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遗体保留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特殊环境中进行的。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和纠正个人崇拜的错误，对纪念堂的建设也自然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引起轰动效应的指示。在这个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专门有这么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发出的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工人们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像取下。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围观群众的强烈反应，不少人纷纷对此发表议论，拆除行动却照常进行。
此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毛主席的画像从会议室、教室的墙上被摘了下来，路边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文革”期间竖起的绝大多数毛主席塑像被推倒……据湖南等省份报道，有些毛主席塑像因修得太坚固，拆除时甚至使用了炸药。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国百姓的疑虑和不安。毕竟，人们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才只有3年时间，10年“文革”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仍在起作用。要知道，在“文革”时期，谁敢撕毁或烧掉带有毛主席像的报纸，那都是“反革命”罪行啊！毛主席塑像拆除了，那毛泽东遗体、毛主席纪念堂又将如何呢？
天安门广场历来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是类似人体神经末梢一样的最为敏感之处。这一由天安门广场开始的清除浪潮，立即引起了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开始了。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老百姓们也愈发关注着党中央的态度。
奥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长捕捉时机采访新闻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她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采访过数10位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并素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据说，就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都曾被她的怪异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事后曾抱怨道：“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出不久，法拉奇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北京。善于捕抓重大新闻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虚传，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显然使她极感兴趣。
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他已经是中共的实际负责人。在《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有必要使国内外对中共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有所了解。决不能让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成为所谓“非毛化”的证据。因此，邓小平决定会见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借用她的笔向外界宣传一下。
于是，8月21日晚，法拉奇乘车驶入了中国的心脏——中南海。
法拉奇走进了邓小平的办公室。相互问候过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请坐的手势。法拉奇也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随即单刀直入地开始了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果然咄咄逼人。但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十分干脆，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法拉奇立刻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她静静地倾听着。邓小平拿起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去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了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画像。由此可见，法拉奇始终关注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睛雨表”。
邓小平则从容谈到：“粉碎‘四人帮’，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见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 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却紧追不舍，又继续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将手一摆，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两次进行，共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邓小平自己也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内容在国外报刊披露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国际舆论还对这位中国历史大转折关头的掌舵人，予以了极高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对毛泽东的评价，其意义不仅在于分辨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功与过，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清建国30多年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之前，即1980年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邓小平也曾先后9次就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谈过自己的意见。
他对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说，这个决议的中心意思应当有3条，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决议》数易其稿后，邓小平仍对毛泽东评价这一部分不满意。1980年12月25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讲道：“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央政治局用了8天时间讨论了《决议》，并在党内4,000人参加讨论的基础上定稿，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再次进行推敲，最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