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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九) [王外马甲]

(2007-02-01 10:50:29) 下一个
在后方


    45年初,冀鲁豫根据地形势一派大好,局部反攻连连告捷、政权建设成效显著、部队整编有条不紊。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已经传达下来,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把一切防守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眼看要过农历新年了,上级给骑兵团的每个战士都发了新军装、新棉袄,还配发了统一的床单和棉被,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大家高兴极了。但紧接着,军区就派人来“指导内务”,还要求战士们起床后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刘大爷他们觉得很奇怪,这本来是日本军队里的规矩,怎么咱们八路军也要学着做?教员回答说“部队要扩大、要向正规化发展,所以这些制度都必须实行起来”,大家只好照办。不过,棉被叠整齐以后,确实好看多了。
    叠完被子,部队就开始大规模整训。
    整训分为两部分。其中政治整训也叫做“整风第三阶段”,当时的口号是“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还要在思想上入党”,整风的办法是由组织部门甄别个别人的“历史问题”,其他战士则每天听课,讨论学习。
    教员上课的时候,反复讲解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还讲中国革命以工人农民为主体、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区别、还有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什么的。只是这些大道理,一般战士不太搞得懂也不怎么感兴趣。
    以往,总是提倡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宣传打走了日本鬼子就能有好日子过,可现在却又突然强调革命性和领导权的意义,所以大家一时间就有些转不过弯来。华北的老百姓原本就对蒋介石就没多大印象,并且这时候冀鲁豫附近的国军都跑光了,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地人自然也就不大相信国民党会再来捣乱。

    红军干部意志坚定,每次开会都要痛骂国民党白匪军,其他人听了半天,虽然同意反动派十分混蛋,但对蒋委员长还是恨不起来。
    周开树急了:“蒋介石会让你过舒服日子?别想好事了,这仗早晚还要打。告诉你,要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军队,我坚决赞成;但如果听龟儿子蒋介石的调遣,砍掉脑袋也不干,老子上山打游击去!”。
    排长班长们赶紧安慰他:“连长,老蒋是南方人,北边的事他管不了”
   “连长,等打完仗,把你家里人接到北方来,到我们冀南享受共产主义!”
    大家嬉笑吵闹一番,十分开心,都觉得那个从没见过的蒋总裁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为他生气实在是划不来。

    上政治课多少有点儿稀哩糊涂,军事干部就忙着练兵。
    那段时间,部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各种基干团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起来,地方民兵和游击队大批地加入正规军,根据军区的整训命令,各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高潮。
    骑兵团主要练习“分队机动”。也就是在迂回、包围和追击运动中,前出到有利方向、向敌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
    骑兵以往的机动方式多属于小规模突击,强调坚决、迅速和出敌不意,冲击的时候也主要凭借马刀。现在练习大纵深机动,则需要和友邻分队在时间、地点、目的上进行多层次的战术协同,还要实施正面射击、侧射、交叉射击、拦阻射击等火力配合,这就要求骑兵必须更加精通武器,提高观察战场、发现目标、控制局面的能力。
    通过几个月的大练兵,骑兵战斗骨干都能做到在快速行进中双手脱缰、熟练使用轻重武器,射击精度也大为提高。

    骑兵训练的时候到处跑,顺便也瞧瞧别人怎么练。
    新编成的部队主要练习队列、射击和拼刺,老团队则练习进攻防御协同。如果远远看见一群人平端着锄头(大头朝前)纹丝不动,好象修理农具的模样,那肯定是基干团在锻炼瞄准臂力;若是看见一伙人拿沙袋当炸药包,进攻的进攻、掩护的掩护,跑来跑去满头大汗,这准是十六团在练攻城爆破。
    骑兵们自己很少挖掩体,所以也就最喜欢看别人刨坑。上午出门的时候,瞧见步兵一声令下、就地卧倒,把枪放在右侧能够得着的位置上,然后翻转身子向左刨,一边挖还一边现察情况。把土堆在自己的前面和两侧,然后再用野草伪装起来,这个卧射掩体就算成功了……骑兵冲他们喊一声:“你们先忙着,我们出去逛逛”,就上马走远了。步兵继续挖土,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些掩体已经加深到能跪射、立射,甚至连成了战壕,当然,那些刨坑的人也都变成了泥猴。
    “上马团,下马连”,是说骑兵平时坐着高头大马,如同团级干部,下马以后又拎着把马刀,活象旧军队里的连长一样,挺威风的。于是搞协同练习的时候,就有步兵不服气的嚷“神气什么呀,我家大骡子比你们的马壮实多了”。
    “骡子再壮也不能打仗”
    “那你们的牲口也不能炸碉堡攻寨墙啊”
    “那倒也是,还是你们步兵实在”,骑兵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
    冰天雪地之中,马蹄很容易打滑。每当有战马摔倒,步兵们就幸灾乐祸地起哄,弄得失足的骑兵羞愧不堪。
    骑兵们一般很少和步兵斗嘴。不仅因为团里面管得严,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还因为谁也保不齐自己哪一天也会下马当步兵,所以没必要太张狂。

    春节刚过,骑兵团况玉纯团长就上调九分区,担任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四连长周开树去了步兵团当营长(他牺牲的时候是二十旅五十八团、“吴忠团”的参谋长),而刘大爷也被抽到军区邮局去支援工作。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军队和政府的机构增加了很多,再加上正值冀鲁豫政治整风和边区筹备“群英大会”,于是大量机关文书、宣传材料、公私信件都积压在邮局。原来的交通站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军区就成立了军邮队,分为走路的、骑马的和蹬自行车的几个分队。
    乘骑军邮队经常要长途奔波、通过敌伪顽匪混杂的地区,刘大爷的工作就是辅导邮递员们合理使用马匹、观察判断敌情、及时摆脱危险。如果去比较复杂的地方执行任务,他就亲自带队。
    军邮队设在河南濮阳,这里是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可以说是大后方了。刘大爷自参军以来,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前线游击区,很少和后勤机关打交道,也很少有过这么安宁的日子。他每天按时上班,讲解要领、做几个示范动作,然后就吃饭、聊天、洗洗睡,不用上岗查哨也不担心敌情,心情轻松,人很快就胖了许多(并且从此就一直胖下去了)。
    大后方的环境和游击区不一样,这里的群众觉悟高、还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虽然条件依然比较艰苦,但每个人都神采飞扬、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处处是笑脸、处处可以听见歌声,一辆大车陷在路上了,立刻就有许多人跑过来帮忙,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都互相热情地打招呼,如果前方传来了反攻作战打胜仗的消息,庆祝的人群即刻间就会涌上街道,集会、游行、唱歌、呼喊口号,欢乐的情绪洋溢四方。

    在后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同志比较多、男女之间的交往也少了许多封建拘束。根据地办喜事,没有花轿也不放鞭炮,只是在新房门前贴一副对联,上联是“妇女解放要自由”,下联“手拉着手找对头”,横批是“婚姻自主”——真是新鲜有趣。
    晚饭过后,经常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散步闲聊,是谈工作还是谈别的就不知道了。
    乘骑队的驻地在濮阳城外,这附近有医院的修养所、有军服厂,还有个兵工车间。
    军服厂的女工大多是军属,身穿黑蓝色制服,上班唱着歌儿缝军装、下班依然唱着歌纳军鞋;军工厂造硫酸的锅炉日夜不停地冒烟,女军工们穿着杏黄色的工作服,据说是拿炸药当染料用,结果就能够弄成那种颜色;修养所女卫生员也不少,不过好象每天都在忙着洗衣服。只有乘骑队里全是大老爷们,穿着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有一天,刘大爷和邮递员老魏在河边清洗邮件包裹皮。魏二民是老交通员出身,42年反扫荡的时候救过刘大爷的命,可惜他搞地下工作的时间长了,染上了个抽大烟的坏毛病,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大好。
    这时候,有俩女孩也在濮水边上洗衣服。冬天的河面冷嗖嗖的,可她们嘻嘻哈哈好象并不在意,听见一个南方口音的说:“你们兵工厂的人真勇敢,成天守着炸弹也不怕,换了我可不行”。另一个回答:“你才是勇敢呢,我到医院里去看见那么多血,还有断胳膊断腿的,都快吓死了”。
    小姑娘咭咭喳喳,弄得大刘和老魏也笑了起来。于是魏二民逗她们:“你们说,这位骑兵排长够勇敢么?”
    “八路军骑兵是英雄,当然勇敢啦”
    “那我这个老头子呢?”
    “你……也勇敢”,俩女孩看见魏二民嬉皮笑脸的样子,回答得不很干脆了。虽然刘排长介绍说老魏原先是地下党,可小护士和小军工瞧着地下工作者的满脸坏笑,总有点半信半疑。
    听说他们是军邮队的,小军工高兴了:“你们能替我给家里捎封信么”
    “你有立功奖状么?有表扬通知也可以”
    “还没有呢……”
    “那赶紧努力吧,有喜报的话军邮队就能替你带信了”
    “我有奖状!”,旁边的小护士充满了期盼。
    “你家在哪里?”
    “贵州遵义”
    “哎呀,那难办了,军邮只能到各个根据地,去贵州可不行”
    “再等等吧,再打几个胜仗,说不定就能往你家捎信了”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寄信,但大家仍然十分高兴,因为这时候,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希望。
     那是最复杂的时期,那是最单纯的时期,那是最苦的年代,那是最好的年代——多年以后,当年老的刘排长和吴军工员讲述往事的时候,依然感慨万千。
     (交通员老魏和小蔡护士都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含冤死去,关于他们在抗战中的经历,马甲以后另说吧)。

    45年3月,“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在濮阳城隆重召开,骑兵团第四连被推举为英雄团体,李树茂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群英会选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及学习模范258名, 8位一级战斗英雄中又有3人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李树茂名列第一。
    冀鲁豫革命史中是这样记录的:著名战斗英雄李树茂,骑兵团四连连长(当时他代理连长),陕西延安人,1921年出生,14岁参加红军,一人缴获轻、重机枪49挺,掷弹简6个、步枪500余支,毙伤敌伪顽军700多名……
    群英大会后,获得表彰的英雄们披红挂彩绕街游行,围观欢呼的群众堵得水泄不通。
    李树茂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英雄行列的最前面,肩上扛着三面旗帜——中共平原分局授予的战旗上写着“哥萨克骑兵”,这原本是获得模范集体荣誉的骑兵四连自封的称号,现在成了整个骑兵团的标志;冀鲁豫行署授予的旌旗是“胜利冠军”,这是表彰骑兵团历年缴获、俘虏数量在边区各部队中排名第一;另外,由于兵种的原因,骑兵团没有参加军区组织的大比武,但闭幕式上骑兵的军事表演和马术体操却引起了很大轰动,因此,冀鲁豫军区又特意授予了一面“艺高胆大”锦旗。
    刘大爷这次也得到了“战斗模范”的表彰,由于他当时就在濮阳,所以直接就领取了奖品——一只大铁皮杯子。这东西可以用来喝水也可以盛饭,但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帮助老刘养成了刷牙的好习惯。

    其实,刘大爷学会刷牙还和另一个人有关。
    群英大会后不久,有一批宣传材料要送到淇县去,由于目的地靠近交通干线,情况比较复杂,刘排长就决定亲自带队。出发的时候,边区文联有个创作员(那时候不叫“作家”)也要去采访,就跟着军邮队一道走。
    这位文化人二十多岁,名叫豆子(应该是笔名),老刘对他的印象是瘦瘦的、很客气,使用一枝小棒槌一般粗的自来水笔。当时的创作员享受团级干部待遇,配备马匹和勤务员,他的随从是个瘦瘦小小的孩子,象棵豆芽一样,和豆子配搭起来倒挺合适。
    豆子这人很热情,见面就问“多大年纪了?做过什么负责工作?打过哪些仗?”,还说“你身强力壮能驰骋杀敌我好佩服呀”,抽空又给刘排长画了一张素描,并且在底下写了些字。大刘夸他画得好、写得也好,豆子说“我本来就是学画画的,不过,那些字不是我说的,是鲁迅先生说的”。
    刘大爷早就知道有白求恩学校和鲁迅学校,而且从油印小报上看,老白是大鼻子、老鲁是大胡子,所以以为他俩都是外国人。于是豆子赶紧解释白求恩鲁迅、加拿大上海、国际主义爱国主义,这才算是给刘大爷扫了盲。豆子还说,自己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搞创作的,顿时让八路军排长对“创作员”平添了许多敬意。
    路上,刘排长和创作员住在一起,有天早晨洗漱的时候,豆子突然问“你怎么不刷牙呢?”,没等老刘回答,他就跑出去找了根红柳棍,再从马尾巴上剪了几缕毛缠上,然后得意挥舞着“创意牙刷”,把大铁杯子硬塞到老刘手里。从此以后,刘大爷就开始用那个奖品杯子刷牙了。

    刘大爷说,从没打过仗的人上前线经常会有两种表现,一种特别害怕一种特别不怕,豆子创作员就属于胆大的那一类。
    军邮队进入游击区之后,刘大爷决定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夜里行军,豆子骑在马上吸烟,刘排长连忙劝他灭掉。“为什么不让抽?”,“四周一片漆黑,火光容易把敌人招来”,“噢……”于是把烟头掐灭了。走了一截回头看,他又点上了,“怎么回事?”,“哎呀,不好意思,习惯了……”,真拿他没办法。
    夜里过道沟,其他人都忙着搭跳板,只有他环顾四周,指着这边问是什么地方,指着那边问有没有敌人。正想催他走,他却跳进了沟里,用手量量沟有多深,用步子测测有多宽。刘大爷急坏了:“同志,很危险呢,还是快走吧”,“好的,马上就好了”。“这道沟的情况我都清楚,等会告诉你,保险不会有错的”,创作员却不急不慌地回答:“我想具体了解封锁沟是怎样的,自己了解的总比较好一些。你说对吧?”
    …………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军邮队忙着交递、受理邮件,创作员则四处去调查访问。临返回濮阳的时候,豆子突然提出要和游击队一起去搞“飞行爆破”。
    当时,敌人虽然已经很少进行大规模扫荡,但还是经常派小部队、便衣队进行突击袭扰。为反击敌人,民兵就出击到敌占区,把地雷埋到日伪据点附近,并把这种远距离、主动出击的地雷战称为“飞行爆破”。执行这项任务很危险、也需要丰富的作战经验,刘大爷劝阻过豆子,结果当然是没有效果。
    下午,创作员兴奋地跟着游击小组出发,没过几个时辰就被抬了回来,他牺牲了。
    游击组的计划是在夜间埋设地雷,所以到达距离敌人不远的卫河边就停下来休息。冬天水位浅,袒露的河床上有些贝壳和石子,豆子和勤务员就跑到河岸边拣东西,谁知道对岸的民房里住着鬼子的便衣队,敌人看见这个穿军装、带“马弁”的干部就立刻开枪,当场把俩人都撂倒了,民兵拼死才把尸体抢回来。

    烈士的遗体在当地掩埋了,刘大爷把遗物带回濮阳,其中包括他尚未完成的稿件。豆子烈士为刘排长画的素描在挺进大别山的路上丢失了,但写在上面的文字,刘大爷始终都记得: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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