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5 年4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大陸臺灣問題「專家」王建民作客強國論壇，一個網友提出的問題是：「咱當時為什麼不和臺灣討論李登輝提出的‘一中兩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嗎」，王建民回答說：「大陸不少學者也提出了這種觀點，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覺得也有不少遺憾。但歷史不能重複，我們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
兩岸的和平統一，關乎十幾億中國人的福祉。我認為不應該隱瞞歷史真相，有必須回顧兩岸協商的過程及各方當時的態度，讓民眾，特別是讓那些反對臺灣獨立，時刻準備為祖國統一大業拋頭臚、灑熱血的「憤青」們清楚，兩岸和平統一的「歷史機遇」是如何被錯過的，誰在阻撓兩岸民主、和平統一。這樣，或許可以少一些戰爭的叫囂，多一些理性的思考。
歷史機遇：一國兩制下的錯失
一、大陸的兩岸政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大陸的對台政策，以1978軍10月8日，鄧小平提出，我們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諾為標記。此前大陸的口號是「我們一定解放臺灣」，此後和平統一提到議事日程。1979年元旦，大陸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佈中國政府已經命令人民解放軍從今天起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並提出三通，兩岸結束戰爭狀態。
1981年，葉劍英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當時為全國人大委員長）提出葉九條，1983年，鄧小平提出的鄧六條，開始了一國兩制、臺灣特別行政區的構想。葉、鄧分別闡述大陸對台政策，敦促兩岸進行交流，呼籲第三次國共合作，主張由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兩黨談判。但葉九條和鄭六條，設定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談判的前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把「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捆綁在一起，有三個方面的內涵：1、堅持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2、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3、中央政府要給臺灣留出名額。臺灣方面的解讀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既定的條件，否則了民主統一的原則，否則了對等的原則，中央政府只給臺灣留出名額的實質是堅持一個中國只能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原則。對此，蔣經國的回應是：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
二、歷史的機遇：李登輝打開兩岸談判的大門
八十年代，蔣經國領導下的國民黨，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一是國際上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小，國際生存空間受到壓擠；二是國際社會要求臺灣進行民主改革，而臺灣的專制體制，成了民主國家批評國民黨政府，進而拋棄國民黨政權的道義述說；三是島內民主運動（即黨外運動）的興起。黨外運動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制，在臺灣實行民主，摧生了民主進步黨。黨外運動受到島內民眾、海外華人知識份子的支持。許信良等一些黨外運動和民進黨領導人還與大陸互動，得到暗地裏的支援或資助。
在外窮于應付國際社會的壓力，在內承受著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民主運動的衝擊，處於困境中的國民黨，不可能而不敢與共產黨進行黨對黨談判。這一時期，臺灣方面在兩岸統一的問題是被動的，故蔣經國的策略是堅持三不，以拖待變。
進入九十年代，李登輝掌控臺灣政權後，在中國武力威脅和島內既得利益集團抵制的雙重壓力下，進行旨在結束一黨專政的民主改革，實現民主憲政，故此也不可能接受並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超越憲政的黨對黨談判。
但這個年代，存在著進行交流談判的最佳機會。
機會的出現，首先就是臺灣面臨經濟轉型，面臨傳統製造業必須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轉移從而提高競爭力的壓力。而經濟開放後的大陸，以沒奪農民的非權利分配，以及調整壓低農產品價格為手段，降低農業勞動的平均工資，從而為全世界工業轉移提供極為低廉且大量供應的低成本勞動力。臺灣製造業向大陸地區轉讓及此後爭占大陸市場，使臺灣社會不得不面對兩岸經貿交流和兩岸統一問題。
其次，九十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的衝擊。由於世界主要的國家均沒有與臺灣建立外交關係，當時的臺灣當局和工商企業界均強烈感覺到面對全球化時的危機，迫切需要在外交層次，對臺灣企業越來越依賴國際工商、技術、人員交流活動，提供政治、經濟、人身的安全保護，拓展生存空間。因此臺灣不得不面對或是統一，或是獨立的問題。
第三，當時臺灣社會、海外華人和大陸知識精英普遍有一種期待，期待以「邦聯」的形式實現民主、和平的統一。
李登輝1988年l月開始執政，4月即以通郵為起點，漸次開放雙岸交流。1990年10月7日，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李登輝親任主任委員；同年底，成立名義是民間，實為官方性質的海峽交流基金會。1991年2月23日，制訂《國家統一綱領》，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主張中國的統一，「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建議「在國家統一的目標下，為增進兩岸人民福祉：大陸地區應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逐步開放輿論，實行民主法治；臺灣地區則應加速憲政改革，推動國家建設，建立均富社會」。
海基會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開始運作，與大陸進行名為民間，實為官方的兩岸談判。11月4日，派秘書長陳長文到北京，因大陸海協會未成立，與當時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唐樹備商談交流。可見，是李登輝開啟了兩岸交流和談判的大門，當時李登輝的態度是積極主動的。大陸方面則拖至1991年底才成立對應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並於1992年開始兩會談判。
三、九二共識：各說各的的「共識 」
臺灣海基會和大陸海協會兩會第一次協商於1992年3月23日開始，在香港舉行，第一次協商的議題是：文書公證和掛號信函遺失的查詢、補償。
兩方雖聲稱是事務性協商，不涉及政治談判。但第一項議題就涉及到兩岸郵件是國內郵件還是援引國家間通郵的做法，兩岸文書公證是國內文書公證還是比照國家間駐外使領館認證的做法來處理公證文書。因此，大陸提出臺灣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協商的前提。
在香港協商時，臺灣以事務性協商不涉及政治為由，拒絕接受和協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回到臺灣後，海基會與臺灣陸委員商議，鑒於臺灣當局已制定《國家統一統領》，主張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均富中國」。因此，臺灣行政院陸委會授權海基會：「改采機動方式主動說明《國家統一綱領》所揭示‘一個中國’之原則，並以口頭表述‘一個中國’的立場」，同時要求大陸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臺灣海基會主動接受「一個中國」，並根據《國家統一綱領》，表確「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要求大陸也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一下子還真難為了大陸海協會，因為大陸當時乃至今日，始終沒有制訂過關於如何實現「一個中國」的統一的綱領性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見諸于領導人談話。此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將「一個中國」和「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捆綁在一起，重在「原則」，而不在「一個中國」。
這種話語模式用於宣傳非常有效，使絕大多數人至今搞不明白「一個中國」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有什麼區別，以為是一回事。但用於政治談判，顯然不靈，當談判對手要求澄清「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時，只能拒絕。大陸海協會的立場就是：「海協歷來主張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與大陸拒絕討論和解釋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的態度相反，1992年8月1日，李登輝主持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主動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的決議，其要點是：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目前之治權，則僅及于台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份，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份。中華民國已制訂了《國家統一綱領》，揭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為達至此目標，開展國家統一的步伐。
而海協會拒絕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卻一再要求臺灣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並以此作為達成協議和繼續協商的條件。1992年10月27日至29 日，海協會與海基會在香港進行工作性商談時，提出五種表述方案，均要求海基會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
為了避免陷入僵局，海基會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改為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並建議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此，海基會代表先後拿出八種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方案(五種書面表述方案、三種口頭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種（口頭）表述方案：「在海峽兩岸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海基會代表稱此案為台方的底線，建議「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
1992年11月16日，海協致函海基會：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現將我會擬作口頭表述的要點函告貴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並「以附件的方式，將海基會在香港提出的第八個表述方案附在這封函中，作為雙方彼此接受的共識內容」（引自大陸海協會文章：《兩會商談與對話情況概述》）。這就是「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來龍。
此後，當大陸在1995年抨擊李登輝「一國兩府」時，臺灣陸委會主任委員蘇起首先對外透露"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大陸先是說「九二共識」只限於兩會事務性協商，跟著於1997年則否認存在"九二共識"，最後宣稱"九二共識"是：兩岸各自口頭承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如此反復，為2000年後，李登輝、陳水扁否認」九二共識」埋下了伏筆。，這種各說各的的共識，連存異求同都說不上，實在不配稱之為「共識」。
四、理念差異：漸行漸遠
與兩會協商和《國家統一綱領》相呼應，李登輝於1992年提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份；既而提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兩岸的現狀是「一國兩府」。馬上受到大陸官方和輿論工具的猛烈抨擊，給李登輝的邦聯建構，自由、民主、均富的統一綱領迎頭一盆冷水。
2005年 4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大陸臺灣問題「專家」王建民作客強國論壇，回答網友提出的問題：「咱當時為什麼不和臺灣討論李登輝提出的「一中兩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嗎？」時，回答：「大陸不少學者也提出了這種觀點，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覺得也有不少遺憾。但歷史不能重複，我們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
按大陸臺灣問題」專家」王建民的說法，大陸對臺灣問題，對一個中國的要求有先後和高低之分。
大陸曾經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的盟友和敵對國，不可能不知道蘇聯是十幾個共和國的聯合；不可能不清楚現在的俄羅斯聯邦也是由21個共和國、49個州、6個邊疆區組成的聯邦；當時中國支持南斯拉夫聯盟也是幾個國家、幾個政府共同組成的統一的國家。因此，把李登輝提出「一國兩府」、「一中兩國」，猛烈抨擊為「台獨」、「分裂祖國」，並報以武力威懾，顯然不是大陸「專家」、「學者」事後解說的「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那麼簡單。
是兩岸不同的政治理念使中國的統一錯過了「歷史機遇」；是「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與「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理念衝突割裂「一個中國」。
把「一國兩制」與「一個中國」捆綁在一起，演繹出「一個中國的原則」，演繹的變異是反對「一國兩制」，就是反對「一個中國」，就是鼓吹臺灣獨立；擴大後的變異成了，主張大陸民主化，就是反對中共的領導，就是反對「一國兩制」這一原則，就是反對「一個中國」，就是鼓吹臺灣獨立。
所以，在九十年代，「蘇東波」巨變，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全球掀起，當李登輝推出「一國兩府」，強調是兩岸對等政治實體，並批評大陸不民主，拒絕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企圖建構聯幫制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時，大陸海協會於1995年6月16日致函海基會，宣佈中止了兩岸談判。
當時，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是這樣聲明的：最近，李登輝和美國反華勢力相互利用，不惜耗費臺灣民眾的血汗錢財，斥鉅資進行溝通，以達到其以赴美進行所謂「私人訪問」的目的，公然從事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活動。李登輝在近期的講話中對祖國大陸進行惡毒攻擊、謾駡，鼓吹國家分裂，宣揚「兩個中國」。與此同時，臺灣當局還連續舉行針對祖國大陸的大規模「軍事演習」，蓄意製造兩岸關係緊張氣氛。李登輝及臺灣當局的上述作為，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肆意毒化兩岸關係氣氛，破壞兩岸關係發展，阻撓中國統一，激起了海內外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極大義憤和強烈譴責。在這種情況下，第二次汪辜會談已不能按原計劃進行，這完全是由臺灣方面一手造成的。
把「臺灣當局還連續舉行針對祖國大陸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也作為中止第二次汪辜會談的理條，給人的感覺是為中止兩岸會談找個「藉口」而已。海協會單方面終止兩會協商後，大陸開始以臺灣為目標的大規模導彈演習和海陸空登陸作戰演習。臺灣的政治氣氛也隨之大變，本土意識和 「台獨」意識滋生 ，並逐漸發展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
然而，臺灣當局並沒有放棄，海基會分別於1997年11月7日和1998年1月19日，主動致函海協會，敦促兩岸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會協商；與此同時，提出兩岸協商結束敵對，締結和平條約的政治主張。
大陸方面由海協會秘書長唐樹備於1998年1月26日發表談話，預以回應，唐樹備說：臺灣方面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是不合實際的。兩會在 l992年達成的共識是：兩會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承認海峽兩岸都是一個中國就可以了，不去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這樣一個原則現在同樣適用於兩會就政治談判進行的程式性商談。在這一商談中，不必馬上談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
大陸海協會則於1998年2月24日復函：「我會一貫主張應進行兩岸政治談判以為真正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創造條件。我會願意接受有關方面授權，與貴會協商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事宜，並隨之著手安排重開經濟性、事務性議題商談。我會還主張，在上述協商開始前，應進一步擴大兩會交流與接觸，以加強彼此溝通。交流的具體層級和專案，我會願與貴會協商作出安排」。
兩會隨後於1997年4月22日在北京恢復協商，促成辜振甫訪問北京，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並會見大陸領導人。此次協商兩岸分歧更大，一方面是大陸否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堅持「九二共識」是「雙方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協商必須是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臺灣方面則提出對「九二共識」的誠信問題，堅持必須承認目前兩岸分治的現實，不能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並正式提出大陸民主化問題，強調大陸民主化是未來和平統一的關鍵。就這樣，辜振甫把「一國兩制」、「一黨專制」與「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兩種不可協調的政治理念抬上兩岸談判桌上。辜振甫先後會見陳雲林、錢其琛和江澤民，宣揚臺灣的民主經驗，強調臺灣的民主經驗可以供大陸民主化借鑒，為此，發生激烈的爭論。
1999年7月9日，即將離任的李登輝，在兩岸問題上攤牌，他與德國自由之聲記者主要談了兩點：一是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非「合法政府」與「叛亂團體」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係；二是堅決拒絕大陸「一國兩制」的構想，追求民主統一，以臺灣「自由、民主、均富」的經驗統一中國。
7月10月，辜振甫表示兩岸之現實就是存在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將兩岸會談稱為國與國會談。
7月12日，汪道涵要求辜振甫澄清。7月30日，海基會以「辜董事長談話稿」的書面稿寄給海協會，表示「特殊國與國關係」是臺灣方面對「九二共識」即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表述現式，「特殊關係」的說法，基本上是為了奠定兩岸對等的基礎，以提升對話的層次，進而建立民主和平機制，追求中國未來在民主、自由、均富下統一的既定政策。
大陸海協會即時以負責人談會方式指責辜振甫：「談話稿」別有用心的將1992年兩會達成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口頭共識歪曲為「一個中國口頭上各自表述」，這是枉費心機的。
1999年7月31日，海協會致電海基會：貴會今日（7月30日）下午2：00來函及「談話稿」，嚴重違背了1992年貴我兩會關於「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我會不予接收，現予退回。隨後大陸海協會又一次單方宣佈中止與臺灣海基會協商。
五、臺灣問題國際化：明智的試嘗
與1995年6月第一次單方面宣佈中止兩岸協商後採取的行動相同，1999年8月第二次單方面宣佈中止兩岸協商後，大陸在文宣上對「特殊國與國關係」和李登輝個人進行批判、聲討和人身攻擊，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以大規模軍事演習和戰爭宣傳進行戰爭威脅，台海局勢立即處於十分緊張狀態大陸媒體和官方的言辭，使很多人以為戰爭馬立要爆發。然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領導人陳水扁反而贏得總統選舉。
陳水扁執政後，其兩岸政治路線與李登輝一脈相承。事實是，早在1996年，李登輝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時，民進黨就解釋說：這「指的就是兩個對等國家的關係」。陳水扁執政後，提出「一個中國」是個問題，是一個未來的問題，把大陸民主化作為解決「一個中國」問題的前提條件；提出在大陸沒有民主化之前，不具備解決「一個中國」 問題的時候，「中華民國在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必須承認臺灣的主權地位。其兩岸政策的立足點基本上是本土主義、漸進式台獨和大陸民主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戰爭威懾下當選的陳水扁，執政後卻大力削減臺灣的國防預算，首先是延期執行國民黨執政時確定的一攬子軍購計畫。儘管2000年以後，大陸不斷加大軍事投入，軍工企業迎來了三十年來前所未有的景氣，但陳水扁政府卻不斷地削減臺灣的軍事預算，把國防開支從占GPD的4%逐步削減到占GPD的 2.5%，說明除了渲染和利用大陸的軍事威脅謀取政治利益外，陳水扁政府並未把大陸的武力威懾放在眼裏。
中止兩會協商機制，兩岸失去交流及交換的管道，意味大陸也失去通過協商、規勸、互讓的方式，緩和或阻止臺灣走向實質性獨立的一條管道。
中斷已經六年了，兩岸之所以至今不能恢復協商機制，在於專制政權從來視自由民主為洪水猛獸。當兩岸協商進入政治性談判階段，基於正義原則，專制政治相對於民主政治而言，沒有對等競爭的本錢，缺乏談判或交易的政治籌碼。設置把「一個中國」和「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捆綁在一起的「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為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的前提，實質就是拒談。保持現狀、維護兩岸和平穩定，能夠避免民主的洪流，維護一黨專政的既得利益，因而成為大陸目前唯一的訴求。必須正視，臺灣獨立是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現狀能維持多久，取決於大陸及國際社會能否給臺灣執政當局、政治精英和臺灣民眾施加多大的壓力，進而影響他們的決心和選擇。而其中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美國，事實也證明，幾次陳水扁要突破現狀時，是美國的規勸和壓力讓陳水扁收斂和退縮。
臺灣問題國際化就在這樣的背影下突顯出來。 2004年9月，中國外長李肇星把臺灣問題搬上聯合國大會，李肇星在聯大發言說：中國政府希望國際社會充分認識當前台海局勢的複雜性和敏感性，認清臺灣當局進行分裂中國活動對台海穩定和亞太和平的嚴重危害，繼續支持中國政府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所作的努力， 共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以促進台海穩定和世界和平。
同年11月20日，胡錦濤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見美國總統布希時，就向布希提出「臺灣問題是中美共同的問題」。當時，香港信報的林行止等一些海外學者就敏銳地捕捉到：大陸不再堅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2005年9月13日，胡錦濤與布希在紐約會談時，對布希說希望美國與中國共同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
長期以來，兩岸在台海問題的搏奕中，大陸始終堅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容許外力介入；而臺灣方面，似乎一直有意地要將臺灣問題國際化。我認為，李肇星2004年聯大講話，胡錦濤去年11月和今年9月向美國兩次主動呼籲，表明大陸對臺灣的政策和態度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中共可能已經認識到，獨自無力解決臺灣問題或者說無力阻止臺灣獨立，不得不承認，維持現狀必須借助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力量，訴諸於美國和亞太國家的共同的利益，從而主動試探將臺灣問題國際化。
此次大陸試嘗將臺灣問題國際化，不是以主權為訴求、以統一為目標，而是的台海和平穩定為訴求、以維持現狀為目標是比較明智的。
九十年代以後，國際社會的價值觀趨向於是把人權置於不低於主權的地位，國際社會的道德主體和權利主權已不僅僅限於主權國家，而是包含了個人和群體。這時，主權訴求與以市場引誘和暴力威懾下對和平穩定的訴求相比，以和平穩定的求，訴諸於共同私利或許更有吸收力，能收一時之效。
六、現狀的脆弱：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把遏制台獨，保持現狀，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訴諸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把臺灣問題國際化，必須尊崇國際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和行為規則。民主和平論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民主政治更加符合美國國家的長遠利益，是美國外交的長遠目標。與其說海峽兩岸維持現狀符合美國利益，不如說大陸民主化更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臺灣的訴求。在這一點上，美國與臺灣更容易合流。因而，當胡錦濤向布希說「希望美國與中國共同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時，布希的回應是美國的一貫立場，大陸必須與臺灣民選政府直接談判。跟著，陳水扁於今年9月底立即呼應：臺灣政府願意不設任何前提條件與大陸政府直接對話。
對美國寄予太大的希望是不切合實際的，美國社會的價值觀決定：美國政府可以對臺灣執政當局暗中施加影響，但美國政府不可能拒絕臺灣通走民主途徑作出的選擇。魁北克獨立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政府可以反對魁此克獨立，但在魁北克獨立投票前，美國政府不得不宣佈，不論投票結果如何，美國只能接受。
台海問題，目前之所以能維持現狀，美國固然起一定的作用，關鍵的因素，是台島的政治格局：朝小野大。主張漸進台獨的執政黨小、主張維持現狀的在野黨大，從而，主張維持現狀的在野黨對陳水扁政府形成強力的制約。這種現狀有其脆弱的一面。民主政治是選舉政治，選舉結果和選舉策略都深深地影響現狀脆弱的平衡，壓垮駱駝的那根稻草不知道會從那個方位飄然落下。第一、任何改變這種的政治格局的變化都會打破台海現狀；第二、在這種政治局格下，面臨大選時，選舉的搏奕也有可能打破台海現狀。
可能的拐點將出現在2007年，製造拐點的人將是馬英九。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後，除試圖述說國民黨與本土主義的聯結和一句空白的「新中間路線」外，以「不貼鍋」的態度，至今不宣示其大陸政策。在2008年總統選舉活動開始前，估計馬英九還會繼續這種「不貼補」策略。而最遲2007中，馬英九必須宣示其大陸政策。
觀察臺灣政治領導人，應該清楚一點，無論統獨，他們考量的，是臺灣的安全和臺灣的利益、以及政黨的生存和發展。以此為訴求，大陸民主化，是臺灣安全和發展的最大保證,對臺灣的安全和利益，居首要地位，民主和平論，是當下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之一；居於第二位重要地位的，就是兩岸統一，兩岸民主統一，對臺灣社會，意味著安全和市場，利益最大化。因此，大陸民主化和兩岸統一是臺灣社會不二的選擇，不論李登輝，陳水扁，國民黨，民進党，他們長遠的政治綱領，都沒有脫離這條事關臺灣安全和發展的主線。
明白了大陸民主化和兩岸統一對臺灣安全與發展的重要性後，再觀察李、陳、國民黨、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很多問題就容易想通。也就可以發現他們兩岸政策的共同點和長遠戰略的一致性，剩下就是步伐和方法的不同，也是他們唯一的分歧。
因而，可以說，李登輝路線就是現在及可見的將來臺灣的路線，不論誰上臺，只能這樣。區別將在於如何爭取與大陸的對等權甚至主導權，在民主統一無望的情況下，維持現狀待變、主動促統、先獨後統只是策略和方式方法。
基於選舉需要，馬英九將宣示的大陸政策，不可能背離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陳水扁不敢取消李登輝時代國民黨主導的《國家統一綱領》，連戰不敢超越《國家統一綱領》，馬英九同樣地也不會超越《國家統一綱領》，其兩岸政治路線就其內容而言，與李登輝、陳水扁不會相差太遠，有分別的，將僅僅是步伐。
李登輝與大陸交惡，在於「急統」，急於以「自由、民主、均富中國」的理念統一中國，急於邦聯的建構，犯了大陸「井水不犯河水」的大忌。當大陸表示不可能與臺灣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時，他卻急於召開國家統一委員會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政涵義》；當大陸表示先就政治談判的程式性進行協商，他卻急於指示，「開展統一的步伐」。所以，他提出的「一國兩府」、「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特殊國與國關係」等邦聯要素，無不被扣上「台獨」的帽子，並成為後繼的民進黨政府先獨後統的正確性的不證自明的活生生例子，而最終不得不與之合流。陳水扁與大陸交惡，在於先獨後統，把大陸民主化當做衡量統獨的游標，企圖打破現有的秩序和平衡。連戰之所以受大陸青睞，不在於他不走李登輝路線，相反，2001年7月，連戰於拋出「階段性邦聯論」，而把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步驟化，2003年又提「一邊一國」，被陳水扁嘲弄一翻。連戰的倡導，與主張中間路線的陳水扁，沒有本質的差別，兩人都主張兩岸對等政治實體地位，都曾喊過「一邊一國」，連戰明的主張邦聯模式過渡、陳水扁曾暗示「歐盟模式」過渡。
不能不提的是，馬英九是當今臺灣政治領導人中，為數不多的公開宣示「反共」、倡導大陸民主化的人，期待他不要比李登輝走得更遠就不錯了，期望他維持現狀是一種阿Q式的自慰，就如他當上國民黨主席後，大陸網路炒作邀請他參加今年大陸舉行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活動一樣幼稚。
馬英九崛起後，大陸當局期望他維護現狀，有些人期望他帶來民主，頭腦簡單的以為有了他就有統一可能。我對馬英九將標榜的新中間路線不抱希望，在大陸「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下，馬英九沒有挪騰的空間，如果他能當選，只能是李登輝第二。當年，李登輝抓起馬英九的手，對臺灣人說「馬英九是新臺灣人」，把馬英九送到臺北市長的坐位，此後，馬英九以「新臺灣人」為標榜，彙入本土化的潮流，才有今天的地位。2008年如果落選，一旦宣示了兩岸政策，就沒有回頭的餘地，最終也只能與民進黨合流，或者把民進黨擠到急獨的一邊。
七：「一國兩制」的困惑：尋找騰挪的空間
兩岸統一關乎十幾億中國人的福祉，李登輝從打開兩岸協商的大門、急於「開展統一的步伐」，到「台獨教父」，大陸應該進行反思，如王建民研究員所說：「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而不是一味地進行人身攻擊和漫駡。
2001年4月2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是這樣寫的：先說李登輝的病，一向固執己見、工于心計的李登輝，一輩子算來算去，弄出點心臟毛病並不奇怪，卸任後的李登輝不甘心失敗，為了搞「台獨」，對抗大陸，可謂絞盡腦汁，機關算盡，在祖國大陸反分裂鬥爭和全球華人反「獨」促統的聲勢面前，李登輝沒有撈到什麼便宜，一旦嗅到一點自認為有利的氣息，就興奮莫名，甚至赤膊上陣，說起來也可憐，李登輝明知搞「台獨」的本錢不多，就連自己的老本也搭上了，「病情」也利用上了，這只能說明「台獨」勢力已是窮途末路，在做最後的掙扎。
堂堂黨報，把此種文革式文章刊行於海外，是一種毒藥，於打擊台獨無補，於兩岸統一有害。越是對李登輝和陳水扁所進行超越理性的漫駡和醜化，越是增強臺灣民眾對大陸和統一的負面影響，加大了李登輝和陳水扁在臺灣社會的影響力，因而，他們批評大陸二十幾年來，僵化地抱住「一國兩制」不放，施行文化霸權主義，為一黨一私，抗拒民主潮流，越能得到臺灣民眾的認同。
當然，對一黨一私，有不同的看法，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前所長、資深研究員、著名中國臺灣問題專家李家泉教授是這樣看的：就兩岸關係來說，「以民為本」 和「以權為本」是截然不同的，以民為本，必然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因為它代表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而以權為本者，必然要以分裂中國為目的，核心是保護其一黨一私的利益，必然要在兩岸同胞之間製造仇恨和對抗，犧牲多數人利益來保護極少數人利益。
為了兩岸人民的福祉，不論是「專家學者」，還是兩岸政策的制訂者或者執行者，不能行鴕鳥政策，把臺灣社會基本上已經民主化當成看不見，而聲稱代表臺灣同胞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一國兩府」之所以能在香港、澳門實施，中國政府是與殖民地的宗主國談判達成協議。而臺灣的統一，必須與臺灣民選政府談判，而且必定要通過臺灣全民共決才能決定。臺灣民眾不選擇「一國兩制」，一個原因，實力處於弱勢的民主社會對著實力強大的專制社會，臺灣社會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剛從一黨專制中擺脫出來臺灣人，不可能選擇任何他們認為可能會回到過去的政治體制。儘管大陸一再聲稱臺灣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不變，國民黨一黨專制時代的臺灣不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嗎？那怕僅僅是臆想的潛在的威脅，臺灣民眾都難以接受。不安全感往往出自於潛意識，這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抵制。臺灣民眾不接受「一國兩制」，臺灣政治精英就沒有選擇它的可能和協商的餘地。
威權政治的當局者可以自以為是地設計一個方案，並宣稱代表民眾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民主政治必須訴諸民意，民主政體的政治精英需要騰挪的空間，多種理性選擇的方案。這個空間，只能由大陸提供。
大陸的主流活語有這樣一句：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我們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反諸於己：大陸既可寄望個別或少數政治家，也可寄望於十四億人民。
兩岸的和平統一，關乎十幾億中國人的福祉。我認為不應該隱瞞歷史真相，有必須回顧兩岸協商的過程及各方當時的態度，讓民眾，特別是讓那些反對臺灣獨立，時刻準備為祖國統一大業拋頭臚、灑熱血的「憤青」們清楚，兩岸和平統一的「歷史機遇」是如何被錯過的，誰在阻撓兩岸民主、和平統一。這樣，或許可以少一些戰爭的叫囂，多一些理性的思考。
歷史機遇：一國兩制下的錯失
一、大陸的兩岸政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大陸的對台政策，以1978軍10月8日，鄧小平提出，我們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諾為標記。此前大陸的口號是「我們一定解放臺灣」，此後和平統一提到議事日程。1979年元旦，大陸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佈中國政府已經命令人民解放軍從今天起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並提出三通，兩岸結束戰爭狀態。
1981年，葉劍英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當時為全國人大委員長）提出葉九條，1983年，鄧小平提出的鄧六條，開始了一國兩制、臺灣特別行政區的構想。葉、鄧分別闡述大陸對台政策，敦促兩岸進行交流，呼籲第三次國共合作，主張由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兩黨談判。但葉九條和鄭六條，設定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談判的前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把「一個中國」和「一國兩制」捆綁在一起，有三個方面的內涵：1、堅持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2、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3、中央政府要給臺灣留出名額。臺灣方面的解讀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既定的條件，否則了民主統一的原則，否則了對等的原則，中央政府只給臺灣留出名額的實質是堅持一個中國只能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原則。對此，蔣經國的回應是：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
二、歷史的機遇：李登輝打開兩岸談判的大門
八十年代，蔣經國領導下的國民黨，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一是國際上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小，國際生存空間受到壓擠；二是國際社會要求臺灣進行民主改革，而臺灣的專制體制，成了民主國家批評國民黨政府，進而拋棄國民黨政權的道義述說；三是島內民主運動（即黨外運動）的興起。黨外運動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制，在臺灣實行民主，摧生了民主進步黨。黨外運動受到島內民眾、海外華人知識份子的支持。許信良等一些黨外運動和民進黨領導人還與大陸互動，得到暗地裏的支援或資助。
在外窮于應付國際社會的壓力，在內承受著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民主運動的衝擊，處於困境中的國民黨，不可能而不敢與共產黨進行黨對黨談判。這一時期，臺灣方面在兩岸統一的問題是被動的，故蔣經國的策略是堅持三不，以拖待變。
進入九十年代，李登輝掌控臺灣政權後，在中國武力威脅和島內既得利益集團抵制的雙重壓力下，進行旨在結束一黨專政的民主改革，實現民主憲政，故此也不可能接受並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超越憲政的黨對黨談判。
但這個年代，存在著進行交流談判的最佳機會。
機會的出現，首先就是臺灣面臨經濟轉型，面臨傳統製造業必須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轉移從而提高競爭力的壓力。而經濟開放後的大陸，以沒奪農民的非權利分配，以及調整壓低農產品價格為手段，降低農業勞動的平均工資，從而為全世界工業轉移提供極為低廉且大量供應的低成本勞動力。臺灣製造業向大陸地區轉讓及此後爭占大陸市場，使臺灣社會不得不面對兩岸經貿交流和兩岸統一問題。
其次，九十年代開始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全球化的衝擊。由於世界主要的國家均沒有與臺灣建立外交關係，當時的臺灣當局和工商企業界均強烈感覺到面對全球化時的危機，迫切需要在外交層次，對臺灣企業越來越依賴國際工商、技術、人員交流活動，提供政治、經濟、人身的安全保護，拓展生存空間。因此臺灣不得不面對或是統一，或是獨立的問題。
第三，當時臺灣社會、海外華人和大陸知識精英普遍有一種期待，期待以「邦聯」的形式實現民主、和平的統一。
李登輝1988年l月開始執政，4月即以通郵為起點，漸次開放雙岸交流。1990年10月7日，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李登輝親任主任委員；同年底，成立名義是民間，實為官方性質的海峽交流基金會。1991年2月23日，制訂《國家統一綱領》，提出「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主張中國的統一，「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逐步達成」；建議「在國家統一的目標下，為增進兩岸人民福祉：大陸地區應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逐步開放輿論，實行民主法治；臺灣地區則應加速憲政改革，推動國家建設，建立均富社會」。
海基會１９９１年３月９日開始運作，與大陸進行名為民間，實為官方的兩岸談判。11月4日，派秘書長陳長文到北京，因大陸海協會未成立，與當時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唐樹備商談交流。可見，是李登輝開啟了兩岸交流和談判的大門，當時李登輝的態度是積極主動的。大陸方面則拖至1991年底才成立對應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並於1992年開始兩會談判。
三、九二共識：各說各的的「共識 」
臺灣海基會和大陸海協會兩會第一次協商於1992年3月23日開始，在香港舉行，第一次協商的議題是：文書公證和掛號信函遺失的查詢、補償。
兩方雖聲稱是事務性協商，不涉及政治談判。但第一項議題就涉及到兩岸郵件是國內郵件還是援引國家間通郵的做法，兩岸文書公證是國內文書公證還是比照國家間駐外使領館認證的做法來處理公證文書。因此，大陸提出臺灣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岸協商的前提。
在香港協商時，臺灣以事務性協商不涉及政治為由，拒絕接受和協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回到臺灣後，海基會與臺灣陸委員商議，鑒於臺灣當局已制定《國家統一統領》，主張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均富中國」。因此，臺灣行政院陸委會授權海基會：「改采機動方式主動說明《國家統一綱領》所揭示‘一個中國’之原則，並以口頭表述‘一個中國’的立場」，同時要求大陸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臺灣海基會主動接受「一個中國」，並根據《國家統一綱領》，表確「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要求大陸也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一下子還真難為了大陸海協會，因為大陸當時乃至今日，始終沒有制訂過關於如何實現「一個中國」的統一的綱領性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見諸于領導人談話。此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將「一個中國」和「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捆綁在一起，重在「原則」，而不在「一個中國」。
這種話語模式用於宣傳非常有效，使絕大多數人至今搞不明白「一個中國」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有什麼區別，以為是一回事。但用於政治談判，顯然不靈，當談判對手要求澄清「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時，只能拒絕。大陸海協會的立場就是：「海協歷來主張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與大陸拒絕討論和解釋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的態度相反，1992年8月1日，李登輝主持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主動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的決議，其要點是：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目前之治權，則僅及于台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一部份，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份。中華民國已制訂了《國家統一綱領》，揭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為達至此目標，開展國家統一的步伐。
而海協會拒絕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卻一再要求臺灣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並以此作為達成協議和繼續協商的條件。1992年10月27日至29 日，海協會與海基會在香港進行工作性商談時，提出五種表述方案，均要求海基會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
為了避免陷入僵局，海基會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改為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並建議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為此，海基會代表先後拿出八種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方案(五種書面表述方案、三種口頭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種（口頭）表述方案：「在海峽兩岸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海基會代表稱此案為台方的底線，建議「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
1992年11月16日，海協致函海基會：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現將我會擬作口頭表述的要點函告貴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並「以附件的方式，將海基會在香港提出的第八個表述方案附在這封函中，作為雙方彼此接受的共識內容」（引自大陸海協會文章：《兩會商談與對話情況概述》）。這就是「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來龍。
此後，當大陸在1995年抨擊李登輝「一國兩府」時，臺灣陸委會主任委員蘇起首先對外透露"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大陸先是說「九二共識」只限於兩會事務性協商，跟著於1997年則否認存在"九二共識"，最後宣稱"九二共識"是：兩岸各自口頭承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如此反復，為2000年後，李登輝、陳水扁否認」九二共識」埋下了伏筆。，這種各說各的的共識，連存異求同都說不上，實在不配稱之為「共識」。
四、理念差異：漸行漸遠
與兩會協商和《國家統一綱領》相呼應，李登輝於1992年提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份；既而提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兩岸的現狀是「一國兩府」。馬上受到大陸官方和輿論工具的猛烈抨擊，給李登輝的邦聯建構，自由、民主、均富的統一綱領迎頭一盆冷水。
2005年 4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大陸臺灣問題「專家」王建民作客強國論壇，回答網友提出的問題：「咱當時為什麼不和臺灣討論李登輝提出的「一中兩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嗎？」時，回答：「大陸不少學者也提出了這種觀點，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覺得也有不少遺憾。但歷史不能重複，我們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
按大陸臺灣問題」專家」王建民的說法，大陸對臺灣問題，對一個中國的要求有先後和高低之分。
大陸曾經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的盟友和敵對國，不可能不知道蘇聯是十幾個共和國的聯合；不可能不清楚現在的俄羅斯聯邦也是由21個共和國、49個州、6個邊疆區組成的聯邦；當時中國支持南斯拉夫聯盟也是幾個國家、幾個政府共同組成的統一的國家。因此，把李登輝提出「一國兩府」、「一中兩國」，猛烈抨擊為「台獨」、「分裂祖國」，並報以武力威懾，顯然不是大陸「專家」、「學者」事後解說的「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那麼簡單。
是兩岸不同的政治理念使中國的統一錯過了「歷史機遇」；是「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與「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理念衝突割裂「一個中國」。
把「一國兩制」與「一個中國」捆綁在一起，演繹出「一個中國的原則」，演繹的變異是反對「一國兩制」，就是反對「一個中國」，就是鼓吹臺灣獨立；擴大後的變異成了，主張大陸民主化，就是反對中共的領導，就是反對「一國兩制」這一原則，就是反對「一個中國」，就是鼓吹臺灣獨立。
所以，在九十年代，「蘇東波」巨變，第三次民主浪潮在全球掀起，當李登輝推出「一國兩府」，強調是兩岸對等政治實體，並批評大陸不民主，拒絕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企圖建構聯幫制的「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時，大陸海協會於1995年6月16日致函海基會，宣佈中止了兩岸談判。
當時，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是這樣聲明的：最近，李登輝和美國反華勢力相互利用，不惜耗費臺灣民眾的血汗錢財，斥鉅資進行溝通，以達到其以赴美進行所謂「私人訪問」的目的，公然從事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活動。李登輝在近期的講話中對祖國大陸進行惡毒攻擊、謾駡，鼓吹國家分裂，宣揚「兩個中國」。與此同時，臺灣當局還連續舉行針對祖國大陸的大規模「軍事演習」，蓄意製造兩岸關係緊張氣氛。李登輝及臺灣當局的上述作為，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肆意毒化兩岸關係氣氛，破壞兩岸關係發展，阻撓中國統一，激起了海內外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極大義憤和強烈譴責。在這種情況下，第二次汪辜會談已不能按原計劃進行，這完全是由臺灣方面一手造成的。
把「臺灣當局還連續舉行針對祖國大陸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也作為中止第二次汪辜會談的理條，給人的感覺是為中止兩岸會談找個「藉口」而已。海協會單方面終止兩會協商後，大陸開始以臺灣為目標的大規模導彈演習和海陸空登陸作戰演習。臺灣的政治氣氛也隨之大變，本土意識和 「台獨」意識滋生 ，並逐漸發展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
然而，臺灣當局並沒有放棄，海基會分別於1997年11月7日和1998年1月19日，主動致函海協會，敦促兩岸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會協商；與此同時，提出兩岸協商結束敵對，締結和平條約的政治主張。
大陸方面由海協會秘書長唐樹備於1998年1月26日發表談話，預以回應，唐樹備說：臺灣方面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是不合實際的。兩會在 l992年達成的共識是：兩會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承認海峽兩岸都是一個中國就可以了，不去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這樣一個原則現在同樣適用於兩會就政治談判進行的程式性商談。在這一商談中，不必馬上談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
大陸海協會則於1998年2月24日復函：「我會一貫主張應進行兩岸政治談判以為真正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創造條件。我會願意接受有關方面授權，與貴會協商兩岸政治談判的程式性事宜，並隨之著手安排重開經濟性、事務性議題商談。我會還主張，在上述協商開始前，應進一步擴大兩會交流與接觸，以加強彼此溝通。交流的具體層級和專案，我會願與貴會協商作出安排」。
兩會隨後於1997年4月22日在北京恢復協商，促成辜振甫訪問北京，舉行第二次汪辜會談並會見大陸領導人。此次協商兩岸分歧更大，一方面是大陸否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堅持「九二共識」是「雙方事務性商談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協商必須是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臺灣方面則提出對「九二共識」的誠信問題，堅持必須承認目前兩岸分治的現實，不能打壓臺灣的國際空間；並正式提出大陸民主化問題，強調大陸民主化是未來和平統一的關鍵。就這樣，辜振甫把「一國兩制」、「一黨專制」與「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兩種不可協調的政治理念抬上兩岸談判桌上。辜振甫先後會見陳雲林、錢其琛和江澤民，宣揚臺灣的民主經驗，強調臺灣的民主經驗可以供大陸民主化借鑒，為此，發生激烈的爭論。
1999年7月9日，即將離任的李登輝，在兩岸問題上攤牌，他與德國自由之聲記者主要談了兩點：一是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非「合法政府」與「叛亂團體」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係；二是堅決拒絕大陸「一國兩制」的構想，追求民主統一，以臺灣「自由、民主、均富」的經驗統一中國。
7月10月，辜振甫表示兩岸之現實就是存在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將兩岸會談稱為國與國會談。
7月12日，汪道涵要求辜振甫澄清。7月30日，海基會以「辜董事長談話稿」的書面稿寄給海協會，表示「特殊國與國關係」是臺灣方面對「九二共識」即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表述現式，「特殊關係」的說法，基本上是為了奠定兩岸對等的基礎，以提升對話的層次，進而建立民主和平機制，追求中國未來在民主、自由、均富下統一的既定政策。
大陸海協會即時以負責人談會方式指責辜振甫：「談話稿」別有用心的將1992年兩會達成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口頭共識歪曲為「一個中國口頭上各自表述」，這是枉費心機的。
1999年7月31日，海協會致電海基會：貴會今日（7月30日）下午2：00來函及「談話稿」，嚴重違背了1992年貴我兩會關於「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我會不予接收，現予退回。隨後大陸海協會又一次單方宣佈中止與臺灣海基會協商。
五、臺灣問題國際化：明智的試嘗
與1995年6月第一次單方面宣佈中止兩岸協商後採取的行動相同，1999年8月第二次單方面宣佈中止兩岸協商後，大陸在文宣上對「特殊國與國關係」和李登輝個人進行批判、聲討和人身攻擊，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以大規模軍事演習和戰爭宣傳進行戰爭威脅，台海局勢立即處於十分緊張狀態大陸媒體和官方的言辭，使很多人以為戰爭馬立要爆發。然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領導人陳水扁反而贏得總統選舉。
陳水扁執政後，其兩岸政治路線與李登輝一脈相承。事實是，早在1996年，李登輝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時，民進黨就解釋說：這「指的就是兩個對等國家的關係」。陳水扁執政後，提出「一個中國」是個問題，是一個未來的問題，把大陸民主化作為解決「一個中國」問題的前提條件；提出在大陸沒有民主化之前，不具備解決「一個中國」 問題的時候，「中華民國在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必須承認臺灣的主權地位。其兩岸政策的立足點基本上是本土主義、漸進式台獨和大陸民主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戰爭威懾下當選的陳水扁，執政後卻大力削減臺灣的國防預算，首先是延期執行國民黨執政時確定的一攬子軍購計畫。儘管2000年以後，大陸不斷加大軍事投入，軍工企業迎來了三十年來前所未有的景氣，但陳水扁政府卻不斷地削減臺灣的軍事預算，把國防開支從占GPD的4%逐步削減到占GPD的 2.5%，說明除了渲染和利用大陸的軍事威脅謀取政治利益外，陳水扁政府並未把大陸的武力威懾放在眼裏。
中止兩會協商機制，兩岸失去交流及交換的管道，意味大陸也失去通過協商、規勸、互讓的方式，緩和或阻止臺灣走向實質性獨立的一條管道。
中斷已經六年了，兩岸之所以至今不能恢復協商機制，在於專制政權從來視自由民主為洪水猛獸。當兩岸協商進入政治性談判階段，基於正義原則，專制政治相對於民主政治而言，沒有對等競爭的本錢，缺乏談判或交易的政治籌碼。設置把「一個中國」和「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捆綁在一起的「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為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的前提，實質就是拒談。保持現狀、維護兩岸和平穩定，能夠避免民主的洪流，維護一黨專政的既得利益，因而成為大陸目前唯一的訴求。必須正視，臺灣獨立是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現狀能維持多久，取決於大陸及國際社會能否給臺灣執政當局、政治精英和臺灣民眾施加多大的壓力，進而影響他們的決心和選擇。而其中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美國，事實也證明，幾次陳水扁要突破現狀時，是美國的規勸和壓力讓陳水扁收斂和退縮。
臺灣問題國際化就在這樣的背影下突顯出來。 2004年9月，中國外長李肇星把臺灣問題搬上聯合國大會，李肇星在聯大發言說：中國政府希望國際社會充分認識當前台海局勢的複雜性和敏感性，認清臺灣當局進行分裂中國活動對台海穩定和亞太和平的嚴重危害，繼續支持中國政府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所作的努力， 共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以促進台海穩定和世界和平。
同年11月20日，胡錦濤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見美國總統布希時，就向布希提出「臺灣問題是中美共同的問題」。當時，香港信報的林行止等一些海外學者就敏銳地捕捉到：大陸不再堅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2005年9月13日，胡錦濤與布希在紐約會談時，對布希說希望美國與中國共同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
長期以來，兩岸在台海問題的搏奕中，大陸始終堅持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容許外力介入；而臺灣方面，似乎一直有意地要將臺灣問題國際化。我認為，李肇星2004年聯大講話，胡錦濤去年11月和今年9月向美國兩次主動呼籲，表明大陸對臺灣的政策和態度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中共可能已經認識到，獨自無力解決臺灣問題或者說無力阻止臺灣獨立，不得不承認，維持現狀必須借助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力量，訴諸於美國和亞太國家的共同的利益，從而主動試探將臺灣問題國際化。
此次大陸試嘗將臺灣問題國際化，不是以主權為訴求、以統一為目標，而是的台海和平穩定為訴求、以維持現狀為目標是比較明智的。
九十年代以後，國際社會的價值觀趨向於是把人權置於不低於主權的地位，國際社會的道德主體和權利主權已不僅僅限於主權國家，而是包含了個人和群體。這時，主權訴求與以市場引誘和暴力威懾下對和平穩定的訴求相比，以和平穩定的求，訴諸於共同私利或許更有吸收力，能收一時之效。
六、現狀的脆弱：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把遏制台獨，保持現狀，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訴諸於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把臺灣問題國際化，必須尊崇國際社會的普遍價值觀和行為規則。民主和平論是當今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民主政治更加符合美國國家的長遠利益，是美國外交的長遠目標。與其說海峽兩岸維持現狀符合美國利益，不如說大陸民主化更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臺灣的訴求。在這一點上，美國與臺灣更容易合流。因而，當胡錦濤向布希說「希望美國與中國共同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時，布希的回應是美國的一貫立場，大陸必須與臺灣民選政府直接談判。跟著，陳水扁於今年9月底立即呼應：臺灣政府願意不設任何前提條件與大陸政府直接對話。
對美國寄予太大的希望是不切合實際的，美國社會的價值觀決定：美國政府可以對臺灣執政當局暗中施加影響，但美國政府不可能拒絕臺灣通走民主途徑作出的選擇。魁北克獨立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政府可以反對魁此克獨立，但在魁北克獨立投票前，美國政府不得不宣佈，不論投票結果如何，美國只能接受。
台海問題，目前之所以能維持現狀，美國固然起一定的作用，關鍵的因素，是台島的政治格局：朝小野大。主張漸進台獨的執政黨小、主張維持現狀的在野黨大，從而，主張維持現狀的在野黨對陳水扁政府形成強力的制約。這種現狀有其脆弱的一面。民主政治是選舉政治，選舉結果和選舉策略都深深地影響現狀脆弱的平衡，壓垮駱駝的那根稻草不知道會從那個方位飄然落下。第一、任何改變這種的政治格局的變化都會打破台海現狀；第二、在這種政治局格下，面臨大選時，選舉的搏奕也有可能打破台海現狀。
可能的拐點將出現在2007年，製造拐點的人將是馬英九。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後，除試圖述說國民黨與本土主義的聯結和一句空白的「新中間路線」外，以「不貼鍋」的態度，至今不宣示其大陸政策。在2008年總統選舉活動開始前，估計馬英九還會繼續這種「不貼補」策略。而最遲2007中，馬英九必須宣示其大陸政策。
觀察臺灣政治領導人，應該清楚一點，無論統獨，他們考量的，是臺灣的安全和臺灣的利益、以及政黨的生存和發展。以此為訴求，大陸民主化，是臺灣安全和發展的最大保證,對臺灣的安全和利益，居首要地位，民主和平論，是當下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之一；居於第二位重要地位的，就是兩岸統一，兩岸民主統一，對臺灣社會，意味著安全和市場，利益最大化。因此，大陸民主化和兩岸統一是臺灣社會不二的選擇，不論李登輝，陳水扁，國民黨，民進党，他們長遠的政治綱領，都沒有脫離這條事關臺灣安全和發展的主線。
明白了大陸民主化和兩岸統一對臺灣安全與發展的重要性後，再觀察李、陳、國民黨、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很多問題就容易想通。也就可以發現他們兩岸政策的共同點和長遠戰略的一致性，剩下就是步伐和方法的不同，也是他們唯一的分歧。
因而，可以說，李登輝路線就是現在及可見的將來臺灣的路線，不論誰上臺，只能這樣。區別將在於如何爭取與大陸的對等權甚至主導權，在民主統一無望的情況下，維持現狀待變、主動促統、先獨後統只是策略和方式方法。
基於選舉需要，馬英九將宣示的大陸政策，不可能背離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陳水扁不敢取消李登輝時代國民黨主導的《國家統一綱領》，連戰不敢超越《國家統一綱領》，馬英九同樣地也不會超越《國家統一綱領》，其兩岸政治路線就其內容而言，與李登輝、陳水扁不會相差太遠，有分別的，將僅僅是步伐。
李登輝與大陸交惡，在於「急統」，急於以「自由、民主、均富中國」的理念統一中國，急於邦聯的建構，犯了大陸「井水不犯河水」的大忌。當大陸表示不可能與臺灣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時，他卻急於召開國家統一委員會會議，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政涵義》；當大陸表示先就政治談判的程式性進行協商，他卻急於指示，「開展統一的步伐」。所以，他提出的「一國兩府」、「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特殊國與國關係」等邦聯要素，無不被扣上「台獨」的帽子，並成為後繼的民進黨政府先獨後統的正確性的不證自明的活生生例子，而最終不得不與之合流。陳水扁與大陸交惡，在於先獨後統，把大陸民主化當做衡量統獨的游標，企圖打破現有的秩序和平衡。連戰之所以受大陸青睞，不在於他不走李登輝路線，相反，2001年7月，連戰於拋出「階段性邦聯論」，而把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步驟化，2003年又提「一邊一國」，被陳水扁嘲弄一翻。連戰的倡導，與主張中間路線的陳水扁，沒有本質的差別，兩人都主張兩岸對等政治實體地位，都曾喊過「一邊一國」，連戰明的主張邦聯模式過渡、陳水扁曾暗示「歐盟模式」過渡。
不能不提的是，馬英九是當今臺灣政治領導人中，為數不多的公開宣示「反共」、倡導大陸民主化的人，期待他不要比李登輝走得更遠就不錯了，期望他維持現狀是一種阿Q式的自慰，就如他當上國民黨主席後，大陸網路炒作邀請他參加今年大陸舉行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活動一樣幼稚。
馬英九崛起後，大陸當局期望他維護現狀，有些人期望他帶來民主，頭腦簡單的以為有了他就有統一可能。我對馬英九將標榜的新中間路線不抱希望，在大陸「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下，馬英九沒有挪騰的空間，如果他能當選，只能是李登輝第二。當年，李登輝抓起馬英九的手，對臺灣人說「馬英九是新臺灣人」，把馬英九送到臺北市長的坐位，此後，馬英九以「新臺灣人」為標榜，彙入本土化的潮流，才有今天的地位。2008年如果落選，一旦宣示了兩岸政策，就沒有回頭的餘地，最終也只能與民進黨合流，或者把民進黨擠到急獨的一邊。
七：「一國兩制」的困惑：尋找騰挪的空間
兩岸統一關乎十幾億中國人的福祉，李登輝從打開兩岸協商的大門、急於「開展統一的步伐」，到「台獨教父」，大陸應該進行反思，如王建民研究員所說：「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而不是一味地進行人身攻擊和漫駡。
2001年4月2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是這樣寫的：先說李登輝的病，一向固執己見、工于心計的李登輝，一輩子算來算去，弄出點心臟毛病並不奇怪，卸任後的李登輝不甘心失敗，為了搞「台獨」，對抗大陸，可謂絞盡腦汁，機關算盡，在祖國大陸反分裂鬥爭和全球華人反「獨」促統的聲勢面前，李登輝沒有撈到什麼便宜，一旦嗅到一點自認為有利的氣息，就興奮莫名，甚至赤膊上陣，說起來也可憐，李登輝明知搞「台獨」的本錢不多，就連自己的老本也搭上了，「病情」也利用上了，這只能說明「台獨」勢力已是窮途末路，在做最後的掙扎。
堂堂黨報，把此種文革式文章刊行於海外，是一種毒藥，於打擊台獨無補，於兩岸統一有害。越是對李登輝和陳水扁所進行超越理性的漫駡和醜化，越是增強臺灣民眾對大陸和統一的負面影響，加大了李登輝和陳水扁在臺灣社會的影響力，因而，他們批評大陸二十幾年來，僵化地抱住「一國兩制」不放，施行文化霸權主義，為一黨一私，抗拒民主潮流，越能得到臺灣民眾的認同。
當然，對一黨一私，有不同的看法，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前所長、資深研究員、著名中國臺灣問題專家李家泉教授是這樣看的：就兩岸關係來說，「以民為本」 和「以權為本」是截然不同的，以民為本，必然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因為它代表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而以權為本者，必然要以分裂中國為目的，核心是保護其一黨一私的利益，必然要在兩岸同胞之間製造仇恨和對抗，犧牲多數人利益來保護極少數人利益。
為了兩岸人民的福祉，不論是「專家學者」，還是兩岸政策的制訂者或者執行者，不能行鴕鳥政策，把臺灣社會基本上已經民主化當成看不見，而聲稱代表臺灣同胞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一國兩府」之所以能在香港、澳門實施，中國政府是與殖民地的宗主國談判達成協議。而臺灣的統一，必須與臺灣民選政府談判，而且必定要通過臺灣全民共決才能決定。臺灣民眾不選擇「一國兩制」，一個原因，實力處於弱勢的民主社會對著實力強大的專制社會，臺灣社會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剛從一黨專制中擺脫出來臺灣人，不可能選擇任何他們認為可能會回到過去的政治體制。儘管大陸一再聲稱臺灣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不變，國民黨一黨專制時代的臺灣不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嗎？那怕僅僅是臆想的潛在的威脅，臺灣民眾都難以接受。不安全感往往出自於潛意識，這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抵制。臺灣民眾不接受「一國兩制」，臺灣政治精英就沒有選擇它的可能和協商的餘地。
威權政治的當局者可以自以為是地設計一個方案，並宣稱代表民眾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利益。民主政治必須訴諸民意，民主政體的政治精英需要騰挪的空間，多種理性選擇的方案。這個空間，只能由大陸提供。
大陸的主流活語有這樣一句：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我們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反諸於己：大陸既可寄望個別或少數政治家，也可寄望於十四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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