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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五十三) [王外马甲]

(2007-02-01 10:00:53) 下一个
骑兵团全歼伪二十二团,俘虏团长以下七百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有一门是坏的)、轻重机枪四十一挺以及其他大批军械物资。有意思的是,骑兵们追击逃敌的时候,担架队也拣到了一门迫击炮,那时候民兵缴获是有奖励的,他们把战利品上缴,从军区领回一万元冀南币,高兴得不得了。说是一枪没放就能有丰收,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八路军骑兵。
    精锐嫡系全军覆灭,孙殿英伤心得抱头痛哭。孙老殿先后经营过三个骨干团,头一个是四十一军时期的,33年长城抗战在赤峰打光了,事后被何应钦取消番号;第二个是新五军时期的,42年初太行山抗战时在林县被日军包围,部队没了、带队的师长刘月亭也被俘虏(后来叛变投敌);而第三个,就是“和平救国军”时期的这个伪二十二团。
    孙殿英曾经多次提醒杨明卿:二十二团是用来保命的,不能轻易派出去。可杨副军长觉得他和贾席珍关系实在够“铁”,不下大力气帮忙不好意思,于是就瞒着军长调动部队,结果,朋友没救成还把儿子搭上了。据说,杨芝仑下葬的时候,老孙跑到灵堂哭干儿子:“芝仑啊,这事要怪你爹呀,是他不听我的话呀……”,把杨明卿臊得想自杀。

    伪团长王鸿勋被俘以后,得知攻击他的八路军只有一个骑兵团,十分惊讶,连说:“贵军指挥灵巧、士气高昂,骑兵英勇神速,兄弟实在佩服”。
    据他交代,二十二团行进途中,首先是前卫营感觉到了异常。当时正是春季农忙时节,杨芝仑却发现徐营、小营附近悄无声息、一片沉寂,再看西北方向,地里有农人劳作、村口有鸡鹅觅食,于是决定先行占领秦辛庄,待稳固阵地之后再派部队搜索前进。没想到八路军反应很快,立刻展开进攻,使他们的计划没能得逞。
    先头部队被赶出秦辛庄之后,王鸿勋判断,骑兵单独作战不可能有如此胆量和战斗力,自己面对的肯定是九分区的几个主力团,于是立即下令撤退。他考虑到滑县方面留守兵力不多,在八路军的追击下,进攻部队可能会跟着撤退部队突破防御、打进县城。为“保护副军部的安全”,就决定舍近求远、向浚县方向的日伪军靠拢。直到这时候,王团长仍然对自己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也对日军的救援抱有希望。他觉得跑上几十里路应该没问题,结果才走了大约十八里地,就被八路军骑兵消灭干净了。
    李庭桂政委说:“王鸿勋很狡猾,从战斗情况上看,这股敌人也是有战斗力的。但他们是伪军部队,注定经不起人民铁骑的巧打穷追”。
    其实,王鸿勋并不聪明。他没有想到,在45年5月的抗战局势下,日军大势已去、只图自保,伪军人心涣散、各谋出路,谁也不会为救助这支“私家嫡系部队”而拼命;反过来,八路军经过局部反攻战役的磨练、经过大规模正规化整训,部队精神面貌、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都有了极大提高,正是枕戈待旦、士气高昂的时候。此消彼长,杨明卿、王鸿勋却还用老眼光判断战场形势,焉有不败之理?
    骑兵团把俘虏送到军分区。当时,冀鲁豫军区正在做孙殿英的统战工作,经过研究,八路军释放了伪团长王鸿勋和其他一些被俘军官,还把杨芝仑、李兴川的尸体也用棺材送了回去。孙殿英对王团长依然重用,可他的那支看家宝贝部队却已经不复存在了。

    骑兵团的战绩得到了中共平原分局、行署和军区的表彰,地委、专署、军分区也组织各种活动慰劳骑兵团,人民群众杀猪宰羊迎接凯旋的战士,在地方政府和民兵的帮助下,受伤的军马也得到了较好的救治和补充。
    更重要的是,姜庄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士气。几天后,孙殿英派人向八路军“道歉”,不但从豫北撤走部队、撤消了设在滑县的副军部,还把他那“不懂事的兄弟”杨副军长也被免了职。这么一来,豫北残留的各路伪顽失去了主心骨,有的放弃据点、龟缩到县城里,有的赶紧派人向抗日政府联络示好,有的干脆就把帽子一丢、请求八路军收编……日伪军收缩到县城一隅,共产党在各乡镇畅通无阻。
    卫河沿岸的交通路口虽然还有部分敌人据点,但在八路军的震慑下已是惶惶不可终日。民兵运送物资,大白天的就敢从炮楼前面过,妇救会还组织大姑娘小媳妇唱歌喊话,教训伪军们——
    (领唱):混蛋王八当汉奸~~
    (齐唱):当汉奸就是臭走狗!
    (领唱):走狗能有啥下场~~
    (齐唱):顶多啃几根剩骨头!
     …………
    老百姓又唱又叫骂了个够,炮楼里的伪军回话说:“请八路多批评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家里人被日本看住了,混口饭吃呀。你们有啥指示,弟兄们一定照办就是”
    “喂,过路的朋友走好啊!走完了吗?走完了让我们放几枪,糊弄日本的,你们多原谅吧”。
    然后就朝天上打枪。

    姜庄打援,骑兵团排以上干部阵亡一人,重伤两人;二营四连牺牲十人、负伤十九人、损失战马三十四匹;五连伤亡十二人,战马损失七十多匹,不得已当了两个月的步兵。
    刘大爷右胸中弹,当时流了很多的血、以后留下很深个坑。他头部的伤势看起来很吓人,其实主要是因为撞击造成的淤血肿胀,多敷几次药就好了。那敷料也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金黄色黏糊糊,涂得满脑袋都是,难怪夏武杰说他的头象南瓜。
    刘排长能睁开眼的时候,看见夏武杰躺在他旁边的床上。这小伙子在冲锋时把腿摔断了,虽然左脚打着绷带夹板吊得老高,精神却是十分的好,张牙舞爪、咿哩哇啦地说个不停,姜庄打援战斗的情况全是听他讲的。
    大刘一开始还弄不懂他的话怎么那么多,可过上几天自己也明白了:外边是春天里来百花香,自己却躺在床上不能动,不找人闲聊天又能干什么?
    伤员住院的这个军区三所,实际上就是军邮队旁边的那个休养所,大刘等于是离开半个月又回来了。当初在军邮队的时候,他很少到休养所来,因此也不认识什么人,有天躺在病床上和小夏找不到话说了,就想起魏二民,托人把他叫来。
    魏二民果然水平高,他一进屋,这病房就成了个小俱乐部,叮叮当当、嘻嘻哈哈地弄得隔壁的病友和路过的护士都来看。有个小护士也站在门边咯咯地笑,大刘觉得她有些面熟,想起就是在濮水边洗衣服的那位,却又记不得她姓什么了,于是就搭讪着问:“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蔡志兰”,小蔡护士显然没认出大刘。
    “她叫菜篮子!”,夏武杰得意地揭发。
    “你们愿意,叫我菜篮子也行”,小护士倒是挺开朗。
    魏二民这时也认出小护士了:“哦,你是贵州遵义的!”
    “你怎么知道?”
    “你忘了?前两年我见过你的。想想看?在什么地方……” 魏二民正准备拿出他那一套江湖骗术继续忽悠,却见小蔡脸色突变、眼眶红红的跑了出去。这到底是说错什么话了?大家一时间有些莫名其妙。
    赶紧把休养所周所长请来询问,才知道蔡志兰原本是个爱国学生,年纪很小就离家参加抗战,前几年在国民党军队,进过集中营、吃了不少苦,所以提到以前的事情难免会难过。“不过,没关系”,周所长说:“小蔡同志哭起来快笑起来也快,过一阵就好了”。
    真是这样,几个人还在商量如何赔礼道歉,小蔡又跑了回来,指着老魏和大刘咯咯直笑:“骗人的,我想起来了,你们是军邮队!”。

    这以后蔡志兰就经常到大刘的病房里来,有时还把家里情况和自己的经历讲给大刘听。她依然还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病房里也因为有了这女孩的情绪,变得生动起来。
    刘排长和夏文书很长时间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住大病房,而他俩却住在这比较安静的小房间里?小蔡说:“这是给高级干部和立功伤员的休养房啊!”
    “我们立功了?谁说的?”
    “咯咯咯,自己立了大功都不知道,真傻”。
    小护士觉得和两个傻瓜在一起聊天也挺开心的。

    躺了半个月,刘大爷能够起床走动了,可邻床夏武杰的脚却依然吊得高高、动弹不得。眼看着先前要死不活的大刘如今四处转悠,始终精神气十足的小夏简直嫉妒死了,发誓说下次打仗宁愿伤脑袋也不愿意伤脚趾头。
    能走动就能看见更多有趣的事情。休养所里有伤号也有病号,休养员也来自各个单位,有的军事干部在游击战中把生活规律搞颠倒了,白天睡大觉、夜晚来精神,天一黑就点起油灯邀人下棋打扑克。可是玩不了一会就要到院子周围转悠一圈,回来以后还嘀咕:“边上没岗哨,心里不踏实”。
    医院规定,所有休养员都不许带武器,这是为防止有谁情绪激动或者脑筋糊涂,擦枪动刀的发生伤害事故。可偏偏就有个病号不习惯,他在敌后作战时间长了,非要摸着枪才能睡着觉,折腾了好几天都改不过来,最后没办法,只得弄了把榔头垫在枕头底下,他握着那铁疙瘩立刻就打呼噜了。

    六月中旬,骑兵团政治处周家鼎主任带队到军区学习,顺便到三所探望伤员。
    周主任通知大刘:因为一营长黄斌和一连长匡永盛调到军区工作(后来,他俩跟随林彪去了东北),组织上决定由四连二排刘排长调任骑兵团一营一连连长,一连(黑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希望他能带领红一连把革命荣誉发扬光大。
    当连长不当指导员,这事挺符合大刘的心思,他心里高兴就想着要归队,周主任见他身体恢复得还不错,也同意回头派通信员来接。骑兵部队流动性大,如果没有人接应的话,找到驻地很不容易。

    说到通信员,周主任还讲了个有趣的事:姜庄战斗后,团里给“公鸡”也记了功,因为大刘不在,李树茂就把战马骑上了。前些天团里宣布了一营一连长的任职命令,一连的通信员小吴立刻跑到二营去拉马。这小吴是刚从公安大队分来的新兵蛋子,年纪不大胆量可不小,他直接找到李树茂说:“把我们连长的马还给我”。
    李树茂愣了好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笑着说:“这可是匹灰马,你们一连的战马应该是黑色的吧”。
    “黑不黑的我不管,反正这是我们连长骑着立大功的马”
    新任一营营长张存有(49年牺牲)正好从旁边经过,于是就拉他来当仲裁,张营长评判道:“说是灰马不错,说是浅黑也可以”。
    “你这指导员真够滑头的”,李副营长哈哈一乐,把“公鸡”给了小吴通讯员。
    张存有是大刘在二连当战士时的老指导员,偏袒部下当然是情有可原,可实际上,李树茂自己也乐意把“公鸡”送给刘连长。
    李副营长不愁没有战马,打二十二团缴获了敌人团长的坐骑,那也是匹好马,从钢印上看曾经是日本军马,灰色底子带着白色斑点。听说它原来的名字叫“军长”(因为孙殿英军长是个大麻子),李树茂就决定沿用老称呼。于是,这以后宣传队有了个新段子:“李树茂,装备好,营长骑着军长跑”。

    过了两天,通信员来了,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背着驳壳枪、挎着大马刀,全身上下公文包、挎包、水杯、手榴弹挂得琳琅满目,一看就知道是个新兵。骑兵的马刀比较长,真要挎在腰上就会拖到地上去,非得用手提着才行,所以一般老兵都是把这些东西搭在马鞍上的,只有刚上马的新兵、爱显摆,才会全部披挂在起来。
    小伙子的名字挺文雅,叫吴立然,可做派却象老行伍,见面熟,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好似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大干部。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开口就是一大通,弄得刘连长直纳闷:这小家伙到底是什么来路?
    通信员把上级的命令传达完毕、携带的文书交代清楚,然后就表决心谈计划抒发革命理想,最后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没指示。大刘心说,能讲的都被你讲完了,我这个连首长还有啥好指示的。
   “要是现在没任务,我想回家看看我娘,可以么?”
   “可以的,反正今天走不成了,明早回来就行”。
    吴立然一溜烟走了,夏武杰拍着巴掌大笑:“这小孩真是个人物!不当政委可惜了”。

    过了不久,小吴又陪着母亲来到休养所。和老人家一交谈才知道,吴立然的父亲是个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老党员,很早就牺牲了,留下孤儿寡母在郑州艰难度日。40年,听说豫北来了共产党,母亲就带着子女一路跋涉来到根据地,三个孩子先是由组织上安排在学校读书,后来都参加了革命。现在,老人家在被服厂、大女儿在兵工厂,老二就是吴立然,还有个小女儿在行署电台工作。
    到这时候,刘连长才明白为什么小吴说话显得挺有水平,敢情真的是受党教育多年啊!

    吴家的住所离休养所不远,老人一定要请连长到家里坐坐,百般推脱不掉,只好答应晚上过去聚一下。
    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大家的津贴都十分微薄,请客吃饭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刘大爷不希望别人破费。当时他比较“富裕”,一是津贴发下来了,二是这段时间没在连队吃饭,节余了些“伙食尾子”,再加上部队给伤员的营养补贴,这些钱刚由通信员带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于是找到了魏二民,托他采办了一只鸡、一条鱼,又买了些面粉小米什么的,估计时间差不多就出发了。
    到了吴家,门开着,灶上摆着千层大饼窝瓜菜馍,却一个人影也没见,莫名其妙等了好一阵,一家人才满头大汗的回来。
    原来,吴立然的妹妹下班回到家,对二哥牵回来的战马产生了兴趣,小姑娘闹着要学骑马,当哥的教了几招觉得效果还不错,就放她自己出去遛遛。骑马沿着河岸走,春风得意马蹄疾,眼看前面有棵垂杨柳,小姑娘一哈腰低下头,意思是别让树枝刮破了脸。谁知道,这“公鸡”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骑手一拱背,它还以为是要加速,立刻撒开蹄子狂奔起来。小女孩哪吃得住这个劲头,三两下就被甩在了河滩上,爬起来一看,人没事,可是马儿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哭哭啼啼回家报信。
    家里人一听全急了,小吴通信员跳着脚嚷“那是我们连长立过大功的战马!”,于是大家顾不上做饭,都跑出去找马。好在根据地帮忙的人多,找了快两个小时,总算把“公鸡”带了回来。

    惹事的“罪魁祸首”是个十五六岁、眉清目秀的小丫头,犯了错误似乎倒也满不在乎,拉着八路军连长看了看、又去观察魏二民,忽然指着他说:“我认识你,你是那个卖柿子的!”。这个结论真是出乎大家的预料。
    原来,魏二民每次到山区出任务,回来总要捎带贩运点山货(要不然,大烟钱从哪里来),他怕在军区遇到熟人,总是跑到行署附近摆摊,赚那些爱吃零食的小姑娘们的零用钱。刘连长得知内情之后哭笑不得:“魏二民,你就不能少丢人现眼一点呀”。老魏却是乐呵呵的:“买卖人童叟无欺,这位是老主顾了,鄙号下回准保奉送一打上等的柿饼”。
    回过头又见到吴立然的姐姐,大刘和老魏都乐了:“这不是濮水河边那位勇敢的小军工么”,熟人见面,小吴军工也很开心,赶紧跑到休养所,把小蔡护士拽到家里来了。
    这下子大家全没了拘束,吃饭聊天气氛十分愉快。魏二民对大刘说:“想想看,三年前你受伤的时候,我背着你东躲西藏,听见枪声就得钻到坟包里,最多只能有几个蚂蚁长虫陪着你养伤。现在可好,小病房住着、小护士伺候着、小通信员带着、鸡肉鱼汤滋润着,形势真是大变化、形势越来越好啊”。
    大家都说是呀,眼看快要胜利了,苦日子就要到头了。
    吃完饭,小吴军工和小蔡护士帮着大娘做针线活——那时候被服厂的任务重,锁袖口、钉鼻纽之类的工作都要带回家接着干——大家围坐着听老魏讲江湖典故、听小通信员和他妹妹谈论国际国内形势。
    小吴妹妹的“电台工作”其实就是听收音机,先把广播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再刻上蜡纸印成小报。魏二民逗趣说:“这工作舒坦呀,每天守着戏匣子听大戏”,小电台把嘴一撇:“我们才不听戏呢,我们收听中央精神和重要社论”。
    到底是收听重要社论的,不仅讲话的时候高级名词一串一串、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党中央的指示。当然也有卡壳的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把小脸一板宣布:“后面的内容保密!”。
    大伙全乐了:“收音机里都广播了,保的哪门子密?”

    高兴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前线。
    吴家的人都来送两位骑兵,小蔡护士也来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小护士对八路军连长有点儿那个意思,小“电台员”还直对大刘做鬼脸。可是,谁也没能想到,五年以后,正是这个满脸稚气的淘气小姑娘自己,最终成为了大刘局长的妻子。
    姻缘这东西啊!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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