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登輝的選擇
／昆蟲
李登輝接任總統不久時，許曹德出版了回憶錄，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李登輝的處境，說李登輝是東方的哈姆雷特。
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是丹麥王子，他的叔父謀殺他父親而繼承王位，並迅速地娶了哈姆雷特的母親。哈姆雷特知道之後，徘徊反覆地考慮他的抉擇，是要為了報仇而犧牲自己？還是要放棄正義公理，忍辱偷生來享受榮華富貴？做？還是不做？他一再地和自己對話：「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這段獨白，也成了千古名句。
最終，哈姆雷特選擇正義而犧牲自己，殺死他叔父而報了殺父之仇。
許曹德將李登輝比成哈姆雷特，將臺灣被中國國民黨謀殺、禁錮、消音的一代比做哈姆雷特被謀殺的父王，將臺灣被醜化、毀滅、竄改的文化、語言、歷史比做哈姆雷特再嫁的母后，也將賜給李登輝至尊權勢的中國國民黨比成是哈姆雷特殺父的仇人。
許曹德的文章充滿期望，他期望李登李輝選擇正義。而今，李登輝卸任總統已經六年了，當年許曹德藉著哈姆雷特所提出的問題與期待也早已有了答案──哈姆雷特選擇「做」，李登輝選擇「不做」。哈姆雷特報仇雪恨找回正義，李登輝婉轉曲折放棄公理。
說李登輝對臺灣的民主沒有貢獻是不公平的。但是，很多人推崇他已經到了把他當做先知、國父、甚至於神明的地步。在那麼多讚美膜拜的背面，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強迫自己去逼視黑暗的一面──李登輝在他當權時，真的是全力在追尋社會正義和國家民主嗎？
從幾件事情來看，應該可以看出，他並不是那麼真誠地把社會正義和國家民主放在第一位。他最優先的考慮，其實是中國國民黨。當中國國民黨的利益和正義民主有所衝突時，他的選擇，很不幸的，是中國國民黨的利益。
無可諱言的，二二八事件在李登輝時代得到比較自由研究討論的空間。但是，李登輝一方面說臺灣人的悲哀，一方面又激動地要二二八受害者拿出愛心寬恕一切，要臺灣人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他以總統的身份正式公開向受難者及家屬道歉，也同意國家對他們補償，但是，在追究元兇與探索責任時，他卻語焉不詳，逃避真相。
這種矛盾，其實是來自他對中國國民黨歷史的保護。從他卸任總統後發表的言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蔣家（其實是蔣經國）的萬分感激。蔣經國不只對他有伯樂之情、明師之恩，有時更把他當成唯一的心腹。這段恩情，他是放不開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心中不可能不清楚，二二八的責任在中國國民黨。而中國國民黨其實就是蔣家，追究中國國民黨就是追究蔣家，所以，他可以代表國家向受難者道歉，卻不願代表中國國民黨來道歉；他可以用國家的金錢來賠償，卻不能拿中國國民黨的資產來賠償。他可以籠統地道歉，但卻阻擋事件真相的浮現。
李登輝對蔣家恩重如山的回報就是要確定中國國民黨的延續，他看出時代的變化，所以，在黨主席任內進行改革。他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國民黨是可以改造的、是可以本土化的、是可以成為一個現代民主政黨的。他清查黨產並重用劉泰英做更積極的投資。至於中國國民黨黨產的不清不白，政黨投資造成的與民爭利和利益衝突，以及中國國民黨因為龐大資產造成政黨競爭的不公平，他似乎都不在乎。要說他昏聵到看不出這些問題是無法想像的。他一方面宣稱「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自豪於任內推行民主化的成就；另一方面卻完全不顧民主政黨公平競爭的原則，因而造就出現在這種半吊子、不落實的民主。
這些錯亂的行為，實際上是他在衝突下做的選擇。
當正義公理會彰顯蔣家在歷史上的罪孽和揭穿中國國民黨過去的邪惡時，李登輝做了選擇──他選擇壓抑正義和公理，他選擇保護中國國民黨的過去。
當公平而且徹底的民主和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延續有所衝突時，他再度做了選擇──他選擇放棄真正的民主政治，他選擇保護中國國民黨的未來。
他刻意地保護和改造中國國民黨，認真地為連戰助選，結果卻是被中國國民黨逐出、污辱。甚至在他卸任後，仍想去整合中國國民黨內台灣本土派的政治勢力，結果，這些人在計算之後，決定轉向效忠中國國民黨黨中央的繼位者。甚至於到了最後，竟然連他刻意扶植的本省籍樣板人物連戰，都心甘情願地變成中國統戰台灣的工具。他在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期間的中國國民黨改造工程，實際上是全盤失敗的。
我們不該如統派人士般對李登輝在總統任內的貢獻全盤抹煞；但是，我們也不該將他塑造成完美的偶像。他曾經在凶險的政治鬥爭下掙扎，但是，他也有權勢如日中天的歲月。我們無意苛責他在掙扎下所做的妥協，但是，我們應該檢視他權力穩固後的作為。他曾努力將台灣推向民主和本土，但是，當這些理想和中國國民黨的利益有了最根本的衝突時，他選擇的依舊是給他權勢的中國國民黨。
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美蘇爭霸下的蘇聯領導者戈巴契夫決心改革，他的目標是自由民主開放的蘇聯。當自由民主和蘇聯體制發生根本的衝突時，他選擇自由民主而讓蘇聯解體。
戈巴契夫的選擇結束了冷戰，解放了鐵幕。因此，他被時代雜誌選為年度及十年風雲人物，也被提名而拿到諾貝爾和平獎。但是，這樣的選擇也造成蘇聯解體，而他也犧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人在目標、理想有所衝突時所做的選擇，最能顯現出他的核心價值。丹麥王子哈姆雷特選擇公義復仇，蘇聯領袖戈巴契夫選擇民主開放。而台灣人的第一位總統李登輝，在民主公義與中國國民黨的選擇中，很不幸的，選擇了中國國民黨。
歷史可以寬恕，但不能遺忘；可以原諒，但不能扭曲。否則我們永遠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也會一再地陷入歷史的悲劇。對於決斷國家大政的政治人物，我們必需嚴格檢視，不僅看他一生，也要看他的一時。李登輝有他歷史的功勞，也有歷史的罪過。他在權高勢重時的作為，是充滿缺陷、值得爭議的。本土人士長期以來對他一味地美化與寬容，最後只是扭曲了自己的價值觀。
在台聯即將泡沫化、李登輝要另尋舞臺時，我們更應冷靜地回頭去看看他的過去，用我們的核心價值來檢驗李登輝的核心價值。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撥開政治明星耀眼的迷霧，找到我們真正該走的路。
http://www.southnews.com.tw
2007.02.01
／昆蟲
李登輝接任總統不久時，許曹德出版了回憶錄，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李登輝的處境，說李登輝是東方的哈姆雷特。
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是丹麥王子，他的叔父謀殺他父親而繼承王位，並迅速地娶了哈姆雷特的母親。哈姆雷特知道之後，徘徊反覆地考慮他的抉擇，是要為了報仇而犧牲自己？還是要放棄正義公理，忍辱偷生來享受榮華富貴？做？還是不做？他一再地和自己對話：「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這段獨白，也成了千古名句。
最終，哈姆雷特選擇正義而犧牲自己，殺死他叔父而報了殺父之仇。
許曹德將李登輝比成哈姆雷特，將臺灣被中國國民黨謀殺、禁錮、消音的一代比做哈姆雷特被謀殺的父王，將臺灣被醜化、毀滅、竄改的文化、語言、歷史比做哈姆雷特再嫁的母后，也將賜給李登輝至尊權勢的中國國民黨比成是哈姆雷特殺父的仇人。
許曹德的文章充滿期望，他期望李登李輝選擇正義。而今，李登輝卸任總統已經六年了，當年許曹德藉著哈姆雷特所提出的問題與期待也早已有了答案──哈姆雷特選擇「做」，李登輝選擇「不做」。哈姆雷特報仇雪恨找回正義，李登輝婉轉曲折放棄公理。
說李登輝對臺灣的民主沒有貢獻是不公平的。但是，很多人推崇他已經到了把他當做先知、國父、甚至於神明的地步。在那麼多讚美膜拜的背面，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強迫自己去逼視黑暗的一面──李登輝在他當權時，真的是全力在追尋社會正義和國家民主嗎？
從幾件事情來看，應該可以看出，他並不是那麼真誠地把社會正義和國家民主放在第一位。他最優先的考慮，其實是中國國民黨。當中國國民黨的利益和正義民主有所衝突時，他的選擇，很不幸的，是中國國民黨的利益。
無可諱言的，二二八事件在李登輝時代得到比較自由研究討論的空間。但是，李登輝一方面說臺灣人的悲哀，一方面又激動地要二二八受害者拿出愛心寬恕一切，要臺灣人向前看，不要向後看。他以總統的身份正式公開向受難者及家屬道歉，也同意國家對他們補償，但是，在追究元兇與探索責任時，他卻語焉不詳，逃避真相。
這種矛盾，其實是來自他對中國國民黨歷史的保護。從他卸任總統後發表的言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蔣家（其實是蔣經國）的萬分感激。蔣經國不只對他有伯樂之情、明師之恩，有時更把他當成唯一的心腹。這段恩情，他是放不開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心中不可能不清楚，二二八的責任在中國國民黨。而中國國民黨其實就是蔣家，追究中國國民黨就是追究蔣家，所以，他可以代表國家向受難者道歉，卻不願代表中國國民黨來道歉；他可以用國家的金錢來賠償，卻不能拿中國國民黨的資產來賠償。他可以籠統地道歉，但卻阻擋事件真相的浮現。
李登輝對蔣家恩重如山的回報就是要確定中國國民黨的延續，他看出時代的變化，所以，在黨主席任內進行改革。他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國民黨是可以改造的、是可以本土化的、是可以成為一個現代民主政黨的。他清查黨產並重用劉泰英做更積極的投資。至於中國國民黨黨產的不清不白，政黨投資造成的與民爭利和利益衝突，以及中國國民黨因為龐大資產造成政黨競爭的不公平，他似乎都不在乎。要說他昏聵到看不出這些問題是無法想像的。他一方面宣稱「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自豪於任內推行民主化的成就；另一方面卻完全不顧民主政黨公平競爭的原則，因而造就出現在這種半吊子、不落實的民主。
這些錯亂的行為，實際上是他在衝突下做的選擇。
當正義公理會彰顯蔣家在歷史上的罪孽和揭穿中國國民黨過去的邪惡時，李登輝做了選擇──他選擇壓抑正義和公理，他選擇保護中國國民黨的過去。
當公平而且徹底的民主和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延續有所衝突時，他再度做了選擇──他選擇放棄真正的民主政治，他選擇保護中國國民黨的未來。
他刻意地保護和改造中國國民黨，認真地為連戰助選，結果卻是被中國國民黨逐出、污辱。甚至在他卸任後，仍想去整合中國國民黨內台灣本土派的政治勢力，結果，這些人在計算之後，決定轉向效忠中國國民黨黨中央的繼位者。甚至於到了最後，竟然連他刻意扶植的本省籍樣板人物連戰，都心甘情願地變成中國統戰台灣的工具。他在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期間的中國國民黨改造工程，實際上是全盤失敗的。
我們不該如統派人士般對李登輝在總統任內的貢獻全盤抹煞；但是，我們也不該將他塑造成完美的偶像。他曾經在凶險的政治鬥爭下掙扎，但是，他也有權勢如日中天的歲月。我們無意苛責他在掙扎下所做的妥協，但是，我們應該檢視他權力穩固後的作為。他曾努力將台灣推向民主和本土，但是，當這些理想和中國國民黨的利益有了最根本的衝突時，他選擇的依舊是給他權勢的中國國民黨。
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美蘇爭霸下的蘇聯領導者戈巴契夫決心改革，他的目標是自由民主開放的蘇聯。當自由民主和蘇聯體制發生根本的衝突時，他選擇自由民主而讓蘇聯解體。
戈巴契夫的選擇結束了冷戰，解放了鐵幕。因此，他被時代雜誌選為年度及十年風雲人物，也被提名而拿到諾貝爾和平獎。但是，這樣的選擇也造成蘇聯解體，而他也犧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人在目標、理想有所衝突時所做的選擇，最能顯現出他的核心價值。丹麥王子哈姆雷特選擇公義復仇，蘇聯領袖戈巴契夫選擇民主開放。而台灣人的第一位總統李登輝，在民主公義與中國國民黨的選擇中，很不幸的，選擇了中國國民黨。
歷史可以寬恕，但不能遺忘；可以原諒，但不能扭曲。否則我們永遠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也會一再地陷入歷史的悲劇。對於決斷國家大政的政治人物，我們必需嚴格檢視，不僅看他一生，也要看他的一時。李登輝有他歷史的功勞，也有歷史的罪過。他在權高勢重時的作為，是充滿缺陷、值得爭議的。本土人士長期以來對他一味地美化與寬容，最後只是扭曲了自己的價值觀。
在台聯即將泡沫化、李登輝要另尋舞臺時，我們更應冷靜地回頭去看看他的過去，用我們的核心價值來檢驗李登輝的核心價值。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撥開政治明星耀眼的迷霧，找到我們真正該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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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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