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四十九) [王外马甲]

在后方


    45年初，冀鲁豫根据地形势一派大好，局部反攻连连告捷、政权建设成效显著、部队整编有条不紊。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已经传达下来，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把一切防守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眼看要过农历新年了，上级给骑兵团的每个战士都发了新军装、新棉袄，还配发了统一的床单和棉被，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大家高兴极了。但紧接着，军区就派人来“指导内务”，还要求战士们起床后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刘大爷他们觉得很奇怪，这本来是日本军队里的规矩，怎么咱们八路军也要学着做？教员回答说“部队要扩大、要向正规化发展，所以这些制度都必须实行起来”，大家只好照办。不过，棉被叠整齐以后，确实好看多了。
    叠完被子，部队就开始大规模整训。
    整训分为两部分。其中政治整训也叫做“整风第三阶段”，当时的口号是“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还要在思想上入党”，整风的办法是由组织部门甄别个别人的“历史问题”，其他战士则每天听课，讨论学习。
    教员上课的时候，反复讲解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还讲中国革命以工人农民为主体、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区别、还有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什么的。只是这些大道理，一般战士不太搞得懂也不怎么感兴趣。
    以往，总是提倡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宣传打走了日本鬼子就能有好日子过，可现在却又突然强调革命性和领导权的意义，所以大家一时间就有些转不过弯来。华北的老百姓原本就对蒋介石就没多大印象，并且这时候冀鲁豫附近的国军都跑光了，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地人自然也就不大相信国民党会再来捣乱。

    红军干部意志坚定，每次开会都要痛骂国民党白匪军，其他人听了半天，虽然同意反动派十分混蛋，但对蒋委员长还是恨不起来。
    周开树急了：“蒋介石会让你过舒服日子？别想好事了，这仗早晚还要打。告诉你，要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军队，我坚决赞成；但如果听龟儿子蒋介石的调遣，砍掉脑袋也不干，老子上山打游击去!”。
    排长班长们赶紧安慰他：“连长，老蒋是南方人，北边的事他管不了”
   “连长，等打完仗，把你家里人接到北方来，到我们冀南享受共产主义！”
    大家嬉笑吵闹一番，十分开心，都觉得那个从没见过的蒋总裁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为他生气实在是划不来。

    上政治课多少有点儿稀哩糊涂，军事干部就忙着练兵。
    那段时间，部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各种基干团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起来，地方民兵和游击队大批地加入正规军，根据军区的整训命令，各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高潮。
    骑兵团主要练习“分队机动”。也就是在迂回、包围和追击运动中，前出到有利方向、向敌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
    骑兵以往的机动方式多属于小规模突击，强调坚决、迅速和出敌不意，冲击的时候也主要凭借马刀。现在练习大纵深机动，则需要和友邻分队在时间、地点、目的上进行多层次的战术协同，还要实施正面射击、侧射、交叉射击、拦阻射击等火力配合，这就要求骑兵必须更加精通武器，提高观察战场、发现目标、控制局面的能力。
    通过几个月的大练兵，骑兵战斗骨干都能做到在快速行进中双手脱缰、熟练使用轻重武器，射击精度也大为提高。

    骑兵训练的时候到处跑，顺便也瞧瞧别人怎么练。
    新编成的部队主要练习队列、射击和拼刺，老团队则练习进攻防御协同。如果远远看见一群人平端着锄头（大头朝前）纹丝不动，好象修理农具的模样，那肯定是基干团在锻炼瞄准臂力；若是看见一伙人拿沙袋当炸药包，进攻的进攻、掩护的掩护，跑来跑去满头大汗，这准是十六团在练攻城爆破。
    骑兵们自己很少挖掩体，所以也就最喜欢看别人刨坑。上午出门的时候，瞧见步兵一声令下、就地卧倒，把枪放在右侧能够得着的位置上，然后翻转身子向左刨，一边挖还一边现察情况。把土堆在自己的前面和两侧，然后再用野草伪装起来，这个卧射掩体就算成功了……骑兵冲他们喊一声：“你们先忙着，我们出去逛逛”，就上马走远了。步兵继续挖土，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些掩体已经加深到能跪射、立射，甚至连成了战壕，当然，那些刨坑的人也都变成了泥猴。
    “上马团，下马连”，是说骑兵平时坐着高头大马，如同团级干部，下马以后又拎着把马刀，活象旧军队里的连长一样，挺威风的。于是搞协同练习的时候，就有步兵不服气的嚷“神气什么呀，我家大骡子比你们的马壮实多了”。
    “骡子再壮也不能打仗”
    “那你们的牲口也不能炸碉堡攻寨墙啊”
    “那倒也是，还是你们步兵实在”，骑兵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
    冰天雪地之中，马蹄很容易打滑。每当有战马摔倒，步兵们就幸灾乐祸地起哄，弄得失足的骑兵羞愧不堪。
    骑兵们一般很少和步兵斗嘴。不仅因为团里面管得严，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还因为谁也保不齐自己哪一天也会下马当步兵，所以没必要太张狂。

    春节刚过，骑兵团况玉纯团长就上调九分区，担任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四连长周开树去了步兵团当营长（他牺牲的时候是二十旅五十八团、“吴忠团”的参谋长），而刘大爷也被抽到军区邮局去支援工作。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军队和政府的机构增加了很多，再加上正值冀鲁豫政治整风和边区筹备“群英大会”，于是大量机关文书、宣传材料、公私信件都积压在邮局。原来的交通站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军区就成立了军邮队，分为走路的、骑马的和蹬自行车的几个分队。
    乘骑军邮队经常要长途奔波、通过敌伪顽匪混杂的地区，刘大爷的工作就是辅导邮递员们合理使用马匹、观察判断敌情、及时摆脱危险。如果去比较复杂的地方执行任务，他就亲自带队。
    军邮队设在河南濮阳，这里是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可以说是大后方了。刘大爷自参军以来，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前线游击区，很少和后勤机关打交道，也很少有过这么安宁的日子。他每天按时上班，讲解要领、做几个示范动作，然后就吃饭、聊天、洗洗睡，不用上岗查哨也不担心敌情，心情轻松，人很快就胖了许多（并且从此就一直胖下去了）。
    大后方的环境和游击区不一样，这里的群众觉悟高、还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虽然条件依然比较艰苦，但每个人都神采飞扬、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处处是笑脸、处处可以听见歌声，一辆大车陷在路上了，立刻就有许多人跑过来帮忙，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都互相热情地打招呼，如果前方传来了反攻作战打胜仗的消息，庆祝的人群即刻间就会涌上街道，集会、游行、唱歌、呼喊口号，欢乐的情绪洋溢四方。

    在后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同志比较多、男女之间的交往也少了许多封建拘束。根据地办喜事，没有花轿也不放鞭炮，只是在新房门前贴一副对联，上联是“妇女解放要自由”，下联“手拉着手找对头”，横批是“婚姻自主”——真是新鲜有趣。
    晚饭过后，经常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散步闲聊，是谈工作还是谈别的就不知道了。
    乘骑队的驻地在濮阳城外，这附近有医院的修养所、有军服厂，还有个兵工车间。
    军服厂的女工大多是军属，身穿黑蓝色制服，上班唱着歌儿缝军装、下班依然唱着歌纳军鞋；军工厂造硫酸的锅炉日夜不停地冒烟，女军工们穿着杏黄色的工作服，据说是拿炸药当染料用，结果就能够弄成那种颜色；修养所女卫生员也不少，不过好象每天都在忙着洗衣服。只有乘骑队里全是大老爷们，穿着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有一天，刘大爷和邮递员老魏在河边清洗邮件包裹皮。魏二民是老交通员出身，42年反扫荡的时候救过刘大爷的命，可惜他搞地下工作的时间长了，染上了个抽大烟的坏毛病，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大好。
    这时候，有俩女孩也在濮水边上洗衣服。冬天的河面冷嗖嗖的，可她们嘻嘻哈哈好象并不在意，听见一个南方口音的说：“你们兵工厂的人真勇敢，成天守着炸弹也不怕，换了我可不行”。另一个回答：“你才是勇敢呢，我到医院里去看见那么多血，还有断胳膊断腿的，都快吓死了”。
    小姑娘咭咭喳喳，弄得大刘和老魏也笑了起来。于是魏二民逗她们：“你们说，这位骑兵排长够勇敢么？”
    “八路军骑兵是英雄，当然勇敢啦”
    “那我这个老头子呢？”
    “你……也勇敢”，俩女孩看见魏二民嬉皮笑脸的样子，回答得不很干脆了。虽然刘排长介绍说老魏原先是地下党，可小护士和小军工瞧着地下工作者的满脸坏笑，总有点半信半疑。
    听说他们是军邮队的，小军工高兴了：“你们能替我给家里捎封信么”
    “你有立功奖状么？有表扬通知也可以”
    “还没有呢……”
    “那赶紧努力吧，有喜报的话军邮队就能替你带信了”
    “我有奖状！”，旁边的小护士充满了期盼。
    “你家在哪里？”
    “贵州遵义”
    “哎呀，那难办了，军邮只能到各个根据地，去贵州可不行”
    “再等等吧，再打几个胜仗，说不定就能往你家捎信了”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寄信，但大家仍然十分高兴，因为这时候，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希望。
     那是最复杂的时期，那是最单纯的时期，那是最苦的年代，那是最好的年代——多年以后，当年老的刘排长和吴军工员讲述往事的时候，依然感慨万千。
     （交通员老魏和小蔡护士都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含冤死去，关于他们在抗战中的经历，马甲以后另说吧）。

    45年3月，“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在濮阳城隆重召开，骑兵团第四连被推举为英雄团体，李树茂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群英会选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及学习模范258名， 8位一级战斗英雄中又有3人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李树茂名列第一。
    冀鲁豫革命史中是这样记录的：著名战斗英雄李树茂，骑兵团四连连长（当时他代理连长），陕西延安人，1921年出生，14岁参加红军，一人缴获轻、重机枪49挺，掷弹简6个、步枪500余支，毙伤敌伪顽军700多名……
    群英大会后，获得表彰的英雄们披红挂彩绕街游行，围观欢呼的群众堵得水泄不通。
    李树茂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英雄行列的最前面，肩上扛着三面旗帜——中共平原分局授予的战旗上写着“哥萨克骑兵”，这原本是获得模范集体荣誉的骑兵四连自封的称号，现在成了整个骑兵团的标志；冀鲁豫行署授予的旌旗是“胜利冠军”，这是表彰骑兵团历年缴获、俘虏数量在边区各部队中排名第一；另外，由于兵种的原因，骑兵团没有参加军区组织的大比武，但闭幕式上骑兵的军事表演和马术体操却引起了很大轰动，因此，冀鲁豫军区又特意授予了一面“艺高胆大”锦旗。
    刘大爷这次也得到了“战斗模范”的表彰，由于他当时就在濮阳，所以直接就领取了奖品——一只大铁皮杯子。这东西可以用来喝水也可以盛饭，但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帮助老刘养成了刷牙的好习惯。

    其实，刘大爷学会刷牙还和另一个人有关。
    群英大会后不久，有一批宣传材料要送到淇县去，由于目的地靠近交通干线，情况比较复杂，刘排长就决定亲自带队。出发的时候，边区文联有个创作员（那时候不叫“作家”）也要去采访，就跟着军邮队一道走。
    这位文化人二十多岁，名叫豆子（应该是笔名），老刘对他的印象是瘦瘦的、很客气，使用一枝小棒槌一般粗的自来水笔。当时的创作员享受团级干部待遇，配备马匹和勤务员，他的随从是个瘦瘦小小的孩子，象棵豆芽一样，和豆子配搭起来倒挺合适。
    豆子这人很热情，见面就问“多大年纪了？做过什么负责工作？打过哪些仗？”，还说“你身强力壮能驰骋杀敌我好佩服呀”，抽空又给刘排长画了一张素描，并且在底下写了些字。大刘夸他画得好、写得也好，豆子说“我本来就是学画画的，不过，那些字不是我说的，是鲁迅先生说的”。
    刘大爷早就知道有白求恩学校和鲁迅学校，而且从油印小报上看，老白是大鼻子、老鲁是大胡子，所以以为他俩都是外国人。于是豆子赶紧解释白求恩鲁迅、加拿大上海、国际主义爱国主义，这才算是给刘大爷扫了盲。豆子还说，自己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搞创作的，顿时让八路军排长对“创作员”平添了许多敬意。
    路上，刘排长和创作员住在一起，有天早晨洗漱的时候，豆子突然问“你怎么不刷牙呢？”，没等老刘回答，他就跑出去找了根红柳棍，再从马尾巴上剪了几缕毛缠上，然后得意挥舞着“创意牙刷”，把大铁杯子硬塞到老刘手里。从此以后，刘大爷就开始用那个奖品杯子刷牙了。

    刘大爷说，从没打过仗的人上前线经常会有两种表现，一种特别害怕一种特别不怕，豆子创作员就属于胆大的那一类。
    军邮队进入游击区之后，刘大爷决定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夜里行军，豆子骑在马上吸烟，刘排长连忙劝他灭掉。“为什么不让抽？”，“四周一片漆黑，火光容易把敌人招来”，“噢……”于是把烟头掐灭了。走了一截回头看，他又点上了，“怎么回事？”，“哎呀，不好意思，习惯了……”，真拿他没办法。
    夜里过道沟，其他人都忙着搭跳板，只有他环顾四周，指着这边问是什么地方，指着那边问有没有敌人。正想催他走，他却跳进了沟里，用手量量沟有多深，用步子测测有多宽。刘大爷急坏了：“同志，很危险呢，还是快走吧”，“好的，马上就好了”。“这道沟的情况我都清楚，等会告诉你，保险不会有错的”，创作员却不急不慌地回答：“我想具体了解封锁沟是怎样的，自己了解的总比较好一些。你说对吧？”
    …………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军邮队忙着交递、受理邮件，创作员则四处去调查访问。临返回濮阳的时候，豆子突然提出要和游击队一起去搞“飞行爆破”。
    当时，敌人虽然已经很少进行大规模扫荡，但还是经常派小部队、便衣队进行突击袭扰。为反击敌人，民兵就出击到敌占区，把地雷埋到日伪据点附近，并把这种远距离、主动出击的地雷战称为“飞行爆破”。执行这项任务很危险、也需要丰富的作战经验，刘大爷劝阻过豆子，结果当然是没有效果。
    下午，创作员兴奋地跟着游击小组出发，没过几个时辰就被抬了回来，他牺牲了。
    游击组的计划是在夜间埋设地雷，所以到达距离敌人不远的卫河边就停下来休息。冬天水位浅，袒露的河床上有些贝壳和石子，豆子和勤务员就跑到河岸边拣东西，谁知道对岸的民房里住着鬼子的便衣队，敌人看见这个穿军装、带“马弁”的干部就立刻开枪，当场把俩人都撂倒了，民兵拼死才把尸体抢回来。

    烈士的遗体在当地掩埋了，刘大爷把遗物带回濮阳，其中包括他尚未完成的稿件。豆子烈士为刘排长画的素描在挺进大别山的路上丢失了，但写在上面的文字，刘大爷始终都记得：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