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1959年大饥荒 4里路上有5人饿死

　　1959年大饥荒我的亲大舅饿死了，最先发现他的是我，当时我还在上初中，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回村里过礼拜天，没想到一路上遇到5个饿死的人，不到一里路就有一个尸体。

　　我出生在桂西山区凤山县的那片不算富饶，但也不算是贫瘠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亲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倾注着毕生的精力，浇注着辛勤的汗水，等待着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期望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丰衣足食，也守侯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

　　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富裕，但我们总算还能吃饱饭。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的烈火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一场大饥饿突然而至，黄土地上的人们陷入生存难保的万劫之渊。

　　1959年大饥荒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难忘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没有了。刚开始，人们还可以从公共食堂里领到少许的蒸饭，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还能将就熬过一天。到后来，谁都没有吃的。为了生存，只能吃树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观音土……小孩熬叫，大人叹息，生产陷入停顿，生存听天由命，万劫不复。

　　那时候我还是凤山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回村里过礼拜天。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是我首先发现大舅死在盘山路上，然后跑步到外婆家给外婆他们报丧的。后来听我表姐说：大舅是饿得无法忍受，想爬到县城去找儿子、我那位表哥要点东西吃，不想，已经有几天没有饭吃的他，饿倒在盘山路上，成为那个年头千千万万个饿死鬼之一。

　　在我大舅饿死后的两个月，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赵世同来到凤山县检查工作。这位曾经在凤山县带头闹革命的共产党官员，了解了凤山县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后，愤怒地拍着本县县委书记的桌子，大骂这个县委书记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着，他下令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蓄备粮紧急调运到饥荒最严重的村寨。后来，赵世同一直被凤山的老一代人称为“赵青天”。

　　不过，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却抱怨赵专员为什么不早两个月来到凤山县，也抱怨凤山县的大大小小官员们为什么没有赵世同那样良知和良心。

　　毛泽东的“大跃进”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他害怕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的进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然，他也不愿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他的晚年，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坏的，这是他的晚年悲剧。

　　大跃进、大锅饭、大集体的必然结局，就是使农民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积极性。农民既然是一群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的人，如果没有了自己能够支配使用的土地，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他们就变成不会耕田种地了。

　　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指1959—1961年这三年。那时候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有饿死人的，谁都承认这件事，只是饿死的数量不知到底是多少。

　　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

　　书中还说，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喜欢红烧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就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

　　毛泽东困难时期吃不吃肉，本来是一件不需要大肆宣传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证其领导人的安全、健康，不然的话，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了。国家再困难，也不缺这一点肉！身居最高位的毛泽东，给国家出个好主意，不知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让多少人民受惠。问题是：过去一直有一个宣传材料，总是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就不吃肉了。这件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我们不应该神化什么人，也不应该妖魔化什么人，但我们看了1960年毛泽东的菜谱之后，觉得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是不要传下去了。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应该不相信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一年能够每亩产出“13万斤”粮食的神话。可是，这样的神话，竟然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的头版头条，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欢呼这史无前例的“特大丰收”。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就带来大征购，促使全国各级干部下乡对农民进行反“瞒产私分”。在广西邻近的贵州省，有一个叫帅好的省粮食厅干部撰文回忆道：在1959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因为中央给各省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高，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声。根据中央指令，贵州当年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

　　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硬着头皮说有中国当年有7500亿斤产量。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责令：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政治制度不良和战争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自然灾害。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有人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大饥荒。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社会救济系统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

　　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农村的缩影。还是这片黄土地，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导下，我的乡亲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种庄稼总有挖掘不尽的潜力。他们深知“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的道理，他们总能根据季节变化应时干活，四季交替，从不懈怠，尽量避免“大集体”时期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覆辙。

　　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她对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根基。目前，落后的黄土地是整个社会无法绕过、不得不面对的。国家在制定、落实政策时，不能满足于纸面上漂亮的数字，更不能因部分人对“有树有园有几亩田”的短视向往，而“屏蔽”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既要身临其境感受空气的新鲜、民风的淳朴，更要对单调的生活、长久的牵挂、脆弱的保障感同身受。同是共和国的土地，与城里的那片土地相比，黄土地的内心深处是否隐隐作痛，是否在无声地呼唤“给我更多的关注”？

　　1959年大饥荒看到饿死人的经历成了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的事，六十年，弹指一挥，黄土地上“换了人间”。但是，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