比如废除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允许民间学会的成立，鼓励创办独立的报纸，裁撤绿营，改用西式方法训练军队，从法律上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成立翻译局翻译出版西方书籍，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等等，这些措施最终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中国人的思想得以跟上世界的步伐，并最终使中国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避免了在此后与日本的战争中亡国的命运。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切肤之痛，慈禧怎么可能支持戊戌变法，如果没有随后对变法新政措施的大力推行，中国最后肯定会走上分裂、亡国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赔款不过2.3亿两白银（约合现在的900亿元），而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给带来的损失起码是甲午战争的20倍，给中国带来的耻辱与影响远甚于甲午战争。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使外国人更加看清了中国官僚的无能与腐朽，并将激起他们更大的对中国的掠夺欲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也同样使中国人民对腐败的官僚体系更加绝望，中国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寻求出路的努力将更加艰难。
希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能给中国社会各阶层以最深刻的警醒，并抓住最后一线机会扭转中国历史的方向，避免中国内外危机的总爆发。200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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