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医生眼中的中国医患---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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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恋营养师






发表于 2009-5-11 11:01

“中国和德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我们不能对中国的医疗一味地进行批评。”
作为“德中临床医疗交流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圣.玛丽亚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斯凯尔教授由莱茵河畔来到青岛进行医疗交流活动时由衷地说：“在适逢中德建交36周年之际，能够亲身参与德中临床医疗交流这一历史性的项目，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非凡，它为德中两国医生大交流搭建了一座新桥梁，积极促进了德、中两方在医学领域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斯凯尔教授访问青岛期间，在青岛市立医院进行了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手术演示及举办了学术会议，并代表德国圣．玛丽亚医院血管外科与青岛血管外科签订了建立友好协作科室的协议。
德国医生收红包与中国不同
　　“谁也无法完全排除在德国有医生向病人索收红包等腐败现象，但我们医院从来没有，类似丑闻在德国极其罕见，一经发现，它会非常轰动。”

作为“德中临床医疗交流项目”的一分子－－德国圣．玛丽亚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斯凯尔教授在青岛感叹到。
　　2006年初，德中科技交流基金会与山东省青岛市卫生局就“德中临床医疗交流项目”进行了中国首批医疗交流的合作，该项目不仅得到了青岛市卫生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也受到青岛市立医疗集团的关注。为此，青岛市立医院先后派出四批中青年骨干医师参加“德中临床医疗交流项目”，斯凯尔教授就是这样知道了这个闻名遐迩的中国海滨城市。

斯凯尔教授介绍，在失业率高达两位数的德国，医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这让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好生羡慕。

如果一个德国家庭以夫妻带两个孩子计算，仅凭医生的工资收入足以维持很好的生活。比如玛丽亚医院的领导，医院根据行政职务和年龄发给他们基本工资。此外，他们每完成一例手术，还有100欧元的任务奖。照此，如果一个医生平均一个工作日做一到两例手术，他们依旧属于德国的高收人人群。

给予医生较高的收入，可以从源头上遏制医生腐败；而严厉处罚则是一种措施，让医生在索取或接受红包时须“三思而后行”。根据德国相关法律，如果医生有腐败等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医生首先须将所有款项全部退还，其次要被处以高额罚款，严重的将面临长达3年的监禁及取消行医资格。处罚严厉不仅针对医生，同样针对行贿者。

“在中国似乎并非如此，这里每当病人进行手术，手术室门口肯定有家属在焦急等待。”斯凯尔教授说：“在德国，病人从入院、手术，直到出院，医生一般见不到病人的家属。”在德国进行手术，更多的是护士和病人家属进行接触，还有就是健全的医疗体制，病人医疗费几乎全部由保险公司具体承担。这些措施从源头上使红包在德国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大部分德国医生觉得病人送医生礼金或礼品表达的是感激之情，根本与行贿无关。“‘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任何一个医生的行为准则。”斯凯尔教授介绍，德国医生正式行医之前必须参加一个宣誓仪式，其中就有专门针对接收礼金或礼品的规定，价值不能超过10欧元。 # S* b, j. U# D: E! I3 a, R/ k
　　如果病人家属非要送给医生或悄悄留下礼金或礼品时，医生可用来为科室购买咖啡等食品，如果数额较大，他们会劝病人将此捐给医院设立的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

中国没有德国医生的职业风险

　　在德国只要遇到休假，你可以马上关掉手机，外面发生任何事都可以不闻不问。然而医生除外。且不说医生自己的病人，就是在外面遇到不相识的人医生也要管．而且是非管不可，不然就麻烦。
　　有一次，斯凯尔教授的一位外科同行与朋友周末出去吃饭。
　　在就餐的餐厅里，邻桌一位客人突然心脏病发作。出于职业本能，他立刻叫饭店老板打电话到医疗急救中心，然后接着与朋友继续用餐。
　　急救医生赶来后，做完处理后抬人上车去了医院，可惜病人还是在路上命归黄泉。不料，斯凯尔教授的这位外科同行怎么也没想到，死者家属居然把同为食客的他告上法庭，罪名是身为医生不作为，导致病人死亡。对此，那位同行在法庭上竭力解释，自己长期做外科，对心血管方面的病症不熟悉。况且，如果不作为，自己怎么会立刻叫饭店老板打急救电话呢? ( {1 6 M+ r- g\' d( h7 _- T* ~# K
　　合情合理的解释虽使他免去牢狱之灾，但丢失了行医执照。 但这在德国还不是最冤的。

　　2006年8月，斯凯尔教授的一个同事在忙活大半年后，登上了飞往西雅图的飞机去度假。然而，在飞行途中，突然听到广播称有乘客患病，急需医生处理。出于职业本能，她立刻向乘务员通报，于是空姐将她领向病人。

仔细诊断后，她感觉病人症状复杂，而飞机上又没有相应医疗仪器等检查设备。无奈之下，她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机组人员。机长听后，立即与地面联系，最后得到指令；是立即着陆还是飞到目的地再处理，一切应听从机上医生决定。
　　考虑到对病人生命负责，这位女医生建议飞机就近着陆救治。常年做医生，她对这类情况已习以为常。度假期间尽情享乐，早把这段插曲抛向九霄云外。然而，就在她结束旅行回家打开信箱一看，傻眼了——航空公司将她告上了法庭。

对方律师称，航空公司事后根据病人在地面医院救治检查的结果鉴定，认为该病人完全可以飞到目的地后再作医治。本公司因客机中途降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而一切皆源于医生的错误决策，现在要求其作出经济赔偿。
　　“在中国，能发生这样的事吗?”斯凯尔教授反问到：“做中国医生感觉很幸福。”
患者在中国和德国的不同境遇
　　来中国之前，斯凯尔教授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意大利医生在北京房山县北海镇坐诊，碰到一个只有11岁的男孩的两条大腿肌肉萎缩，这种病叫迪何二氏肌萎缩，是一种罕见的家族遗传性疾病，根本无法治愈。意大利医生估计他只能再活10年到15年就要离开人世。但他的家人从孩子一出生就带他到各地医院医治，10年花去很多钱......
　　听到这个故事的斯凯尔教授异常诧异和愤慨，他不明白为何没有一个中国同行告诉孩子家人这病根本无法医治。但在“德中临床医疗交流项目”启动后，他从所接触到的中国同行身上，又发现了太多闪光点。
“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医生所描绘的那样，中国医生也是非常负责任的，比如他。”斯凯尔教授所说的他是指“德中临床医疗交流项目”的首批受益者——青岛市立医疗集团血管外科李大林教授。
　　斯凯尔教授觉得在德国行医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处就是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即使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出现意外，病人家属依旧平静，他们不会因此质问医生．因为他们对医生百分之百地信任。
　　斯凯尔教授不赞成中国普遍出现的一感冒就进行抗生素和吊瓶输液治疗，尤其是对儿童感冒。少数儿童进入感冒后期，合并有细菌感染有黄痰发烧才需要抗生素治疗，不能进食的儿童才需要输液。
而中国流行的注射“流感疫苗”也曾困扰过斯凯尔教授，因为在他看来流感是无法预防的，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化，你去年研究的疫苗，怎么能预防今年的流感?西方医生和中国医生都明白世界上没有有效预防流感的疫苗。
　　“其实，在中国医生有时也很为难，做家长的总让医生多开药，开好药。我认为医生和家长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情讲得很清楚。”斯凯尔教授打起中国语调：“但是要让家长理解这个问题就要花一定时间。” 中国的医疗系统还需进一步完善
　　在中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普通家庭有一个慢性重症病患儿童(就像北京房山县那个迪何二氏肌萎缩的患儿)，全家人十几年来带他走遍许多大医院，最后病人依旧是病人，但全家却已负债累累。
这样的故事在德国却被演绎为另外一个版本。
德国妈妈先带孩子去看一线医生—儿科医生，儿科医生诊断是一种肌(萎缩)无力症，然后转诊到神经科医生，这是二线医生，也叫专科医生。神经科医生也诊断是肌无力症，并告诉妈妈无法治疗的实情。妈妈不死心，会带孩子找第二个神经科医生，第二个神经科医生看完病说第一个神经科医生的诊断和处理完全正确，你不必再来我这儿，也不必再找医生。妈妈相信这两个医生的话，就回到第一个神经科医生那里就诊。
在德国圣.玛丽亚医院进行交流学习的李大林对此感悟很深。
　　刚刚走进德国圣．玛丽亚医院的李大林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甚至有些怀疑这座冷冷清清的医院到底知不知名?但病房里的热火朝天更使李大林纳闷：德国人也会搞突击?
事后，斯凯尔教授道出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德不同的医疗体系。

德国将医院分为4级：社区服务级、跨社区服务级、中心服务级和最高服务级。而每一区域性医院服务体系中，由1所最高服务级医院、2所中心服务级医院、6～9所跨社区服务级医院和5～10所社区服务级医院组成。中心服务级的综合医院不承担门诊治疗任务，大量的门诊患者由私人开业的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承担。患者先要通过门诊医生治疗，门诊医生认为需要转诊治疗，患者才可持转诊通知书到其推荐的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这样就给综合医院设立了一层过滤网，将一些简单疾病的患者在社区门诊就地消化，并且对到综合医院的患者多数进行针对性治疗，这也大大节约了综合医院的人工、器械等成本。

　　而德国圣·玛丽亚医院属于中心服务级的综合医院类别，它的病人来源于下级各相关医院。
其实，这也是德国与中国医疗体系较显著的不同之处。
“这种体系和中国独立性很强的医院个体有着极大差别。”斯凯尔教授认为，中国一些城市的医疗系统在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这里的人们一有病就上一个城市的大医院来，一天的门诊量就达到三四千人，医生每三五分钟就要看一个病人。而医院要想效益好，医生就得多看病人，一天下来头昏脑涨，非常疲倦，这样也很容易出现误诊。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