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Posted on 2006-12-15 11:51 黃清龍 閱讀(132) 迴響(1)
龍應台演講結束後，接下來的問答時間也是高潮迭起。 第一位提問者是一位來自大陸的女學生（學人），她一開始就表示自己長期以來非常景仰龍教授的文章。接著提出她對台灣「邊緣化」問題的看法：「對我而言，台灣並沒有邊緣化的問題。在世界各地我們都看得到台灣人的身影、念書的留學生與觀光的遊客。如您所說，台灣的經濟成果或人民生產毛額等數據也充分顯示了台灣的分量，沒有人將它排擠在外。」
聽眾席間很安靜；在場人士也都很有耐心地等候她的問題。
「但是，」這位女士接著說，「我對台灣的邊緣化卻又不感到吃驚。」「就如上海、甘肅或中國任何一個城市或省分並不把自己看做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個體，台灣──如同這些地方──自然不能被認定為一個國家而去要求有一塊獨立的國際空間。」
如此的論述持續有相當一段時間，直到龍應台突然插話：「請問您是否可以提問您的問題了？」
該女士一怔，一時不知所措。「我知道，我是準備要進入提問的部分。我只是想，在我提問以前我有必要解釋一下我（們）的立場。」她說。
「我們了解。但是顧及其他與會人士也想提問的需要，麻煩您簡單地陳述一下您的問題。」原本漫不經心的主持人史提夫教授終於插話了。
她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關於龍應台對「祖國」的定義與看法。「從最近幾篇您的文章中，我感覺到您對於“祖國”的這個概念似乎開始產生變化。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仍將“中國”(“China”)視為您的祖國（motherland）？」她問。
「Ok,」龍應台很快地說，「I think I can handle this question」。她將目光轉回到會場人士。針對這位大陸學人第一部分的論述，龍應台做了極簡單的答覆：台灣人民──無論大陸官方立場如何──從來就不曾(未來也不會)將台灣看做僅僅是中國的一個省分。
至於第二部分關於「祖國」的問題，龍應台的回答更是再清楚不過：「我對“祖國”的看法和定義從來沒有改變。對我而言，“中國”代表的是我的文化、我的傳統。在這一點上它永遠是我的祖國。然而，若將“中國”以一個“政權”或“國家”(“state”)的形式定義──也就是現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的答案很清楚：它，不是我的“祖國”。」
「現今的中國大陸政府是一個不尊重公民權也不能保障我基本人權的政府。對於這樣的一個政府，這樣一個其核心價值我不能認同的政府，我不想和它有任何的瓜葛，」龍應台很乾脆地表達。
在場的台灣學人頻頻點頭或微笑，而那位提問女士的臉色似乎有些通紅。
接下來的提問人是以研究中國異議人士聞名的哈佛大學教授戈德曼女士(Merle Goldman)，她說她注意到了中國青年報「冰點」被停刊這件事，但一直以為是因為登了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的文章，並不知道和龍應台的文章有關。龍應台於是花了點時間向她解釋冰點事件的前因後果。
緊接而來的是另一位大陸男性學人的提問，他用著相當流利的英式英語和帶著校園中普遍可以看到的學術敏銳性，首先批評龍應台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中，僅僅提到台灣民主經驗中的光明面而有意地掩飾其所產生的族群衝突、政治鬥爭或是民族認同感分歧等各方面的黑暗面。
「所以你的問題是？」龍應台問。
「我的問題是，身為一個作家、一位政治評論家，你不認為你有義務將“真理”完整地表達給你的讀者而不是偏執於其中一面嗎？你不認為你一面倒地描述台灣民主制度的良好然後要求中國去完全接受這個不完美的制度是不負責任的嗎？」這位大陸學人更犀利地質問。
接下來的十分鐘──也是問答的最後十分鐘──基本上是以兩人間的口舌之戰進行。
龍應台說，台灣與大陸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對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不可混為一談。大陸對台灣民主只做污衊和負面報導，強調民主在中國國情之不可行，她必須提供不同於官方的角度。
「身為一個作家、評論家，我的責任是指出還沒有被看到的部分、提供一個全新的視野，而不是那些已經被看到、已經被聽到的東西。身為一個作家，我的職責僅僅在於告訴大陸人民：“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或一個主義，而是一個實在的“生活態度”。至於中國政府要如何擷取我的意見將“民主”實踐化，那是政治家的職責，胡主席幕僚的工作。」龍應台語氣堅定地回答。
「那就是問題所在──政治家的工作是“治理”，你的工作是“寫作”；你需要考慮的僅僅是讀者，而政治家需要考慮的是“選票”……」提問人也不客氣地回應。
「胡先生需要“選票”嗎？」龍應台馬上切入。全場哄堂大笑。
這位學人略顯尷尬，終於不再咄咄逼人地解釋，真正治理國家的人面對許多困難，而一個作家只需提筆批評，當然輕而易舉。龍正色答道，「批評時政並不如你想像中容易，觸犯禁忌的刊物遭到停刊就是最好的證明。」
她進一步強調，作為一個作家，她的責任是為讀者指出思考的盲點，如何去解決問題則是政治人物的責任，不應混為一談。她說：「我不是胡鍧?哪涣牛瑸楹我?搱绦械呢熑危俊埂肝业穆氊熓菍懽鳌⑹桥?u。胡先生不同意我的觀點他可以向我做出回應，而不是勒令將一份刊物停刊。」
在又幾番你來我往的答辯後，龍應台最後意味深長地說了這麼一句話，「身為一個作家，我深深地認知到，我再怎麼批判，筆鋒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這才結束了當天的演說。
後記一：這場演講，地點是在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毫無疑問那是個學術重鎮；邀請單位為中心底下的台灣議題組，也頗符合主講人的身分。但主辦單位顯然並不了解龍應台這個人，一開始竟把演講場擺在一個只能容納二三十人的小會議廳。由於大批慕龍應台之名而來的聽眾將會場擠得水洩不通，這才臨時決定將演講移師到大講堂舉行。估計聽眾總數達百餘人，在費正清中心算是很大的場面。
後記二：兩位大陸學人提問時，我注意到現場有另一位大陸人士不停地走動拍照。
後記二：本文部份參考齊湘、邵梅儀的記錄文字，特此致謝。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noa/archive/2006/12/15/136623.html
龍應台演講結束後，接下來的問答時間也是高潮迭起。 第一位提問者是一位來自大陸的女學生（學人），她一開始就表示自己長期以來非常景仰龍教授的文章。接著提出她對台灣「邊緣化」問題的看法：「對我而言，台灣並沒有邊緣化的問題。在世界各地我們都看得到台灣人的身影、念書的留學生與觀光的遊客。如您所說，台灣的經濟成果或人民生產毛額等數據也充分顯示了台灣的分量，沒有人將它排擠在外。」
聽眾席間很安靜；在場人士也都很有耐心地等候她的問題。
「但是，」這位女士接著說，「我對台灣的邊緣化卻又不感到吃驚。」「就如上海、甘肅或中國任何一個城市或省分並不把自己看做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個體，台灣──如同這些地方──自然不能被認定為一個國家而去要求有一塊獨立的國際空間。」
如此的論述持續有相當一段時間，直到龍應台突然插話：「請問您是否可以提問您的問題了？」
該女士一怔，一時不知所措。「我知道，我是準備要進入提問的部分。我只是想，在我提問以前我有必要解釋一下我（們）的立場。」她說。
「我們了解。但是顧及其他與會人士也想提問的需要，麻煩您簡單地陳述一下您的問題。」原本漫不經心的主持人史提夫教授終於插話了。
她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關於龍應台對「祖國」的定義與看法。「從最近幾篇您的文章中，我感覺到您對於“祖國”的這個概念似乎開始產生變化。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仍將“中國”(“China”)視為您的祖國（motherland）？」她問。
「Ok,」龍應台很快地說，「I think I can handle this question」。她將目光轉回到會場人士。針對這位大陸學人第一部分的論述，龍應台做了極簡單的答覆：台灣人民──無論大陸官方立場如何──從來就不曾(未來也不會)將台灣看做僅僅是中國的一個省分。
至於第二部分關於「祖國」的問題，龍應台的回答更是再清楚不過：「我對“祖國”的看法和定義從來沒有改變。對我而言，“中國”代表的是我的文化、我的傳統。在這一點上它永遠是我的祖國。然而，若將“中國”以一個“政權”或“國家”(“state”)的形式定義──也就是現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的答案很清楚：它，不是我的“祖國”。」
「現今的中國大陸政府是一個不尊重公民權也不能保障我基本人權的政府。對於這樣的一個政府，這樣一個其核心價值我不能認同的政府，我不想和它有任何的瓜葛，」龍應台很乾脆地表達。
在場的台灣學人頻頻點頭或微笑，而那位提問女士的臉色似乎有些通紅。
接下來的提問人是以研究中國異議人士聞名的哈佛大學教授戈德曼女士(Merle Goldman)，她說她注意到了中國青年報「冰點」被停刊這件事，但一直以為是因為登了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的文章，並不知道和龍應台的文章有關。龍應台於是花了點時間向她解釋冰點事件的前因後果。
緊接而來的是另一位大陸男性學人的提問，他用著相當流利的英式英語和帶著校園中普遍可以看到的學術敏銳性，首先批評龍應台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中，僅僅提到台灣民主經驗中的光明面而有意地掩飾其所產生的族群衝突、政治鬥爭或是民族認同感分歧等各方面的黑暗面。
「所以你的問題是？」龍應台問。
「我的問題是，身為一個作家、一位政治評論家，你不認為你有義務將“真理”完整地表達給你的讀者而不是偏執於其中一面嗎？你不認為你一面倒地描述台灣民主制度的良好然後要求中國去完全接受這個不完美的制度是不負責任的嗎？」這位大陸學人更犀利地質問。
接下來的十分鐘──也是問答的最後十分鐘──基本上是以兩人間的口舌之戰進行。
龍應台說，台灣與大陸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對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不可混為一談。大陸對台灣民主只做污衊和負面報導，強調民主在中國國情之不可行，她必須提供不同於官方的角度。
「身為一個作家、評論家，我的責任是指出還沒有被看到的部分、提供一個全新的視野，而不是那些已經被看到、已經被聽到的東西。身為一個作家，我的職責僅僅在於告訴大陸人民：“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或一個主義，而是一個實在的“生活態度”。至於中國政府要如何擷取我的意見將“民主”實踐化，那是政治家的職責，胡主席幕僚的工作。」龍應台語氣堅定地回答。
「那就是問題所在──政治家的工作是“治理”，你的工作是“寫作”；你需要考慮的僅僅是讀者，而政治家需要考慮的是“選票”……」提問人也不客氣地回應。
「胡先生需要“選票”嗎？」龍應台馬上切入。全場哄堂大笑。
這位學人略顯尷尬，終於不再咄咄逼人地解釋，真正治理國家的人面對許多困難，而一個作家只需提筆批評，當然輕而易舉。龍正色答道，「批評時政並不如你想像中容易，觸犯禁忌的刊物遭到停刊就是最好的證明。」
她進一步強調，作為一個作家，她的責任是為讀者指出思考的盲點，如何去解決問題則是政治人物的責任，不應混為一談。她說：「我不是胡鍧?哪涣牛瑸楹我?搱绦械呢熑危俊埂肝业穆氊熓菍懽鳌⑹桥?u。胡先生不同意我的觀點他可以向我做出回應，而不是勒令將一份刊物停刊。」
在又幾番你來我往的答辯後，龍應台最後意味深長地說了這麼一句話，「身為一個作家，我深深地認知到，我再怎麼批判，筆鋒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這才結束了當天的演說。
後記一：這場演講，地點是在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心，毫無疑問那是個學術重鎮；邀請單位為中心底下的台灣議題組，也頗符合主講人的身分。但主辦單位顯然並不了解龍應台這個人，一開始竟把演講場擺在一個只能容納二三十人的小會議廳。由於大批慕龍應台之名而來的聽眾將會場擠得水洩不通，這才臨時決定將演講移師到大講堂舉行。估計聽眾總數達百餘人，在費正清中心算是很大的場面。
後記二：兩位大陸學人提問時，我注意到現場有另一位大陸人士不停地走動拍照。
後記二：本文部份參考齊湘、邵梅儀的記錄文字，特此致謝。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noa/archive/2006/12/15/136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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