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六十自述:对中国未来命运与前途的再思考(2010-07-20)

何新六十自述：对中国未来命运与前途的再思考
(2010-07-20 02: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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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
分类：杂论

何新六十自述（修改稿）：

我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再思考
　　（原名：我看未来淡如清水）

目录
　　（1）关于我
　　（2）五部书概括我平生
　　（3）野逸之人
　　（4）关于我的学术：经世致用
　　（5）关于我的学术：国学新考
　　（6）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
　　（7）学术问题不辩不明
　　（8）市场化改革败坏了教育制度
　　（9）我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10）当今主流经济学荒谬幼稚
　　（11）中国亟须制订自己的全球化方略

　　（12）左右之争已失去意义
　　（13）我很享受孤独
　　（14）看未来淡如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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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我
　　何新先生说：“我快退休了。只是我的工作关系在政协，退休的手续还未办——但是无所谓，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就去签个字。
　　20年前，我从中国社科院调进政协时我是正研究员。后来到政协，在政协我的工作关系是放在老干部局。但是20多年我没上班，也不用请假，只是在家中研究写作。我本是山野一个闲散的人，实际等于早就退休了。”
　　何新说：“国家对我很好。我已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专职的）。给我的这种特殊工作安排，大概在全中国独一无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时间我已不是政协委员（第十届），但待遇工资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何新自嘲说：“所以，我是三有三无二非——有职无务，有名无实，有事无业；这叫三有三无。既非官员也非学者，这叫二非。”
　　何新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少年风流，一晃就六十岁了。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回首一下人生往事，谈谈往昔的作为，现在的所思，以及对国家民族未来的一些忧思。”

（2）五部书概括我平生
　　何新说：“我以往的人生经历，奇特，不俗。
　　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来我离家上山下乡，去东北军垦农场。这几十年当中，我所经历的个人生涯中的小风小浪，以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风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议之事也不少。
　　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何新说：“苏东坡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儿——我也是如此。回顾平生——我少年时是浪子，青年时是游子，中年时是汉子。现在老了——我是整天呆在家的呆子。”
　　我的书斋叫“左右斋”，取左右逢源之义。
　　我的书房里有一副对联：
　　 左眼观今右眼观史
　　 有酒吟诗无酒吟佛
　　我未参加任何党派（80年代曾经参加九三学社，后来不喜欢参加会议，就退了），我是在家皈依的居士。
　　何新说：我这一生，活得算潇洒，开心。年轻时代，我是登徒子。年轻时我很帅，而且有一种傲气加霸气， “酷毙”。所以很多女孩子迷我。我大半生放浪不羁。50岁以前，不好意思，经历了几次婚变，多次恋爱。
　　但是网络和一些小报所传关于我的私事之类都是捏造。
　　我平生个性强，相处难。两情相悦，所求就是一个“爱”字，有感觉到一起，没感觉或者感觉不好，就分手，爱得明白，也散得明白！！——“没有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
　　何新总结说：“我的少年时代是一部闯荡江湖的《水浒传》，青年时代是一部红袖簇拥的《红楼梦》，壮年时代是一部随心所欲的《金瓶梅》，中年时代是一部纵横捭阖参政议政的《三国志》，晚年是一部归觅心经的《西游记》——五大奇书都凝聚浓缩在我平生的感情和阅历中。如果有机会娓娓道来把往事写一写，那会是很好看的一部传奇故事。”
　　何新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这种相当个性化的人生，竟然发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十分缺乏浪漫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中，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3）野逸之人
　　何新说：我是幸运之人。得天所赐，屡历磨难不死。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而能与天地古今中外沟通。
　　在学术上，我是一个奇迹。我平生无书不读，无所不学，在人文学术领域举凡文、史、哲、经、数、理、化、文字、语言、逻辑【注一】、天文、【注二】地理、【注三】，以及艺术、文学、诗歌、美学，以至考古、文物、书画古玩，样样我都感兴趣，涉猎过，或者深入浅出地探索过。
　　【注一】钱学森命名何新提出的一种动态集合论为“何新·树”。
　　【注二】何新在古历法学上有独到的发明和考证，着名天文学家陈久金先生有文评论过。
　　【注三】中国引入“地缘政治学”这门英美偏门之学，是老何在上世纪80年代最早研究并介绍给中央高层而引起重视。
　　老实说，对于这些学术中的任何一门，都足够一个人投入一生去研究的。我平生著述数十种，有一些被译成多种文字。我的一些畅销书常被盗版。
　　其实，作为一个学者只要能写出其中一、两种就已经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言。然而我始终文思如泉涌，直到于今仍未枯竭。我想完成但目前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电脑中或案头上），还有十余种。
　　我行文神思天纵。一些文人不服气，他们说——从没看到何新在做什么学问。的确，前人讲究“皓首穷经”，主张一生只读一经，板凳须坐十年冷，要下这种死功夫。
　　而我则不同。年轻时代，我也曾风花雪月，游戏人生。什么都没耽误！行过万里路，也读破了万卷书。
　　但是我的确并没有对某一种学问倾其全身心专门投入过——所以我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一专之家。
　　但是学问之境的最高境界是融会贯通，而我做到了。我不仅是通家，在学术上，也是个玩家。
　　世界是幻，人生是梦，学术是游戏。我认为做学问能达到的至高境界才是“玩”——玩者，游戏也。不拿它当饭碗，当金砖或敲门砖。而只是赏心悦目，怡情遣兴，做智力游戏——这就是玩儿。
　　我懂一点文玩古董的鉴定，也会治印，偶尔也玩玩笔墨。
　　中国古来画学有南北分宗及力（隶）家与逸家之说。台湾前故宫院长名画家江兆申，曾写信称道我的画是逸品，说境界很高。高或不高，可以由人评说。但就做人而言，我应当算是一种逸品——闲云野鹤，野逸之士。

　　（4）关于我的学术：经世致用
　　何新说：我的学术中第一部分是活学问——于国家于民生有用和能用的学问，前人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就是讨论经济的，政治的，涉及国计民生的，以及关乎国际形势和全球战略问题的。
　　青少年时代，我喜读《孟子》，受他的人格主义影响——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已任。所以常怀忧国忧民之思，身居茅庐，而心系天下。
　　我昔日所试图给国家建言提供的是一套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和至上，试图摆脱左右意识形态之争的强国利民之术,就是所谓“新国家主义”。我是主张建立强大国家的新国家主义者，但也是希望国家应该是关爱百姓的好国家，而百姓应当有民权的新民主主义者。
　　在经济思想上，我主张重点产业发展应当以国家目标和全局计划为主导，而不能以市场和利润为主导。
　　但是，国民经济应兼容资本主义以及利用市场机制。这种经济体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这本来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初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设计。
　　在财政上我主张中央收权，协调地方，反对目前的地方坐大，分灶吃饭。以至苦乐不均——有些地方民穷财匮，百姓衣不蔽体。而有些地方城市里种花种草年耗百亿。
　　在社会财富上，我主张实施新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经济、遏制私家富豪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霸占和垄断。我反对当今横行无忌、富可敌国的世袭权门经济和豪门经济。我主张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废止目前对外资的特权和特殊优惠政策。
　　特别在金融领域，我认为国家必须加强对外部进入中国攫金的国际金融大鳄的监管。近5年来，高盛等若干国际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领域畅行无忌，为所欲为，蚕食吞噬；把中国经济搅乱得昏天黑地！
　　在社会分配上，我强烈主张由国家实施第二次分配，以国家权力之手实施社会资源控制和公共产品的有计划配置。由国家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我主张国家以财政力量保护和照顾穷人、老弱病残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我并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现实中有实现的可能。但我是现实主义者，新国家主义者，好国家主义者。
　　我基本认同毛泽东1944--1945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应当看40年代解放区发表的原版。五十年代以后做了很多向左转的修改）中所提出的那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治国理想。
　　遗憾的是，正是毛泽东本人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激烈地左转。特别在六十、七十年代全面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背弃了他在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初叶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明确主张，国家政权的性质，应当是“人民民主专政”——既不是苏联模式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但也不应当是只为富人服务，偏袒富人和权贵的“资产阶级专政”。
　　四十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思想不同于1957以后特别是1966以后的毛泽东思想。那时的毛思想强调的核心内容正是新国家（民族）主义、新民主主义和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新社会主义（从而不同于斯大林主义）。

　　（5）关于我的学术：国学新考　
　　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真正属意的，下了多年功夫的，还是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注】。
　　【注】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9年出版。
　　我写这十几本书，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但我这套书并不是写给当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们看的。
　　【注】宋陈亮语。原文是“推倒”古今之智勇。
　　这一套《经典新考》经得起后人之研究与观赏。因为这一套书贯通
　　上下，衔接古今。多少前人没搞懂没搞通或者误解之处，我用一种新的、我个人的独特的视角，重新作了系统性地解读。
　　我从乾嘉汉学钱、戴、二王【注】的着作去研习经学及训诂学。但是我的灵活运用以及所获得的新知，超过清人以至章、黄之学【注】。
　　【注】指钱大昕、戴震、王引之、王念孙。
　　【注】章，章太炎。黄，黄侃。
　　我有一部《新说文解字》，还未最后定稿，就是要纠正前人在文字学上的误说。
　　我发现龙的动物原型真相是蜥蜴及鳄鱼，凤的动物原型真相是鸵鸟——这是我归纳了文字学、语言学、动物学、考古学、图纹学、历史以及地理学多方面材料和证据，而后得出的铁证如山的颠扑不破之论。　　我论证所谓“扶桑”的语源是来自日本富士（fujisang）火山。中国上古曾经存在崇拜太阳神的一神教，而伏羲（曦神）、黄帝(光煌之神)、炎帝（炎火之神）、祝融，原先都是上古太阳神的名号，而后来才成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号。
　　《离骚》、《九歌》这两个书名，自从汉代以来学者讲不通。而我证明，“离骚”就是“离操”，“操”本是上古诗歌之一体。而“九”乃“艽”也，“艽”者 “郊”也，“郊”者，郊天之祭祀也。故“九歌”本为郊祭五方十位天神之祀歌。了解古礼制者会懂得，这些发明皆乃发千古之覆。
　　五四运动鼓吹反孔推翻礼教，对历史进步有重大意义，但在文化上则有诸多误解与歪读。一些谬种流传久远，一直影响到今天。
　　《诗》、《书》、《易》、《老》、儒与道等等，被一些只知耳食之言的文人墨客歪讲邪讲，讲傻了，讲歪了，讲死了，变成了一种“二百五”的东西。
　　我的这套书自2001年以来先后已经出版过四次，每出一次我都一改再改，增删历百遍，呕心沥血，从写作到出版，销磨前后近乎二十年，方得完成。
　　但是不久我还会出一种新版本作为最后的定稿本。我以这一套书作为老何的《太史公书》，立意正在“通天人之际，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6）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
　　何新说：对我的学术一向有争议。然而当今又有哪位人物、什么东西没有争议？
　　有人说可惜你学历不高啊！学历不高恰恰是我的荣耀。上帝似乎就是用我在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存在，来嘲笑那些海归以及本土的出身名校高门的糟糠之辈。
　　但是其实，我的学术履历非常正规而完整。
　　1977年高考复考。次年我考进黑龙江一所末流大学，只读了三个月不到就主动退学。一年后，我在北京应召聘而被破格聘用，进入国家名牌大学（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当了汉语教师。而听我授课的那些学生，都是78届的，本应当是我的同学。我的学生中没有人对我不服气。我教的那个班中，培养出了一位着名作家，就是北京作协的徐XX女士。她的文才，当初就是我最早发现而且给予推荐的。
　　一年后胡乔木（中国社科院院长）和梅益先生（秘书长）又把我破格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去后，我就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学术文官机构科研组织局担任学术秘书。
　　自1980-1990在中国社科院的10年间，我先后由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到研究员，循序渐进，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而后经过所、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论议评定。每一次都有争议，但最终都以高票表决通过。　 80年代中国社科院还是人才济济，许多老一辈的学术权威都还在——学术界人都知道当时在社科院晋升到高级职称有多难（当时之哲学所、历史所甚至有海归博士为评不上副研究员而自杀者）！所以当年我破格晋职的信息被作为特例登过《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有人说你年轻时为什么不去投个师门弄个学位呢？但是有什么必要呢？80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名声赫赫。学术界当时那些达人，我大体都认识——他们谁敢做我老师？！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从80年代我在学术界出头到今天，对我的嫉恨诽谤谩骂之词一向很多。无非就是末流文人的造谣和脏骂而已。中国一些受过压抑的文人往往有泼妇、妾妇的变态心理，于网络的嫉妒与脏骂可见一斑。但是何足介意？
　　我时常见到一些猥琐的不肖文人抄窃我写的东西。包括我偶然讲过一点只言片语，都有人捡起来借题发挥。好笑的是，某一、两个骂我最狠的伪“清流”文人是窃取抄袭最多的（都是被网友所揭露），现眼以后还要强辩，狼狈尴尬之态，观之好笑。

　　（7）学术问题越辩越明
　　何新说：我是好事之徒，不怕争论。
　　一些年来在学术上遭遇的高手如林。批过我的人也不少。
　　但是学术论争，有来有往。你可以批，我也可以驳，道理越辩越明！迄今为止，那些学术上批我的人，还少有与我辩论能往复两个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80年代直接批评过我的大师吕叔湘、袁珂那样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仅一个回合也就罢手。
　　陕西大学有个斯老先生，就一个“德”字的释义，与我在《人文杂志》上往复讨论，但是也不过三个回合，他就无意再辩，高挂免战牌了。
　　80年代有史学博士×××，在堂堂的《历史研究》杂志上以头版头条撰文批判《诸神的起源》，指点多处所谓的“硬伤”，来势甚为汹汹。我只好撰文回应，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我引用史料证明这位博士所提出的诸多异议，并非我的什么硬伤，而是由于他自己读书少,所以不知道我所引用的这些史料的出处。这当然也是嘲弄他。可笑交手只这一个回合，本来我还准备了诸多资料，战意犹酣呢；而他却就偃旗息鼓退下不见踪影了！
　　现在《诸神的起源》日、韩都有译本（文字古涩很不好翻译）。台湾木铎出版社有未经我授权的盗版本。大陆二十年来，则已经反复印刷，出了十几种版本。每隔两三年就印一版，因为总有读者要读。那些反对我的人可有哪本书有这样的效果？一本学术书有这样的成绩，还不经典吗？

　　（8）市场化改革败坏了教育制度　
　　何新说：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师也不收弟子。1988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副研究员时，就有资格收研究生。多年来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欲投我门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莫可教也。
　　全面理解我的学术思想，需要多方面多学科的学术准备和基本知识，而当今能达到我要求的年轻人几乎根本没有。所以我的学术将来只能遗憾地失传，成为一代乎绝学。
　　市场化改革已经败坏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今日中国之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一样，变成了商业操作的市场。医生靠卖药赚病人的钱，老师靠卖知识赚学生和家长的钱。教育改革亦如医疗改革，愈改愈坏！
　　从小学起，一些教材特别是“奥数”一类辅导资料，就设定一套虚假无实，未来多数终身无用的虚幻知识体系。折磨而且浪费小孩子的生命头脑和时间。此种体制培养之学生，皆为应试入名校谋学历，竞分数而弃实学。
　　当今学文科者学成不通文墨，学理科者学成不务实技。社会失德，金钱与权势左右一切。唯娱乐化与动漫化弥漫浸淫当代文化。此种文化氛围下所育成之青年多弱智而无脑。
　　青年乃国家之未来与希望。青年无才俊，中国之前途，不可言矣！
　　80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之所以能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学历，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真学问，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我很怀念80年代的社会环境和那个文化氛围。
　　现在中国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现象，用人以学历出身设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中正制和世袭门阀的阀阅贵族制度。而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平民社会。全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会风尚好，学风也好。
　　何新说：若没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永远只是东北畎亩上的一介农夫。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何新，没有八十年代那种学术开明的氛围也没有何新。
　　所以，我始终感念邓小平。

　　（9）我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何新说：我平生在学术和政治上，数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逆鳞犯言之举。
　　1988年夏季，我在《经济学周报》上撰系列文论，批评“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闯关论。我警言曰：“群小乱政，政出多门，天下失序，有动乱之兆。”
　　是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警言“如乱局失控，天下势必分裂而将现诸侯割据之局。”此文发表后为各国政要所关注，亦警醒邓公及高层。其影响之深，则为其后之事变所证实。我后来之所以得到参政议政之权，而能侧身于国士之列，盖以此。
　　1990年，东欧及苏联先后解体，“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学人福山撰书称民主化乃未来不可逆之历史潮流——“历史已经终结。”
　　所谓“终结”的意思，就是从此历史将是西方化、伪自由化以及美式民主之时代，社会主义理念已经过时。
　　［按：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云：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则战胜了共产主义原则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则。当代人类政治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自由民主原则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带来的问题。因此，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则，今后人类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政治的原则不再有发展，因而在政治上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
　　但其后发生两次伊战、阿富汗战争、9·11事变，以及一系列金融危机，显示普世价值不可期，历史并无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资本主义仍需国家主义的政策介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亦并非未来之天堂。
　　何新说：其实，历史中本没有所谓不可逆的潮流——若有，亦绝非凡人所能知。
　　我观察人类历史之演进，乃知历史之本体是无序。在人类历史中，动乱、无序是常态。安定、组织化是动态，是短暂的。
　　所谓历史“伟人”，都是在历史之特定时代及背景下，缔造和构建历史新秩序之人。而任何一种制度秩序，稳定期通常不过持续数十年至百年左右，必因腐败及人性之堕落、私欲之扩张，而逐渐瓦解、疏离、废弛，而渐进入失序与维稳之中间态，最后终归于解体。须有这种眼光，人才会有历史感，而知道自己与以往一样，都不过只是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而已！
　　历史中所谓“稳定”若不是一极独大，强权贯彻，则只能是诸种势力之妥协与制衡。西方“民主制”虽可略显民意，制衡权力，但金权资本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融合一体，本质仍是资本社会而非民权社会。从来没有什么不可逆之“普世性民主潮流”。
　　何新说：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伪民主是美国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国是其既定目标”。我一个人当时以此论而对抗一个世界。
　　1990年1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我的数万言《中国经济问题与世界未来》，此文被译成七十多种文字，传播全球。
　　不结盟国家论坛领袖尼雷尔读此文后，大为动容，写信给我，表示支持及感谢。卡斯特罗读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后，邀我访古，我遂建议古巴推动经济改革。
　　回国后，李鹏总理约见我。我建言中国经济方针宜变内需主导为外向出口主导，方可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此后中国经济方针转变，大力鼓励出口，于是外汇渐得积累，资金得扩散于民间。中国经济因海外资金技术之进入以及出口市场之带动，乃呈现近十几年来之繁荣。
　　1992年春，邓公南巡反“左”。我上书建言江李体制不可动摇，左右之道不可偏颇。一如文武之道，宜一张一弛，左右之言均不可废。邓公似乎容纳了我的意见。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经济学》，书中汇聚我历年来与主流派关于经济学政策之论战文章。我尝极力反对驱工人下岗及国企私有化之改制。近期我指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乃堕入美国基金及投行攫取中国外汇储备之圈套。
　　在这些关系经济方针之重大问题上，我多次以孤介之言逆乎多数而反乎潮流。
　　何新说：实际上我的主张并未成功。但是，我把我的话语留在了历史中。

　　（10）当今主流经济学荒谬幼稚
　　何新说：我只是半个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也有所建树。
　　1990年我提出中国经济中发生了“生产过剩”，振聋发聩，“雷倒”当时一片人。
　　然而今天“产能过剩”已成了经济学界的口头禅。人们似乎忘记了被主流所奉为祖师爷的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曾经讲——“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永远解决了‘生产过剩’这一19世纪马克思经济学的伪命题。”“主流经济学”这个辞几乎就是我的发明，现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有点臭了！
　　何新说：但是，中国的经济学思想荒谬幼稚到什么程度？？还是怎么估计都嫌不足！一个汇率升值问题，某些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特谈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因此应该“升值”——他们却居然不知道“汇率”是“汇率”，“币值”是“币值”，这是两回事。
　　货币可以购物，但货币也可以买钱，交换其他货币。汇率是什么？是币价。以币买币，其值曰“汇率”。币值是什么？是物价，以币购物，其价曰“币值”。因此，“汇率升值”不可与“人民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国家和广大民众！
　　利用汇率升值，做外汇期货就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基本常识，而中国经济学人竟很少人知道。
　　何新说：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人民币持续不断升值而严重流失，这在国际金融史上，将成为由于一种错误的经济学理念而误国殃民的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11）中国亟需制订自己的全球化方略
　　何新说：近期以来，“内需主导论”甚嚣尘上。倡言此论者，首先无知于资本主义之发展历史及规律。
　　自15世纪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世界市场的开拓史。没有一个发达工业国，不是由困锁自足的内需经济、一国经济，而跨步走向全球化经济。
　　何新说：为什么必然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规律使然。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始终无法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产业能力之扩张程度，永远大于市场之扩张程度。因而，产业在发展中周期性地遭遇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遂引发一次次周期性发作之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之危机，决定了有能力之工业强国必须向外看——必须全力拓展世界市场及新的资源来源。因此一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必须成为外向化的全球竞争型经济，方有持久而可持续的生存之道。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下，始终存在着一种两极化的体制：一极是金融资本及产业发达之主导型国家，另一极是依附于发达工业国之市场、资源服务型国家。后者依附经济强国作为其外围市场。
　　这类国家就是从属于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之第三世界。它们在取得政治独立前，原本是发达工业国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后，则仍因为无法摆脱经济生存之依附性，而成为非传统类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当今之拉美、菲律宾、非洲，以及依附欧盟之东欧诸国）。
　　而中国今天之地位正介于二者之间。
　　综括某些海归学者所鼓吹之所谓“内需主导”方针的基本思路，概言之无非就是：
　　1、 主张限制出口，消耗所有外汇储备大规模进口——从而帮助发达国家开拓中国的内需市场。
　　2、主张对内无限制印刷人民币，不在乎加剧国内通货膨胀，鼓吹以房地产经济为产业龙头，扩振内需，不惜消耗一切国内资源。
　　何新说：众所周知，中国之国情是人口过剩，国内资源近乎穷竭，农民极其贫困——何来广阔之内需市场？
　　一旦现有之外汇耗光，加之出口产业能力萎缩，那时中国就不再有能力购买外部能源及资源。要进口，就不能不举债。中国将不得不转变成对外负债的纯粹进口国。因为若不大量进口能源资源消费品，因内部民生压力巨大，国家势必陷入穷困内乱之境。而这正是美国对中国输出内需主导论的目的。内需主导方针，乃是最有助于从内部瓦解中国达到帮助美国不战而胜的方针。
　　由此可见，这种“内需主导论”，不仅是画饼充饥的虚妄之论，而且是穷国之论、乱国之论，亡国之论！
　　美国近年一直在悄悄营造着一个困锁中国的战略包围圈，目前已经接近成功——从地缘政治及军事上，对中国实施满月形包围战略。这一军事战略与经济上的内需主导论，内外表里互相配合，意图无非都是要困锁中国，遏制中国，最终分解中国！
　　何新说：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向外发展。我认为中国内部的所有问题和压力，只有全力推进向外发展的路线，才有希望解决。
　　为此中国必须形成中国自己独立的全球战略。首先应当摆脱外交上的对美依附性。不要总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搞外交！
　　何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应当开拓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制订自己的全球化方针。未来中国要想复兴而强盛，就必须通过外交、经济、政治以至军事的全方位手段，谋求向外拓展，在全球范围甚至宇宙空间范围——寻求新的资源供给地，开拓而逐步建构全球化的大市场空间网络。
　　（12）左右之争已失去意义　
　　何新说：我认为，若干年来政治上围绕改制问题的左右意识形态纷争，对于未来已失去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方向不可能逆转！但中国将来100年内也绝无可能转变为美式的政治体制。
　　何新说：在政治问题上，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与适度集权两手都需要。
　　我从来不相信一人一票的分权代议制形式民主可以体现民权。中国许多农村基层至今仍是宗族性社会。所谓民选乡长、县长，只能选出族长。黑金势力，权钱交易以至贿选、逼选将乘机大行其道。
　　但我也反对不要民主，我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
　　我主张限制行政官员的个人权力。目前中央权弱，法章失序，有地方坐大之势。以致有些地方之中下层官僚公然为所欲为，横行无忌——想聚部阅阅兵就阅兵，想抓人游游街就游街，小官僚无法无天。而中央对之竟然无所制约，导致民情激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长此以往，中国就会再度回到东周、春秋时代——天子之政不出洛阳。而诸侯小国林立，各行其政。
　　何新说：所以我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而“削藩”。国家应当制定严格制度，废除公务员的终身制以至世袭制。实行察举巡视从严约束地方官员。我认为国家必须从严治吏，特别不可放纵县、乡两级胥吏横行于下层，任其鱼肉百姓。
　　我主张中央政治要保证下情通畅，民意上达，要让百姓舒心通气地过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层恶吏肆意欺侮、蹂躏。
　　我认为有效的公民民主只能通过法制而得到保障。各级法院有责任依法受理一切违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司法系统应当独立且直属于中央，而不应当从属于地方。让司法系统成为中央政府依法监控地方的重要法律工具。
　　何新强调说：“法制”的概念不同于“法治”。所谓“法治”并不是什么现代概念——法治无非是据法而治，这是古代法家的主张。
　　而所谓“法制”，是一个现代概念。其根本意义是宪法体现主权，宪法高于一切，宪法制约国家全部法规制度，违宪就是叛国。宪法约束行政法规。在宪法制度面前一切人平等。这才是近代和现代的法制理念。
　　何新说：国家应当要求法院民若举，法必究。法院不应当自我设定诸多禁区，不应该这不受理，那不受理；使得升斗小民受欺侮后无门投告，有法不可据。这必然酝酿社会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纠正侵权、保护弱者。
　　各级法院有责任受理涉及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的一切社会案件——不管是民诉还是公诉，告官员还是告老板，只要有违法情事就应当允许百姓进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级上诉，直诉到最高法院。
　　扩大法院的职权，就可以减少信访的问题；从而让有裁决权的法院，取代无任何实权的信访部门。法院权责加大，信访自然减少。
　　我认为左右两派都不应再煽动内争与内乱。对内应革除弊政，保持安定团结。举国一致向外拓展，谋求营造以中国金融以及产业为核心之新东方和新世界经济体系——这才是解决未来中国一切内外问题的根本兴国之道！
　　何新说：我这些话说在当前，仍然是逆多数而反潮流。但是，中国未来没有第三条路——要么就是走向复兴而成为世界核心强国；要么就是因内部压力积聚，终于内乱爆炸而分裂解体。
　　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和机会并不太多了！

　　（13）我很享受孤独　
　　何新说：二十几年来，我在学术界独往独来。但是我很享受，自得其乐。能避开文人中的俗人、庸人、笨人和坏蛋是一大乐事。
　　可叹往日那些曾经知我、诲我、提携我、奖掖我，令我尊敬的长者、能者、德者，于今都已逝去。
　　当今中国已少见真正的文化人。只怕以后再过一两代，连能通读《古文观止》原文的文人也不多了。当今文化表面富丽堂皇，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价值之没落，无过今日！令人悲哉痛也!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悲哀当今民族文化的衰落——未来怕找不到让民族古典精神栖息的家园。
　　何新说：现在的“市场转型”几乎成为又一种“运动”。未来历史会证明——近年以全面私有化为目标的这种所谓“转型”运动，是文革以后我们这个不幸民族所遭遇的又一次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态的浩劫！
　　生态之破坏，中国有史以来莫如当今之严重，也超过当今备受诟病的1958年的大跃进。根源就在于市场化、私有化过程中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各地官员对GDP的掠夺式榨取！现在又有人在鼓吹什么农宅地私有化。无非就是再发起又一轮征地运动，对农民的又一轮掠夺。但愿不要再在农村又掀起一波大搞房地产的运动。
　　现在的农村中，多数地区的农民民生相当困顿。应当在农产品市场化的基础上重建农民的新型合作组织（欧盟、日本、以色列的农民合作组织有成功之模式可资借鉴）。
　　当今农已弃业，粮有近忧，若再因沿海出口经济衰退而卷起一个返乡农民的失业潮，天下岂能得安宁乎？！
　　何新说：但是，不管未来道路多么曲折——总有一天人们还会回归庄严而反省今日。即使天崩地裂，我相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总会存留下若干种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总有一天，还会再出现文化昌明的好时代、新时代，真正的盛世；还会再出现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们。让中华文化的太阳再度明亮！

　　（14）冷眼看未来淡如清水　
　　何新说：我对未来看得淡如清水。我平生经受过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过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60年的人生，一切，宛如一场游戏。只留得一抹夕阳几许微笑而已。
　　我身体早已外强中干，表面似还好，其实眼半瞎，脑半残，心半死（我心脏有个窟窿，动脉上有一血管瘤，随时可能崩破）。惜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吓得半死，会食不好睡不安，恨不得天天要去泡医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检查出来至今，连再复检都没去过。
　　作为专职的政协委员，国家给我安排可享受副部级的高干医疗待遇，每年都有公费体检，但是十多年来我基本没去检查过。
　　每年暑期我可享受一次去名胜地公费疗养的待遇。但是我给国家省了钱，十几年来一次没去过。我很少去医院。中西医药理、病理、生理，我略知一二一般生病我自己调药自我治疗。如果将来身体真有状况，那我的态度是恬淡宁静，顺天由命。
　　死生有命，万法皆虚。我是随时准备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盘去见佛祖的。来时赤条条，去时无牵挂。而今天但凡我还活着——那只有一种意愿就是，再写一点东西，利乐众生，利乐有情，利乐他人。　　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皆非关自我，是以大悲之心观世——警世，为后代，为国家，为苍生！如此而已，夫复何求？！
　　天象异常，危机四伏。善善恶恶，因果相循。命也夫，随之去，过眼云烟而已。
　　就个人而言，上天给我的恩宠已经够多了！
　　这就是我的六十岁感言。



（2010年7月16日）


　　[顽石附注：这篇文稿最早是根据何新谈话的录音记录整理。后来经过何新先生多次反复的修改。这一稿中增加了若干重要的内容。何新先生认为可以作为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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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简介】　
　　何新，中国着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评论家。历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均为专职）。 1978年大学肄业。1979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汉语教师。1980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90年后，调离社科院任职于全国政协，以专职委员身份从事研究工作。
　　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自80年代以来，何新的文化研究，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他所首先倡导的一些基本观念，已汇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受到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广泛注意。人们可以不赞同他，但是不可能不重视他。
　　何新的学术在80-90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化这一巨大转变时代留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迹。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曾经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着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悄然退隐，因身体原因拒绝与一切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
　　［摘自《跨世纪人才》作者：言午《中国高层智囊：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11人》，陕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京华出版社2000年八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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