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
说点心里话，做点想做的事，给朋友一点安慰。
顾顺章献上妙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处下手。国民党当局立即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盛忠亮经过秦曼云的苦口劝说，随即折节叛变。
曾几何时，每个被接纳进党组织的新共产党员，都曾心潮澎湃地在党旗前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百折不挠，永不叛党”……这其中，“永不叛党”四个字分量最重，因为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底线。然而，中国革命既曾涌现过许多慷慨悲歌的先烈，也曾出现过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叛徒。
以下就是一个当年从革命队伍中悄然隐身的女子的故事。
莫斯科与一对革命佳偶
秦曼云（1908-2001），曾用名秦影云、秦缦云，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山东济南一个渐趋没落的书香世家。她生逢上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的洪流，其兄长秦茂轩还是一位可敬的革命烈士，然而，秦曼云自己的道路竟是如此崎岖。
早年在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读书时，秦曼云结识了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批早期女共产党人，并在她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加入了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和济南的“非基督教大同盟”等革命团体。1925年，秦还与王辩等人发起成立济南“妇女学术协进会”，并参与山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和成立工作，之后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省立女中团支部书记（她转为中共党员后又担任了省立女中党支部书记）。
秦曼云活跃在大革命的舞台上。“五卅”运动中，她带领省立女中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又参与济南团地委组织领导的全市性反帝运动。8月，奉系军阀张宗昌开始疯狂镇压山东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秦曼云则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改变斗争策略，转入地下活动。这期间，她曾担任共青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学委书记、宣传部部长，1926年7月，当选共青团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那是一个“红色崇拜”的年代。青年毛泽东兴奋不已地说“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的）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了。“去莫斯科”，成了多少革命青年男女的梦想和企盼。
1925年夏至1927年秋，中共党组织先后派秦曼云等人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莫斯科的这几所学校，是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最高学府。
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秦曼云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翌年6月与关向应结为夫妻。
关向应是中国革命第一代的著名领袖人物。1929年春，关、秦两人奉命回国。秦曼云先在团中央女工部工作，是年冬天，又随关向应赴中央军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一职。1930年8月，两人奉命由上海赴武汉，秦曼云在长江局秘书处工作，后因机关被敌人破坏而撤回上海，随即在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从事机要工作。关向应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这一期间，关向应在上海曾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狱中他坚贞不屈，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李世珍”），加上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陈赓实施积极营救，租界当局最终以证据不足拒绝向国民党当局引渡，关向应有惊无险地被释放。出狱后，关于1932年初奉命前往湘鄂西苏区，开始与贺龙共同战斗，从此带领红军转战南北，长达十数年。而秦曼云则由于自己的工作无人接替，未能与关向应随行。也是这一别，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一个是大道，一个是歧途。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秦曼云从事革命事业的巅峰，是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会议上。
1928年6月至7月，秦曼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她的代号是“74号”，其间她参与了大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和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还参加了大会秘书处文书科的工作，并承担办壁报的任务。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一直安置在租界中。国民党不断加强清洗和围剿，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屡遭摧残和破坏。此时，秦曼云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联络处主任兼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可谓重任在身。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中央局的办公处，被守候在门口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办公处工作人员秦曼云、仇爱贞，以及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和交通员周惠年等，中共江苏省机关随即被破获，书记赵立人和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也遭逮捕。秦曼云被捕后随即成为叛徒（一说后经保释出狱，从此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李竹声亦在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等，接着他又供出了中共另一重要领导人盛忠亮的住址，盛随即在法租界被捕并叛变。这种中央领导相继被捕和叛变的现象（如总书记向忠发、特科“打狗队”队长顾顺章等）不时发生，说明当时中共党组织成分严重不纯，以及党建问题的特别重要。
李竹声、盛忠亮的相继被捕和叛变，给中共中央造成重大损失，党在上海的组织网络几乎瘫痪，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也因此中断。（此前中共在上海的机关与莫斯科之间有地下电台联络，邓颖超在奉命去江西前曾与秦曼云商定用专门编制的密码进行通信。）此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共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书记，不幸又于1935年2月被捕，与黄文杰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局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等三十余人。至此，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基本被摧毁，中央机关被迫撤至苏区。
这里必须说说盛忠亮。此人后来易名盛岳，字伐樵，湖南人，1907年出生，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学生，大革命中参加革命，不久成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秘书、全国学联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盛忠亮因受到北洋政府通缉，被中共北京市委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于1932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和叛变后，盛忠亮曾短暂接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一职。（而当时他的爱人，正是秦曼云。）
据说盛忠亮被捕后曾在受审时一言不发，大有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向“功劳卓著”的叛徒顾顺章求教，顾献上妙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处下手。国民党当局立即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盛忠亮经过秦曼云的苦口劝说，随即折节叛变。
继续说服爱人叛变之后，秦曼云又奉命出庭作证，指证黄文杰等人，结果黄文杰等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关押，随即又被押解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黄文杰、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同志终止了这一时期“被捕就叛变”的现象。在狱中，他们的表现让人敬佩。朱镜我的同乡陈空如（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写信要保释朱镜我，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但是，朱镜我却拒绝了他。国民党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是朱镜我的同窗，他也劝朱镜我自首，可是，遭到了朱镜我的驳斥。朱镜我夫人的叔叔、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次胜，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他要出面保释朱镜我，但是朱镜我同样是不为所动。他也只能说朱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我与干爸爸王鹤寿》一文中描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大奇观，王鹤寿与秦曼云在晚年却握手言和，那位回国的阔太太就是秦曼云。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
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秦曼云于2001年去世。
