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兵忆日军“死亡战俘营”

 

 

战俘营中的美军骨瘦如柴，图为战争结束后士兵休息时合影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杨竞，原题为《美国老兵忆日军“死亡战俘营”：挥之不去的痛》

　　罗兰·肯·塔沃里，91岁高龄，现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1942年，19岁的塔沃里在菲律宾战场被俘，后被关押在沈阳盟军战俘营里，战俘编号是858，在日本人开设的工厂“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劳役，直到1945年8月16日获得解放。返回美国后，曾做新闻记者，并于1955年获普利策新闻奖。他还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初到沈阳的第一个冬天，大批战俘死亡，尸体只能堆放在库房里

　　初到沈阳战俘营时，因为营养严重匮乏，我染上脚气病。双脚和双腿就像是火在烧，又仿佛是钢针扎在发炎的部位，只好把雪敷在腿上来减轻疼痛。发炎的双腿肿胀得十分厉害，肿胀从脚上开始，沿着双腿向上发展，等到肿胀的部位发展到身上，人就死了。

　　我的病情越来越糟糕，不仅高烧持续几个月不退，还不停地咳嗽，已经虚弱到无法站立的程度。我被人用担架抬进了战俘营医院的病房。渐渐地，我和我左手边铺位的战友成了老病号，可是我右手边的铺位在我住院的6周里前后换了五六个人，来一个，没几天死了，又来一个，又死了……

　　战俘营里根本没有医药，我们所能够做的事就是等着……时至今日，我脑海里始终萦绕着那十分痛楚的一幕：我最要好的朋友拖着肿胀的双腿蹒跚着，嘴里不停地鼓励着自己“我能挺过去”，但他还是死了。

　　1943年3月寒冷的初春，我们一天就掩埋了176名尸体已经冻硬了的战友，让他们安息在满族人的古老家园，这些战友们大都是在我们到达后90天的时间内死去的……到冬天结束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05人，占所有在押美军士兵战俘人数的17%以上。

　　每个人都希望多分一点食物，成为一种本能反应

　　在饥寒交迫、生死未卜的战俘营里，多得到一点吃的东西就意味着多一线生存的机会。每天，战俘用木桶把饭食从厨房领回到营房，然后再分发给大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多得到一些食物，这已经根本无关私欲，而是饥寒交迫的战俘在生死抉择间的本能反应。

　　大家会推选出一个人负责分发食物，其他战俘排队依次领取食物，我就是分发者之一。干这份活的人经常会因为各种纷争干不了多久，可是我却一干就干到战争结束。我的“秘诀”很简单，那就是分发食物时，首先把自己的饭盒里盛上一份食物放在木桶旁，然后照此分给其他人。如果有谁质疑得到的食物少，他可以选择把我留给自己的换走，再把少的那份留下来。就这样，我的那份食物从来没有人拿走过。

　　给整日饥肠辘辘的人分发食物不仅让我赢得了战友的信任和尊重，更让我懂得了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怎样的一种境界。我已经为自己在得克萨斯州公墓买好了墓地，墓碑上就写：“分发食物的人”。

　　在战俘营的经历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痛，中国朋友在苦难中给予我莫大帮助和关怀

　　我很幸运没有被疾病折磨致死。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工厂劳动。一开始干的活是在建厂房的工地上往脚手架上搬运砖头。厂房越建越高，脚手架也随之升高，站在上面已经能看到外面。每次走上去我都会刻意多停留一会儿，看看外面的过往行人。我心里清楚，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外面的中国人和我没什么两样，都是没有自由的人。

　　在工厂里我结识了中国朋友葛庆余。葛庆余在工厂的工作是保安。每天早晨，日本人对战俘进行完搜身检查后，葛庆余便把战俘从战俘营领到工厂。我时常会用刚刚学会的汉语和葛庆余打招呼，或简单地说说话。后来，葛庆余还找来一本英汉字典充当起两人交流的“翻译”。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结束建厂房工地的活计后，我所在班组的工作是拆解模具车床零件，待日本人拿去复制完图纸后，再把机床重新组装起来，然后把机床运到别的地方使用。我会趁机偷出拆下的轴承交给葛庆余，葛庆余再把轴承偷偷拿到外面去卖，然后买来一些吃的东西给我。缺少了轴承，日本人的机器肯定不好用，但是他们并没发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二人的秘密“交易”险象环生。厂区里有一个小棚子是葛庆余的工作室，平时严禁战俘进入。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去给葛庆余送轴承或者是去取葛庆余带来的食物，我进到这个小屋子里。突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葛庆余灵机一动，马上拿起旁边放着的一把铁锹，装作给我示范如何使用铁锹，接下来该去干什么活，并转身告诉日本兵他正在给战俘分配任务，才把这个日本兵糊弄走了。

　　我知道，葛庆余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除此以外，葛庆余还是我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包括外面的战事及时局进展等，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和其他战俘顽强地活下去的勇气。

　　战俘营获得解放后，我高兴地来到葛庆余的家里做客，见到了葛庆余的妻子和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我和葛庆余全家游览了沈阳城，并彼此交换了纪念留言。我在留言中说，葛庆余是美国战俘的好朋友和恩人。

　　1945年9月，拖着在战俘营染上肺结核的病体，我回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治愈肺结核的特效药，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隔离和补充营养。回国后的10年间，我断断续续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生活了5年。

　　后来，我的事业很成功，曾做过新闻记者，因撰写《退伍军人土地补偿法案》实施情况的系列揭弊报道获1955年普利策新闻奖；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与葛庆余的离别竟成了永别。

　　自离开沈阳，我就再也没有能同葛庆余取得联系。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建交后，我萌生了前往沈阳寻找当年这位中国恩人的念头，于是写信给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布什寻求帮助，但寻找中国朋友的愿望依然没能实现。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我寻找中国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委托研究盟军战俘营史实的杨竞帮助查找。几经寻访，葛庆余的下落终于查明了，但他们夫妇已经在多年前故去了，当年那个未满周岁的孩子也夭折了。得知这些消息后，我内心万分悲痛。

　　为了缅怀中国朋友，我特意洗印了葛庆余当年的照片送给他的其余子女，看到葛庆余的照片终于回到了他的后人手中，我的内心终于有了些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