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18

作者：京夫子




第三十六节 一班秀才谋批毛

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爱国爱民的历史传统。读书人以清高自诩，讲求做人的风骨。他们好清淡，好借古讽今，好谈论朝政，好针砭时弊；直至舞文弄墨，着书立说，为民请命。

 

毛泽东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癖好、恶习。自一九四九年起，便念念不忘给知识分子洗脑筋的问题。“洗脑筋”一词是毛氏本人的发明，见诸于他的无数次内部讲话。他的“圣手书生”陈伯达大约也觉得“洗脑”一词不雅视听，才请示毛氏统一改称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皆因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人都还不习惯将毛氏当作神明来朝拜、称颂。还不时有人对他评头品足，常有赘疣微言。

于是毛泽东在一九五Ｏ年借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思想；一九五一年借电影《清宫秘史》而批判卖国主义；一九五三年借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一九五五年镇压文艺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接着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九五六年号召大鸣大放“引蛇出洞”，而后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几乎把稍有良知的大小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前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先生，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中，有过一篇十分坦诚而尖酸的言论来评述毛泽东：凡是创造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行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不为名利，亦有功成而身退者，如美国的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的相似，政治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兴味情感所沸动，生出浪潮，好大喜功，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直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反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先生斗胆发表这个高论时，毛泽东还没有动手抓右派，还没有发动大跃进，还没有成立人民公社，还没有命令五亿人民吃公共食堂，还没有大炼钢铁大放卫星，还没有上庐山整肃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国大地上还没有产生三年大饥荒。可是，陈铭枢先生早就把毛泽东由表及里地看了个透，可谓深入骨髓。
毛氏虽然终生不忘对前国军高级将领的统战，但陈铭枢先生道出真言，终未能够逃脱反右运动布下的天罗地网— —文字大狱。

毛泽东曾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上斗争彭德怀之余，对其亲信秀才，《毛泽东选集》的主要撰稿人陈伯达说：最不放心的，还是知识分子啊！因之一九六Ｏ年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路线”的同时，又开展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向党交心”的知识分子坦白运动。另由刘少奇出面，提出知识分子应做“党驯服的工具”。一下子命令他们夹紧双腿夹紧尾巴地做人。

一个“驯服工具论”，中国知识分子确如社会主义的牲口了。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历史责任感并没有泯灭。一九六一年，中共党内的一批饱学秀才，面对一年大跃进，两年反右造成的国家民族的空前劫难— —三年大饥荒，再不能保持沉默。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戏剧家田汉、周信芳，史学家剪伯赞、吴晗，文论家邓拓、廖沫沙。

这里单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三位都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员。邓拓原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一九五九年被撤职，老上级彭真重其才学，拉来北京市委当了个书记处书记；吴晗为著名的明史专家，北大教授，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廖沫沙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主编。

首先是邓拓以笔名马南屯，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在《北京晚报》上逐日撰写《燕山夜话》，文章旁征博引，说古道今，针砭时弊，才情横溢。其中一篇《王道和霸道》便说：“所谓王道者，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者，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笔者有意，联想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中，“伟大领袖”的所作所为，笔锋所指，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到了同年的八月末，邓拓请吴晗（剧本《海瑞罢官》已发表于一月号《北京文艺》杂志）、廖沫沙在北京饭店吃过一餐饭，也是书生议政，谈论一些时事话题。三人商定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半月刊上合写“三家村扎记”。“三家村扎记”中有一篇《伟大的空话》，有着特别的现实针对性。

自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亲自带头，在一切大会小会上讲话，必先讲一通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后讲一通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强调“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风气所及，省、地、县、社，以及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们，也都鹦鹉学舌、众犬吠声，每会必谈大好形势，从世界谈回中国，谈回省里，谈回本地，谈回本县，本公社、本大队、本小队，都是一片大好形势。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填充公共食堂空空如也的粮柜油缸，不能填充公社社员的辘辘饥肠，全是一些大话、假话、空话、屁话。“有的人擅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可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之后，稍一回想，都记不得他说的是甚幺了。说了半天还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

“……如果把他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如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幺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

文章还借用一个乡下儿童的口吻，写了一首《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这对于“伟大领袖”真是极尽嘻笑怒骂、明讽暗喻之能事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分别在《北京晚报》和《前线》半月刊上连载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以一篇《三十六计》收场。公平地说，所有文章都是善意的进谏，并无“恶毒攻击”、“疯狂诋毁”，更谈不上是颠覆毛泽东的上千万的解放军、公安警察部队、公社武装民兵所支撑“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康生和谢富治主持着党的内务系统和公安情报系统，一直密切注视着京津地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人民团体、新闻舆论的各种动向：困难时期，政策宽松，毛主席、党中央纠正工作偏差，地主、资产阶级必然要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地、富、反、坏、右这些牛鬼蛇神，必然趁机纷纷出笼，顽强地进行表演，以跟台湾的蒋委员长的“反攻大陆”遥相呼应。

“凡要推翻一个政权，必先造成舆论”。这是毛泽东敏感的警觉。一九六一年前后大为盛行的还有海瑞戏、包公戏、鬼戏，加上甚幺越王勾践、窦娥冤、关汉卿，嬉笑怒骂，借古讽今。更有一曲《李慧娘》，冤魂化厉鬼，张牙舞爪，扑向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扑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大饥荒的一九六一年，也是共产党卧薪尝胆、苦渡难关的一年。西北、西南、中南的许多省份都发生过灾民暴乱，但都由解放军赶去毫不容情地镇压了。所以，自《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见诸报刊不久，即为康生手下的文化鹰犬高度灵敏的嗅觉所跟踪，秘密记录在册，留待秋后算账。

第三十七节 七千人大会

到了一九六一年底，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主持纠左防左、调整政策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全国的大饥荒高峰已过，经不起饥饿的数千万人已经死去，整个局势已趋于稳定。痛定思痛，需要继续放松管制，缓和矛盾，安抚人心。刘、周、朱、陈、邓建议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惨痛的经验教训，确立今后的路线方针。

毛泽东从年轻时候起就是个甩脱相公，习惯于独断专行。这回他却拗不过刘少奇他们。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大崩溃，于一九六一年一月把全国两千两百多个县份的主要负责人都请到北京来，加上省、地、市、中央机关及同一级别的重点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常委一把手，总计为七千余人，称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说，要开成一个出气会、舒心会、团结胜利会。毛泽东看在眼里，明在心理，自己手中的同僚大人，总是有他的一套。治国齐家都日渐显得比自己高明。

其时，在中央机关，确有一批深知毛氏为人心性、品德学养的秀才，他们在蠢蠢欲动，以各种明的暗的、半明半暗的方式，在放出各种信息：刘公！党心、军心、民心，现在都是请毛主席体面退位的最佳时机……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庐山会议本来是个好时机，但错过了……这次再不抓住，时不再来矣！

刘少奇却要坚持他的《修养》。他不能带头反毛，别人反毛，轰毛下台，让他来收拾局面是可以。他要光明正大，照章出牌。 他要发挥集体领导的智能和力量，来制约毛泽东的为所欲为。同时，他和恩来、陈云、小平，包括朱总司令，也都是相互防范着。拧不成一股劲。而且大家都自觉地不过问军队事务，不过问康生、谢富治的内务系统，免得毛泽东多疑。他们都心存侥幸：经过一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的惨痛教训，毛泽东同志该会听得进不同意见了，该不再头脑发热，该不再把国民经济、天下苍生当儿戏了。

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七千人大会上做工作报告，强调农业要退够，工业要退够，各行各业要继续贯彻“整顿、充实、巩固、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切实保证学术自由，造成一个既有纪律、又有自由、人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则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讲话”，捎带着又作了一次文过饰非、避重就轻式的自我批评。提倡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重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主义”。然后大谈一通：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的“同志哲学”。言下之意是他虽然犯有错误，但仍是一个好汉，是一个诸葛亮，其它的人仍是“臭皮匠”。

七千人大会人多嘴杂，分组讨论，议论纷云。一个重要的话题：要不要替反对大跃进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平反？要不要替全国范围内的、上百万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结果达成“中庸之道”：给地、县、社三级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部进行一次甄别，恢复党籍，重新安排工作。至于省级和中央机关的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包括彭、黄、张、周四人在内，先改造他们的生活待遇，政治甄别仍要放一放，以免造成“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大翻案。

党中央将另行召开专门会议，重新审查彭、黄、张、周四位同志的问题。真是层层设防，拐弯抹角，用心良苦。顾全了毛泽东的面子，就是顾全党中央的面子，顾全党的团结。庐山会议上，谁没批斗彭德怀？光是毛泽东、柯庆施、彭真、康生诸位就批斗得起来？党中央人人都有份嘛！

七千人大会对刘少奇报告，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反映十分热烈。毛泽东甚至深入到每一省区讨论组去接见地、县、市三级的干部代表，跟每一个人握手，集体照相。几天下来，他的手指都被大家握肿了。

刘少奇的大会报告却十分富于感情色彩。通过近两年来的经济大整顿，他跟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们（即毛泽东所称的各路诸侯），建立了融洽、信赖的工作关系。威信如日中天。

他坦诚全国三年灾害，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全党在经济工作上犯下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恶果。他坦诚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有史以来的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计的人口。我们愧对祖先，尤其是愧对人民的信任。他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错误，决不允许这些错误的重演。我们甚至应当把我们所犯的错误、沉痛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每个公社门口、县委门口，立在每个地委、省委的门口，甚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让子子孙孙记住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教训！

刘少奇是个讲究“修养”、治身严格的人，这次却也真没给毛泽东面子。七千名与会者对于他的报告，报以长时期暴风雨似的掌声，多数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呼“党中央万岁”、“刘主席万岁”。

又出现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这回，刘少奇再没有手捏两把冷汗，而是安之若素了。毛泽东却是如刺鲠喉、如芒在背的难受。但他不动声色，在主席台上跟刘少奇热烈地握手，跟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一一握手、道辛苦。象征着党中央的坚强团结。他甚至对陈云开玩笑说：陈云同志，你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就有气，现在该消气了吧？我们已经下到沟底了，可以开始考虑上坡了吧？

陈云抬了抬头，笑着说：我们还没有退够，现在还不能算是下到了沟底。

大家都明白，国民经济情况一有好转，毛泽东的头脑又可能发热膨胀起来。刘少奇在一旁提醒说：陈云同志是党的经济专家，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他的意见。

散会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丰泽园书房，才叨念出一句话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张毓凤给他上茶、递烟，见他脸色不好，温存地说：

主席，您说甚幺了？咱没听懂。

一句成语，你不一定要懂。

毛泽东心不在焉。他又陷入了沉思：

决不能给彭德怀一伙平反；

应当开始考虑解决刘少奇这个“老朋友”的问题了。他的党羽已丰？再不谋划，就尾大不掉了！他一向以谦虚谨慎、任劳任怨的自我修养着称……可今天他……如果有人把我当成中国的斯大林，他将会扮演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