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一把手大都怕退休高官“造反”

　据说不少地方一把手天不怕地不怕，除了怕在任的上级外，就怕退休的前任。曾听一个地方官员讲过，他说：幸亏那些退休老同志不会上网，仅仅只是在生活中发发牢骚骂骂现任，不然的话，老同志们天天到互联网上去批评现任，他们就受不了啦。普通网友曝个光、批评几句，还可以承受，老同志们要发飙，那可都是让现任吃不了兜着走的猛料。那位官员开玩笑说，千万别让老同志们学会上网。

　　理解官员们的这种“敬畏”，比如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最尖锐的批评，最让官员们流汗的言论，往往正来自那些退休的高官。举个例子，卫生部规定医生必须签协议不收红包，该部门曾将此一规定当作反腐政绩，可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却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个规定非常可笑，这是对医生的不尊重。

　　医生估计也不满，可没人敢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官员估计也有微词，但没人敢批评上级的规定，但退休的前副部长就敢说。现任领导一定挺怵这个前任的，而且对这种批评必须听着。不只是这次两会，公众常听到来自退休高官的炮声。

　　听听这个尖锐的批评：现在“官满为患”，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这么尖锐的批评不是“公知”说的，而是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

　　再听这个犀利哥的炮声：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一些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惊人。这位犀利哥不是韩寒或李承鹏，而是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真是内行批内行，批得更在行。

　　更让现任头疼的是这位前任，88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的农民开道，带他们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

　　这些发言者的职位前都带着个“原”字，加个“原”字就不是官，而是民了。退休了，轻松了，失去的是权力，得到的是自由，所以就敢说了。相对应的是，很多两会上的在任官员都不敢说。相映成趣的是，因为在任官员多当人大代表，退休官员多当政协委员，就形成了委员比代表更敢说的两会现象。

　　个别不认真履行代表职责的官员，要么是“装聋子”，其他代表委员再尖锐的批评，都不回应不搭腔，假装认真记录，知道这时候不能说。要么是“要票子”，没把人大代表的身份当成参政议政，而是当成“跑部钱进”的机会，去拍上级领导马屁，跟中央要政策，要发改委和财政部要钱。要么就是“扯犊子”，说一些官话套话大话假话废话，开口闭口“听了总理的报告非常激动深受鼓舞”，因为说废话最安全嘛！再就是“卖关子”，媒体一问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就都回避，太极打得无比娴熟。他们信守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人家的代议比的是谁更能说，我们比的是谁更能憋住话。

　　一些退休官员敢说，而一些现任的不敢说，倒没觉得那些退休官员在道德上就多么高尚了，他们在任的时候，一样也没说，一样是装聋子、要票子、扯犊子、卖关子。这是体制问题，在任的时候有很多顾忌，得看很多人的脸色，有很多想法，没什么比仕途更重要。现在退休了，没什么可怕的了，总不能不给我发退休工资吧，终于混到了不看别人脸色而让别人看自己脸色的时候，就敢甩开膀子抡圆了说了。

　　所以，还是尽可能少地让在任官员进人大和政协，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太为难他们了，他们对自己也下不了手。而让退休官员去当代表委员，他们已不是官员了，但有经验，有资历，更有胆量，让退居二线的他们发挥余热，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