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主席就89年天安门事件答CBS记者华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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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华莱士）：您知道吗？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拦住坦克车那张照片时，我就知道中国的独裁是什么意思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象征，让中国的独裁打进我的心底。您做学生时曾经在上海示威。

江（主席）：不错。

华：那是国民党时代，「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您当时是这样吧。

江：不错。

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说什么，也是「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吧。

江：天安门事件是个复杂的事情，不像您说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当年的所谓「民主派」在美国也正反思当年的事情，许多内幕被揭露出来，一些在背后操纵学生的人现形了。还有许多内幕没有被揭露出来，比如说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学生领袖能够弃他们的主张和他们的跟从者于不顾，先一步离开天安门广场，并在几天内就顺利出国。世界上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在被你们称为专制独裁的中国组织这样畅通的管道运人比货物还方便？我想，这道算数题并不复杂。所以，在天安门事件背后的大背景被揭露出来之前，全面评价天安门事件还为时过早。你刚才说广场上的人「要自由、要民主」，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背后的人的真实想法可能是「要美国、要英国」。这可不是随口乱说，在背后操纵学生的方励之夫妇一贯主张中国应重新变成殖民地，让外国人来统治。你看，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个区别，我们主张自由、民主是为了把外国的侵略势力、支配势力赶出中国，让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让中国人在世界上能够平等地和外国交往。而他们主张的自由、民主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危险，就是自由民主没要到，倒把外国的侵略势力、支配势力请了回来，让中国的历史在原地转圈。

天安门事件后紧接着发生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被广场的学生们热烈欢呼的戈尔巴乔夫却被本国的人民唾弃。前苏联的民主和私有化带来的是什么呢？少数金融寡头攫取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他们通过暗箱操作来操纵政治和经济，这不过是在民主外衣下的另一种独裁。国民经济在10年里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三分之二，倒退回1917年的水平，前苏联人民80年的辛劳都一风吹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大幅缩短，国家分裂，内战频仍，国际地位下降，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就像我说的，美国和英国真的回来了，他们已经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他们并不因为俄罗斯民主了，就对她笑脸相迎，他们利用俄罗斯的虚弱步步紧迫，不断制造事端，一会儿是车臣，一会儿是科索沃，天晓得明天还有什么，他们不把俄罗斯彻底搞分裂是绝不会罢手的。前苏联人民失去的所有这一切难道就为了换取一张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选票吗？

相反，这10年里，中国的经济翻了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教授指出，最好的衡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针就是人均寿命，因为人民的营养水平、医疗水平、社会安定和政治满意程度最终都会体现在人均寿命中。中国的人均寿命和美国已经非常接近，都是70多岁，而前苏联在这10年里士均寿命却下降了十几岁，退到了50几岁。就连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道路的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都承认，前苏联的道路是失败的。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b>然而，我们的成绩，包括美国专家、教授、知识分子在内的国际专家对中国的评价并没有在美国的媒体中得到正面的反映，我们听到的是指责、指责、再指责。为什么呢？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两年前，我在和克林顿总统会谈时曾经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不插手台湾问题，让中国统一能够和平顺利的进行，我们就能集中力量于内部，我向他保证，如果美国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加快民主进程。我们达成了默契。但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美国人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使我们的总理在美国受羞辱，美国飞机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李登辉跳出来气极败坏地挑起两岸争端，美国要建立针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加快了军备步伐并且准备和美国一起插手台湾事务，lihongzhi从美国跑回来组织围攻政府，美国国内在妖魔化中国，说中国如何如何威胁美国，把李文和事件、贿选事件统统栽在中国政府身上。中国的国内局势和周边环境突然恶化，特别是，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极力主张的「岛链」的雏形正在浮现，它将彻底封死中国的出海口，扼住中国的脖子，迫使中国肢解，就像李登辉主张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在极短时间内集束式发生了，难道我们幼稚到会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所以，是谁真正反对和破坏中国的民主呢？是那些不希望中国稳定、富裕、强大的势力，是那些不希望中国通过美国式的渐进改革道路逐渐变得强大的势力，是那些希望中国通过前苏联的激进改革道路走向分裂和衰弱的势力。

我们明白了，存在一个势力集团，他们不受美国所谓民主政治的约束，他们是美国政治中隐蔽的一极，我们把它称为「第六级」。他们在美国历史中通过加强 ****权力，对外扩张和冷战中极度膨胀起来。华盛顿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曾警告美国人民警惕这个势力集团的存在。由于他们打着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可以不受法律控制，并且掌握庞大的秘密和血腥手段，从而拥有巨大的能量。他们使金牧师和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案无法真相大白，使肯尼迪家族的人不断神秘死亡，他们可以让总统和新闻界闭嘴，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这些人的隐私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你，华莱士先生。许多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都证实了这个集团的可怖，像美国电影导演斯通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力图探索其中的真相，但他们肯定会白费力气。

我们明白了，我们无法通过讨好他们使他们放弃敌视态度。他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以保住他们的饭碗，获得更多的经费，有成就感，获得提升和让别人害怕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过陷害别人使自己得到满足的生活了，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把这称为「滞后效应」。李文和案中的那个情报官不是承认了他是为获得经费和有成绩而陷害李文和的吗？

八九年风波之后，通过前苏联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经验，在中国政府、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和人民中终于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这就是中国不能走前苏联的路，中国要坚持渐进改革的道路。我们在经济上正在推行股份制，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在政治上正在推动乡村和城市街道的直选，在人民取得经验后，我们将在县一级进行直选。我们正在加强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强法制建设。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我们需要不断地改革和改进。我们也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民主的美国总是恃强凌弱。在我们和你们之间有许多灰度，我们需要寻找最佳点来确立我们制度的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种存在过的制度模型，各种中国制度可能的演进方向和路程，发现人民群众的许多新创造，把所有这些进行对比、排序，以便找到一个最好的目标和路径。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我们有了确定的结果之前，我们将坚持现有的制度方式，以保证稳定和持续的改革。

我们和当年的学生们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就是，大多数当年在广场的学生，他们到美国留学以后，脱离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后，反而离开了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他们和我一样保有一份对那些不切实际的人的同情，同时把他们看成电视剧里那个妇女一样的歇斯底里。海外民主派已经彻底垮了，虽然他们有美国和台湾金钱的支撑，但是10年里他们拿不出一点象样的东西，他们没有那个能耐，他们还像10年前一样只能*喊口号过日子，而别人都在成熟都在前进。你看，10年后，当我们重新看天安门事件时，难道这不是一条很现实的依据吗？

华：您佩不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那个青年的心，他的勇气。那个独自站在那里对抗坦克车的人。

江：我知道西方媒体很喜欢这张照片，你们想找到一个象征，却不想知道那个象征后面的东西。你说到那个青年的勇气，我来告诉你你所谓的勇气是什么。这个青年从小就从父母、老师和社会那里了解到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绝不相信子弟兵的坦克车会从他身上压过去。更何况他的想法在那张照片之前被很多人很长时间证实着。大约有20多天里，持枪军队的军车被阻，枪械被抢走，士兵们被围困在车内，在大热天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世界上还有任何其它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但是这个青年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正像你们的录像拍到的那样，坦克车果然停下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青却束手无策，这倒底说明了什么？是像你们解释的那样说明了这个青年的勇敢，还是说明了这只军队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去伤害人民？如果这个青年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或是美国军队，他还敢单枪匹马地站在坦克车队前面吗？我敢保让，他不会这样蠢，他会去参加革命，使他的勇敢产生更有价值的效果，就像我们当年做的那样。刚才我的助理抗议你拿出这张照片，我很遣憾。他很蠢。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看不出这张照片的真实含意，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我们相信，这个青年和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是真诚的，他们要求的反腐败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政府和大多数学生之间没有根本分歧，政府要做的是把有良好愿望的学生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背后的有险恶用心的操纵者区别开来，因为，就像我说过的，真正的骗子只是极少数人。很可惜，当时的政府没能做到这一点，于是悲剧发生了。

当时的政府和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真诚的学生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忘了群众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除了大部分好人之外，还有一些犯罪份子和潜在的犯罪份子。如果让这些人得到机会，形势将更加混乱。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学生阻止军队达几个小时，而且是在夜间，犯罪份子有机会制造燃烧瓶并利用前些天抢走的武器武力进攻军队。这样，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你不可能阻止军队面对自己的战友被屠杀而不还手，然而军队在还手时分不清他面对的是学生还是犯罪份子。中国政府在领导中国进行巨大变革时，没有预料到会遇到大规模抗议事件。我们低估了国外势力利用中国形势的能量，高估了我们人民面对巨大变化的耐受力。社会巨变重新分配了利益关系，一部人暂时不满甚至强烈不满是正常的。例如，放开农产品物价虽然使农民获益，却使消费这些农产品的城市居民、工人、学生降低了生活水平；价格双轨制使掌握物资流通的人获益而使其它人不满。天安门事件正是城市人对价格转轨的不满背景中产生的。这以后我们认识到，在涉及利益重组的改革措施上，我们需要更加小心；我们还要准备好必要的警力和装备，以准备应付人们的不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严励惩治腐败，以使人民对我们改革的公正性有信心。

华：天安门事件过后一个月，您写了一篇演讲稿，其中写道：「贪腐在中国成长。如果所有党政机构都利用权势谋求物质利益，那跟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老百姓有什么不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是抗议您提到的贪腐。所以他们显然对您和您的政党产生了一些影响。

江：89年时，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腐败问题。有些腐败钻了改革措施的空子，处在法律的边缘；有些是体制问题，*处理人无法解决；有些腐败隐藏很深，找不到证据。以后我们认识到，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制度、体制改革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我们正在压缩政府的规模，实行政企分开，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外贸体制改革以及加入WTO，这样，我们的经济活动将更加规范。在必要的经济监管部门制定了规则。同时开展以打击走私和处理大案要案为重点的法律行动。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解决腐败的成本很高，经济转型期的腐败是普遍问题，我们必须有长期与腐败做斗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