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 高天上飞云
中国古代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意识。天下观是指视中国为天下，为海内，为六合，而视天下以外是四夷，四海之外是诸夷，六合之外则存而不论。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人们将自己的居住区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这里的中国包括四个含义：
1.地理意义上的所谓“中原”地区。“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汉书·地理志》。
2.政治意义上的所谓“天子之国”。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既是相对于东、南、西、北各族的称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诗经·大雅》。此时的这个“中国”与“四方”、“京师”与“四国”的对举，乃是表示中心与四邻、天子与诸侯的相互关系。
3.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夏、商、周三族至周代，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呼为“诸夏”或“华夏”。《礼记·王制》中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一句，而这里的“中国”，主要指的是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之一的“华夏民族”。
4.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玉制》。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是文化的差异，即所谓“华夷之辨”，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
春秋之争归于西秦，而这个“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秦，在当时却在诸夏之外，同时期还有楚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秦的统一，代表者“中国”一词的涵义有了实质性的发展，一是结束了以前那种“天子之国”与“诸侯之国”并存的局面，而真正实现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二是中国的一统，标志着华夏思想文化新的认同。
至汉，随着中原王朝的兴盛，中国一词又有新的变化，产生了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均统称为“中国”的观念。“古之戎狄，今为中国”《论衡》，王允认为，中国不仅郡县制度统一，而且四夷臣服，已为一统天下，而国家制度实际上实行的也是“君天下为天子”的统治制度，反映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关于国家元首称号在内地与边疆已形成比较确定的共识。“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礼记·曲礼》。此后随着华夏族统治地域的扩大，“中国”一词指统一王朝的全部疆土。“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赵）佗弗诛。”《史记•南越列传》，以后凡当处于分裂时期，则中国多指黄河流域。“亮说权云：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就在与中原形成统一的趋势前后，北方游牧民族自战国末期，出现了东胡、匈奴、月氏三大势力互相兼并角逐的局面。尤其以匈奴统一中国北部草原游牧区的历史功勋是为卓著，不可磨灭，从大兴安岭到大漠南北，西到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东西万里，南北数千里，有为数众多的游牧部落和许多族称的游牧古族，终于统一为中国的一个大区域。正如秦楚等各自统一了一个大区域为中国大统一准备了条件一样，匈奴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也建立了这样的功勋，同样为中国大统一准备了条件，秦、汉大统一的功勋固然伟大，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所创局部统一之功同样应该给予高度肯定。有人说“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华夏是蛮夷戎狄共同创造的。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缔造的。”，诚哉斯言。
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朝人呼北朝为索虏，北朝人斥南朝人为岛夷，两家还都自称中国，以至隋唐统一，视两家为南北朝，对其自称中国都加以认可，承认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至唐后，宋辽金前后并立，为争正统闹得不亦乐乎，其辽帝为金所败，递上降表，其中依旧喋喋不休自称为中国正统，元灭金、南宋、西夏，天下一统，主编宋辽金史，也是一视同仁，承认三者均为中国，周良霄在《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对此有一段精辟论述：“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
时值明朝，朱元璋则呼元朝为养育父母之邦，得继正统：“天生元朝，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统一。”可见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这个民族大熔炉的锻炼，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经明至清，强调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间的差别与岐视。“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大义觉迷录》。认为所谓华夷，只是地域的不同，“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大义觉迷录》。“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帝圣帝，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夷，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夫满汉名色，犹直隶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清世宗实录》。
而《大清一统志》，则将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均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有其发展的过程，其含义也不断扩大。直到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华前夕，中国这个众多民族的老大帝国被人连打带拉的带进了近代国家阶段，古代中国最终以大清帝国的形式进入了近代国家体系中，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现代国家。并为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继承。这便是“中国”一词是历史发展变化的结果和过程。
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以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范围的中国为中国，凡历史上在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民族和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蒙古民族建立得元朝和满族建立得清朝。过去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历史上汉族王朝、中原王朝、正统王朝统治范围为中国，其他就不是。这种观点无疑是错的，我们不是宋朝人，不是明朝人，我们是现代中国人，我们不应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中国的范围就是历史上的中国，这也不对，例如外蒙古问题，在历史上是属于古代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体系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在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及国际形式得变化，独立出去，成为和现代中国一样得主权独立国家，但是他的历史依旧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要各算各的帐。总之要分清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中国是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否则许多问题就讲不通。
那么古代中国在哪里。古代中国的的疆域又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些是那些又不是，总结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必须搞清楚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我们应该看看古代中国是处在这个星球的什么位置，这个位置有什么特点。
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与该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巨大的关系，甚至地理因素对该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查看地理，亚洲以帕米尔高原为中轴，向四方伸延出许多著名的大山脉，这些地理结构将东亚、南亚、西亚分开，而中亚也以帕米尔为限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其东部即我国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一次向东，渐次降低直到大海。这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创造独具特点的历史与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这是一个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西北为帕米尔高原，巨大而高寒干旱之区，在整个古代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西北地理极限，虽有人迹相通，如丝绸之路，但是可知道丝绸之路也是一个白骨累累的生死之途，切莫以为烂漫的很，那是会要命的。喜马拉雅山横亘入云耸立西南，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横断山脉多江河阻隔，且又是热带丛林瘴疠之区，越往古代越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往的障碍，从越南的历史就可看出，中原文化在此进退反复，曾有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北方地势起伏不大，为广漠无垠的草原与沙漠，由于极北严寒苔原、人烟极稀，则人迹罕至。东面则自黑龙江东部沿海直到东南沿海，有2万多公里的海岸。
这就是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莱以生存的一个大的地理单元，其中就包括后来形成汉族的很多古老民族。
随着人类活动，文明的萌芽开始出现在洪荒混沌之中，在这个地理单元中不可能只会诞生一个文明，随着历史科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大量地下考古资料的出土，开始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都有早期文明的生长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是单元的、直线的，而是呈“多元一体”状态。这些科学发现破除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一元论的错误。
关于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一元论的错误概念来源以久，其框架为司马迁于《史记》中建立。司马迁并非不知道知道出身东夷的伏羲与出身南蛮的神农都比出身于西戎的黄帝历史悠久，司马迁之所以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实为政治压力所迫，不得不为之，书中"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颇为委屈。还有关于考古发现，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总是彻底推翻了的。
在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不同人群的流动只能是向利于自己生存的方向发展，不可避免的遵循着一个客观实情，往好走的地方走，碰到高山阻隔，江海挡路，只能回头另寻方向，而不是坐在山前河畔不停的说片汤话。这样同一地理单元中的不同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发生?、民族陆续走到一起，将自己和别人捆到了一起，休戚与共、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尽管“中华民族”一词是在后来提??中国为什么能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文化根源，也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中各地域文化的各民族文化之间为什么能合而不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形成“合和”的中国哲学的文化根源，突破了过去仅仅以黄河文化论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认识。
以此，诚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自在、自为。
随着不同人群部族之间的汇集、接触，形成了众多的小的部落群，小的部落群之间同样在发生汇集、接触，据个例子，犹如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漩涡，相互竞争融合，主动被动的卷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最大的其中还含有很对细碎的小漩涡的大漩涡，这个最终形成的最大漩涡既有吸引力，也有排斥，有的人群民族进来了，有的离去了，最终漩涡的中心大致定准在黄河以北长城以南，以此为引力点形成一个很大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华大地泛指的就是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历史上生存在中华大地的各个不同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前面有片汤说匈奴西去的那一支，算不算，这里可以说不算，因为这一支已经离开了，这里要注意，离开的匈奴人并不是匈奴人的天然合法代表，他们只是代表着某一部分匈奴人，匈奴自分裂后，南匈奴并没有走，北匈奴除一部分离去，尚有近十万散落原地，后来并入了鲜卑依旧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以、匈奴及后来的突厥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消失的民族，们中离开的那部分，在离开之前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离开之后不是。
随着人类技术和生产能力社会的发展，主观能动，一些在远古时期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得到突破，更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也随着加快，出现碰撞的频率增多，力度也越来越大，最终不同地理单元的文明和文明群之间也发生了碰撞，实际上也就是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具体体现到贸易或者就是战争，如唐和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便是两大文明，两个漩涡之间的一次碰撞。又如蒙古帝国西征造成的几个汗国，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地理单元，在别的地方同几个不同漩涡发生碰撞，有的漩涡被击碎形成了新的漩涡，而最终他们身不由己的被卷进了别的漩涡中，成了那个漩涡中的一部分，但是蒙古本部和中原地区以及南方地区依旧保持在原来的漩涡之中，所以，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民族建立的蒙古帝国短暂而辉煌，他依旧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部分，有如消失的契丹民族建立的辽。蒙古帝国随着分裂而消失，分裂后的那几个汗国虽然和元朝保持着宗属关系，这不过是一种虚名名义而已，（要注意到蒙古民族的分封制和汉民族的分封之有着很大不同），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命运共同体，他们以后的历史自然不是古代中国的历史了。
在这个大得漩涡－－多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随着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变化，中华大地大体上分农耕、渔猎、游牧三大区。
农业区与游牧区及农牧民族发展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南北农牧民族的发展又是不平衡发展的，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也有发展程度明显的差异，大致是：自秦岭淮河以南，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农业民族分布之区；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为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这是华夏/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狩猎区，是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的区域。这三大区域三个民族分布带的交替作用，农牧两大类型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便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内部联系之所在。
在农耕、渔猎、游牧三大区中，其主体部分主要是指农耕区，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早期，农耕是比较先进的产业，农耕民族的成熟也比较早，发展比较快。从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汉，以华夏族为核心和杂居在华夏族之间的各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而逐渐壮大，同时周边夷狄的华夏化，最终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统一政权。这种变化是以农耕区为范围，以农耕业为基础的，各族之间相互容易认同，变化的过程也是渐进的，平和的，形成以后反复相对较少。
而我国历史上政权分裂最久，反复最大的根本原因，即为农耕、渔猎、游牧三大区的对立。农耕区成熟最早，游牧区次之，渔猎区再次之。综观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大致唐代以前，与农耕政权对立最强大的势力主要来自古代中国的北部地区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先后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这一时期，古代中国的中部地区汉族政权势力较强，占据主导地位，当汉族王朝占有游牧民族地区后，往往采取农耕方式，开辟草原，于是将先进的汉文化传到了草原，在与草原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唐代文化可为代表。游牧民族入居汉族王朝地区后，吸收汉文化，双方之间逐渐形成了双向交流，其后，古代中国的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因长期接受汉文化，逐渐成熟发展，加强了民族意识和政权意识，这里请注意辽、金的政治结构已经不再是匈奴、突厥那种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这些民族的强大，逐渐在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契丹曾占有三分之一的古代中国的北部地区，女真占有了全部古代中国的北部地区，而蒙古最终统一了古代中国。
元代以后，中华大地上畜牧区、渔猎区和农耕区又处在了一个分裂状态。长城以北残存有北元、中原地区有明政权、还有西南等地，其中渔猎区的满族建立政权，先笼络内外蒙古，然后再统一农耕区，最后平定西北维吾儿、回部，将古代中国的农耕、畜牧、渔猎三大区再次统一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这是历史发展、天下一统的必然。
随着人类的进步，原来成为险阻的地理环境为人类所突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各个文明的能力大为降低，各个文明的影响范围也不在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距离越来越短，以致冲破地理限制发生碰撞，并发生对影响范围的争夺，自17世纪以来，随着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日趋残酷和激烈，不可否认自元以后，由于失去了那次辉煌壮丽的、空间开放交融的机会，中华文明的发展开始乏力，缺乏生机与活力，满族建立统一政权后，却没有提供向元朝那样的开放环境，自己反而跟着明朝的脚印走了下去，以致极至，而其他文明却在大踏步的赶上来，并超过了老大帝国，在文明的竞争中大占上风，随着沙俄的东侵和中亚势力的东扩，西北民族因外来势力的干拢和宗教势力的影响，分裂意识较强。但是该地自西汉以来即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当地人民与内地农耕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欲分裂，民心不从。故清廷不惜化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竭尽人物财力，巩固了西部疆土，对中国后来社会稳定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犹如台湾，台湾自古为中华民族之一高山族的居地，明清以来大批大陆沿海居民迁入该地，对传播中华经济文化起着重要作用，然其地远悬海外，与大陆联系不强。郑氏驱逐荷人、葡人，据有台湾，然其势孤力单，在其时已然出现的文明竞争中地位终究不稳，如不加以解决，后果不堪想象，清廷一举攻下台湾，设立府州，与内地同制，使中国第一大岛与内地融入同一大家庭中，成为国际上共识，可谓是清廷一大功绩，施郎也于此战而为中华民族建立不世功勋。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鸦片战争后，古代中国以大清帝国的名字及家底进入现在国家阶段的同时，如日本、朝鲜、越南，原在这个漩涡外围的政治实体也相继进入现代国家阶段，这是这些国家和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天下观的关系，而是现代主权独立的国与国的关系，现代国家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家间的战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国家的变化此消彼长，现在的蒙古国就是我们进入现代国家后，发生的一件悲剧，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残酷的现实，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蒙古地区在外来干预下独立出去，成了和中国一样的主权独立国家，并为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政府所承认。也正是是在进入现代国家后，外蒙古才独立出去，这个蒙古国不等于古代中国历史上的蒙古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外蒙古的独立是在外来干预下进行，最后成为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对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蒙古民族来说则是一次分裂和灾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各个兄弟民族发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在1913年初，西蒙古王公会议在归绥召开，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反对外蒙古独立、反对外蒙古分裂分子分裂蒙古民族的罪恶图谋，会议通电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份通电不但可以说是蒙古民族、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向世界宣告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政治宣言。
任何时候，都有一些鬼祟之人，出卖自己的灵魂。在抗日战争中出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溥仪，实际上是在现代国家中的叛国罪、分裂国土罪。他绝误资格代表满族人民，他只代表已经被打到的、曾经骑在各族人民（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剥削阶级，他盗用满族的旗号进行叛国活动，是遭到了绝大多数满族人民的坚决抵制的，如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便是满族人士佟麟阁、还有抗日英雄陈翰章、吴克仁、王光宇、李兆麟、唐聚五等等。
还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一个贫苦的满族，满姓瓜尔佳氏。
这些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入侵而牺牲的满族人士才是满族人民的代表，才是满族的英雄、才是满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华民族的骄傲。
还有进入现代国家后发生的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性质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与中国历史上满族入关、蒙古南下乃是天壤之别的、两个决然不同性质的概念。国内某些人将其混为一谈，不是知识贫乏，就是包藏祸心，将中国历史说成只是汉族的历史，将蒙古地区、东北地区认定为外国，与臭名昭著的“满蒙非中国论”里应外合，那些言行既然构成叛国罪名，其行为几近邪教组织。必须加以坚决驳斥。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二三千年来生活在这??国历史上建立的??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奠定今天中国疆域规模的，不仅是汉族，而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某些时期边区少数民族贡献更??行民族平等政策，决不能搞大汉族主义。
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汉族文化，而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从音乐、服饰、饮食和其他习俗都可以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痕迹，因此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
又有人问，那么中华民族都包括那些民族呢？大陆新版《辞海》曰："我国各民族的总称。" 台湾三民书局版《大辞典》曰："族名，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
准确的说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要搞清楚"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国家"、"政权"是人为的这种根本区别。而且“民族”一词是清末从日本借进来的，在该词借入之前，汉语用‘人、人种、族类、部落、种落’等词代表周边族群 这里往往就把民族和国家混同了。
"中华民族"实际上应该包括：1.汉族（无论是居于国内还是国外）2.居于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3. 海外华人（包括未入外国籍的华侨与已入外国籍的华裔）。
有人会提出蒙族和朝族的问题，由于现在在境外都存在一个以其为主体民族的现代国家概念的主权独立国家，这两个国家的蒙古族和朝鲜民族便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而在国内的蒙古民族和朝鲜民族依旧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因前面已经讲过。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我们承认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漫长过程中，华夏/汉族由于其人数众多，文化先进而起了主导作用，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就可以忽视以致抹煞其他兄弟民族及其祖先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甚至不承认这些事实，盲目、武断、无知、可笑的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
葛剑雄对此曾有精辟见解：“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绝对纯血统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会退化以至消亡。华夏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非只是依靠了祖先的伟大或血统的优良，而是由于不断大量吸收了其它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华。同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来自组成她的各个民族，来自各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中华儿女和炎黄子孙，必须说明，中华儿女一词用词准确，而将中华民族用炎黄子孙来表述则是错误的。谭其骧就曾直指"炎黄子孙"之说违背史实。
徐旭生、蒙文通首先挑战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引经据典大胆指出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至少已有三个民族集团互争雄长，各个集团对于创造中华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儒家的孔孟出身于东夷集团，道家的老庄出身于南蛮集团，中华民族并非只是炎黄二帝的子孙或者黄帝一人的子孙。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都在进步，现在国内有的民族提出是中华儿女，但不是炎黄子孙，有的民族还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理论，很值得重视，就是中华某族。
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不说，但是自认为中华民族一员、以中华儿女为骄傲却是不容置疑。
中华民族自在、自为。
汉族伟大、蒙族伟大、满族伟大，中华民族伟大。
中国古代历来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意识。天下观是指视中国为天下，为海内，为六合，而视天下以外是四夷，四海之外是诸夷，六合之外则存而不论。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人们将自己的居住区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这里的中国包括四个含义：
1.地理意义上的所谓“中原”地区。“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汉书·地理志》。
2.政治意义上的所谓“天子之国”。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既是相对于东、南、西、北各族的称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诗经·大雅》。此时的这个“中国”与“四方”、“京师”与“四国”的对举，乃是表示中心与四邻、天子与诸侯的相互关系。
3.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夏、商、周三族至周代，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呼为“诸夏”或“华夏”。《礼记·王制》中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一句，而这里的“中国”，主要指的是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之一的“华夏民族”。
4.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玉制》。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是文化的差异，即所谓“华夷之辨”，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
春秋之争归于西秦，而这个“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秦，在当时却在诸夏之外，同时期还有楚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秦的统一，代表者“中国”一词的涵义有了实质性的发展，一是结束了以前那种“天子之国”与“诸侯之国”并存的局面，而真正实现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二是中国的一统，标志着华夏思想文化新的认同。
至汉，随着中原王朝的兴盛，中国一词又有新的变化，产生了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均统称为“中国”的观念。“古之戎狄，今为中国”《论衡》，王允认为，中国不仅郡县制度统一，而且四夷臣服，已为一统天下，而国家制度实际上实行的也是“君天下为天子”的统治制度，反映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关于国家元首称号在内地与边疆已形成比较确定的共识。“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礼记·曲礼》。此后随着华夏族统治地域的扩大，“中国”一词指统一王朝的全部疆土。“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赵）佗弗诛。”《史记•南越列传》，以后凡当处于分裂时期，则中国多指黄河流域。“亮说权云：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就在与中原形成统一的趋势前后，北方游牧民族自战国末期，出现了东胡、匈奴、月氏三大势力互相兼并角逐的局面。尤其以匈奴统一中国北部草原游牧区的历史功勋是为卓著，不可磨灭，从大兴安岭到大漠南北，西到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东西万里，南北数千里，有为数众多的游牧部落和许多族称的游牧古族，终于统一为中国的一个大区域。正如秦楚等各自统一了一个大区域为中国大统一准备了条件一样，匈奴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也建立了这样的功勋，同样为中国大统一准备了条件，秦、汉大统一的功勋固然伟大，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所创局部统一之功同样应该给予高度肯定。有人说“华夏是蛮夷戎狄异化又同化的先进产物，华夏是蛮夷戎狄共同创造的。中国是蛮夷戎狄共同缔造的。”，诚哉斯言。
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朝人呼北朝为索虏，北朝人斥南朝人为岛夷，两家还都自称中国，以至隋唐统一，视两家为南北朝，对其自称中国都加以认可，承认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至唐后，宋辽金前后并立，为争正统闹得不亦乐乎，其辽帝为金所败，递上降表，其中依旧喋喋不休自称为中国正统，元灭金、南宋、西夏，天下一统，主编宋辽金史，也是一视同仁，承认三者均为中国，周良霄在《元代史》一书序言中对此有一段精辟论述：“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
时值明朝，朱元璋则呼元朝为养育父母之邦，得继正统：“天生元朝，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统一。”可见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这个民族大熔炉的锻炼，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经明至清，强调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间的差别与岐视。“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大义觉迷录》。认为所谓华夷，只是地域的不同，“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大义觉迷录》。“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帝圣帝，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夷，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夫满汉名色，犹直隶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清世宗实录》。
而《大清一统志》，则将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均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有其发展的过程，其含义也不断扩大。直到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华前夕，中国这个众多民族的老大帝国被人连打带拉的带进了近代国家阶段，古代中国最终以大清帝国的形式进入了近代国家体系中，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现代国家。并为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继承。这便是“中国”一词是历史发展变化的结果和过程。
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以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范围的中国为中国，凡历史上在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民族和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蒙古民族建立得元朝和满族建立得清朝。过去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历史上汉族王朝、中原王朝、正统王朝统治范围为中国，其他就不是。这种观点无疑是错的，我们不是宋朝人，不是明朝人，我们是现代中国人，我们不应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中国的范围就是历史上的中国，这也不对，例如外蒙古问题，在历史上是属于古代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体系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在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及国际形式得变化，独立出去，成为和现代中国一样得主权独立国家，但是他的历史依旧是古代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要各算各的帐。总之要分清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中国是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否则许多问题就讲不通。
那么古代中国在哪里。古代中国的的疆域又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些是那些又不是，总结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必须搞清楚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我们应该看看古代中国是处在这个星球的什么位置，这个位置有什么特点。
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与该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巨大的关系，甚至地理因素对该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查看地理，亚洲以帕米尔高原为中轴，向四方伸延出许多著名的大山脉，这些地理结构将东亚、南亚、西亚分开，而中亚也以帕米尔为限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其东部即我国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一次向东，渐次降低直到大海。这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创造独具特点的历史与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这是一个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西北为帕米尔高原，巨大而高寒干旱之区，在整个古代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西北地理极限，虽有人迹相通，如丝绸之路，但是可知道丝绸之路也是一个白骨累累的生死之途，切莫以为烂漫的很，那是会要命的。喜马拉雅山横亘入云耸立西南，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横断山脉多江河阻隔，且又是热带丛林瘴疠之区，越往古代越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往的障碍，从越南的历史就可看出，中原文化在此进退反复，曾有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北方地势起伏不大，为广漠无垠的草原与沙漠，由于极北严寒苔原、人烟极稀，则人迹罕至。东面则自黑龙江东部沿海直到东南沿海，有2万多公里的海岸。
这就是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莱以生存的一个大的地理单元，其中就包括后来形成汉族的很多古老民族。
随着人类活动，文明的萌芽开始出现在洪荒混沌之中，在这个地理单元中不可能只会诞生一个文明，随着历史科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大量地下考古资料的出土，开始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都有早期文明的生长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是单元的、直线的，而是呈“多元一体”状态。这些科学发现破除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一元论的错误。
关于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一元论的错误概念来源以久，其框架为司马迁于《史记》中建立。司马迁并非不知道知道出身东夷的伏羲与出身南蛮的神农都比出身于西戎的黄帝历史悠久，司马迁之所以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实为政治压力所迫，不得不为之，书中"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颇为委屈。还有关于考古发现，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总是彻底推翻了的。
在一个相对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不同人群的流动只能是向利于自己生存的方向发展，不可避免的遵循着一个客观实情，往好走的地方走，碰到高山阻隔，江海挡路，只能回头另寻方向，而不是坐在山前河畔不停的说片汤话。这样同一地理单元中的不同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发生?、民族陆续走到一起，将自己和别人捆到了一起，休戚与共、最终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尽管“中华民族”一词是在后来提??中国为什么能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文化根源，也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中各地域文化的各民族文化之间为什么能合而不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形成“合和”的中国哲学的文化根源，突破了过去仅仅以黄河文化论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认识。
以此，诚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自在、自为。
随着不同人群部族之间的汇集、接触，形成了众多的小的部落群，小的部落群之间同样在发生汇集、接触，据个例子，犹如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漩涡，相互竞争融合，主动被动的卷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最大的其中还含有很对细碎的小漩涡的大漩涡，这个最终形成的最大漩涡既有吸引力，也有排斥，有的人群民族进来了，有的离去了，最终漩涡的中心大致定准在黄河以北长城以南，以此为引力点形成一个很大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华大地泛指的就是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历史上生存在中华大地的各个不同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前面有片汤说匈奴西去的那一支，算不算，这里可以说不算，因为这一支已经离开了，这里要注意，离开的匈奴人并不是匈奴人的天然合法代表，他们只是代表着某一部分匈奴人，匈奴自分裂后，南匈奴并没有走，北匈奴除一部分离去，尚有近十万散落原地，后来并入了鲜卑依旧生活在中华大地上。所以、匈奴及后来的突厥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消失的民族，们中离开的那部分，在离开之前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离开之后不是。
随着人类技术和生产能力社会的发展，主观能动，一些在远古时期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得到突破，更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也随着加快，出现碰撞的频率增多，力度也越来越大，最终不同地理单元的文明和文明群之间也发生了碰撞，实际上也就是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具体体现到贸易或者就是战争，如唐和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便是两大文明，两个漩涡之间的一次碰撞。又如蒙古帝国西征造成的几个汗国，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地理单元，在别的地方同几个不同漩涡发生碰撞，有的漩涡被击碎形成了新的漩涡，而最终他们身不由己的被卷进了别的漩涡中，成了那个漩涡中的一部分，但是蒙古本部和中原地区以及南方地区依旧保持在原来的漩涡之中，所以，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民族建立的蒙古帝国短暂而辉煌，他依旧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部分，有如消失的契丹民族建立的辽。蒙古帝国随着分裂而消失，分裂后的那几个汗国虽然和元朝保持着宗属关系，这不过是一种虚名名义而已，（要注意到蒙古民族的分封制和汉民族的分封之有着很大不同），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这个命运共同体，他们以后的历史自然不是古代中国的历史了。
在这个大得漩涡－－多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随着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变化，中华大地大体上分农耕、渔猎、游牧三大区。
农业区与游牧区及农牧民族发展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南北农牧民族的发展又是不平衡发展的，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也有发展程度明显的差异，大致是：自秦岭淮河以南，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农业民族分布之区；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为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这是华夏/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狩猎区，是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的区域。这三大区域三个民族分布带的交替作用，农牧两大类型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便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内部联系之所在。
在农耕、渔猎、游牧三大区中，其主体部分主要是指农耕区，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早期，农耕是比较先进的产业，农耕民族的成熟也比较早，发展比较快。从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汉，以华夏族为核心和杂居在华夏族之间的各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而逐渐壮大，同时周边夷狄的华夏化，最终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统一政权。这种变化是以农耕区为范围，以农耕业为基础的，各族之间相互容易认同，变化的过程也是渐进的，平和的，形成以后反复相对较少。
而我国历史上政权分裂最久，反复最大的根本原因，即为农耕、渔猎、游牧三大区的对立。农耕区成熟最早，游牧区次之，渔猎区再次之。综观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大致唐代以前，与农耕政权对立最强大的势力主要来自古代中国的北部地区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先后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这一时期，古代中国的中部地区汉族政权势力较强，占据主导地位，当汉族王朝占有游牧民族地区后，往往采取农耕方式，开辟草原，于是将先进的汉文化传到了草原，在与草原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唐代文化可为代表。游牧民族入居汉族王朝地区后，吸收汉文化，双方之间逐渐形成了双向交流，其后，古代中国的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因长期接受汉文化，逐渐成熟发展，加强了民族意识和政权意识，这里请注意辽、金的政治结构已经不再是匈奴、突厥那种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这些民族的强大，逐渐在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契丹曾占有三分之一的古代中国的北部地区，女真占有了全部古代中国的北部地区，而蒙古最终统一了古代中国。
元代以后，中华大地上畜牧区、渔猎区和农耕区又处在了一个分裂状态。长城以北残存有北元、中原地区有明政权、还有西南等地，其中渔猎区的满族建立政权，先笼络内外蒙古，然后再统一农耕区，最后平定西北维吾儿、回部，将古代中国的农耕、畜牧、渔猎三大区再次统一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这是历史发展、天下一统的必然。
随着人类的进步，原来成为险阻的地理环境为人类所突破，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制约各个文明的能力大为降低，各个文明的影响范围也不在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距离越来越短，以致冲破地理限制发生碰撞，并发生对影响范围的争夺，自17世纪以来，随着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日趋残酷和激烈，不可否认自元以后，由于失去了那次辉煌壮丽的、空间开放交融的机会，中华文明的发展开始乏力，缺乏生机与活力，满族建立统一政权后，却没有提供向元朝那样的开放环境，自己反而跟着明朝的脚印走了下去，以致极至，而其他文明却在大踏步的赶上来，并超过了老大帝国，在文明的竞争中大占上风，随着沙俄的东侵和中亚势力的东扩，西北民族因外来势力的干拢和宗教势力的影响，分裂意识较强。但是该地自西汉以来即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当地人民与内地农耕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欲分裂，民心不从。故清廷不惜化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竭尽人物财力，巩固了西部疆土，对中国后来社会稳定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犹如台湾，台湾自古为中华民族之一高山族的居地，明清以来大批大陆沿海居民迁入该地，对传播中华经济文化起着重要作用，然其地远悬海外，与大陆联系不强。郑氏驱逐荷人、葡人，据有台湾，然其势孤力单，在其时已然出现的文明竞争中地位终究不稳，如不加以解决，后果不堪想象，清廷一举攻下台湾，设立府州，与内地同制，使中国第一大岛与内地融入同一大家庭中，成为国际上共识，可谓是清廷一大功绩，施郎也于此战而为中华民族建立不世功勋。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鸦片战争后，古代中国以大清帝国的名字及家底进入现在国家阶段的同时，如日本、朝鲜、越南，原在这个漩涡外围的政治实体也相继进入现代国家阶段，这是这些国家和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天下观的关系，而是现代主权独立的国与国的关系，现代国家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家间的战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国家的变化此消彼长，现在的蒙古国就是我们进入现代国家后，发生的一件悲剧，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残酷的现实，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蒙古地区在外来干预下独立出去，成了和中国一样的主权独立国家，并为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政府所承认。也正是是在进入现代国家后，外蒙古才独立出去，这个蒙古国不等于古代中国历史上的蒙古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外蒙古的独立是在外来干预下进行，最后成为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对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蒙古民族来说则是一次分裂和灾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各个兄弟民族发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在1913年初，西蒙古王公会议在归绥召开，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反对外蒙古独立、反对外蒙古分裂分子分裂蒙古民族的罪恶图谋，会议通电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份通电不但可以说是蒙古民族、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向世界宣告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一部分的政治宣言。
任何时候，都有一些鬼祟之人，出卖自己的灵魂。在抗日战争中出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溥仪，实际上是在现代国家中的叛国罪、分裂国土罪。他绝误资格代表满族人民，他只代表已经被打到的、曾经骑在各族人民（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剥削阶级，他盗用满族的旗号进行叛国活动，是遭到了绝大多数满族人民的坚决抵制的，如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便是满族人士佟麟阁、还有抗日英雄陈翰章、吴克仁、王光宇、李兆麟、唐聚五等等。
还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一个贫苦的满族，满姓瓜尔佳氏。
这些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入侵而牺牲的满族人士才是满族人民的代表，才是满族的英雄、才是满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华民族的骄傲。
还有进入现代国家后发生的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性质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与中国历史上满族入关、蒙古南下乃是天壤之别的、两个决然不同性质的概念。国内某些人将其混为一谈，不是知识贫乏，就是包藏祸心，将中国历史说成只是汉族的历史，将蒙古地区、东北地区认定为外国，与臭名昭著的“满蒙非中国论”里应外合，那些言行既然构成叛国罪名，其行为几近邪教组织。必须加以坚决驳斥。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二三千年来生活在这??国历史上建立的??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奠定今天中国疆域规模的，不仅是汉族，而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某些时期边区少数民族贡献更??行民族平等政策，决不能搞大汉族主义。
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汉族文化，而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从音乐、服饰、饮食和其他习俗都可以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痕迹，因此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
又有人问，那么中华民族都包括那些民族呢？大陆新版《辞海》曰："我国各民族的总称。" 台湾三民书局版《大辞典》曰："族名，指组成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
准确的说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要搞清楚"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国家"、"政权"是人为的这种根本区别。而且“民族”一词是清末从日本借进来的，在该词借入之前，汉语用‘人、人种、族类、部落、种落’等词代表周边族群 这里往往就把民族和国家混同了。
"中华民族"实际上应该包括：1.汉族（无论是居于国内还是国外）2.居于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3. 海外华人（包括未入外国籍的华侨与已入外国籍的华裔）。
有人会提出蒙族和朝族的问题，由于现在在境外都存在一个以其为主体民族的现代国家概念的主权独立国家，这两个国家的蒙古族和朝鲜民族便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而在国内的蒙古民族和朝鲜民族依旧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因前面已经讲过。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我们承认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漫长过程中，华夏/汉族由于其人数众多，文化先进而起了主导作用，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就可以忽视以致抹煞其他兄弟民族及其祖先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甚至不承认这些事实，盲目、武断、无知、可笑的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
葛剑雄对此曾有精辟见解：“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绝对纯血统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会退化以至消亡。华夏族由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非只是依靠了祖先的伟大或血统的优良，而是由于不断大量吸收了其它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华。同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来自组成她的各个民族，来自各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中华儿女和炎黄子孙，必须说明，中华儿女一词用词准确，而将中华民族用炎黄子孙来表述则是错误的。谭其骧就曾直指"炎黄子孙"之说违背史实。
徐旭生、蒙文通首先挑战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引经据典大胆指出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至少已有三个民族集团互争雄长，各个集团对于创造中华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儒家的孔孟出身于东夷集团，道家的老庄出身于南蛮集团，中华民族并非只是炎黄二帝的子孙或者黄帝一人的子孙。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都在进步，现在国内有的民族提出是中华儿女，但不是炎黄子孙，有的民族还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理论，很值得重视，就是中华某族。
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不说，但是自认为中华民族一员、以中华儿女为骄傲却是不容置疑。
中华民族自在、自为。
汉族伟大、蒙族伟大、满族伟大，中华民族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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