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送交者: alienjf [中书令★★★] 于 November 05, 2006 09:02:14
前天台北地检署昨天宣布“国务机要费”案侦结，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吴淑珍等四人，并直指陈水扁本人涉案。这起事件再结合起一个月前的全台湾的倒扁行动来看，的确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示，既：“宪政民主”后的台湾政权在人民公信力的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良性互动，和某种层度上的透明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完全不同的新意。（这层新意，相对于还是集权政府的中国来说，有着一定的启迪和引导的作用。但作也仅仅如此而已，两者并没有可以直接比较的意义。）
但是我的意见是，宪政民主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不坏的制度，这是没有怀疑的。但是制度容易建立，有效的运行，却需要客观的环境去承载，如果客意互视了这一点，那么对整个中国的民主改革以及社会进步，都将是灾难性的。
而这客观的载体，也就是老夫在以前一直在网上指出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
如果任何政治改革不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那么虽然也有可能，以表面型式，建立起一套民主宪政的体制，但却在实际效果上，完全达不到民主宪政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并将被人为的进行扭曲，这一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民主改革后都遇到了这类的问题，有的带来的则是悲剧性的下场。
在这里，美国的经验最具代表性。虽然美国从建国初始就确立了三权分立和等级民主，但在工业化初期，根据美国史学家HENRY.K的研究：18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仍然存在大规模的腐败现象：“运作有序的财富统治着政治，呼风唤雨，政治腐败成了大商业和大政治老板之间每日的风流韵事。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成堆的问题：政党核心小集团（machine）和老板（boss，一译党魁）控制城市、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经济权力集中、大企业享有特权操纵国计民生、财富分配不均、血汗工厂、童工和女工处境悲惨、贫民窟、劳工互相倾轧、许多人没有选举权、不合理的税法、对黑人移民的偏见和歧视、假药和不洁食品充斥市场、农民不满意以及国家资源被浪费，等等”（《社会转型的护佑者--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百年祭》，展江，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3-8-3）。与此同时，“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1915年威尔逊总统任命的工业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我们工业人口的大多数生活于一种实际贫困的状态之中。穷人儿童的死亡率为资产阶级儿童死亡率的3倍。6个大城市中，12％-20％的儿童是半饥不饱的’” （同上）。
但“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的腐败现象和黑幕现象从1910年前后消失得很快”，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结构、企业管理结构和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的。因为在此之前，美国的企业主要是本地化的企业，它所经营的范围都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在这个阶段它非常需要和政治人物进行交易，寻求政治保护，排除竞争，获得一个地区的垄断权利。但是到了1910年以后美国出现了一大批大公司，它的利益在面向全国和世界进行竞争。所以对于它们来讲不是垄断一个地方的市场，而是在全国和全世界市场里占多少的比例，跟以前相比，去贿赂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减少，这是当时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出现了职业化的经理阶层，企业结构开始变化，由传统的家族企业走向股份制企业。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割断了私有企业主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天然纽带，因为这些职业经理人员凭的是自己专业技能和管理才能谋生，它不扎根在某一地，这跟原来的私营企业不一样，职业经理人把原来落实在一地的私有企业主和某一个特定地区的政治官员之间的纽带割断了。因此美国社会失范问题的减少，根本上是经济发展决定的” （同上）。
（资料来源于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HENRY.S.K）
在此,我们可以清析的看到,就算是建国时,历史承压最小,民主情节最丰满,制度最清澈的美国,在建国后,仍然难以通过宪政民主,去扫除政府中的腐败,和财富的流向的不均,由此看来,对待腐败,宪政民主并不是万能的良药,只有经济的上升,才可以带来宪政民主的使行的温床,也只有经济的上升,才可以进行合适的政府行政结构的调整。
在这里，我们再从新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民主，也就会发现，台湾的情况也脱离不了这大勃圈。台湾在1970年开始全台湾的十大建设活动，经济发展从向内发展的进口取代（importsubstitution）工业，转变为向外发展的出口导向（exportorientation）。1971年后，全台首度出现了巨额贸易顺差。并以此为基点，从1974年起，台湾进入了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快车道。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台湾学者都默认为这段时期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基层期。而与此同时在政治上，这段时期，国民党统治，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改善一党专政，蒋家天下的局面。
同时1971年至1983年之间，台湾的中产阶级，在理论上翻了三番，到1980年，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台湾由此进入了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良行社会发展的阶段。蒋经国地区首长，也正是在1980年之后，大踏步的开始全台湾范围内的解除党禁，报禁，为台湾的民主宪政的实施，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埋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看来，人的世界是摆脱不了一定的发展规律的，台湾是这样，美国是这样，中国更是这样。
中国相对于1900年的美国，和1972年的台湾来说，都是一个更为庞大，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历史背景更加深奥的社会群体，仅仅从人口规模上说，今天中国政府要面对的人口结构压力就是1921年时的美国，和1972年时的台湾人口总和的8倍，如此巨大的社会分层，和人群结构，必将使中国的民主宪政的进程在客观上要比，台湾和美国的宪政民主难上千倍，万倍。
因此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环顾中共自1980年正式大开国门进行改革开放到今天，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前进道路并没有走错。中国共产党在权威性上，和对国家机器刚度的掌握上，是最适合为复杂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历史进程保驾护航的。从某种观点上看，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今天的台湾，经济结构和人民素质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是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可就算如此，台湾的民主，仍然向耍猴戏一样，表现出其中的不成熟，和不理性，以及对社会资源的不当浪费（泛蓝倒扁）。其中很多的事件成为人们饭后谈资的笑柄，今天的台湾地检署公述，是一件值得我们观注的事件，他向我们展现了宪政民主的内含，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的目的，但是意义却非常有限，对中国大陆来说，不具备什么参考价值，特别是在整个事件还没有得到结果之前。
台湾地检署公述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得以理性的，客观的反思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
前天台北地检署昨天宣布“国务机要费”案侦结，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吴淑珍等四人，并直指陈水扁本人涉案。这起事件再结合起一个月前的全台湾的倒扁行动来看，的确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示，既：“宪政民主”后的台湾政权在人民公信力的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良性互动，和某种层度上的透明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完全不同的新意。（这层新意，相对于还是集权政府的中国来说，有着一定的启迪和引导的作用。但作也仅仅如此而已，两者并没有可以直接比较的意义。）
但是我的意见是，宪政民主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不坏的制度，这是没有怀疑的。但是制度容易建立，有效的运行，却需要客观的环境去承载，如果客意互视了这一点，那么对整个中国的民主改革以及社会进步，都将是灾难性的。
而这客观的载体，也就是老夫在以前一直在网上指出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
如果任何政治改革不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那么虽然也有可能，以表面型式，建立起一套民主宪政的体制，但却在实际效果上，完全达不到民主宪政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并将被人为的进行扭曲，这一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民主改革后都遇到了这类的问题，有的带来的则是悲剧性的下场。
在这里，美国的经验最具代表性。虽然美国从建国初始就确立了三权分立和等级民主，但在工业化初期，根据美国史学家HENRY.K的研究：18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仍然存在大规模的腐败现象：“运作有序的财富统治着政治，呼风唤雨，政治腐败成了大商业和大政治老板之间每日的风流韵事。美国社会中出现了成堆的问题：政党核心小集团（machine）和老板（boss，一译党魁）控制城市、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经济权力集中、大企业享有特权操纵国计民生、财富分配不均、血汗工厂、童工和女工处境悲惨、贫民窟、劳工互相倾轧、许多人没有选举权、不合理的税法、对黑人移民的偏见和歧视、假药和不洁食品充斥市场、农民不满意以及国家资源被浪费，等等”（《社会转型的护佑者--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百年祭》，展江，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3-8-3）。与此同时，“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1915年威尔逊总统任命的工业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我们工业人口的大多数生活于一种实际贫困的状态之中。穷人儿童的死亡率为资产阶级儿童死亡率的3倍。6个大城市中，12％-20％的儿童是半饥不饱的’” （同上）。
但“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的腐败现象和黑幕现象从1910年前后消失得很快”，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结构、企业管理结构和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的。因为在此之前，美国的企业主要是本地化的企业，它所经营的范围都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在这个阶段它非常需要和政治人物进行交易，寻求政治保护，排除竞争，获得一个地区的垄断权利。但是到了1910年以后美国出现了一大批大公司，它的利益在面向全国和世界进行竞争。所以对于它们来讲不是垄断一个地方的市场，而是在全国和全世界市场里占多少的比例，跟以前相比，去贿赂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减少，这是当时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出现了职业化的经理阶层，企业结构开始变化，由传统的家族企业走向股份制企业。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割断了私有企业主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天然纽带，因为这些职业经理人员凭的是自己专业技能和管理才能谋生，它不扎根在某一地，这跟原来的私营企业不一样，职业经理人把原来落实在一地的私有企业主和某一个特定地区的政治官员之间的纽带割断了。因此美国社会失范问题的减少，根本上是经济发展决定的” （同上）。
（资料来源于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HENRY.S.K）
在此,我们可以清析的看到,就算是建国时,历史承压最小,民主情节最丰满,制度最清澈的美国,在建国后,仍然难以通过宪政民主,去扫除政府中的腐败,和财富的流向的不均,由此看来,对待腐败,宪政民主并不是万能的良药,只有经济的上升,才可以带来宪政民主的使行的温床,也只有经济的上升,才可以进行合适的政府行政结构的调整。
在这里，我们再从新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民主，也就会发现，台湾的情况也脱离不了这大勃圈。台湾在1970年开始全台湾的十大建设活动，经济发展从向内发展的进口取代（importsubstitution）工业，转变为向外发展的出口导向（exportorientation）。1971年后，全台首度出现了巨额贸易顺差。并以此为基点，从1974年起，台湾进入了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快车道。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台湾学者都默认为这段时期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基层期。而与此同时在政治上，这段时期，国民党统治，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改善一党专政，蒋家天下的局面。
同时1971年至1983年之间，台湾的中产阶级，在理论上翻了三番，到1980年，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台湾由此进入了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良行社会发展的阶段。蒋经国地区首长，也正是在1980年之后，大踏步的开始全台湾范围内的解除党禁，报禁，为台湾的民主宪政的实施，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埋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看来，人的世界是摆脱不了一定的发展规律的，台湾是这样，美国是这样，中国更是这样。
中国相对于1900年的美国，和1972年的台湾来说，都是一个更为庞大，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历史背景更加深奥的社会群体，仅仅从人口规模上说，今天中国政府要面对的人口结构压力就是1921年时的美国，和1972年时的台湾人口总和的8倍，如此巨大的社会分层，和人群结构，必将使中国的民主宪政的进程在客观上要比，台湾和美国的宪政民主难上千倍，万倍。
因此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环顾中共自1980年正式大开国门进行改革开放到今天，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前进道路并没有走错。中国共产党在权威性上，和对国家机器刚度的掌握上，是最适合为复杂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历史进程保驾护航的。从某种观点上看，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今天的台湾，经济结构和人民素质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是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可就算如此，台湾的民主，仍然向耍猴戏一样，表现出其中的不成熟，和不理性，以及对社会资源的不当浪费（泛蓝倒扁）。其中很多的事件成为人们饭后谈资的笑柄，今天的台湾地检署公述，是一件值得我们观注的事件，他向我们展现了宪政民主的内含，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的目的，但是意义却非常有限，对中国大陆来说，不具备什么参考价值，特别是在整个事件还没有得到结果之前。
台湾地检署公述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得以理性的，客观的反思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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