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刚刚过去的2005年，无疑是西方媒体的中国年。新年伊始，英国《泰晤士报》就在1月3日，发表了该报前总编的一篇评论，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纪》，由此拉开了“中国热”的序幕。随后在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国周”把《提问时间》节目制作搬到上海；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中国周”也把主持人拉到了北京的钓鱼台直播，从5月14至22日推出整整一周的包括直播和专题片在内的《聚焦中国》报道。我本人6月份在法国时，就无意中看到了法国电视台一套长达5小时的介绍中国的节目。
纸质媒体也不甘落后，《纽约时报》先于5月6日发表社论《一个崛起的中国》，5月22日又刊登著名专栏作家纪思道的评论文章《中国———世界的首都》，并罕见地为其配上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几乎在同时，《新闻周刊》5月9日也推出封面报道———《中国世纪》，用了21个版面进行了密集报道。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大国的崛起”的文章，提醒美国大企业不要错过“中国世纪”。一周以后，著名的《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
二
前一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对十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其中有两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第一个问题是“从现在算起，75年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能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呢？”以下是各位诺奖得主的回答。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除非经济增长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将在7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我对此深信不疑。”
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中国。”
劳伦斯·R·克莱恩(Lawrence R.Klein)：“75年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很可能是中国。”
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Markowitz)：“中国。”
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中国75年后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的概率是50％、欧盟是30％、美国是20％。”
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按经济总值算，可能是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目前所采用的经济政策最合理？”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好的政策是一回事，效果怎样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得不说，从经验看来，尽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有些违反经济学准则，但它们的政策的确是很合理的。”
哈里·马科维茨：“美国的‘自由市场’是最好的政策，紧随其后的是中国。”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如果从经济的整体表现上看，显然中国的表现是最好的，而且在东亚经济危机中也表现出了高超的经济管理能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灵活性方面，中国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系享誉全球，那里经常有经济学大家到访。上回我遇到一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中午吃饭时，美国教授介绍了一项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发现，“中国是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导致贫富差异的加剧，相反缩小了贫富差距。”
我的“内功”本来已经很不错了，一般的表扬基本上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这次面对如此石破天惊的称赞，仍不免大惊失色。
“你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
美国教授以为是我没有听懂，于是一字一句地说“你们国家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经济增长而缩小贫富差异的国家”。
“你这个结论的证据是哪里来的？”
“从一份你们自己公布的统计数字上。”
原来如此。
无独有偶，前不久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就中国农村现状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论。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农村目前的状态很严峻，问题比较多。美国学者尖锐地反驳道，做研究不能只凭感觉，要拿出数据。“我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刚好相反，中国农村目前的状况很好，最充足的证据是，你们自己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幸福感远远高于城里人。”
四
高度复杂的中国国情，不但外国人无法了解，有时候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了解。
有一次，一位美国华人学者到我们研究所作报告，介绍一项他自己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位华人学者是华人中的佼佼者，在美国学术界已经小有成就。他研究的主题是“影响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主要因素”。看得出，美国的那一套学术规范他已经很熟悉，他考查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位等等多种因素，甚至连本人是否是党员以及父亲是否是高干这样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剩下的其他因素都放在误差项里。但是，即使两个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位等等几乎完全相同的人，一个在银行、电讯、铁路、邮局、电力等垄断行业工作，一个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两个人的工资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
结果，他根本无法正确找到影响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最主要因素。
五
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大家，任何外国人有关中国的研究你不妨先打个问号。尤其那种短期到中国几个大城市转了一圈，逗留期间由中国人迎来送往的老外，他们的话，听了也就仅是听了。不是因为外国人笨，而是因为我们的国情确实太特殊。归纳来说，他们的偏差在于：只注意到北京上海的发达和繁荣，却不知道中西部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只注意到中国宾馆大堂的气派，却不知道许多小学生连课桌都没有；只注意到中国游客超强的购买力，却不知道中国游客由于出国机会很少，四姑六姨都托买东西，花掉的不仅仅是自己多年的积蓄，而且还有其他人的多年积蓄；只注意到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却不知道我们的一飞机服装换不回一架飞机；只注意到到处是中国制造，却不知道很少有中国创造；……说这些，无非是要说，对我们国家既要看到高速发展的主流，也要看到问题严竣的一面。至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论，我们既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沾沾自喜。毕竟，中国的事情我们自己最了解，中国的事情也只有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文章有删改。)
纸质媒体也不甘落后，《纽约时报》先于5月6日发表社论《一个崛起的中国》，5月22日又刊登著名专栏作家纪思道的评论文章《中国———世界的首都》，并罕见地为其配上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几乎在同时，《新闻周刊》5月9日也推出封面报道———《中国世纪》，用了21个版面进行了密集报道。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大国的崛起”的文章，提醒美国大企业不要错过“中国世纪”。一周以后，著名的《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
二
前一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对十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其中有两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第一个问题是“从现在算起，75年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能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呢？”以下是各位诺奖得主的回答。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除非经济增长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将在7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我对此深信不疑。”
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中国。”
劳伦斯·R·克莱恩(Lawrence R.Klein)：“75年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很可能是中国。”
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Markowitz)：“中国。”
威廉·夏普(William F.Sharpe)：“中国75年后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的概率是50％、欧盟是30％、美国是20％。”
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按经济总值算，可能是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目前所采用的经济政策最合理？”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好的政策是一回事，效果怎样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得不说，从经验看来，尽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有些违反经济学准则，但它们的政策的确是很合理的。”
哈里·马科维茨：“美国的‘自由市场’是最好的政策，紧随其后的是中国。”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如果从经济的整体表现上看，显然中国的表现是最好的，而且在东亚经济危机中也表现出了高超的经济管理能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灵活性方面，中国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系享誉全球，那里经常有经济学大家到访。上回我遇到一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中午吃饭时，美国教授介绍了一项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发现，“中国是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导致贫富差异的加剧，相反缩小了贫富差距。”
我的“内功”本来已经很不错了，一般的表扬基本上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这次面对如此石破天惊的称赞，仍不免大惊失色。
“你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
美国教授以为是我没有听懂，于是一字一句地说“你们国家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经济增长而缩小贫富差异的国家”。
“你这个结论的证据是哪里来的？”
“从一份你们自己公布的统计数字上。”
原来如此。
无独有偶，前不久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就中国农村现状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论。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农村目前的状态很严峻，问题比较多。美国学者尖锐地反驳道，做研究不能只凭感觉，要拿出数据。“我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刚好相反，中国农村目前的状况很好，最充足的证据是，你们自己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幸福感远远高于城里人。”
四
高度复杂的中国国情，不但外国人无法了解，有时候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了解。
有一次，一位美国华人学者到我们研究所作报告，介绍一项他自己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位华人学者是华人中的佼佼者，在美国学术界已经小有成就。他研究的主题是“影响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主要因素”。看得出，美国的那一套学术规范他已经很熟悉，他考查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位等等多种因素，甚至连本人是否是党员以及父亲是否是高干这样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剩下的其他因素都放在误差项里。但是，即使两个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位等等几乎完全相同的人，一个在银行、电讯、铁路、邮局、电力等垄断行业工作，一个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两个人的工资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
结果，他根本无法正确找到影响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最主要因素。
五
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大家，任何外国人有关中国的研究你不妨先打个问号。尤其那种短期到中国几个大城市转了一圈，逗留期间由中国人迎来送往的老外，他们的话，听了也就仅是听了。不是因为外国人笨，而是因为我们的国情确实太特殊。归纳来说，他们的偏差在于：只注意到北京上海的发达和繁荣，却不知道中西部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只注意到中国宾馆大堂的气派，却不知道许多小学生连课桌都没有；只注意到中国游客超强的购买力，却不知道中国游客由于出国机会很少，四姑六姨都托买东西，花掉的不仅仅是自己多年的积蓄，而且还有其他人的多年积蓄；只注意到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却不知道我们的一飞机服装换不回一架飞机；只注意到到处是中国制造，却不知道很少有中国创造；……说这些，无非是要说，对我们国家既要看到高速发展的主流，也要看到问题严竣的一面。至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论，我们既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必沾沾自喜。毕竟，中国的事情我们自己最了解，中国的事情也只有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文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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