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压力需要制度性求解--读着有点拗口。
(2007-03-05 00:01:21)
下一个
一波先生在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上著文《不要把弱势者的悲剧全归咎于社会》,认为:“从马加爵案、王斌余案,到‘发廊女日记’事件,在为弱势者代言成为时尚的今天,出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苗头———为弱势者讳,一谈及弱势群体的遭遇与苦难,就全部是社会的不对,制度缺失、监管缺位、公德沦丧、人心冷漠,等等;至于弱势群体本身在素质与道德上的缺陷与不足,不是被淡化,就是被遮蔽。”
我不敢苟同一波先生的观点,首先是基于以下几个可以互相印证的事实:
第一,到2004年为止,根据官方统计,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才2936元。其中有40%是实物性收入,还有20%必须用于第二年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如果再挤去其中的“政绩水分”,农民真正可支配收入人均每年不到1200元,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日消费1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
第二,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教授近期发表研究论文指出,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大陆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形”,即人口的64.7%处于下层,其余人口阶层呈柱状分布。
第三,也是官方数据,50%以上的城市居民不堪医疗和教育费用的负担。当然更不用说收入只占城市居民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更少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了。“普遍的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和由此导致大多数人的权利贫困,如教育、医疗制度等方面的权利贫困。个人是弱小的,制度和环境是强大的。个人的自我救济自我坚守往往不敌环境对他的剥夺。苟丽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权利贫困的社会中。《中国青年报》10月17日一则报道指出,转型期的中国,正步入一个压力型社会。任何一个群体———从南到北,从中年到青年再到儿童,从白领到教师,从领导干部到一般群众,都在承受着来自社会、单位和家庭各种各样的压力。这种压力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甚至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有人认为,压力源于无止境的欲望和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过于单一,过于追求物质而缺少精神上释放和解脱渠道。我不同意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当代中国压力型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这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我们内心,而是来自制度,来自社会环境。即使你甘愿过清贫的日子,但医疗、教育、住房等压力实实在在地压迫着你。即使像我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简单心灵丰富的“白领”,谁又敢坦言轻松?当社会上许多人都无法给自己的未来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无法较好地左右自己命运的时候,任何一种疯狂的举动都有可能出现。
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没有人能够自外于社会。所以,“普遍的压力”、“普遍的贫困”不可能依靠个体的破解,而需要寻求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